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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马雅:教导主任对我说,你不像个干部子弟

马雅 新三届 2021-04-24

原题

教导主任对我说:

你不像个干部子弟



作者:马雅


马雅与儿子,1998年

       
我在北师大女附中的时候,自由散漫,爱看闲书。所谓闲书,不过是拜伦雪莱普希金海涅而已。

记得还是在小学一年级,被老师带着去了鲁迅博物馆,才被启了这个“看闲书”的蒙。尽管讲解员一再讲解:鲁迅先生对咱同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像《狂人日记》《阿Q正传》那样量级的作品,对我这七八岁的学童来说,实在太重;倒是那几帧洋人的小像,一个个神采飞扬,很容易招小孩子喜欢。
        
总之,不管跟鲁迅先生有没有关系,我在女附中落下个“不正统”的名声。于是,教导主任刘秀莹差同住计委大院的一个高中生给我传话:刘主任要找你谈话。(今天的行话就是,“请你喝茶”。)
       
我当时上初二,被主任传话,再傻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情。进了刘主任的办公室,自然是一通训话。这么多年过去了,别的都记不清了,只是“你不像个干部子弟!”这句评语,至今言犹在耳。
       
“文革”以后,见到原在高教部工作的李阿姨。她告我,当年女附中的校长们都知道我,至少包括苏灵扬(周扬的夫人)和孙岩(林默涵的夫人)这两位,我吓了一跳。

作者拜访李力群阿姨


按说女附中里藏龙卧虎,花团似锦,有聪明的、漂亮的、家里是顶级大官的、出身名门的,断断轮不到我。我问:她们都知道我啥?李阿姨笑了笑,摆了摆手:她们说你“调皮”。

当初我少不经事,被主任训话,过不多久也就忘了。直到后来“成熟”了,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尤其是阴谋论盛行以后,我不禁发挥想象:是不是当年有人跃跃欲试,要拿我作“典型”?!你想想,身为干部子弟,却被定性为“不像干部子弟”,这顶帽子可不轻。夸张地比喻一下,就像是胡乔木点了于光远的名:“你的右倾思想很严重呀!”
        
不过,我当时确实有点不服气:要是我爹是谁谁谁,你会跟我这样说话!?而所幸我那会儿无知者无畏,所以并没有真被吓倒。
         
可笑的是,我虽不受刘主任的待见,却受到了干部子弟们待见。有力的证据是,岩岩不久就找上门来,要跟我“扎根串联”。
        
那是一个暮春的午后,岩岩神色郑重,跟我悄声说:今晚上到老刘家集合。傍晚时分,我如期赴约。老刘的家在后来声名远播的皇城根大院,归国务院管,原先的宅主郭沫若已搬迁后海。我们一共四人,岩岩、苗子、老刘,其中至少两位是老红军之后,都是“高干子弟“;而我爹在10年前就出事了,拉我干嘛?
        
岩岩开门见山:今天找大家来是为了“扎根串联”,就像当年在湖南农民暴动时筹建农会……我们几个马上正襟危坐,心跳也跟着加快,如同即将投身一场伟大的战斗。

然后,岩岩取出一祯精巧典雅的彩色信笺,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写小楷一样地录下了我们的誓言:……统共四句,可惜我现在只记住最后两句,“忠于革命,永不叛党!”
        
那晚上,在王府的屋檐下,在参天的古树间,月明星稀,我们几个信誓旦旦,直到天明。我不知道别人是咋想的,反正我像是入了“同盟会”,更像是入了“共济会”,由于某种神秘而感到激动。
         
我们班是女附中首创的实验班,五年一贯制,英语又是自选的,所以所作所为自是与众不同。比如苗子,在班里就不算乖。那还是困难时期吧,连女附中都得烧煤球炉子。学期末了,试考完了,教室里挺冷。忽见苗子掀起煤球炉子的盖儿,往里头扔书,火苗呼啦啦地长起来了,大家都挺兴奋,岩岩往里扔,我跟着,老刘也来了劲,屋里转眼间就暧和起来了。

岩岩个子不高,黑眼黑发,总穿一身蓝。当年大家都衣着朴素,因此,那会儿谁精神就是真精神。有一天放学,我俩一边聊一边推车子出了校门,临了意犹未尽,干脆把车架起来,站在高教部的大楼对面,女附中的外墙墙根底下继续聊,好像是关于老师布置的作文题 “你最崇拜谁?”(当然,老师的题目不可能这么出,不过就是那意思。)我真写不了雷锋、王杰什么的,所以有点怵头。你猜怎么着?岩岩说她要写卡斯特罗!逗得我咯咯直乐。
         
岩岩有时是让我惊奇,她跟我讲红军里某某人抽大烟,跟我讲她妈是地主的女儿,十四岁就当了红军;跟我讲她还在上幼儿园的年纪,就随外交官的父母出国,而她最爱看的电影就是卓别林……她挺调皮。
          
尽管我不够积极,岩岩肯定觉得我还值得“争取”。不然,她怎么会在大热天,顶着烈日,用午休的时间打学校来探望这装病窝家的我,继续“扎根串联”?估摸这时节,社会上搞“四清”和“社教”正红火,风雨欲来。
         
说话“文革”就来了。那会儿叫得最响的对联,“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说的就是女附中。细皮嫩肉、文质彬彬的女生,一夜间挽起了裤腿,扎起了冲天鬏,腰勒皮带,大爆粗口,率先打死了校长,成为社会的先锋。学校里老师和学生都没个跑儿。
         
在校园里,操场是主战场,大家逼着校领导自己敲脸盘当破锣,唱“牛鬼蛇神”歌,然后再用篮球拽他们,往他们身上泼墨……我对这“热闹”看不下去,能躲就躲。而听说有一帮子在老师们的宿舍开批斗会,心说那里或许是动口不动手,于是就跟着去了。
         
到了老师宿舍的院里,没想到里三层外三层,围住的竟是刘秀莹,刘主任。那个义正辞严呀,那个骂声震天呀,人人争先恐后。显然,骂得最凶的都是她从前的大红人儿。刘主任虽脸色苍白,可还是留神看了看周围的女生,无意间竟与站在外围的我,四目相对。可能也就剩下我,没冲她大声嚷嚷了。
          
同学之间也反目为仇。像我们班的雯雯,她妈是北京某有名中学的校长,所以她成了学校重点的培养对象,文革前正打算发展入党;而根据爆料,她分数不够却升入女附中高中,并插进了我们重点班。于是,她作为“黑苗子”被全校批斗,还为校长、主任这些“走资派”们陪绑。
        
再像我妹妹恬恬,跟我同校,正上初一。她们同级那位即将被“炮打的司令”的女儿,在走廊里撞见她,恶声恶气,撂下一句狠话:“我们刚刚抄了某某(其父为学部头头)的家!”不但如此,恬恬的同桌、从前的“好友”、某烈士的后代,也给她递过一张条子:“咱们以后就别来往了。”
        
我居然平安无事,没受过这等侮辱和威胁。

那年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我这儿“辞儿”还挺多。首先,我家明摆着有问题。虽然党内的故事多多:有叛徒嫌疑的、有自首的、有脱党的、有在井冈山就站错队的、有1959年跟彭德怀划不清界限的、有苏修特嫌的……简直多了去了,党内的高层对此心照不宣。可我爹就不同了,那是解放后第一次全党、全国通报,上了每一张报纸,“文革”后还不失时机地赶上最末一班车,上了《毛选》五卷的。其次呢,我本人又被贴上“不像干部子弟”的干部子弟的标签。柿子捡软的捏嘛。实话说,我家和我在运动里根本微不足道,可要是人家想整你,那就一点辙都没有!你懂的。

作者与父亲,1980年在巴黎
        
我知道岩岩等人进了校革委会,倒没见和听说她们自己有什么过火的行为。而我自己不仅没事,还“无功受禄”地被推选为“革命群众”的代表,参加了“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盛会。套用当年的老话,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锣鼓喧天,毛主席身材魁梧,容光焕发,向广大革命群众招手……可我实在离得太远,啥也没看见。岩岩她们倒是上了天安门,第二天还见了报。

那天我印象最深的倒是,清场很快,秩序井然。等我从中山公园存车处取出自行车,多半是还没恢复正常的车辆通行,长安街上空空荡荡。记得我骑车西行,经过新华门时,满街的高音喇叭都在反反复复地反复重播林彪林副统帅的讲话:“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问好——……”他湖北口音,音调拖得特长,在空阔的大街上久久回荡;一个喇叭接一个喇叭,此起彼伏。而那天的太阳也显得特别晃眼。
        
后来,我得空就赖在家里,成了“逍遥派”。只有一次,班里的“文革小组”给我来电话,催我“回校闹革命”。回校一看,那简直是天地翻覆,黑的变红,红的变黑;从社会折射到校园,从家长连累到子女,断崖式地倒下一片。所以,我这个从前“不像干部子弟”的干部子弟,现在变成了“黑帮子弟”,也就跟“党内第一、第二号走资派的子女”,没有多大的区别了。还真得服岩岩,不但根红苗正,还见多识广,不跟某些人一般见识。
        
“文革”中,每个人及其家庭自有一番起落。“文革”后,也照样,呵呵。
        
后来,岩岩上了北大,我上了北医。记得那阵子,她借给我三岛由纪夫,并在国际俱乐部替我买了一件黄色的尼龙游泳衣,好像她就该着罩着我似的。

记得我在赴美之前,又跟她见了一面,还在她家门口的小饭馆混了一顿。之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也联系不多。可我在天涯海角,只要抓起电话,她总是有求必应。

我同其他的另几位,联系更不多,而但凡联系,无事不登三宝殿,都是别人给我输入,我从来没有任何输出。在如今这个金钱挂帅、等价交换的社会里,可谓稀罕,靠的还是当年的“扎根串联”。
        
最近,跟岩岩通话,她提到“百年的共和国”。她这人从来不装腔作势,我这人也从来不假积极,而我能觉出她话的分量。
         
有时候想起在王府的老刘家,月明星稀,我们几个信誓旦旦,有点“三剑客”的劲头;又想起当年有人势利眼儿欺负人,而岩岩仗义,有侠气。我们当年都只有十五六岁。
       
“文革”中在女附中,我没受过什么大气,甚至比我妹妹都活得轻松。这是因为比“红卫兵”还早先一两年,我就“入了会”,而友谊地久天长?还是亏了刘主任的及时训斥,我对“文革”已经提前“热身”?再后来眼见着无数整人的人挨整,形同报应,更对那一套整个地兴味全无。

作者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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