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戈小丽：郭路生在杏花村

戈小丽新三届 2019-01-04

左起：劉會遠郭路生曲磊磊

原题

郭路生在杏花村

作者：戈小丽

　　1968年12月20日下午，天寒地冻，一队北京知识青年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走进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插队落户的目的地。老乡们都好奇地跑到街头观看，有个老乡惊讶地指着一个高个子叫起来：“哟，还有爸送娃儿的呢！”这个“爸”瘦高，老成稳重，大眼睛炯炯有神，头带灰呢老头帽，身穿半新不旧的棉大衣，左手提行李，右手提盆花——这就是郭路生。

郭路生（中）

　　朴实的老乡并不太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甚理解这“上山下乡”是要干什么，只是热情地和我们叙家常，并称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实际我们只是老三届的学生，郭路生是老高中的。杏花村的这二十个北京知青大多是北京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余下的便是各校不愿随本校插队跳槽跑过来的。譬如我原是北京女一中的，孙丽丽原是北京一零一中的，都是怕和原校那些战天斗地的革命左派在一起，就随人大附中的朋友们走了。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出身好、根红苗正的都参军或留城了。真正下乡插队的是平民百姓的孩子和所谓的狗崽子。杏花村就聚集了这么一帮人：黑帮、高干、臭老九、高知、靠边儿站中层干部和平民百姓的孩子。就是在这山西晋中的村庄里，我们结识了郭路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和这种背景的知青一起插队，使郭路生避开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事了几年自由的诗歌创作。

　　杏花村的知青都尽力带去了各自的“珍藏品”，如外国名著、《外国名歌二百首》、唱片及电唱机和手摇留声机各一部，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于被禁之列。每天下工后大家分堆儿读名著、唱苏联歌曲。农村隔三差五地有电。逢有电日我们就用电唱机听唱片，无电日就用手摇留声机听，到处飘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流浪者》《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把我们住的两排小农舍变成“文艺沙龙”了。

我们这帮人都喜欢唱歌，一零一中的孙丽丽、人大附中的张燕林及我是主力。我们重唱，轮唱，上工唱下工唱，唱遍了杏花村。老乡在田头上歇工时让我们唱歌，我们唱《山楂树》及我们喜爱的文革前少儿曲《小鸟在前面带路》《山歌向着青天唱》等。老乡们说：“这些娃儿们唱得真怪好听的！”

　　但大家最感兴趣的事是听郭路生念诗。诗人朗诵诗歌的场地是我们那破旧的砖砌厨房；厨房左侧是一个大灶和用木架支起的长条案板，大灶上方的窗户早就没了窗纸，右侧是一口大水缸及一副扁担和两个水桶。朗诵会都是在晚饭后，郭路生总是站在大灶旁，身着褪了色的布衣裤，背对窗外的黑夜，灶台上小油灯的微光映出诗人瘦长的身影。烧粥的大锅仍有余热，不断升腾出蒸汽。观众席在水缸和案板之间，座位是水桶、扁担和南瓜。

郭路生通常选一些自己的旧诗来朗诵，有时也发表新作。我们最爱听并一遍又一遍要求郭路生朗诵的总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因为它们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还表达了我们的感情。我仍清晰地记得他那独特的、感人肺腑的朗诵。

郭路生

郭路生嗓子略带沙哑，朗诵时声调抑扬顿挫，念到轻处轻得像是把词语用一丝微风送到你耳边，有时还会停顿片刻，让诗句的余味继续蔓延，真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念到激昂处，他的嗓音放大而不失含蓄，洋溢着热情和急切。念到靠近结尾的排比句时，他那急切的声音像炽热的火球不断地滚动上去，把听众的情绪完全调动起来。我常想，他的朗诵风格之独特和感人是因为他在念自己的诗，他是用心灵来朗诵的。

　　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至今还记得那催人泪下的诗句：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当时的两个女生还没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凡是经历过1968年冬北京火车站四点零八分场面的人没有不为此诗掉泪的。那时每天下午四点零八分都有一班火车把北京知青送走。当时的电影故事片显示了这样的情景：在火车徐徐离站时，知识青年从车窗中探出上身，脸笑得像打蜡的大苹果，人人手持红宝书，整齐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而实际情景是车下车下哭成一团。

有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关在学校，连家也不能回，被工宣队直接押上火车。他们的父母抱着为他们备好的行李，来见最后一面，哭成了泪人。有的父母是剃了阴阳头的黑帮或反革命，被单位造反派押来见自己孩子最后一面。有的人当时就哭昏了，被抬到站东大铁栅栏门前临时设立的急救台抢救。

随着汽笛的拉响，哭声顿时变大，知青们冲向窗口，每个人都像郭路生诗中所描写的——哭喊着想抓住自己亲人的手，可是太挤了，已分不清哪只手是自己亲人的，只能任意抓住一只手，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北京”。多少年过去了，每当读这首诗，我仍有像诗中描写的“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的感觉。

再没有人能像郭路生那样生动确切地写出当时的情景和气氛了。对在那次离别后失去父母亲属的或再不能回到北京的知青来说，那确实是“最后的北京”。

　　当时在农村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茫茫，《相信未来》是我们全心热爱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强心剂。我们确实得像郭路生描写的那样，以孩子的执着相信未来。诗是以低沉但坚定的情调开始的：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诗中气魄最大、情调最浪漫的是这四句：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杏花村的春天美极了，粉红色的桃花和白色的杏花开得绚烂一片，点缀了那古老的青砖瓦房。背景再衬上那青青的紫华山和山顶缭绕的白云，天然一幅古香古色的农家美景。这或许就是引发杜牧写出“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佳句的原因吧。尽管这美景和当时的艰苦生活成反比，郭路生还是写出了优美的《新情歌对唱》。

一天清晨，郭路生在村里走，先是遇见一个叫二宝的眉清目秀的男孩子，骑在一头缓缓行走的老牛身上吹笛子。后来他走到果园，听到有人在头上叫：“路生！”抬头只见村里最漂亮的叫金莲的小姑娘坐在怒放的桃花树上，脸比桃花艳。景和少男少女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写出了《新情歌对唱》这首极富民间味道的诗歌。

具体的词句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诗的风格很像《刘三姐》中阿牛和刘三姐的对唱，但比那更俏皮活泼。男方热切追求，女方连嗔带怪地拿搪。郭路生写诗的路子很广，他能写《还是干脆忘掉她吧》这类洋诗，也能写《新情歌对唱》这类土诗，而且都能写得韵味十足。

他插队后写的另一首韵味十足的土诗是《窗花》。写的是一个农家少女，家穷只能用纸糊窗户，见富人家玻璃窗上结的冰花很是羡慕。可唯一能做的只是买下红纸，靠她的心灵手巧照着冰花剪下来。温暖的太阳出来了，富人家的冰花化了。少女欣喜地看到她贴在纸窗上的剪纸在阳光下闪烁着美丽的光芒。这首诗写得质朴、流畅、细腻，极有意境。

由于多年辗转，我当时抄郭路生诗的笔记本失落了，没法在这里引用原诗。希望《郭路生诗集》能早日出版，让更多的人欣赏。

郭路生的诗集

　　郭路生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而且自编自讲中外故事。讲中国故事时他还就地取材，把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顺手牵羊扯进来，引得哄堂大笑。如今只记得中外故事各一则。中国故事叫《夜明珠》，是一个推理故事。讲故事的地点还是厨房。当讲到古代公主头上戴很多首饰时，他顺手扒拉几下案板上放炊具的瓦罐说：“公主头上还戴炒菜铲、菜刀什么的，结果把枕头划破，夜明珠就滚出来了。”把大家笑得直哄。讲到清末年代客人们收到去丰泽园赴宴的请帖时说：“这些人整整饿了三天呀，就是为了能多吃点儿。”这真说出了我们这帮长期肚里没油水的人的想法。

我们坐在昏暗的破厨房里，却被他故事渲染的气氛带到前门大栅栏，好似看到那些身穿长袍、留山羊胡的遗老遗少一脸道貌岸然，而私下却是勾心头角、阴险毒辣。

讲外国故事是用电影剧本的方式。他用蒙太奇手法把镜头拉来拉去，把我们拉得神魂颠倒。故事讲的是一位美国青年被上帝不断地变为各种人，尽管抗拒也无济于事，而且每次变后就会忘记他的前身是谁。一次他邂逅一位美丽可爱的女郎并深深爱上了她，便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我会变成别人的，请记住我这双眼睛，只有我的眼睛不会变。”结尾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小伙子已变成另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美丽女郎姗姗走过来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爱你！”小伙子诧异地说他并不认识她。女郎说：“可我知道你是谁，因为我认得这双眼睛！”最后的镜头是女郎挽起小伙子，两人在明媚的阳光下渐渐走远。

这个浪漫的故事再加上郭路生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我们听得心旷神怡。郭路生还爱开玩笑和编顺口溜。一次晚饭时他笑嘻嘻地走进厨房，说要告我们他找对象的标准：“一要出身好，出身不好父母不同意；二要心眼儿好，心眼儿不好我不同意；三要长得漂亮，长得不漂亮……”他用手扫一圈儿男生，“哥们儿都不同意。”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郭路生在杏花村没和任何人红过脸，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年纪大些，大家有事也爱找他倾吐或商量。当我们几个女生说到命运太惨，生活太艰苦时，他就给我们讲他曾扮乞丐体验生活，白天沿街乞讨，晚上露宿街头的经历。他说真正的苦不是生活艰苦，而是受侮辱。他还鼓励我们向前看，这也是我们常常要他再给我们朗诵一遍《相信未来》的时刻。

郭路生

　　我还清楚地记得郭路生的各种表情。他沉思构诗时特别严肃，任谁叫他或和他开玩笑也不理，可在其它时候却大大咧咧。一天早晨他扛着锄头上工，裤子后一个大洞忽闪忽闪。我大叫一声：“路生，裤子后面有个大洞。”他脚不停，只是回头眯起双眼、用他开玩笑时惯用的谲谲表情说：“没事儿，又不找对象。”

焦援朝的妈妈马瑞莲阿姨曾来杏花村看她。这位副部长夫人一点儿架子没有，把每个孩子都审视一番，想帮上一把。看到郭路生裤子上的大洞，她拿起来坐在炕上就补，边补边问他写诗的事，因为她的耳朵里早已灌满了关于诗人的故事。郭路生红了脸，说什么也不承认自己写过什么，连连说自己只是瞎写。

马阿姨不信地摇摇头感叹道：“这孩子多好！干活儿那么苦还不忘写诗！”这下把郭路生闹个大红脸，把我们全逗乐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郭路生在长辈面前羞涩得像个孩子。

我想杏花村每个人记忆最深刻的一定是郭路生朗诵诗时的表情：念到低沉处，他半闭眼睛，眼神幽沉而迷茫；念到抒情处，眼睛里充满快乐和跳跃的波光；念到激昂处，他执着地看着前方，眼里充满热情。他的表情和他的朗诵自然地融为一体，对听众是最大的感染。

　　郭路生不仅写一手好诗，干活儿也能吃苦。他在插队时很少缺工，样样农活儿都努力去干。他说吃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村里的老乡喜欢他的随和、平易近人和幽默，都亲切地直呼他“路生”。他的诗才在村里出了名，尤其受村党支部书记唐庆信的看重。这个壮年汉子是复员军人，见过世面，识文断字，是个通情达理的大好人。

当时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一棵锯倒的大树。我记得好多次看见郭路生和唐庆信蹲在粗树干上，一边抽烟一边聊着什么。一次唐庆信对我们说：“路生这娃儿，可不是一般人，有学问哪！”山西省汾阳县自古是个有文化的地方，敬重有文化的人。老乡们尊重郭路生，说“路生是文化人儿！”郭路生的名声和诗歌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附近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杏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

这种活动多是在下雨天歇工时才能进行，来者多是男生。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身穿破棉袄、腰间系草绳(当年知青的典型装束)的男青年，迎着细雨，踏着泥泞，走上通向我们住处的小土坡，破得开了花的棉袄遮不住他们洋溢的青春及脸上透出的知识气息，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风度翩翩。

郭路生

　　郭路生的诗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但在陕西内蒙古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郭路生写信。有索诗的，有谈诗的，有对诗的，更有崇拜他的女性写信求爱并寄来照片的，有些还是名人之女。郭路生还险些因为诗而大祸临头。

据说有一个内蒙古知识青年为投机政治，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郭路生的诗抄，说“当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决心作脱胎换骨的改造时，竟有人写这种资产阶级的、消磨革命意志的诗……”此信一直送到当时的“文艺手”江青手中。幸好江青看后只是轻蔑地说：“不过一个小小的灰色诗人而已！”就撂下了。没人能证实这段传闻，但足可说明当时郭路生的名声之大。

　　郭路生在杏花村只待了两年，但对许多人都有不小的影响。我从郭路生处受益最深的是他介绍给我的1968年在中国并不出名的一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深深地被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所感动。从杏花村到汾阳县、太原、北京工作直至去英国、来美国留学，我一直用这种精神激励自己。

由于是从那个年代起步，又“具备”了狗崽子的身份，我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每当我处在低谷，就会想到《老人与海》中老人怎样在风浪中拖拽着大鱼，哭喊着咒骂那成群的鲨鱼把大鱼身上的肉一片片吞嗜，最后拖回岸上的只是一条鱼骨；同时又会想到郭路生问我；“你觉得老人败了吗?没有，因为他试了！”就是本着这种“拖回一条鱼骨也要试”的信念，我才能多次从低谷中走出来。

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百折不挠，我总告他们因为我在插队时认识了一个叫郭路生的人，这人竭力推荐给我一本叫《老人与海》的书。我就是用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以工农兵学员的知识基础，先去英国留学，拿到英国文学硕士，又来美国苦读，拿到美国商业管理硕士，现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主管国际销售。之所以有今天，我要感谢郭路生。我过去的路有成功有失败，我没拖回一条全鱼，但我拖回的绝不是一条鱼骨。郭路生，谢谢你，我成功了，因为我试了！

在杏花村插队的日子里，我们情同手足，真诚互助，这一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称自己为“杏花人”。1980年代后，随着“杏花人”陆续回到北京，最起码每年12月20日我们都要聚会，庆祝我们的“杏花生日”。杏花人对这份感情特别认真，一次赶上郭新生(路生弟弟)去欧洲开会，大家硬是推迟了聚会等他。但是我们的诗人郭路生病了，总不能参加我们的聚会。

郭路生

19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大年初三，焦援朝的父母在家设宴招待杏花人，郭路生因病不能前往，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话上和他说了话。他说他身体很不好，但声音还是那么热情，语句还是那么幽默。我们都未报家门，让他猜。他不但猜得准，还记得每个人的轶事。他听到我说话后马上说：“你是猫！”(我的小名是“猫咪”，杏花人都直呼我小名)，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最后见到郭路生是随后的一个夏天，我们在张燕林家聚会，郭路生身体状况较好也去了。大家要求他念诗，他站起来念了两首新诗。只记得一首题目似乎是《我愿》，把自己的感情形容成蓝天的白云或是电闪雷鸣。郭路生的到来确实使大家高兴万分，笑声叫声此起彼伏。张燕林的丈夫刘健民也受了我们情绪的感染，在给我们照合影时不由得大叫：“杏花人，笑一笑！”引来的是一片大笑。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郭路生，那张照片也是迄今为止杏花人和郭路生的最后一张合影。一晃已是1997年。年前，我收到杏花人的来信。他们在北京一家餐厅过了我们杏花人的28岁“生日”。大家特别高兴，又吃又聊又唱卡拉OK，还唱了我们当年喜爱的苏联歌曲，可是我们的诗人因病仍未能前来聚会。

从插队到现在28年过去了，但郭路生在杏花村知青厨房朗诵诗的形象，像一幅油画似的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窗外是漆黑的夜，厨房里小油灯的微光在轻轻跳动，年轻瘦高的郭路生身着褪了色的布衣布裤，面对坐在水桶和南瓜上的听众，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辉，右手高举向前方，充满感情地大声朗诵着：“相信未来！”

郭路生

写于1997年

(作者系翻译家戈宝权之女，现居美国。)

延伸阅读

遭遇食指
——我所认识的诗人郭路生

刘虹

        有一种遭遇，看似偶然，实为命定。

        30年前，首次见到食指时（那时他尚未使用这个笔名），我还无法掂量出一次“偶遇”的分量。要等到20年后，一次次在阅读中的“偶遇”，我才开始辗转难眠，似乎觉得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将我们拉近、拉近……27年后，彼此终于第二次相遇。此后，在深刻的精神认同之上，我们剔除了“遭遇”里的“邂逅”之意，留下的，已然是与诗同行的——约定。

一

        1976年10月底，刚刚粉碎“四人帮”，一个风云际会、万象更新的年头，我八千里迢迢从新疆回到北京，与初恋男友会面。那时，我家“文革”从北京发配到新疆已6年，父母不久前落实政策调到了南方的一个省军区，而我留在了边境线上的战备电台工作。当时我刚刚开始发表作品，是《诗刊》正在培养的边疆小作者。

        回北京肯定要拜见一下诗歌界的师友们。这一天，我的诗人男友神秘地告诉我，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个“特殊”的诗人。下午两点多钟，我们由军队女诗人林小玎领路，来到某个文学编辑部像是地下室的一间屋子，只见一对青年男女已经等在里面。男的穿一身旧军装，朴素中透着俊雅的书生气，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给我们大声背诵自己的诗歌，间或有何其芳的、普希金的。

大约三个多小时的聚会，主要是听他背和说，大家都被他的激情和记忆力镇住了。他正是在知青中有着广泛影响的著名诗人郭路生。他与那个时代潮流不合拍、充满思想探索和理想主义精神的《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鱼儿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名篇，在“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圈和全国知青中早就传诵甚广，小小年纪的他为此多次遭到审查和打击。至于被评论界公认为中国先锋诗歌“第一人”，那都还是后话。其时，没当过知青的我，对他还所知甚少。

与激情澎湃的郭路生形成反差的是，那位20多岁的女子，面对墙角安静地坐着，始终一言不发。她那洋娃娃一般罕见的美貌，使我不时地偷偷看她。她就是李立三的小女儿李雅兰，文革初期十多岁便随母亲（苏联人）和姐姐被关进监狱多年，因长期住单间牢房造成“失语”。路生亲切地称呼她的小名“阿俩”，当时二人新婚不久。已断断续续患了4年精神分裂症的路生，和尚未落实政策的妻子一家，生活十分清苦……

聚会结束返回的路上，林小玎颇为感慨地向我们介绍着。可惜当时我正专注于“爱情”，没能深入阅读郭路生；加上相距遥远、通讯不便，返回新疆后就失去了与他的联系。之后我考上大学；毕业分配到父母身边；伤寒病危；独闯深圳……世事沧桑又匆促，1976年特殊的“郭路生刻痕”，渐渐在心底淡去了。只记得大学毕业那年回北京，在北岛家与《今天》诗人的聚会中，曾不经意地问起过路生的情况，但也不甚了了。

光阴一晃20年。1996年，我在深圳的媒体当了多年娱记，一次为约稿到深圳《街道》杂志主编家，偶然从桌脚翻出一本过期的《街道》，一下子竟翻到了关于“食指”的报道，所配的几幅他在京郊福利院（精神病院）的生活照，像锥子一样直刺我的眼睛！昔日慷慨激昂、青春俊逸的诗人，在照片里竟已成瘦骨嶙峋、满脸沧桑、落魄不堪的小老头。望着所有照片上他白底蓝条的病号服，尤其是那张他坐在院外荒草颓垣间吃朋友带来的食物时“饥渴”状的照片，竟令我想起了奥斯威辛的犹太人……

报道讲述了他从1980年代中期病情加重、到1989年母亲去世后因无人照料而被送进北京一家福利院后的悲凉生活。其中一个细节令我至今难忘：为了能争取到一点点独处的空间，一天中能有一小会儿躲开其他病人喧闹与暴力充斥的氛围进行读书写作，他主动常年担任义务洗碗工，以此换取每晚在无人的餐厅待几个小时。报道中摘发了几首他在精神病院创作的诗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首白描式自我写照的《在精神病院》：

为写诗我情愿搜尽枯肠
可喧闹的病房怎苦思冥想
开粗俗的玩笑，妙语如珠
提起笔竟写不出一句诗行

有时止不住想发泄愤怒
可那后果却不堪设想……
天呵，为何一次又一次地
让我在疯人院消磨时光！
......

当惊涛骇浪从心头退去
心底只剩下空旷与凄凉……
怕别人看见噙泪的双眼
我低头踱步，无事一样。

此外还有比这首诗早写几年的《疯狗》，读来更是令人心酸：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人看，
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

我还不是一条疯狗，
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
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
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
就能挣脱这无情的锁链，
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
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这首诗，可以说是汉语诗歌中绝无仅有的作品。那种对生存本体反思的哲学深度，被评论界认为足以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作品相提并论。这些源自独特生命体验的沉痛之作，在我的心上落下重重的一锤，使我生出对这位曾有一面之缘的“特殊”诗人的深深牵挂。这种牵挂，可能更多的是对于那些虽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仍一意孤行于精神漫游的同类的一种惺惺相惜，以及对其苦难遭遇的感同身受吧……

当年5月，我又一次回北京时，多方探询路生的消息，并约过去的诗友一起去远郊的福利院看望他，带点什么给他呢？得到的回答都是“好吃的”。没料到后来因工作之故提前离京，未能遂愿。此后数年，由于父亲病重、病危直到去世，我每年那点可怜的工休假就不可能再去北京了，在这份耿耿于怀的惦念中，我到处搜寻路生的作品，备加关注他生存“动静”的消息。

2001年底，我在一次诗歌活动中遇到“白洋淀诗群”出身的著名诗人林莽，得知他介绍食指的新书刚刚出版，赶紧向他订购。不久后收到他慷慨赠送的《诗探索金库·食指卷》，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关于郭路生的评传式的书，还大量收录了他的重要作品。我不顾第二天上早班，当晚熬了一夜通读，可谓心潮难平，感慨万端，一连几日无法入眠。

        这是我对路生的一次最集中的深入阅读，反复吟诵他早年那些先知般的预言之作，和贫病困境中的悲郁之作，令疏离诗坛多年的我，一次次流下了热泪。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同为理想主义者、同样信奉用生命写诗的我们，有着一种根子上的“同命相连”之感……第二天下班后，我迫不及待地写了下面这首诗，作为读后感寄给了林莽，并请他有机会时转交路生——

《夜读郭路生》

打开这个夜晚就知错了：需要躺下放松的时辰
失眠者最怕周围有动静。此刻的巨响却源于
我自身。交出这个夜晚或更多的夜晚
就可不走漏一个朝代碾过诗人的声音?

谁在眼底恣肆千古苍凉? 妥协还是分裂谁在威逼
刚启程的青春? 谁塑你为惊世悲情却极尽
漫不经心的指纹? 铁冰之间汹涌热血为诗只能翘起
文学的天平? 一次彻底放逐为恪守彻底的真诚?

拥抱粗野命运用你的优雅忠直和纯粹
这是天赐还是不幸? 齿轮打磨血肉模糊
仍不肯变形为螺丝钉。祈祷阳光的自由歌者
开疆辟域后只把福利院一个小小角落占领

抚过你诗行滴血的柔指从此再难弹琴
哭诉或赞颂。你用笔尖钉牢我自恋
到自戕的过程。人们沉睡时你奋起预言
如今人们喧嚣,你却如归帆穿过风暴静静靠停

是啊, 你抒写苦难先把自己变为苦难本身
你憧憬壮美赤着病号服追随心中的十二月党人
流星般祭上自己欲填平浓稠夜色的坎坷追问……
一部真人写着的诗：你不屑于只做一个写诗的人

……再也合不上这个夜晚。有什么洞开我的灵魂
预支我来世的失眠和疼痛。一个生命边缘殉道的身影
怎样令红尘中所有快乐的呻吟者, 包括我们
这些认真写诗的人, 像是在苟且偷生……

        此诗在海外几家重要华文报刊发表后，国内外不少诗友向我询问郭路生的近况，这又勾起了我探望他的念头。机会终于来了。

二

        2003年3月初的一个周末，我赴广州肿瘤医院复查已被深圳几家医院怀疑的乳腺癌，当天的初步结果似乎不太妙，医生让我住院进一步检查，并建议我不管良性还是恶性，都最好在广州就地做手术。我却拂人好意离开了医院，匆匆赶到市中心的一家宾馆开房住下来——因为来广州之前，我已从媒体和诗友处获知，郭路生要来广州参加今晚举行的“珠江之夜”诗歌朗诵会，就住这家宾馆。

我在医院就一直心不在焉，不停用手机与诗会主办方联系，申请自费参加，万幸得到了许可！但没想到的是，为保证路生的病体能坚持10多首诗歌的背诵，陪同他的爱人翟寒乐女士谢绝了一切人的会前来访，包括蜂拥而至的中外媒体。递进名片被拒，我正焦急万分，忽然接到寒乐打给我的手机，先道了一声对不起，说先前不知是你，现在路生想起你来了，已经开始流泪，我怕他情绪太波动影响晚上的朗诵，咱们还是约在会场见，明天也还有时间呢……

她不知我只能在广州待一晚，明天就要赶回深圳上班。看来只有在当晚的会场上拜见他了。又没想到，到会场后发现安排的座位彼此相距较远，我只能过去匆匆打了个招呼，双方都为无法多谈而遗憾。

这次重逢，出乎我意料——路生比以前报道的图片上胖了不少，加上穿戴整洁，人显得挺精神的。路生俨然是这次大型诗歌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明星”，要求对他采访和求见的各路人马最拥挤，安排出场最隆重，朗诵的作品最多，获得的掌声也最多。路生朗诵的第一首诗就是写于“文革”前期、早已闻名遐迩的《相信未来》。

        在一波又一波潮水般的掌声中，我看到他仍然和27年前一样激情彭湃，仍然记忆力超强，近半个小时的背诵竟无一差错。这10多首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虽然有的已跨越近40年的历史，却仍然深深打动着人们的心灵。从真诚的灵魂中流出的真正的诗，无疑具有跨越时空的力量！紧接着路生，是我的朗诵——《夜读郭路生》。我为有机会当面向他献上这首诗，而快慰不已。

        路生因身体原因，未待朗诵会结束便回宾馆就寝了。而我第二天早上又起来迟了，听说他被广州军区战友的车一大早就接走了，我为无机会与他告别而再次遗憾。

        没想到回深圳几天后，在我将入住医院动手术的前夕，惊喜地接到了路生和寒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讲述了他们的相识和生活近况；他们更多的是对我病情的关切，路生一再表示，要亲自联系他妹妹所在的大医院，邀请我上北京动手术……我出院后，又多次接到他的电话，我们谈到彼此认同的诗歌观念——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谈到如何不受浮躁诗坛的影响、静下心来写出真正的好诗。

        他还诚恳地告诫我，不要像某些女性作者在诗中表现太多的自哀自怜与自恋。有时为省他们的长途话费，我一接电话就马上挂断再打过去，寒乐为此还责怪我呢。他们言谈中充满了真挚的情谊，给了我这个孤身一人的病弱女子以极大的慰藉和感动。

        我们开始了较多的思想和诗艺上的交流。通信，寄书，电话，电子邮件（寒乐代发）；还互寄新作征求意见——这方面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的一次，是我在乳腺手术前夕写的《致乳房》，当时在诗坛内外的一片好评声中，只有路生写来长长的亲笔信，以过人的眼力，对诗里透露出的“怨”气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评，让那一阵儿有点沾沾自喜的我脸红了多日。他的敏锐、直率，以及求真、坦荡的作风，令我心悦诚服；同时，也触发了我对自己写作姿态的深刻反思。

        也正是在这些电话交谈中，我零零星星了解到一些路生在福利院的生活情况。

        北京这家福利院，是全国首家精神病疗养院，路生他们第一批病人参加了医院初建时植树绿化等多项劳动。可能当初医院经费较困难，病人有时吃不饱，开饭时有些病人甚至为多抢一个小馒头打架。路生形容说：“饿得我直嚼空气，有时只能拄着铁锹支撑身子站那儿发呆。”即便如此，曾有插队和当兵经历的路生，干活时颇能吃苦耐劳，多次得到表扬。

        劳动之余，路生积极申请到医院图书馆帮助工作，在此大量阅读开阔视野。此外，他还每天主动承担为医院擦楼道、洗餐具的义务劳动。盛夏时节拖洗楼道，他淋漓大汗洒遍楼梯；隆冬天气在冰冷刺骨的水池里洗全院的锅碗瓢盆，满手裂开深深的血口子。路生将此视为对自己的磨练，一干数年，这在病人中极为罕见。

        路生的好心眼、乐于助人，使他在病友中很有人缘，他被推选为病区的区长，协助医务人员管理病区。每逢有朋友送来水果、点心、香肠等等这些在福利院算得上是“奢侈品”的食物，路生都会分给病友一起吃。有一次，朋友把带来的食物刚交给路生，恰好一位30岁左右的病人走过来，路生二话没说把一瓶果酱送给了他。没想到那位病人原地没动，一口气就把一大瓶果酱全吃光了，这让送食物的朋友看得目瞪口呆！

        亲友送来的烟，医院每天只发一包，烟瘾较大的路生，自己都不够抽，仍经常分给病友。路生为避开病区的嘈杂，常常躲到厕所，在马桶上多坐一会抽抽烟，以便思考、写诗。没想到常有病人蹲在他的马桶面前，等他吸剩的烟头，搞得他的思维怎么也集中不了。可见烟在那里是多么珍贵！

那时寒乐去看路生，每次带他出去散步总要买两包烟，让他带回去分给病友。他接过烟总是迅速藏在袜腰里或卷在袖子里，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寒乐头一次看到时惊讶不已——原来，如果不藏起来，回去要被病区收走统一保管，就无法分给病友了。

        说到烟，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路生常年为餐厅义务洗餐具，医院在知道了他是个著名诗人后，允许他身体情况尚可时晚上在餐厅写作，并在进去之前给他点支烟——医院规定病人不能带火，抽烟要由护士或护工给点燃。路生为了有烟抽又不麻烦护士来点，他就让烟一根接一根燃到天亮……

        诚然，在那个全社会都尚未享有小康、人权观念极为淡薄的年代，精神病人的生活条件是可想而知的。许多病人在身心俱损的疾病之外，还要默默承受被社会遗忘、甚至被家人抛弃的悲凉命运。福利院里也不时地出现一些“荒唐”事（路生一再叮嘱我不要多说，要体谅福利院的难处。这里只捡两件“小事”说吧）。

        ——建院之初，因有人提出病人的精神状态不好，急需改观，便把全院病人集中起来，在烈日下进行军事队列操练。可这些正因为“精神状态不好”才入院的人，怎么操练也变不成纪律严明、举止划一的士兵，无端地被折腾、受训斥而已。像路生这样当过几年兵，有一点“童子功”的人都感到吃不消。

        ——那是寒乐第一次去给路生送吃的，她带了一大包新上市的桔子。在会客的小餐厅，很久未见过水果的路生正要剥一个，学医出身的寒乐坚持要他进病房洗了手再吃，没想到进去后，桔子全被“按规定”上交医院托管了（她后来才知道，亲友送来的所有物品都要被“托管” ，包括国内外人士点名捐赠的钱物，病人一般没有权利过问如何享用）。看到那一天已不可能吃到桔子的路生那渴望的眼神，寒乐直到今天都在后悔自己太讲卫生了……

        路生从1970年代初患病开始，前前后后在精神病院住了10多年，品尽人间孤独凄凉、艰辛困窘的况味，尤其是对一个不甘于肉身的苟延残喘，而渴望秉持独立人格、自由精神进行写作的思想求索者，肯定会比一般病人招致更多的身心磨难。他不仅要承受疾病的折磨，要承受缺乏“以人为本”的年代冷硬粗陋、侵犯尊严的环境管制，还要长期承受贫困的压榨，生存在“最低生活标准”线上。

        而这一切，对他这个生长于老八路干部家庭、有着较优越的童年生活、从小就沉浸于文学艺术的“优雅之人”，无疑造成了巨大的反差，严酷地挑战着他的承受力。对此，路生曾郑重其事地回答过我的提问：“我30年的精神病史，最后在福利院一住12年，之所以没有沉沦下去，没有真的疯掉，还能出来踏踏实实地生活、写作，主要原因有三条，第一，对谁都好心眼；第二，有精神追求；第三，宽容待人。”

        路生在福利院艰苦的环境中写了大量诗歌，分别收入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部个人专辑、以及与他人的合集中。他的创作成果在1990年代中前期，就已引起国际诗坛的关注，荷兰鹿特丹诗歌节和英国的一所大学都曾向他发过邀请，可惜因身体及其他原因均未能成行。

        令人多少有一些欣慰的是：在福利院那个社会边缘之地挣扎着生存、并顽强写作的食指，在被社会遗忘多年之后，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被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发掘出来，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和重新定位。大家普遍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食指诗歌的出现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现代诗歌在当代中国的第一次复兴，他的诗直接影响和推动了稍后出现的北岛、舒婷、多多、顾城、江河、芒克等为代表的、后来被笼统称为“朦胧诗”的现代诗歌创作潮流。

        食指的《相信未来》《鱼儿三部曲》等名篇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诗歌。而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创作也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水准。其创作成就、诗歌地位和综合影响力在当代中国诗坛十分醒目。许多评论家强调说，食指是开创一代诗风的先驱者，是一位填补了历史空白的优秀诗人。

        历经长久的历史湮埋，人们为什么会重新“发现”食指？食指那些不免带有“旧式”抒情色调和人格倾向的诗歌为什么会再次焕发出强烈的魅力，除了食指悲剧性的人格实践的注入与折光，同时很重要的是食指始终是面对心灵——个体心灵的具体处境——写作的，通过书写心灵而书写“现实”和历史，从而真切地将人们唤回到历史的情境氛围之中，唤起人们强烈的历史感。另一方面，由于撇开了外在历史表象而专注于心灵处境的书写，还使他的作品反而具有了一种超越具体时空的“纯度”。

        人们还惊异于食指1990年代至21世纪之初的许多作品——他隔着一堵精神病院的大墙，却极为敏察墙外那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表现出一个有良知、有担当的真正的诗人，无论何种处境都能占据时代精神制高点，对被欲望异化的灵魂所进行的质疑与拷问，以及对人间大道殉道般追索的决心。

读一读他的《我的祖国之三》《给朋友之三》《欲望》《在精神病院福利院的八年》《相聚》《世纪末的中国诗人》等等“病”中之作吧，其思考的深度与广度、精神的纯正与强健，不由得让人在钦佩之余顿生疑惑：精神病院外面那些活蹦乱跳、争领风骚，却掩不住粗鄙屑小、矫情轻佻的所谓“知名诗人”，与他比起来，到底谁更像病人呢？诗歌评论的标准又如何将“品味健康”这条底线都失去了呢（包括那种以为“轻”必能“飞”的论调）？面对食指，我们真应该自惭形秽！

也许正是路生奉行作诗与做人高度统一的理想主义人生观念，他在作品之外更多了一重人格魅力，赢得了文坛内外许多人真诚的关心和友情。北京青年诗人黑大春和爱人王兰，10多年间经常去福利院看望路生，春节时冒着“违规”的风险把他接到自己家里一起过年；每年中秋节还会送去月饼和100元钱。

        不少囊中羞涩的外地诗人，也千方百计辗转到京看望他。一些海外的文学朋友为他向福利院多次捐助。《今天》群体的诗友更是牵挂这位当年的“同仁”，不止一次为他举办生日或节日聚会。2004年夏天回国探亲、在京只有2日逗留的北岛，聚餐时还特意向我索要了路生的电话和住址，说一定要登门探望……

三

        这几年，我每年都利用工休假回北京看病、兼看望路生和寒乐。最近的一次，是2005年国庆节，恰逢他们乔迁新居不久。比起原来蜗居多年的狭窄旧居，这处新房据说要大几倍，只是地处遥远的西北郊，寻找很不方便。电话里寒乐非常体谅我的病体，委婉地劝我不要辛苦登门，跟路生在电话里多聊聊就行了。我2004年去过他们位于西直门附近的旧居，当时，我真为京城市区如今还有这么简陋又逼仄的住房（厨房、卫生间还是与人合用）而惊讶不已。现在，历尽劫波的路生，终于能在一个相对宽敞、功能齐全的居所里，像样地生活、安静地读书写作了。这真是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我怎能不登门庆贺？

        离京前的一天，终于约到一位中学同学开车带我前往。

        一踏进他们5楼上的新家，就感到一派“欣欣向荣”！虽然没有什么奢华的摆设，但仅凭挤满客厅、阳台、书房的绿色植物，以及做装饰的葫芦串，就足以让人感受到温馨的家居气氛。还有令人羡慕的呢——小区外面，他们居然弄了一块“自留地”，种了大豆、葫芦、向日葵等又能吃又能赏的东西，真有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味道……寒乐一早到地里“秋收”去了，路生在家等我们。他带我们参观完新居，就开始朗读他的新作。时尚典雅的黑色活页夹里，是用潇洒又娟秀的笔迹誊抄整齐的一页页诗歌——这些，无疑都出自寒乐的手，这似乎又有点“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味道？

        路生首先朗读的《冬日的阳光》，透着以往作品中少有的宁静、欢欣与暖意。这首诗一定是写给寒乐的吧？他笑着点点头。

        几乎每次与路生交谈，他都会打断话题突然冒出一句：“我特别感谢寒乐，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会儿，坐在阳光融融的新居客厅里，路生再一次掏出这句肺腑之言。这让我想起2003年在广州初识寒乐：她身材高挑，戴一副秀雅的宽边眼镜，不开口显得很沉静，一动作却爽朗麻利。我从她果决干练、率性洒脱的处事风格，猜想到她的部队家庭背景——果然不错，寒乐生长于郑州一个老革命军人家庭，比路生小6岁，1969年15岁时当兵到北京，在总参大机关里从医多年，后来转业到北京一家卫生学校工作。

她一直是个虔诚的文学爱好者，虽然自己很少写，但骨子里却是个真正的诗人，既有理想主义的浪漫气质，又有脚踏实地的坚韧不拔。否则，为何偏偏是她，做出了让诗坛内外无数人敬重的惊世骇俗之举——1990年代中后期，她在媒体上几次读到关于食指的报道和他的作品，内心深受震撼，不久后就带着从书店购来的食指诗集，独自前往偏远的福利院，看望素不相识的路生。此后又多次前往，为路生送去食物、水果和生活用品等，并想办法到处为他求医问药，对在病痛和贫寒中煎熬的诗人给予了雪中送炭的无私关怀。与此同时，寒乐也对路生在多年困境中不甘沉沦、始终坚持读书写作的顽强精神深为感佩。

2002年初，她顶着世俗社会的巨大压力，包括亲人的误解，毅然决定把路生接出来跟自己生活。当时路生的病情在福利院越待越重，以后如何发展难以预料；而离婚多年、尚需抚养儿子的寒乐，生活压力已经比一般人都要大，如果再接来一个前景难卜贫病交加的人，无疑是搬来一座山，扛在了自己柔弱的肩上。可以想像这些年来，她作了多么大的付出！

接出路生首先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是：一家子住在哪儿？寒乐离异后一直没有自己的住房，暂寄身在单位宿舍。后经多方协调，只有把路生带回到10多年前母亲去世时留给他的那间小房。位于西城百万庄的这间1950年代建造的老式公寓房，大约10平方米左右，简陋拥挤，破败不堪，经济上一直很拮据的他们当然无钱装修。寒乐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有一次回京度暑假，炎夏天气3个人只能挤在一张大床上。

而且住到这里后，寒乐上班就不得不充当自行车运动员了，遥遥几十里，来回要骑三四个小时！就是在这样的窘困条件下，她开始了对路生的调养、治疗一整套康复计划的实施。也许上苍被她的爱心和毅力所感动，一年多后就初显成效：路生体重增加了近8斤，体质大大增强；心理的紧张焦虑感逐步降低，而且能在寒乐的陪同下外出参加文学活动，重新回到了社会群体中。

路生的朋友们都很感激寒乐，是她生活上的精心照料与呵护、精神上的充分理解与激励，使路生从福利院出来后身心状况奇迹般地迅速好转。她正是照彻路生苍凉命运天空的那道“冬日的阳光”！有名言说：对于男人，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同时也是一所最好的医院——后面这半句，是我加上的。

然而，寒乐对此从不居功，而是强调路生的内在素质好——比如爱思考，眼界高，胸怀广阔，关心国内外大事。寒乐曾带点侥幸、又带点后怕地告诉我：“病人长期处在精神病院的环境，如果没有内在的支撑、精神上的强烈追求，思维和人格很容易垮掉。路生在福利院与病友之间不可能有思想层面的交流，心灵很孤独，只有自己思考。思考成了他最大的精神乐趣和思维训练。

        他那时思考的问题就具有前瞻性，许多都是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这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刚接触他时、包括接他出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发现他说话的语速远远没有脑子快，嘴跟不上脑子，甚至有些嗑巴，问他是不是在福利院整天没人说话的结果，他说是。我说多亏你爱思考，否则不疯也会傻啊……”

        我思故我在——路生特别喜欢这句名言。他认为，善于独立思考，是一个人人格健全的重要标志。如今，在远离市区喧嚣的新居里，他“充分体会到在万籁俱寂下，在雨夜中，吸着烟，喝着茶，思考问题的乐趣”，自由地让“笔尖在头脑里默默耕耘……”他把思考的妙不可言之处，多次描述在自己的诗中。

        谈到路生“内在素质好”的方方面面，寒乐像任何一个沉浸在真爱中的女人一样，对爱人夸不绝口。记得那次通报迁新居的电话中，她“连嗔带怨”地向我例数路生的“好素质”——

        他真是心地善良，只是太过于体恤别人不爱惜自己了。这几年每次出门乘公共汽车，他都不顾自己有腿伤走路都跛，争着给人让座，甚至是对比他年轻、比他壮的人。我真担心他摔着，没办法，为了让他坐着，和他一起乘车我要比他更积极地让座，否则他也坐不踏实。他还特有“底层意识”，对“弱势群体”极富有同情心，比如卖菜的、蹬三轮的、收废品的等等引车卖浆者流，包括乞丐他都对人家特别好，交了不少朋友。跟他散步或在菜场买菜，总会遇到这些人跟他热情打招呼。看到卖菜大姐的孩子手冻红了他都要去问候，回家后还难过了好几天。

        有一次买菜差人一角钱，摊主说不要了，可他跑老远的路误了吃饭也要立即送还，我说等明天买菜时再还都不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几次买桔子，我挑好的往袋子里放，他却总要拿几个坏的放进去，我说你干嘛？他说都不买坏的，那这坏的卖给谁？人家卖东西的老百姓也很不容易啊！

        他还特别遵守社会公德，在文明教养、爱护公物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超过了一般人。比如有一次散步，他把擤鼻涕的废纸从车公庄一直拿到展览路附近有垃圾筒才扔掉。在哪儿住他都总是主动打扫公共地带的卫生。对不需要自家付电费的楼道灯，他也是厉行节约——我们刚搬来时，声控楼道灯因故障关不了，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出来把灯泡拧松以灭灯；因为他睡得比别人早，晚回来的邻居们常常会再次把灯拧亮，他夜里醒来发现后就再次出来拧灭，真是不辞劳苦！还一再说，这点儿电虽说没多少钱，可国家能源紧缺啊……

        听着寒乐的描述，我不由得回想起2004年夏天回北京看望路生、一起在餐馆吃饭的情景。去之前，我和黑大春预先就在电话里商量，千万不能让路生抢了为聚会买单。因为我们都了解路生的为人，他可以俭朴到近乎苛待自己，对别人却很大方。可没想到，饭吃了不到一半，他就借口去卫生间许久不回来，大春突然警觉赶紧跑到收银台，果然，路生正在劝说收银员收下他预交的饭钱呢。几天后，另一位朋友宴请我们，席间要了一些高档烟酒款待他，他却推辞不受，一个劲儿地说太浪费了太浪费了，要求退掉……曾有诗友感慨到：在如今这个人心奔钱、疯狂逐乐的物质主义时代，你和路生这种“道德君子”、“精神朝圣者”在一起，真搞不清时光是倒流了呢还是飞跃向前了，反正不像是活在现在……

        寒乐最后在电话里用淡定又满足的口吻总结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平静温馨，我们俩对物质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奢求，俩人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闲暇时间，彼此相对而坐，各捧一本书，或一起讨论书中的内容，那就是我们理解的幸福时刻……路生形容他现在的心情是‘梦里也能笑出声’；对目前新居里的生活评价是‘共产主义莫过于此’……”寒乐还说：“我非常感谢所有关心路生的人，没有他们路生也不会康复得这么快。我是个很普通的女人，没什么大本事，只是想竭尽全力，维护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安定日子。要说我还有什么担忧，就是怕自己死在路生的前面，把他丢下没人管……现在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不受浮嚣世事的打扰，平静地生活……”

        2005年国庆节的这次新居里的会面，我感到路生比一年前见到时思维更加敏捷，浑身充满活力。此外，尤令所有关心他的朋友高兴的是，近几年路生的诗歌创作更上层楼，不断有佳作问世，并能出门参加一些诗歌公益活动了。临告辞时，路生起身到书房，取来近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个人选集《食指的诗》，分送给我们；还告诉我说，他的另一本新诗集即将付梓……可以期待，那个曾在中国新诗史上开疆辟域、独领风骚的郭路生，将进入生命创造力的又一个高峰期。

晚年的郭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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