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丨季思聪：文革中师大女附中的恩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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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思聪，女，生于北京，文革中期进入师大女附中（当时更名为第150中学，现为师大实验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后，到延庆县永宁公社太平街大队插队落户。1977年参加高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毕业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后考入中国青年报，任《青年参考》部编辑。1989年留学美国，定居至今，现供职于新泽西州某公立图书馆。
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感恩的名单。在我名单上名列前茅的，是母校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一群老师……
我 1965年秋入小学，1976年春高中毕业，小学和中学整整就是文革的十年，按说我的学业会被耽误得一踏糊涂。
然而，即使是这么彻底的浩劫，也有漏网一族：我和我的同学们当年进了北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师大实验中学），课业竟然没有耽误太多。
师大女附中在文革期间改名为“北京第150中学”，以示与其他中学一律平等。到我们入学时，女附中已经改为男女合校。时光已进入1970年代，文革初期的疯狂已经过去，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生都是统一分派来的，无需考试，我很幸运地随着教育部大院的同学们一道被分配到150中学。
学校名称虽然改了，校舍和师资并不会改变。师大女附中当年集合了一群中国最优秀的中学教师，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们不仅满腔对教书育人事业的忠贞，精通专业知识以及教书之道，而且，他们还具备某种在我看来是特殊的才能——在最不利于教书的大环境下，仍能够按部就班地传授各科知识。在他们的栽培下，我在那五年时间里，各科基础知识打得相对牢固，让我获益至今。任课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更是让我终身难忘。以我目前的日常生活，本来尚无闲暇从容忆旧，之所以要写下这个系列，实在是因为，斯人斯事让我难以忘怀。
之一：高文鸾老师
1971年3月我们进校，马上赶上了纪念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法国的“巴黎公社”，作为统治巴黎的短暂政府，存在的时间只有从1871年3月18日到5月28日，但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它是对他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因而大加赞颂，所以巴黎公社的历史，当年对我们就具有了非大讲特讲不可的意义。在它百年纪念的时候，当然就成了我们政治课的主题。
我不太喜欢自己的小学，现在回想起来，大半是因为在那里度过了人人异化的文革初期，老师和课业皆给人以严厉逼人之感，让小孩子感觉不到温暖。终于从那里毕业，我觉得去哪里都是好的。中学，一个崭新的环境，便特别让我向往和期盼。然而，当我真正踏进150中学的时候，才发现这所中学的一切都大大超过我最奢望的预期，从校舍到师资，从课程设置到内容，都和我的小学有天壤之别。
“巴黎公社”的历史尤其让我振奋——五年小学中，政治课只记得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学习九大文件，痛骂刘少奇，歌颂一群拒人千里的英雄们，现在却开始学习法国巴黎，一个多么新奇的改变。
教授政治课的，是历史老师高文鸾——她是第一个让我由衷全方位崇拜的女教师。一头已经花白的头发，脸上的金丝眼镜，温文尔雅的笑容，一笔赛过男性的帅字，对课业对学生的热情，还有显然超过她授课内容的学识，所有这些，在经历了几年小学老师的统治之后，都让我生出一种“翻身解放”的欢欣。
听过高文鸾老师的讲课，你可以体会到什么叫优秀教师。政治课，本来很可能是面目可憎，或枯燥无味的一门课，但是经她讲来，却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历史背景：“普法战争”，“里昂工人起义”，“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梯也尔的镇压”……这些名词，和高文鸾老师提到它们时发出的声音和表情，到今天都如在我耳边眼前。
当年年少，只知道高老师讲课条理分明，巴黎公社的故事好听，如今自己年长起来，方逐渐体会到高老师当年的不易：在那种年代，要把欧洲国家的历史，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其它制度，不同于党领导的其它统治方式，等等这类知识，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标题之下，想必她没少煞费苦心吧。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高老师讲解“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听她分析毛的每一句话是针对什么形势而言，毛的想法从头至尾都有哪些转变等等，的确让我感受到那封信中很多字面之外的东西。当年那些具体的分析，在今天看来很可能没在点上，当时讲的观点和史实，在今天看来未必是准确的——在那个年代里，有多少东西是在点子上，是准确的呢——然而她提供的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确实不时让我有顿开茅塞之感。
我自己从北师大毕业之后被分配留校，曾在大学的马列所里“研究”了三年国际共运史，其间偶尔被抓差给大学新生政治课监监考，或去校外给新生们上上公共政治课。有一次分派我顶班去教一门党史课，我表示畏难，但任课的老师急于脱身，便让我“怎么讲都可以，最后考试按照大纲考就可以了。”我便收集来估计年轻人会喜欢听的三大战役啦，国民党嫡系与非嫡系的摩擦啦等等材料，东施效颦高老师的巴黎公社，用讲故事代替讲党史。结果学生们听课听得兴奋，没有出现政治课逃课的情况。有一节课我迟到了，进门时竟然受到他们的鼓掌欢迎，“老师，我们都怕你今天不来了！”
讲台下的笑脸让我想起了高老师——当年我也总想给她鼓掌的，可惜我们那时候不可能那么奔放。
（写到这里，忍不住到网上去搜搜“高文鸾老师”，期望能看到她的照片，结果如愿以偿：看到了一组2008年5月10日女附中“1958届高中毕业生50周年聚会”的照片，其中就有风采依然的高文鸾老师！又看到不少更为熟悉她的校友写下的回忆感念文章，印证了一点：她的优秀，远超过我对她的认识和崇拜。）
之二：汤一雯老师
和高文鸾老师相比，教英语的汤一雯老师是另一种风格。高老师是学者型，温文尔雅，含蓄收敛；汤老师则是实干型，快人快语，竹筒倒豆子，与学生们之间全没有个师道尊严，往往是“负距离”——比零距离还零距离。
小学从没有过的英语课让我感到新奇好玩，汤老师又是个极为风趣的老太太，上过她的课之后，我对英语课的热情便一直不减。
汤老师个子不高，四肢短短的，但是整个人看去派头十足。她的英语发音一听就很轻松和地道，听说她原来是当过翻译的。当时她岁数已经不小，上下讲台时两腿都显出些吃力，听说她早就该退休了。然而她讲起课来，让你一点儿也不会去考虑她是不是上了年纪，因为她比不老的老师还要活跃很多，表情生动，声如洪钟，手势很大，更兼讲台上下满教室行走，满嘴中文英文地不停。
同学们都管她叫“踢撤烫”（teacher Tang）。有老师纠正我们：teacher是表明一个职业的名词，不是用来称呼一个人的，就好比你不能叫谁“张工人，王农民”一样。不过，连“踢撤烫”自己都认可了这个称呼，我们就只管叫下去了。
文革期间，我们的英语课文都是些“东方红，太阳升”，“志愿军英雄罗盛教”，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百万农奴站起来”，“好一座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半夜鸡叫”……连我这个当学生的，都感到那些英语在现实中一定不好用，相信身为资深翻译的汤老师，内心里对这些课文并无认同，但是这并不妨碍她教授的热情。她命令我们对课文要反复朗读，直到背下来；然后再反复背诵，直到一张嘴就全跑出来。我记得自己当时这个背呀，Luo Shengjiao was a sol一der of the ChinesePeople’s volunteer. He put in Korea war against the U.S. aggressors. He was aninternational fighter……
民国时期的汤老师
不仅是背课文，汤老师教的语法也让人印象深刻。现在时、过去时、完成时、第三人称单数，每教一个概念，她就让我们“把这个砸到脑子里！”在讲到被动语态的时候，过去完成时又赶上了被动语态该怎么办？“你这只胳臂要挽起过去完成时，那只胳臂要挽起被动语态，”一边说着，她一边挽起左臂、又挽起右臂。虽然我当年一不留神就忘了一只胳臂，但她双臂抱在胸前的模样，我至今没有忘记。
毕业十年之后，1980年代中期的一天，忽然在办公室接到找我的一个电话，拿起听筒一听，“季思聪吗？我汤、一、雯！”四个字的蹦出，中气十足。原来老太太早年曾经翻译过一本书叫《地下巴黎》，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她托我找到相关人士，尝试一下谋求再版的可能性。1946年！民国呢。我那一次才真正知道，汤老师在给我们教课之前曾经是多么意气风发啦。能被这么老资格的恩师派上点用场，我荣幸啊。
不久前，一位和汤老师的儿子是同学的朋友告诉我，当年因为独生儿子远离父母下乡插队，汤老师因为思念儿子而十分痛苦。我算了一下，那不正是汤老师教我们英语的岁月吗？可是她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么乐观、活泼的职业女性形象，完全看不出任何她隐忍的苦楚。我们当年，是何等的少不更事啊。
之三：阎绍华老师
到现在也没弄清楚，我是因为几何三角而喜欢阎老师，还是因为阎老师而喜欢三角几何。但很清楚的是，我的几位铁杆中学同学，喜欢几何三角者也好，不喜欢者也好，大家异口同声都说永远忘不了阎老师。
记得当年踏进中学门后，很多新奇的事情让我兴奋，其中之一便是“算术”课变成了“数学”课——听起来学问大得多啦。虽然因为“改革旧学制”，课程里不再有“代数”“几何”“三角”的名称，但在被统称为“数学”的这门课中，所有代数几何三角的知识我们都接触到了。
第一位教我们数学课的，就是阎老师。
阎老师当时年纪已经偏大，身体不是很强壮，眼镜片厚得象个瓶子底。按常理，这样的老师最容易成为学生调皮捣蛋的对象。可是我不记得有人在课堂上跟阎老师叫板——说不上是什么原因，只觉得阎老师那人并不那么好惹。
我从小喜欢语文多于喜欢算术，因为语文课（即使是文革时期的语文课）之中的天地乾坤，比算术要宽阔和精彩很多。上中学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数学竟也是这么丰富有趣的一门功课——阎老师的数学课，让我看到了不亚于语文的天地乾坤。
比如代数，一个数字可以用一个字母来代替，就象一个同学有一个名字。有了这样的替代，很多复杂的等式，便可以化简为一个简单很多的问题。比如几何，那些圆啦方啦的本来并不见得多好玩，但是经过阎老师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讲给我们，我才发现，它们所构成的这些个关系，它们所能够达到的效果，是多么奇妙和迷人哪！比如三角，一个简单的图形中，有多么丰富的内容啊。我乐此不疲地跟着阎老师去演算这些个关系，去求证这些个效果，感到真是其乐无穷。
那时我是阎老师的好学生，数学考试经常得满分——我们那年代，考试题目一般都比平时功课要平易近人一些，绝无偏题怪题，而且我会仔细到病态地把做完的考卷反复检查。听同学说，阎老师曾表扬我“每次都是第一个做完，最后一个交卷”，我感到这是我这一辈子获得的最大褒奖之一。
也有差点就大意失荆州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检查自己的考卷，四下里踱步监查的阎老师走过我身边，停顿了一阵走开了，一分钟后，只听他大声宣布：“仔细检查！”我心里一毛：说我呢吧？就再次从头至尾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错处啊？但我决不敢交卷，便坐着发楞。阎老师又走过来，再走过去，一分钟后再次大声提醒全班：“再仔细检查！”这次我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他就是在说我呢。只好查了再查，还是没看出错来。最后，我决定放弃，却在已经准备交卷的时刻，突然发现我在一个应该写72的地方笔误写成了78！
我在冷汗中改了过来，心想这下子该没错了，这才交了卷。阎老师首先往78处一看，见我写的是72，这才一笑，小声责道，“还78呢！”
我先以为自己一直都会是阎老师的好学生，直到他开始教我们物理课，才发现自己大有软肋。我形象思维特差，物商极低，万物现象只要一脱离抽象而到具体，在我这里就变得模糊一片，不辨南北，结果物理课始终让我学得一头雾水。平时一贯“昏昏”，考试何以“昭昭”？记得有一次期中物理考试我只得了87分，令阎老师对我大失所望，也令我对阎老师满怀歉疚。这件当时把我急死的事情，现在想来却让我忍俊不禁：急也白搭！何止那时候啊，直到永远，物理都曾是、正是、将是我弄不通的一门学问。
1977年高考，我选择了文科作为自己的人生生涯。但是，直到今天，阎老师交给我的数学，还深深印在我记忆里。我的代数三角几何知识，足够让我辅导我的后辈，并令他们惊叹。
成年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一切理科学的基础，相当于文科学中的哲学。记得在第一次获得这个概念的那一瞬间，我特别地怀念阎老师，和他的课堂。
之四：刘超尘老师
我相信，我的同学们人人都数的出几位难忘的老师，而在几乎所有人的名单上都会出现的，必定有刘超尘老师。他太帅了，太才华出众了，课上的太吸引人了，而且偏偏是他，因为患病而早逝于英年，让人痛惜无比。
刘老师到了高中才开始教我们语文课，但还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对他很有印象。
那时候，在教育部工作的父母去了干校，带走了上小学的弟弟。他们不想耽误我在北京，尤其是在师大女附中的学业，就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北京。而我们赖以吃饭的教育部食堂，大多数人员也已下放，在一段时间里，顾不上给家属做饭，我就在附近一家叫做“好省食堂”的包了伙。好省食堂坐落在我们上学那条街的路口，于是每天早饭时分，我便可以看到上班的上学的各色人们来去匆匆。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脸肃穆的刘老师，穿着蓝色中山装，抱着用粉色绸子小被包裹着的一个小娃娃，目不邪视地一步一步从食堂窗前走过去——想必是在上课之前，他要把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送到哪个人家去帮他照看一天，那时管这种私人日托带孩子的方式叫着“托出去”。我当时虽然年少，却也知道双职工人家即要上班又要忙带孩子的辛苦，刘老师永远不变的表情和步伐，常让我感到一种老大不忍。
后来看到谌容的《人到中年》时，我马上便想：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刘老师么？
在升到高中二年级，得知刘老师是我们班主任的时候，饶是在初中的三年里已经习惯了各科好老师，我还是激动了好一阵。在战后婴儿潮一代中，我们这一年龄段的人数更是一个高潮，全年级共有14个班，而我们班何其幸运之幸运啊。我听说刘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怪不得啦，他讲的语文课，往往将全班的男生女生统统倾倒。
印象最深不过的，是1975年春天，我们年级到北京郊区顺义县“植树造林”一个月。那次我们都住在当地村中的各位老乡家里，自备伙房，白天出去种树，晚上休息娱乐。北京郊区初春的景色是黄土为主，间有黄芽嫩枝，原本平淡无奇。然而，有广阔的天地，有最棒的语文老师，有被撒出校门的风华少年，天时地利人和，便激发了不少人的诗兴。很多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同学，那一次都写出了相当精彩的诗句。刘老师率众办了一份油印刊物，每天把大家的诗句打印下来，供全体同学欣赏，并亲自写了刊首语，说是“昔日诗坛门外汉，如今都是小诗人！” 诗坛啦，门外汉啦，在习惯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语境里，特别让人感到新奇和振奋，大家的诗作益发地让人惊喜交并，目不暇接。
我形象思维特差，从小到大都毫无诗意，即使在那种群情高涨的情况下，也没能写出任何诗句。不过那一次，我也得到了刘老师的表扬：返回学校后，照例是要写一篇作文的，《植树期间最难忘的一件事》。而我的这件事，是我们去挑水的时候把人家老乡的水桶掉井里了！急得发昏之间，来了一个女老乡，单枪匹马，安安静静，两下子就把我们一群女生叽叽喳喳束手无策的落桶给捞了上来——原来这捞桶，也是老乡们常见的专业活计。对她无比的感激之余，我便写下了整个经过。
这篇作文被刘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讲。我写道：我们几个女生收工后，挑起水桶，“磕磕碰碰地朝井台拥去”……只见那水桶顿了一下，“便无声无息地沉了下去”。刘老师边念边对大家说，“想想她们组那几个女生都是小个子，所以这个‘磕磕碰碰’用得很形象”。在我的作文本上，刘老师在“磕磕碰碰”和“无声无息”几个字下边都划了两道红杠，以示赞许，并且还用红笔圈出了那个“拥”字，批语说，这个字“用得好！”没错，该用哪个字，我当时的确是琢磨了一番的，因为刘老师教过我们，一个动词，如果用得准确便可以让整个句子达到不凡的效果，所以值得反复推敲。而“推敲”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古时苦吟派诗人贾岛，作诗时不惜耗费心血，曾反复地琢磨：是“僧推月下门”呢，还是“僧敲月下门”？方成一首千古佳句。我得“推敲”出一个字，把我们几位全体出动去挑一担水的兴师动众体现出来。最后，我“推敲”出这个“拥”字，自觉再没有比这个字更准确的了。
……
我没能学医，无力挽救刘老师的生命，唯一能做的，便是一辈子不忘他的教诲。当初没有料到自己的后半生将会使用另外一种语言谋生，然而，用中文写作和阅读，至今都是我永远拿得出时间来做的两件事情。唯此方能报答我的语文老师们于万一。
之五：萧淑芬老师
萧淑芬老师是我们初中一地理老师，不久后就退休了。她和我相处时间不长，又不是我的班主任，然而我对她的印象却很深。
原因之一：她曾经跟我们一道下乡“拉练”。当时她总有60岁过了吧？却和我们一样，背着背包夜行军，太阳底下在大田里劳动，睡在老乡家的大通炕上，吃棒子面窝头就水疙瘩咸菜。我看见她有时侯累得面红耳赤，便对她班上一位同学表示了惊讶：她受得了吗？同学跟我说，“老太太特皮实！”在惊佩之余，我便对她的特别“皮实”留下了深刻印象。
现在回想起来：她未必真有那么皮实。不管皮实还是不皮实，班主任都得跟着学生一道下乡。当时和我们一起去的老师中间，其实不乏年老体弱者。连我们这群年少力壮的学生都累得够呛，记得刚回来时见到邻居姐姐，她惊呼“你怎么这样了，又黑又瘦的？”更何况年龄更大的老师们了。单靠体力肯定是难以支持的，他们跟我们一样摸爬滚打，大概更多的是依靠精神力量的支撑吧？比起文革初期挨红卫兵的毒打，面对精神肉体双重的摧残，文革后期那些辛苦和劳累的折腾，对老师们而言，大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可惜的是当年年少，不尚温情，我们在哪个年代里，完全没有体会到老师们的不易。
原因之二：她讲究仪容。配着衣服，她脖子上总围着一方花丝巾；一头如墨的黑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后来我才发现，那头发是染过的（当时的染发工艺远不如现在，虽然可以把白发染黑，那黑却是几乎没有光泽的）。因为忙于教学和运动，也因为那是个崇尚简朴的年代，当年我们不少老师的风格都是不修边幅，所以再邋遢的老师我们也见怪不怪。于是，仪容讲究到了把白发染黑的老师，便成了让我难忘的另类。
原因之三：萧老师的家人们和我有过交集。中学快毕业了我才知道，萧老师的先生，就是那位我父亲在教育部的同事叶叔叔。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弟弟，就是由这位叶叔叔带着，坐火车从北京去了安徽凤阳，投奔的已到五七干校的父母。大学毕业后，我到中国青年报工作时，说得来的同事中有一位记者叫叶研，一说起来他爸爸竟然就是叶叔叔，记得在得知这一关系的时候，我惊喜万端：“你是萧老师的儿子？！”
原因之四，最为重要：我跟着萧老师，创造过对于我来说的“奇迹”。
话说一进中学，看到课表，感觉很多课程都跟小学有天壤之别，唯语文地理体育课除外，因为在小学时就上过。所以，我先以为，地理课上的冲击力，一定不如政治课上那么大。结果却不然，地理课一样给了我意外的收获。
早年的肖淑芬老师
萧老师每讲一个国家，一条巨河，都要带领我们画一张地图。每次课前，她便先三角尺直尺的在黑板上画好坐标方格，讲课中间，她就照着手里书上的样子，极为娴熟地在黑板上画出一个中国，或是阿尔巴尼亚，要不就是一条黄河，或是密西西比河。看她出手时那么自信，运笔时那么自如，我由衷佩服得紧。而自己却是个动手能力很差的人，写字绘画一概不行，从来无法想象能亲手画出一张中国地图来。
那一次，在自己的本子上打好方格后，亦步亦趋地跟着萧老师的笔，在每一格里照猫画虎地描出曲线……等到终点和起点对接以后，我惊喜地看到自己的本子上也出现了一个雄鸡型的中国地图！别人此刻什么感觉我不知道，我只觉得难以置信：原来我也可以画出这么酷似真品的地图啊！能不感念萧老师的地理课吗？
小学里学的都是中国地理，对世界地理几乎还是全然不知。是在萧老师的课上，我了解到其他国家的位置，知道了世界第一大的河流是亚马逊；第一长的是尼罗河；我们的长江是世界第四；世界大河中还有美国的密西西比河……
萧老师些微有点口音，“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地理阔（课），今天讲密西西比活（河）。”当年我也属于促狭之辈，经常在背后犯坏，模仿各个老师讲话，因为学得象，总是把同学逗得大乐。不过也因此，我永远记住了萧老师的声音。
第一次站在密西西比河边那次，看着眼前一条大河波浪宽，我嘴里喊着“好看哪”，心里在说，“终于见到萧老师的密西西比活啦！”
之六：陈永铮老师
陈永铮老师是我走进师大女附中的第一位班主任，也是我们班的第一个语文老师。
文革中间，女附中改名叫第150中学，各年级各班按照军队编制，称为某连某排。我们初一年级人数众多，一共有14个班集体，被分为五连、六连、七连三个连，每个连里有四到五个班——当时叫“排”。我被分配到六连三排（后来也叫六连三班），翻译成非文革语言，应该是“初一八班”。
当时，小学毕业后教育部大院学生应该就近分配到哪所中学一直无法确定，我们是在女附中开学快一个月以后，才得到通知到女附中报到的。第一天到六连三排报到的情景，记忆已经模糊成几个片段，唯有和陈老师的相见，我印象很深。记得我来到教室门前，看见里边早就开学多日的同学们，全体坐在各自的位子上等候，陈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笑容可掬地迎接新来报到的若干学生。记得他笑眯眯地弯着腰问我（我当年个子很矮），“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告诉我，“你坐在某组第二个座位。”
班上有的同学记得陈老师是个非常敬业的老师，人很严厉。我对老师的敬业毫无异议，可以说，当年女附中的老师们，没有哪位是不敬业的；但说到他严厉，我的感觉略有不同。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严厉的人，即使在板脸训人的时候，眼睛里也都是以笑意为主。当年陈老师大概50岁上下（最近才确切地知道，其实他当时才四十六七岁），个子不高，身体不好，嗓门不大，性格温厚——这样的老师，一般很难镇住十几岁大小的一个班几十位调皮捣蛋、欺软怕硬的男生女生。好在，当时学校的风气已经远不是文革初期那般，学生们已经恢复了对老师起码的尊重。而且我们班的同学大多是守规矩、重学习的，不会有人公开与老师为难作对。不然的话，陈老师怕是会有苦头吃了。
开学几天后，我对学校和老师的陌生感便已经基本消除，已经知道哪个老师比较厉害，那个老师不厉害了。陈老师被我列入不厉害的行列。有一天他在教室外边碰到我，笑眯眯地问，“你是张爱玲吗？”呵呵，学生记住班主任太容易了，只有一个；而班主任要记住每一个同学，可就得多花几天啦。我回答说，“不是，我是季思聪。”他笑称，“我总把你当成张爱玲。”张爱玲是我们班一个漂亮女生，把我当成了她？难道说我也……
陈永铮老师1977年送给毕业班的留念照片
我们进入中学的时候还是在十年文革时期。那时候，一切课程都革命化了，语文教材首当其冲，古代经典被削减；近代优秀作家的作品，除了鲁迅，很多都被当作“毒草”批判了。课本中多是些歌颂时代壮举、歌颂英雄人物的通讯报道，和领袖诗词什么的。陈老师除了“第八课：威震长江”之类，可发挥的内容实在不多。正因为如此，我对他讲的陆游咏梅词一课留下了印象。
唐诗宋词中被选入当时课文的，多是反应了劳动人民疾苦的比如“卖炭翁”、“石壕吏”等。陆游的那首咏梅词，如果不是要学习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了解他说的“反其意而用之”中的“其意”到底是什么，才把陆游咏梅词用小号字体附在毛主席诗词后边的话，恐怕我们是无缘从课本上学到这首词的。陈老师在课堂上细细地讲解了陆游这首词每一句的含义，“只有香如故——把我碾成泥和尘，我还是很香的。”老师说到这里的表情和声音，至今还在我的眼前耳边。
1971年已经是文革后期，不过，“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依然是必须遵守的铁律。课业时间虽然恢复了一些，但每年一次的学工、学农并没有免除。初中进校没几个月，我们就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暑期拉练”——在很热的季节里，我们背上背包脸盆，步行从北京城里走到顺义县乡下，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最后再走回北京。每天以走路为主，偶尔也干一天农活儿。由于白天在日头下暴晒实在太热，便只能在夜里行军，白天睡觉，当然只能在当地的老乡家里号房子住了。当年京郊农村老乡家的格局几乎家家都一样：正房住人，进门是个灶间，一左一右两个锅灶，各自通着一左一右两间大屋里占地半间屋的大炕。通常他们冬天烧自己睡觉那屋那一侧的锅灶，屋里可以暖和；夏天烧没有人住的那间一侧的锅灶，屋里可以凉快。夏天里，他们可以为我们腾出来睡人的炕，是他们烧柴做饭那一侧的炕。夏天里，白天睡觉，身下是热炕，那滋味，想去吧。当时是不能叫苦叫累的，但感觉实在是吃苦受累。
老师们不管老弱，也都跟着学生们一道下乡走路劳动。对于老师们、其是班主任老师们而言，不仅是行军和农活儿本身的苦和累，而且管理一班学生的责任和精力，也都比在学校里多加了很多。在学校时还有个放学，学生在校外的吃喝拉撒、跌倒割伤什么的，都归家长操心去；这出门一拉练可好，一天24小时，是全天候的责任。十几岁的孩子恰如一群鸡鸭猫狗，离开教室来到野外新环境里，生活上又是劳累艰苦，所以就格外调皮捣蛋、踢沙走石、桀骜不驯、惹是生非，有体弱的不免闹个病、有淘气的不免负个伤什么的，可想老师们的压力有多大了。尤其是陈老师，患有严重的肾炎，根本不应该和我们一起吃伙房做的放盐过多的大锅菜。可是陈老师一直和我们一起行军，一起吃饭，一起吃苦受累，而我们一帮少不更事的孩子，能不给他添乱的已经算是好孩子了，几乎不可能有谁会体谅到老师的不易。
记得有一次，有同学闹的太厉害，超出了陈老师的体力所能承受。另一位和陈老师一起带队的老师把我们全班狠狠地训了一顿。别的话我都记不得了，只记住那句“陈老师肾炎三个加号！……”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陈老师的负荷。
很多年以后，有一次到女儿班上去开家长会，只见那位班主任李老师也是50岁上下、个子不高、身体不好、嗓门不大，让我蓦然想起了当年的陈老师。又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家跟我说，今天李老师发病住院了，带课的王老师把她全班狠狠训了一顿，说李老师都是被他们气病的。听了她的话，我比她更感到了内疚，因为想起了我们自己的当年。
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怎么竟然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宿命。当年天天相处的时候，对老师们苦心和劳累很少体会，时不时地还要气气老师；等到长大成人、体会到老师的不易、明白了老师为我们花费过多少心血、想回报老师培养的时候，却连见老师一面都很不容易了。陈老师尤是，因为身体不好，我们毕业后没几年他就去世了，所以，毕业离开学校之后，我与他连一面也没有再见过，更不要说回报他的培养了。现在算起来，他去世的时候还不到五十五岁，实在是太早太早了。
老师的女儿陈梅说，“他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是他爱学生胜过爱自己的孩子。你们都是他最爱惜的人。我虽然与他一起生活，但是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与学生在一起，直到病重。他有许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萧淑芬老师的儿子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说他家兄弟几人，对母亲职业中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
大概很多老师的儿女，都有同样的记忆和感受吧。老师们为我们付出的一切，只能靠我们当学生的留住回忆了。
之七：王嘉云老师
升入初中二年级，我们换了班主任，这次是位年轻女老师，王嘉云。王老师也是教我们语文课。
头些天，我感觉有点失望，因为王老师太年轻了，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没有“老”，何以为“师”？不过失望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小王老师。
小王老师很漂亮，典型的鹅蛋脸，唇红齿白，一根独辫子把满头黑发拢的一丝不乱，妥妥地伏在后脖上，令我羡慕地粗。一件合身的黑呢外套，被她穿的“有型有款”。
不仅是漂亮，小王老师让我羡慕的还有她的干净。下乡劳动去，师生同住在一个大房间，看到老师在每顿饭后都会刷牙，劳动回来用肥皂彻底地洗脸洗脖子，总是让我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一般出门下乡无法带太多的东西，比如洗衣粉之类就属带不了之列，可是如果没有用洗衣粉泡一泡，衣服似乎就洗不干净。小王老师教给大家她的作法：中午休息的时候，把打湿的衣服用肥皂涂抹周身之后留在盆里，晚上收工回来一搓，就和洗衣粉泡过的效果一样，干净的通透。
十几岁的小孩子，不论男女，大概都欢迎性情亲和、干净漂亮的女老师，我也不例外。
小王老师果然毫无长辈的架子，课上课下都和我们和谐相处。有一次，课文是杜甫的《石壕吏》，根据王老师的解释，“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中的“犹得备晨炊”，是“还能够做早饭”的意思。可是我当时一时死轴进“急应河阳役”的语境，觉得“犹得备晨炊”，应该解释为“还来得及做早饭”，就跟小王老师提出来了——可见真是胆敢与她畅所欲言。小王老师很耐心地说，你这个解释也不是不可以，但你再仔细体会一下我的这个解释。果然，过了几天，我就体会出来了：其实按照“老妪力虽衰”的思路，“还能够做早饭”也是通的。想通了之后，便觉得小王老师说的对，古诗中的很多词句，不必只拘于一种解释。
有一天下课后，班上女生在操场玩跳绳，两个人抡大绳，一串同学一个接一个“上活绳”，左侧上右侧下，再右侧上左侧下，周而复始。正在乐不可支之际，看见王老师从这里路过。要是陈永铮老师么，我们肯定不会难为他，可现在是小王老师，就不能放过了。大家一致要求老师也一个人来跳一盘。小王老师脸都红了，但她还是应邀跳了起来。 那天，王老师身后那条随着她跳绳的节奏也一跳一跳的辫子，象她的那件黑呢外套一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喜欢语文课，喜欢写作文，尤其喜欢写题目好的作文。写完之后，一般总可以得到好的评语和成绩，有时候还被老师在全班念一念。有一次，王老师出了题目，写一个“你难忘的人”，光有人物还不行，还要有实例的支持。
题目真是个好题目，但不好写也是真的。因为，写谁呢？初中生的社会圈子，也就是家人加学校那么窄，写家人和父母？想都不会去想，肯定很不适宜，那个年代的作文，绝对不兴写自己家人和父母的。那就只剩下学校里的人了。别班同学认都不认识，何谈“难忘”？就剩自己班上的这些同学了，可想来想去想不起哪个同学有什么特别实例的。同学中有个班干部李青，为大家服务有不少事例，听说已经有好几位同学要写她，总不能我也写她。想来想去，能写出点内容的，只有王老师，她是那个有着让我难忘事例的人，比如跳绳那次的那条辫子，比如在讲台上的羞红的、气红的脸……。至于涉嫌拍马屁，总比不完成作业好一些，情急之下先顾不得了。
那篇作文，老师给了我最高分。评语分两个自然段，第一段，是说写的好，人物生动，事例有力。第二段，谈她自己的感受：“课，我教的不好”（这几个字是原话），以后还要更加努力云云。
讲评的时候，老师念了其他同学的一篇佳作。最后说，季思聪写的最好，“跟小说似的。”有同学好奇，就鼓动老师也拿出来念一念。我顿感紧张万分，心里恳求“千万不能念啊！”如果是其他作文，虽然被老师在全班朗读的时候我不免如坐针毡，巴不得赶紧念完，到底不会像这一篇，是会让我无地自容的啊——谁管你只是为了完成作业而已，谁管你“难忘的一个人”正是王老师？这简直就是百分之百的拍马屁行为，让同学们知道的话，我在班上可咋抬头啊。幸亏，老师不念的决意比我更强，让我逃过了这一劫。
我们初中八班的男生，曾经创造过全校辉煌——在全校的拔河比赛中，他们战胜了高中班最强队，获得了全校冠军。决赛的那天，看到高中同学兵强马壮的一队，我担心我们班最终拔不过他们的。哨声一起，双方僵持了许久，眼看着中间那根红绸子一点一点地向他们那边挪，最后几乎要过生死线了。不料，我们班男生极为顽强，死死地僵持住，结果那根红绸子停住了移动，然后又一点一点地回到中间，再一点一点地过了对方的生死线。那场拔河像是有一辈子那么长，我们“加油！加油！”的喊声把喉咙都要叫破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那么震撼和激动，那么为自己的集体自豪（从那次之后，又一次的震撼和激动，是在80年代看女排三连冠）。而这个让我自豪的集体，是在小王老师的领导下啊。
毕业以后，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小王老师。直到2008年的那次回国探亲，靠了同班同学的召集，才得以第一次和王老师重逢。那天的王老师，依然年轻漂亮，而且与当年的青涩相比，还多了一种优雅之美，让人钦羡不已。恰好在这之前我在北京出版了一本书，写我到美国以后的一些感受，因为小王老师刚从美国的女儿家探亲回来，我就送给了老师一本，觉得老师或许可以感同身受。当时，老师和其他几个同学撺掇我给老师题个签名，因为头天刚下飞机，我正闹时差反应，脑子里像是插进了一块厚板子，木木地转不动，在写老师名字的时候，提笔忘字，手下没准，一边写一边已经感觉出不对头，可是错在哪儿了呢，又想不出来。出门回到家，才突然顿足醒悟，是把老师的那个“嘉”少写了两个笔划！这个错字可是太不应该、也太不是地方了啊。下次再回北京，要赶紧再和老师聚会，跟老师检讨那个不该错的字。
万万没想到，去年年底突接噩耗，小王老师竟以60多岁的年华早逝于疾病，同学们闻言无不感到震惊和难过。我也非常地震惊，觉得简直难以置信，那个风度翩翩、气质儒雅的小王老师，怎么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呢？
现在，我那个错字永远改不成了。而且，再也见不到毕业之后失而复得的王老师了，这一种得而复失，想来尤为让人难过。
王嘉云老师在我心目中永远年轻美丽。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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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