作者简介
季如迅，1948年10月生于江苏滨海县。1969年3月北京四中高中毕业，先后到江西分宜二轻部五七干校务农、分宜县农机厂工人、参军及河北固安县轻工机械厂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1982年毕业后，一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任保管部副主任等职，1998年任研究馆员。从事近现代文物的鉴定、编目和建档工作，以及一级文物的鉴定、建档和申报工作，并参加了有关征集、陈列、编辑研究和全国确认一级文物的工作。撰写、发表过若干历史研究、文物鉴定和博物馆学研究论著。现已退休。
此文讲述事关现代史的一个重要发现。
原题
我的第一次征集
——寻访张学良手谕始末
少帅张学良
从1982年人大党史系毕业分配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到如今，已经30多年了。30多年里经历过许多事情，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到馆不久即受命寻访张学良西安事变手谕，以及事后新华社发表这份手谕引发了现代史学界一次持久讨论一事。
原来，1936年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之举一直是史学界的难解之谜。张杨发动“兵谏”扣蒋本来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惊人之举。孰料，双方刚刚达成六项协议，蒋承诺“决不打内战”和“一定要抗日”后，张学良就上演了更出人意料的一幕。12月25日，他既未事先取得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同意，也未告知中共中央代表，突然决定亲自乘飞机陪同蒋回南京。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张一到南京就立即被扣押，囚禁了数十年直到蒋死后才重获自由。
对此，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这是张学良对蒋的本性认识不足，有人认为是张讲哥们义气、不顾后果的冲动之举。然而，我们新发现的手谕（或曰手令）却为重新解析此事提供了证据。
手谕全文如下：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 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叩
文中“虎臣”应为“虎城”，即十七路军总指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任杨虎城；“孝候”应为“孝侯”，即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甘肃省主席于学忠的字；“何”即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王”即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缪”即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董”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董英斌。手谕清楚表明了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且事先作了人事安排。史学界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对张学良送蒋的动机有了新的认识。
《光明日报》曾这样报道手谕的征集经过：1983年7月，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季如迅、胡京春同志匆匆登上列车，到辽宁新民县寻找一批珍贵资料。原来，这年6月，革博收到新民县赵新华的一封信，自称他是张学良旧部，收藏了张学良的西安事变手谕和照片等资料，在“文革”中被迫上交，1978年时还有人见过。但在“文革”后他提出申诉，几经查找，没有下落，他怀疑手谕落在某个人手里，不好意思拿出来，因此恳求革博帮助查找，并表示愿意献给国家。
当时革博征集工作负责人祝文煜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条极重要的文物线索，但也是一个啰嗦的事。信是复写的，说明投递了多处，如行动迟缓，有人就会捷足先登。他说：“最好派人去了解真实情况，及同当地政府联系解决。”祝主任交待我们：文物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你们一定要把情况搞个水落石出；下去后主要依靠县委宣传部；要多谈文物意义，如教育子孙后代、文化遗产、对台统战等，到公社要访问有关人员，调查情况。当时搞征集的几位女同志年龄都比较大，只有小胡刚从人大分校毕业，算是我的学弟，我虽然是初次参加征集，由于我参加工作较早，又是党员，遂被指定临时负责。
我们俩立即抓紧时间熟悉材料，7月14日开完介绍信就急忙出发了，坐了一昼夜火车到沈阳，找不到旅馆住的是澡堂子。第二天坐长途车去新民县，没想到县里食宿及卫生条件之差更是出乎预想。旅馆的“标准间”是在大通屋内用半人高的泥巴墙隔出两排房间，另一间大通屋内垒了两溜土炕，幸而客人不多，我们俩便在此独占了土炕的一头；当地的饭馆也不合胃口，只有一种冬瓜馅饺子还顺口。但我们无暇考虑食宿，惟一担心的是完不成任务无功而返。好在中共新民县委宣传部、公主屯公社党委及公主屯大队党支部的领导十分支持我们的工作，在他们的协助下，我们几乎访问了所有相关的知情者。
16日，我们首先到公主屯街上赵新华家拜访，以后几乎天天与他交流情况。他告诉我们：他原名赵国清，1928年到东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当裁缝的。九一八事变后赵去了关里，改名赵新华，后到于学忠的五十一军辎重队工作。由于张学良也是在新民县长大的，1936年他经同乡刘海山介绍到张学良公馆任承启处二等录事，负责内禀外达，也给张做过衣服。张被蒋扣押后，他在五十一军留守处看仓库，并保管张学良个人财物，1943年还去贵州息烽阳明洞看望过张学良。1945年4月，于学忠调重庆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时，赵辞职去陕西安康，于学忠给了他200块银元，说你做个小生意吧，并把这份手谕和画册、照片、哀挽录等一些资料留给他作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赵回到新民县，1958年到公社（文革时叫曙光公社）被服社当主任，他一直精心收藏着这些资料，但在1968年被迫上交，此后不知去向。郭维城曾给他来信，要他把有关文物上交，今年二三月份，县统战部派了两个人去找，没找到。他又找到原公社公安特派员王俊丰，王说1968年已砸烂公检法，1971年才恢复公安工作，但未留意过赵说的这些东西。说着说着，70多岁的赵新华竟背诵了手谕全文，足见对“少帅”感情之深！他说：“找不到，我死不瞑目！”
第二天，我们访问了原公社综合厂负责人季连惠，该厂前身是1962年成立的手工业综合生产合作社，季是主任，赵新华是副主任。季说，“文革”中要赵上交东西，是因为他曾拿张作霖的哀挽录给人看过。当时要他上交，他姑娘交了一包东西，给了公社，具体情况不清楚。季认为赵说大话，不一定有张学良手谕。1980年公社搬家一折腾，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又访问了知情人高树果、孙希荣、张翠安等，他们都证明公社搬家时确实有个信封里有赵交的几张照片，但没见过手谕。
事情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但第三天的访问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原该厂工人唐连科说他在1968年群众专政时，看到过写有虎城孝侯兄由张学良签名的手谕。原公社群专队的许殿吉说，赵的东西当时是通过厂里群众组织交到公社，在人保组放过，有登记，许看过，有张学良照片等。大概有一部分交到县人保或公安？原公社副主任于宝昌也证实东西是1968年七八月由厂里交到公社的。
晚上，我们认真分析排查有关线索，认定赵确实有手谕，确实交到公社了，但经手人不清楚，说没见过的可能是记不清楚了或者怕说错；现在手谕可能还在，可能在县人保等处，也可能在公社哪个地方压着，也可能在某个人手里。原公社负责接受材料的人有的已调到外地，只能写信询问调查。我们决定先从县里有关部门查起。
19日，我们先去县统战部，他们说，赵新华申诉两年了，给省市统战部都去过信，1982年他们下去查过，今年公社又抽调两个人查了两个多月，还是没找到。据分析可能是公社当废纸乱折腾搞没了。尽管我们不愿相信，但看来真没必要再去公社了。但据了解“文革”中公社有一批敌伪材料交县档案馆（科）。我们抱着一线希望又追踪了过去。
县档案馆馆长王德详细介绍了情况，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由公安局挂帅成立了县“彻查办公室”，地点就在档案馆，收上来的材料1971年交档案馆，一度交还人保组、公安局，去年按国家规定历史材料又交给档案馆。王德说，公社不敢留敌伪材料，肯定全部交“彻查办”了，县里也不可能毁。
县档案馆放历史档案就一间小屋，几排柜架，工作人员热心地找了个遍，还真有不少张作霖、张学良和日伪的照片、图册，但都和赵新华无关，手谕更没有影。
怎么办？我们在新民县几天奔波下来，仍一无所获，手谕到底还在不在，到底在哪里？竟是一头雾水！只好先给“家里”打电话请示。祝主任十分理解我们，说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先回来再说。晚上在土炕上，我们实在睡不着，很不甘心，我们俩商量，明天再去找几个知情人试试。
我们又先后访问了原县“彻查办”的张维江、王荣海等人，但都不得要领。还有两个要访问的经手人，一个在县民事庭，一个在东蛇山公社，但都比较远。新民县虽是一马平川，但公交车很不方便，我们基本上靠走路，现在似乎已“山穷水尽”，就有点走不动了。恰在这时过来一辆马车，我们向车老板问路，他说还远着呢，我顺道送你们去吧。坐上马车，我们和车老板聊了起来，说到我们要找的东西可能被某个人藏起来时，车老板却忍不住失声笑了起来，说你们没经过“文革”吧，没有人敢这么做。这时我突然醒悟，说对了，手谕要是还在，一定不在个人手里，只有一个可能——在县里，咱们最好还是先回档案馆去找，小胡立即表示赞同。于是我们决定，就不去找那两个经手人了，立即返回县里。
二去档案馆，王德馆长大吃一惊，但听了我们的想法后，他觉得有些道理，他打破常规，放手让我们和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找。历史档案目录中可能有的3个卷号都没有赵新华的东西，就逐架逐卷地排查。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仍然一无所获，忽然，我发现柜子里有一个皮纸袋上模模糊糊写着“赵新华”，翻开一看，是曙光公社送来，县彻查办公室1969年1月立卷的，里面装着十几张照片和一本残破的画册，我想起赵新华说过手谕就夹在一本《东北巨变血泪大画史》里，便一页页翻开，果然找到了一份署名张学良的题字，纸是东北特有的鹿造纸，已经断裂成四小块，内容和赵新华说的手谕差不多。我和小胡几乎同时蹦出了一句成语：“不虚此行！”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
这时有人建议我们拿了手谕，立即回北京，先不给赵新华打招呼，免得夜长梦多。但我觉得决不能违反党的政策。于是在与档案馆领导协商后，我们由馆长王德陪同下来到赵家。先由县档案馆落实政策，将手谕和十几张张学良、于学忠的照片正式归还赵新华。为此，赵新华先生十分感动，当场自愿将手谕和照片等资料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这一天是7月22日。
回京后，革博决定奖励赵100元，并按约定将手谕和照片的复制件分别回赠给赵新华和县档案科。当时登记编目这份手谕的是小党的同学傅思，有关领导批示“可作一级品”。
这次征集的成功给了我一些有益的启示，如：做事情要有恒心和毅力，在看似无路的时候，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坚持下去，正如毛主席所说：许多时候，“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二是遇事不要武断，要善于推理和分析，一般都可以根据常理推断得出正确结论。
手谕是真是假，写于何时何地？我们又作了详细的调查。同年8月我和小胡登门拜访了何柱国将军，何老回忆：“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时，我就在张的左右。张学良在机舱外和杨虎城边走边交代事情，我当时不同意张学良去南京。张上飞机时，我还拉过他。但张执意要走，打开我的手，张先上的飞机，蒋介石后上的，是同一架飞机。张学良在机场上没有走进什么房间，也没有在飞机旁写过什么东西。由此可以确认，手令是张学良预先写好的。”
何还说，张学良写字常有别字。何的回忆文章说：“双方终商定了和平解决事变条款。张将军还表示要亲送蒋回南京请罪，以增加蒋之领导威信。……十二月二十四日召集王以哲、董英斌和我三人，密告送蒋的决心。”高崇民也回忆：“张学良在二十五日早晨……说：‘……我们要大仁大义到底，……自己请神自己送，……这件事情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或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1936年12月17日《阎锡山致孔祥熙密电》说，张学良特使曾告知张每天“求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公赴京请罪”。
以上说明，张学良送蒋去南京是双方谈判时张答应的，在24日前已告知王、董、何等，手令是25日去机场前写好的。张送蒋回南京，虽然是个人的决断，但确实是事先经过认真考虑做出的决定，不是一时感情用事，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全国团结抗战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安危和团体的得失，同时也为万一发生事故预先作了人事安排。
至于张学良为什么会断然决定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呢，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直到1990年，蒋氏父子都去世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广播协会（ＮＨＫ）采访时说，当时我明知去南京将被逮捕，还是去了，因为“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负责”，“同时我是反对内战的，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说明送蒋是张学良在爱国主义思想主导下逼蒋抗日的继续，是牺牲自我谋求举国一致抗日的又一壮举。
蒋介石虽然扣押了张学良，但在全国强烈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压力下，在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斗争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仍基本上得以保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抗日战争早已以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结束，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的壮举，已永载史册！
根据我们调研结果写的文章和新华社、光明日报关于张学良西安事变手谕的报道发表后，竟在现代史学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赵新华口述的回忆张学良的文章也在多家报刊发表， 1985年他被增补为县政协常委。
我的第一次征集也使我对博物馆工作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和定位。我在博物馆的30年里，从一个文物工作的门外汉到研究馆员，参加了国家文物局赴全国确认近现代文物一级品的工作，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文博专家政府特殊津贴和国家文物局授予的全国文物保护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在这30年里，我对博物馆工作的意义也有了不断的深化。2006年，我为《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选》写的序言说：“博物馆藏品是社会和自然发展的实物见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事物的本来面貌，是人类的宝贵财富。”2009年，我为《共和国的记忆——文物见证历史》一书写的序言这样论述：“文物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遗存的证物，它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事物的本来面貌，是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一种印记，它能够还原历史，唤起、恢复和构建我们的记忆。”而博物馆“通过对文物的收藏整理，将原本残缺断裂的历史片断连缀成比较完整的历史长卷，给观众以启迪和感悟。它以物的形式直观地告诉观众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的祖国走过了怎样的伟大历程。”
在这30年里，几次有同学问我为什么没从博物馆这个没钱没权的单位调走，我总是笑笑，说自己有惰性。其实我隐隐觉得这也和“围城”一样：外面的世界有它的精彩和无奈，博物馆也自有自己的无奈和精彩。
原载《天高人大——七七八八集续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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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