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李矗：我在北大发表的第一首诗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矗，笔名李挺、李拔、李挺拔、李束、李三直、包亦公，广东吴川人。中学毕业后当过农民、木匠、教师、县文化馆干部。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文学专业文学学士，后在中国政法大学进修法律专业。曾任法制日报社高级编辑、高级记者，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未名湖之恋》、多幕历史剧《曙色曚昽的早晨》、文学论著《立体文学论》、新闻学论著《法制新闻报道概说》《两难选择与自由应对》、小说与纪实文集《中央门银行抢劫案》《当代法案大观》，报告文学《二十一世纪大眺望——中国记者十人谈》（合集）、《未来一百年大眺望——中国作家十人谈》（合集），主编有大型辞书《中国文学之最》《中国新闻学之最》《中外法学之最》、大型丛书《中国普法之歌》系列6卷、《人与法》系列9卷等等多种。
原题
我入学后发表的第一首诗
——燕园琐忆（一）
北大，你好！
北大，我们向你报到！
从这带着乡音的第一声问候，
你可听得出我们的心儿在怦怦地跳？
可猜得出谁来自岭南、塞北、河套？
……，……
（摘自拙作《北大，我们向你报到》头一节，原载《北京文艺》1978年10月号）
1978年的春天，是华夏大地阳光明媚而万物复苏的季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招录的第一批新生——1977级新生，就是在这年的春天，肩负着时代的重托，满怀豪情地跨入了大学的校门。
我是1978年2月23日接到北大录取通知的。匆匆收拾行囊，于2月26日从广东老家出发，坐汽车，过轮渡，乘火车，跨过珠江、长江、黄河，途经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四省五千多里路，历时五天四夜，于3月2日到达北京。第一次从边远的南海之滨来到首都北京，第一次从农家小屋走进北大校门，在“十年动乱”中编织和期待了十年之久的大学梦，终于如愿以偿！
入学后的第一个星期，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口气写下了题为《北大，我们向你报到》的一百多行诗稿。但初来乍到，人地两生，四顾茫然，也不知道稿投何处。在图书馆期刊室查到北京市文联和作协联合主办的文艺月刊《北京文艺》（后改名《北京文学》）的地址后，直接在信封写上“《北京文艺》编辑部编辑同志收”，在回宿舍的路上，就把稿子投进了三角地小邮局门前的信筒里。
后来有一天，陈建功同学到北京市文联听会回来，捎回了两册新出版的《北京文艺》10月号对我说：“李矗，你的大作《北大，我们向你报到》发表了！”
这就是我入学北大之后发表的第一首诗，这也是我在首都文艺刊物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毕竟是一首即兴之作，艺术上乏善可陈。然而，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作为77级入学后发表的第一首诗，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我们”，却具有某种历史的纪念意义。它虽然粗糙、平直，但借用当年最流行的话语来说，它真实畅快地表现了“我”和“我们”入学时的“豪情壮志”和“共同心声”。
我属于“老三届”初中的一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就读于广东省吴川一中初中二年级。我的数理化成绩最强，语文历史课也很好，还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老师曾一再鼓励我说，以你的天赋和勤奋，将来考北大、清华都没问题。老师的一句话，点燃了我心中的大学梦。
但是，“文化大革命”狂风乍起，把一切正常秩序都搞乱了，不但使我的大学梦中途夭折，连高中也不能上了。因为高中和大学都不再是靠自己“考”，而是由别人“推荐”的了。小学考初中的时候，我所在的乡村小学40多个同学，考上县城吴川一中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校长的儿子。到了“推荐”上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多么优秀也不再为推荐人的“青睐”所理睬。初中毕业后，我回乡当了一年农民，到了1969年秋天，才有了读高中的机会。
高中毕业后，家乡小学附中有个民办老师上调了，需要有个能教初中数学和英语的人去“顶缺”。这是“一个萝卜顶一个坑”的岗位。校长和教办主任选来选去，说高中毕业生里数我成绩最好，一致推选我去顶岗。我由此成为一名民办老师，接手执教附中初一、初二两个年级的数学、英语，还兼小学三四年级的唱歌，每周30多节课。尽管白天累得嗓子沙哑，但晚上仍坚持在煤油灯下读书写作到深夜，还经常不知天高地厚地向各级文艺报刊投稿。
后来，通过中师培训，我的户籍获得了“农转非”。又因为在省地县三级文艺报刊发表过一些诗文作品，中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县文化馆。然而，到文化馆报到后，我当即被点名抽调到县委农村路线教育工作团，到农村去参加“路线教育运动”。工作团深入乡镇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是工作团的资料员，每天忙于编写各种各样的材料。我就这样在“运动”中一直“运动”了四年多！
1977年秋天，国家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就是在“运动”中获悉的，也是在“运动”中报名，在“运动”中参加考试的。当年的高考试题并不难，再加上我原来曾教过初中的数学课，而参加路线教育运动后每天也都在练笔写作，所以数学全卷和语文基础知识部分，我都是从头至尾一顺而过，没有遇到什么坎坷。
在作文部分，却有点波折。我先是唰唰一下写了一千余字，但回头一看，觉得所有素材有点老旧，未能彰显作文题《大治之年气象新》的“新”字。我转眼看了一下手表，见时间还绰绰有余，便当机立断，拿笔在原作上打了一个大叉，随即调整思路，另起炉灶，又重新写了一篇，收尾后又回头从容地看了一遍。嘿，时间还没到点。
我信心满满地走出考场，之后又回到了“运动”之中。次年春节后，1978年2月中旬，工作团在县城休整时，工作团领导把县招生办转来的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交给我，当时在场的同志们都为我高兴得欢呼起来，说这是全县恢复高考后考上北大的“第一个”，也算是个“状元”啦！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世事沧桑，感慨良多！有的老同学说，他当年收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根本就没把这当一回事儿，一点儿激动的心情也没有。我想，现在怎么说无所谓，但要说当年一点儿也无动于衷，那是不可能的。谁也不能忘记，当年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被压抑了十年之久的广大知识青年奔走相告而踊跃报考的情景！
据统计，当年全国报考的人数高达570多万人，但录取新生只有27.3万人，录取率只有4.8%，相比1990年代以后高达60%以上的录取率而言，简直是凤毛麟角！尤其是在当时从中央到社会各个阶层所形成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氛围烘托下，有幸被录取上大学，不仅个人感到荣幸，亲友感到荣幸，整个社会舆论也为之欢呼喝彩。
我入学时，已经二十七八岁，老大不小了，参加工作后也算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四五年，心里很清楚，我们“老三届”这拨考生，是在被耽误了十年之后回来“补”上大学的，更清楚失去的已经永远失去了，但是当时心中却又有着一股强烈的信念，总觉得尽管来迟了，来晚了，但我们毕竟还是来了，后来者更要一路迅跑，奋起直追！李白诗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这也是我在诗中想要表达的情怀。
诚然，诗中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印痕。刚入学的时候，作为外地来京的新生，我对国家政治决策的认知基本上还停留在“两报一刊”所灌输的水平。所以，我在诗中仍然虔诚地写下了“我们要让毛主席、周总理欣慰地圈阅，我们的每一页作业都是绚丽的诗稿”这样的词语和句子。
我们文学77级40多个同学，入学前大多是爱好写作的文学青年，有的同学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作品。黄子平同学在《文学77级的北大岁月·早晨，北大！》一文中写道：入学时，“小字辈机灵如梁左者”，四处打听各同学的底细，“探得诗人有‘三李’（李彤李矗李志红）‘一孙’（孙霄兵），小说家有陈建功黄蓓佳王小平”等等。
黄子平谦虚，没有说他自己，其实他入学前已经是海南大型国有农场颇有名气的诗人，还一度借调到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室（花城出版社前身）当过编辑。还有同学的高考作文，在高考阅卷完毕后就被选登在当地的报纸上。
然而，入学之后，大家似乎都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再加上系领导在不同场合一再宣示老系主任杨晦先生所倡导的“中文系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的“定向培养原则”，同学们大多被引导专注于对文学史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研修上，专心听课，读书，做笔记。开学初，有些同学因激情涌动，写作技痒，老师在班会上还给予善意提醒，说在校学习机会难得，希望同学们集中精力，好好听课，多读书，不要为创作分心。
我觉得系领导和老师说的也有道理，入学后也想放下创作，专心读书、做学问。然而，开学第一个星期，却激情难捺，技痒难捺。更使我倍受感奋的是，初到北京，刚入校门，把诗稿投给陌生的《北京文艺》，素昧平生的“编辑同志”却不“欺生”，对一个无名学子的来稿给予了热情支持，近百行的诗稿几乎原文照发，还配发了插图。
这“首发命中”的激励，使我诗兴勃发，天马行空，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在大学四年里，我写下了150多首诗稿，其间在《北京文学》又发表了长诗《春水传》，在南京的《青春》月刊发表了长诗《升起，人的太阳！》，在广州的《海韵》诗刊发表了组诗《冰之爱》，在北大校刊发表了组诗《校园春晓》等诗篇。
我后来续集出版的的诗集《未名湖之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校园里写下的。另外，我还创作了直面反映五四运动的多幕历史剧本《曙色曚昽的早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等作品。
《北京文学》与77级其他同学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北大，我们向你报到》之后，《北京文学》陆续发表了陈建功同学的短篇小说《萱草的眼泪》《京西有个骚鞑子》《丹凤眼》、中篇小说《飘失的花头巾》等多篇作品，其中《飘失的花头巾》影响最大；还有其他好几个同学的多篇作品。这期间，同学们的校园创作活动非常活跃。除向校外报刊投稿外，我们还创办了《早晨》《未名湖》《这一代》等校园刊物。一时间，编刊物，出墙报，印小册子，写诗的，写评论的，编小说的，搞戏剧的，竞相踊跃，蔚成风气。
更值得感念的是，这首诗还增进了我和系里老师的师生情谊。与我这首诗同时刊登在《北京文艺》10月号的，还有中文系老师谢冕先生的小说评论《迟到的第一名——评<森林里来的孩子>》。师生两人的作品，刊登在同一期刊物上，这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缘分。
缘此以后，谢冕老师和系里其他老师对我这个“直来直去”的名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颇多关照和期许。在读期间，承蒙谢冕老师和洪子诚老师推举，我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诗歌理论丛刊《诗探索》的编辑工作，让我受益匪浅。
除编辑来稿外，我为该刊撰写了多篇诗评。我撰写的另一篇诗评《诗人，应该这样说》，还登上了核心期刊《文学评论》（1980年第一期，这也是文学77级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我撰写的毕业论文《努力反映时代的新潮热浪——论刘心武的小说创作，兼与有关论者商榷》，经指导老师严家炎先生推荐，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丛刊《新文学论丛》（1983年第一期，这也是文学77级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
有朋友把我这第一首诗、第一篇评论、第一篇论文，戏称为我在学校写作发表的“三个第一”。而毕业离校多年之后，我在组织编撰大型文学辞书《中国文学之最》时，老师们仍一如既往地支持我，谢冕老师欣然与我共同担任主编，袁行霈、严家炎、洪子诚、孙玉石、温儒敏等多位老师出任顾问或编委，鼎力相助，使这部150多万字的“大部头”得以顺利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这首诗还留下了两个有趣的记忆。先说简体字署名笑谈。当时，《北京文艺》和全国其他报刊一样，在字体印刷上开始试用华国锋担任国家主席后签署颁行的一套新简体字。在这首诗中，我的名字“李矗”的“矗”字，被简化成“
一天中午，我在大饭厅排队打饭的时候，排在前面的几个女生在叽叽喳喳地议论：“《北京文艺》登了一首题目叫做《北大，我们向你报到》的诗，写就是我们77级新生入学的。”“谁写的呀？”“作者叫李‘轰’，没写哪个系，但肯定是我们77级的。”
我在后面听了心里直乐，年级倒是猜对了，但名字却认错了。也难怪，当时刚入学不久，她们不是中文系的，当然不认识我，再加上这套简体字刚试行不久，这位爱诗歌的女生，一不小心就看错了。
我接过话题，搭腔说：“我也看了这首诗，作者的名字好像是三个‘直’的‘矗’（Chu）吧，不是三个‘车’的‘轰’（Hong）呵。”误读为“李轰”的女生回过头来，疑惑地说：“是吗？难道我没看准？”我说：“那是肯定的了，我跟他一个班的。”几个女生一齐回过头来，扑闪着眼睛，说：“你们是文学77的吧？”我得意地说：“那是当然的啦。”
得意过后，转念一想，好好的一首诗，顶天立地的一个名字，却被读者认错了，也是很不爽的。也因此，当然还有别的缘由，我后来发表作品时分别用了“李挺”、“李拔”、“李挺拔”等多个笔名。
诗中还有几个字，也在这套简化字之列。比如，“满面红光”的“面”字，被简化为“
再说稿费请客。“文革”期间，稿酬制度被废止，发表作品没有稿费，只是给作者赠送笔记本、稿纸和钢笔之类的文具，以示鼓励。我们入学的时候，期刊稿费刚恢复不久，数额也微乎其微。还有，那时的刊物出版期大多在月末，稿费寄发更为延后。诗是1978年10月发表的，稿费单延至11月下旬才寄到学校。
收到稿费单时，我和同学们都很高兴，同寝室几个同学打趣道：李矗请客，请客！我说：当然，当然。我查了一下当年的日记：“收到北京文艺寄来稿酬十三元。应平日笑诺，拿出三元五角请同舍五人小吃于甘家口餐厅。”哈哈，“三元五角”，如今都不够买一杯咖啡的。真是：世事如逝，今非昔比。
2015年3月10日，
于湛江御景名城观澜居。
（本文原载《北京文学》2015年第9期，本帖文字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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