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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丨机关大院：自行运转的封闭“小社会”，一个时代的政治标本
作者简历
叶维丽，1950年生，先后在北京试验二小、北师大女附中读书，1968年底到山西省山阴县插队。1989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91~1992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现为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教授。
原题
大 院
撰写：叶维丽
节选自《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作者叶维丽、马笑冬，新华出版社2008年出版。
现在人们一说起北京的地方文化就是胡同，怀旧怀的也是胡同。我的一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胡同深处是我家》。其实1949年以后“机关大院”也是北京生活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相对而言，大院对人们还比较神秘。从一个不起眼的旁门进去，往往会发现里面住着成百上千的人。关起门来，自成一体，俨然是一个自行运转的小社会。当年市场经济不发达，物资相对匮乏，一个大院麻雀虽小，往往五脏俱全，具备各种生活服务设施。
新华社大院一角
新华社大院
叶：我从小在新华社大院长大，是大院的孩子。说起北京，很少有人注意“大院”和“大院文化”。王朔出名后，很多人说他是北京痞子。其实王朔早期的很多小说写的都是大院。一直到姜文拍的王朔写他少年生活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出来后，刘心武才恍然大悟地说：“噢，他们是大院的孩子！”可见连可以称做“北京通”的作家也曾忽略了大院这一块。
马：你为什么那么重视大院？
叶：因为我熟悉这个环境。我想机关大院这个现象是1949年共产党进城后才出现的。以前的官员，不管是北洋政府的还是国民党政府的，都租民房，融合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不像后来的干部，进城以后，动辄上千人生活在一起，占地筑墙，建院盖楼，自成一个小社会。这可能和战争期间共产党在延安的生活方式有关系，也和“单位”的形成有关系。真正的高级干部是不住大院的，他们住胡同里的独门独院。大院里住的是中下层干部。
有大院就有“大院文化”，而每个大院的文化又有自己的特点。新华社是个有意思的机关。它首先是一个文职机关，文职和军队不一样，王朔写的是军队大院。新华社是新闻机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国内国外，什么都涉猎。不像铁道部、外交部什么的，比较单一。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各方面的信息东听一耳朵，西听一耳朵，耳濡目染，什么都知道一点儿。
新华社大院在宣武门附近，占地大约有70来亩。在这个院子里，几个时代的历史重叠在一起，对我们学历史的来说，不能不生出些感慨。清朝时这儿是皇家象房，饲养大象的，附近有条街叫象来街。民国后，这里成了国会，是中国议会政治的中心。院子里有座国会礼堂，算是当时的“人民大会堂”。
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个大院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法商学院在学术上不算好，但思想上左倾，有李达、许德珩等一批左倾教授。我父亲抗战前就在这儿念大学。现在院子里还有几座法商学院时代的建筑，包括一个图书馆，匾额上的字是民国名书法家沈尹默题的。我母亲当时在北平女二中上学，学校离法商学院不远（后来女二中搬家了）。我爸爸和我妈妈最初认识，就是因为他们的大学和中学属于同一个“民先”分队，常在一起活动。所以我们家和这一带的渊源很深。 （编注：叶维丽父亲方实，原名叶笃成，曾任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炎黄春秋》副社长；母亲亦为“三八式”干部。）
1949年共产党进城，这个院子就成了新华社所在地。我最近看了一个“老新华社“的回忆，他参与了1949年8月在北京城为新华社“号房子”的工作。当时有三个选择，除了国会街这个大院，还有一处在平安里的王府和一处在张自忠路的院落。他说当时“国会大院”的主要建筑都有走廊相连，跟中山公园的走廊一模一样，全院“花木葱茏”，西北处还有一棵北京稀有的菩提树。据说院子里那时还住着一些北京大学的教授。当年共产党各个单位在北京选址“接收”的过程，应该是个很有意思的论文题目。
我小时候新华社工作区和生活区之间不设岗，没像现在这么戒备森严，整个院子就是我们小孩活动的空间。那时还有大片空地，不像现在密密麻麻盖满了楼房。我们最爱玩的游戏是“找箭头”，两伙小孩，一伙在前面画箭头，另一伙在后面找，就这样把新华社院里犄角旮旯的地方都搜索遍了。不少地方是“无人区”，一个人去会害怕。那时候工作区和生活区之间有一片松树林，林中有一些石桌子石凳子，院里的树木招来很多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乌鸦，秋天的黄昏里乌鸦的噪呱声是我最熟悉的鸟叫，已经久违了。
最近这些年我每次探亲回到这个大院，都觉得像是回到一个大村子。好多人我从小就认得，现在都老了。当年年轻漂亮的阿姨现在变成了老太婆，大家就这样在一起住了一辈子，当然不是住在原来的楼房里，而是搬进了新楼，但没离开这个院子。
叶维丽（中）与吴思等送别何方先生
马：和过去比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叶：有挺大的变化。小时候这个院子里的生活有一种“共同生活”的味道，现在这个味道淡多了。那时候新华社院子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有食堂、合作社（商店）、银行、医务所、邮局、澡堂子、理发馆、裁缝铺，不出门，什么事都办了。
对当年的生活形态，大人们怎么看我不知道。现在回过头去想，1950年代政治运动那么频繁，大人们开完了批判会回家，未必愿意和同事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是对孩子们来说，“筒子楼”式的格局非常便于我们在一起玩，邻居家推门就进，东家西家楼上楼下地串，一到吃饭时间，满院子都是喊孩子的叫声。
新华社大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大礼堂，一个是图书馆。礼堂就是民初的那个国会礼堂，每周都在礼堂放电影，中国的外国的都有，都是免费的。有时放内部片，不让小孩进，我们就在门外捣乱，往往闹着闹着就让进去了。有一些特殊的演出我们看不到，比如有一次梅兰芳来演“穆桂英挂帅”，那天要混进去就太难了。候宝林不止一次来说过相声。在一定意义上，这个礼堂是我的美育大课堂，潜移默化中我受到了熏陶。“文革”前大部分的电影和演出我都是在这儿看的。每次电影散场时都放广东音乐“步步高”，到今天我一听见“步步高”就觉得亲切。
还有一个地方也让我念念不忘，就是图书馆。图书馆是开放的，里面有书报杂志，包括东欧的。那时小孩没现在这么多，下学后不少孩子喜欢在图书馆写作业，写完作业就浏览书报杂志，还可以拿家长的借书卡借书。我记得当时爱看苏联的一份讽刺幽默画报。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在新华社图书馆借的，是讲农业合作化的，作者叫李满天。我当时大概上小学二三年级，很得意自己能看大部头的书了。
比起当年其他一些单位，新华社是比较开放的。在新华社主要的办公楼上，一直挂着一条大标语：“为把新华社建设成世界性通讯社而奋斗。”现在说把北大、清华办成世界一流，当年的那条标语可是老前辈了。在这个环境里，如果你留心，是能得到一些外面得不到的信息的。
2018年9月，部分北京知青重返山西山阴县。左起：吴海岗、成燕、叶维丽、于羚、郭莲莲、张浩云、张烨、柏微坪
商业部宿舍大院
马：我没有你对大院那么有意识，但你这么一说，我也算是在大院里长大的。我们家住在商业部宿舍大院。和新华社大院不一样，我们那个大院就是宿舍，商业部机关在别的地方。院里没有你说的那么多服务设施，商店理发馆什么的，要买东西办事都得出院子。
和你们大院差不多，我们院子里年龄相仿的孩子都在一起玩。我很喜欢到一个女孩子家，因为她姐姐是海政文工团的演员，长得和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别提多像了。我去她家就是为了看她姐姐，我就是爱看长得好看的人。还有一个女孩子，她一搬进大院我就注意到了她。她长得和别人不一样，粗粗的辫子，黑黑的眉毛，大眼睛，非常漂亮。我背地里称她是“吉卜赛女郎”。她后来成了我的嫂子。
大院里有点儿什么事儿能传得人人都知道。我们家住在北楼一单元，二单元有个老红军，和我父亲很熟。他们家几个孩子都不错，就是最小的女儿，长得比较漂亮，打扮的也和别人不一样，后来她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进了教养所。出来后谁也惹不起，她经常和父母大吵大闹，也不和他们同住，就住在我家窗户对面的一间小平房里。她那间小屋让我觉得很神秘，窗帘和门都关得严严的，偶尔见她从里面出来，对谁也不理睬。
叶：胡同里也一样吧。
马：我不清楚大院里都住着什么样的干部，也没有兴趣去打听。后来我知道我们楼上住着一个副部长，还有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那个老红军已退休在家。他每个星期都拿着一块布把一层到四层的楼梯扶手擦一遍。我见过他擦，走得很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来再上去。我问爸爸那老头儿是谁，才知道是个老资格的干部，义务为大家服务。
我们大院知名度最高的是传达室李大爷。他最大特征是他那副好嗓子。那时大院里有电话的人家不多，多数人打电话、接电话都要到传达室去。我们院有四栋楼，每栋楼三个单元，每个单元16户，加起来就是192户。李大爷对每一家都了如指掌，需要叫人听电话时，他就会走到院子的某一个合适的地点拉开嗓子喊：某楼某单元某号某人接电话。他的声音洪厚，每个字都拉着长音，响彻整个大院。我在那儿生活了近20年，对这声音太熟悉了，经常充耳不闻。李大爷过世后，我们都说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的声音成了我们大院文化的一部分。
叶：在新华社传达室工作的是机关保卫科人员，没有像李大爷那样一个人，少了许多人情味儿。
马：李大爷过去一直单身，到了60来岁才娶上媳妇。全院儿的人都为他高兴，好多人送了礼，我们家当然也送了。成家后，李大爷过去的工资就不够用了。于是院里有人提议，各家在交每月的清洁费时多交一两毛钱就够李大娘的了。这个动议被一致通过。
李大爷和我们家比别人家走动更多一些。我们住在一层，窗户斜对面就是李大爷的两间小平房。出大院的门一定要经过他家，我光打招呼都不知打了几千遍了。后来我们家买了冰箱，有一次李大爷问我父母能不能把他刚买的鱼放在我们家的冰箱里。我爸爸妈妈一口答应。鱼放在我们家好长时间也不见李大爷来取。有一天我大哥说，李大爷是不是忘了？我爸爸摇了摇头，说：“他不会忘的，他是舍不得吃。就放在这儿吧。”1980年代初我父亲搬出了这个大院，我也在自己的单位里分了房子。有一次我去看父亲，他告诉我：“你李大爷死了。”我听了很难过。
你周围的都是“新华社小孩”，因为我们的大院在胡同里，我上的小学就在附近的另一个胡同，我也接触了很多住在胡同里的孩子。我每次去她们家，都挺惊讶的。她们家这样儿啊，这么小，一个四合院，曲里拐弯，这儿一间那儿一间，又挤又矮。她们的妈妈不工作，在家洗衣服做饭，她们也帮着做。夏天把炉子搬到院里做饭。院子里就一个水龙头，用水得轮流排队。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印象。
16岁的马笑冬借来军装留下纪念
我们常常在一起玩，玩的最多的是跳皮筋。大家分成两拨，第一拨人先跳，谁跳错了或者皮筋缠在脚上就算是“死”了，必须到一边站着去。皮筋的高度分大概七个等级，最高一级要把皮筋高举过头。如果还有一个人没“死”，她就必须在这最后的关头跳好，这样她的一拨人就都能被救“活”了。我个子高，腿长，不怕皮筋举得高，所以经常承担救大家的任务，等我顺利地跳完，我的伙伴们就高喊：“活了！活了！”
我还去过胡同里另一类同学家，不是大杂院，是独门独院。我们班有一个白白净净、性格温良的女孩子。有一次她请我到她家去玩，事先告诉我进了门不要大声说话。她们家是个宽敞的四合套院，屋里摆着红木家具和各式花瓶古董。我想她家以前一定是大户人家。在堂屋我看见一个正襟危坐的老太太，大概是我同学的奶奶。当时那种年龄的老太太穿得那么一丝不苟的很少见，看起来很像电影里的地主婆，我当时就想起黄世仁的妈来。这个环境让我浑身不自在，也没有玩的兴趣了，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叶：你比我更熟悉胡同的生活。新华社附近也有一个胡同，叫“头发胡同”，顾名思义，又细又长，我不知走过多少遍，但从来没有进过任何一个院子。有时从外面窥视一下，能感到院里很拥挤，东西都堆在门洞里。
大院回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