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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丨周初:生活在教育部大院的往事

周初 新三届 2019-08-2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周初,北京理工大学附中高68届,1969年延安插队,其间任公社干部。1982年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日本政治。1986年作为公费研究生入日本一桥大学,后考入该校社会学部博士生。1992年入日本住友信托银行研究所,1994年入日本松下电工株式会社海外总括部,负责中国投资项目。2011年退休。

原题

我的回忆录4

生活在教育部大院的往事




作者 | 周初



在我的回忆文章《从端王府夹道到教育部大院》中,写到了教育部的大食堂,这大食堂实际上已处于教育部大院的西半部分了。本想将教育部大院分东西两部分分别加以叙述的,没想到在写大院东半部分时,回忆思绪的流水把我不知不觉就带到了大食堂这个地方,顺手就写了好几笔。这也许是因对大食堂的印象太深了的缘故吧。想来也有道理,因为我的少年时代最大的兴奋点是“食也”。

 

董老的愚厚与惊恐

 

其实,在从逸仙堂通往大食堂去的路上,要经过路北面的一座院子。按顺序,应在讲述大食堂之前先述它,只是在前文中漏述了。这院子我每天三顿饭往返要经过6次,虽已熟视无睹,但仍十分清楚这里是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的家。他家的儿子董万万人满老实,小时经常在一起玩,后来长大了也在一起打过篮球等。



董部长在东北时就是父亲的老上级,是资深的老干部,还是教育界有名的党内教育专家。开国以来,组织全国扫盲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等,开展的一系列全国性重大的教育活动中,董部长都是领导人之一。因此,人们习惯地敬称他为董老。


董老家的院子我一次都没进去过。但是,父亲确因工作关系经常出入他家院子,甚至没事时也会经常去串门。董老的秘书袁明远叔叔也常来我家,找父亲一起去董老家商谈工作,接受指示等。


从父亲那里我得知,董老在东北期间也是高岗的得力干将,负责东北地区的文教工作。据说,高岗因党内斗争的“高饶事件”而自杀后,很多高岗的部下都采取了回避的措施,而董老却愚厚地前往高岗家,还进行了吊唁。不料,此事被康生知道了,董老大受牵连,日子自然不得好过,受排挤也是可想而知的。


听父亲讲,一次,在董老家的办公书房里正和董老谈话。忽然,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铃响了,董老接电话的手开始发抖,因为这红机子来电话的人经常是康生。果然,来电话人正是康生,话还没说几句,康生就开始骂了起来:“董纯才啊董纯才,你简直是个董蠢才!”叭的一声就把电话挂了,董老拿电话听筒的手还在颤抖,迟迟不敢挂上。


粉碎"四人帮"后,改革开放了,董老重新活跃在教育战线上。董老任所长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被誉为劫难后教育部干部们的“收容所”。不管是文革中哪个派别的,不论是文革中被发配到天南海北的,董老都一律不计前嫌宽厚收容。父亲有幸从主编《详解日中辞典》的白堆子外国语学校被调回教科所。教科所(后改名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是教育部的直属单位,所以父亲兴奋的说自己是“归队”了。


上世纪80年代,董老率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日本,父亲随团任秘书长。代表团所到之处,如拜访日本文部省、国立教研所、日教组、经团联等单位时,都有中国驻日使馆的人员陪同。


也许是因董老多年来形成的谨小慎微习惯的影响,每次董老讲话都非常谨慎,生怕说错了什么。回到宾馆,还要反复地反省当天的行程以及发言的内容等。总是对父亲说,这句话不该讲,那句话可能说得有点过头了等等。大概是担心使馆向国内打报告时会生出意想不到的叉子。大家都说,董老实在是太不易啦。

 

杨秀峰部长的吹风会

 

经过了董老的宅院,又来到了大食堂。这里令我回想的事情太多太多。其中,教育部杨秀峰老部长的“吹风会”是比较有印象的。


在大食堂吃饭,每周一早饭后总有一种现象。家属、小孩们吃完饭后都会快快离去,而干部们却原封不动地坐着,静静地等待着什么。起初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每周一的早饭后,杨秀峰部长要来给全体干部职工作报告,名曰“吹风会”,雷打不动。


到了长大参加了工作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吹风会”的意义和奥妙。我所工作的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我的老领导是资深的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党史专家何方老。何方老是3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从延安抗大出来到建立东北根据地,打土匪,搞土改,直至驻苏使馆、外交部,一直跟随党的第五代总书记张闻天为党工作,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他曾是张闻天的得力助手,第一任驻苏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9年庐山会议后,也和张闻天一起遭过难。


我们年轻人有幸在何方老麾下工作,并从何方老那里体会到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实在是荣幸。现在回想起,在何方老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一段经历,得到的收益终生受之不尽。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何方老的“吹风会”。杨秀峰老部长的吹风会,因当时我还小无幸聆听。但从何方老的“吹风会”中,我似乎体会到了父辈们钟爱这“吹风会”的心情。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刚刚组建起国际片,苏东所、拉美所、西欧所等都是从中联部转移过来的。而日本所和美国所则完全是从零开始组建的。初期,两个所是在一起办公的。何方老的“吹风会”则一直是兼顾着两个所的,而且也是雷打不动,坚持不懈。


何方老的“吹风”实际是报告,使我们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从当前的中央方针政策到院领导的指示和要求,再从国际形势到热点的国际问题,直至错综复杂的各国历史问题和宗教问题等,何方老都给我们作出透彻精辟的分析和解释。其中,更多的是何方老通过自己多年的调查研究分析而得出的独特见解。


我印象较深的是,何方老是最先最早就提出了“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论断的。对此,何方老不仅有自己收集整理的大量立论证据和数据,他还在理论上论证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不能适用于当今现实的国际态势了。


当时,还好像发生过某个国际事件,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国内群情激愤,要求与该国断交的呼声甚高。对此问题,何方老在“吹风会”上,根据自己多年的外交经历和经验,给我们讲:断交是不可轻谈的,断交就意味两国交战的前奏。文革中,火烧英代办,和印尼断交所造成的麻烦甚大。在国际关系中,一旦断了交,想再恢复外交关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弥合国和国之间的创伤,寻找复交的契机,往往要旷日持久,浪费大量的外交精力。


下面听报告的我们茅塞顿开,仿佛明白了一些外交工作的复杂性和微妙性。


何方老在讲到中东问题时,会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历史渊源,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教问题等方面给我们作深入浅出的析解。有时,何方老还会把当时他自己为社科院副院长宦乡起草的发言稿读给我们听。华丽的外交用语,诙谐的外事表达方式,约定俗成的外交辞令……使我仿佛觉得人民日报、广播电台所刊登广播的那些外交文章的作者就在眼前,不禁肃然起敬。


几十年后,当日本所的老所员们再次访问何方老家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要求何方老再给我们吹一次“风”。都说,听何老的“吹风会”简直是我们人生的一大享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来怀念,愈发感到这“吹风会”的可贵之处。我仿佛也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在读何方老的著作时,目读文章,耳边却总会回响出何方老那带有关中方言的语音语调。人说“文如其人”,我所感到的是“文映其声”。实在太怀念我崇敬的老领导何方老了!


再回到杨秀峰老部长的“吹风会”吧。杨秀峰任教育部长期间,我虽然还小,但能感受到全大院的人们对老部长是非常尊敬和爱戴的,大家都尊称他为杨老,我们小孩子们也自然是叫他杨爷爷了。


杨秀峰


我对杨爷爷的直接印象有两件事。一是我和一帮小朋友们曾亲眼偷看过杨爷爷在院内医务室检查身体的情形。还一件事是,我亲眼目睹了食堂大师傅给他做的一顿午饭。


杨爷爷住在大院外,每次来给干部们开“吹风会”做报告时,都会提前到来,一般是到医务室先检查一下身体。这时,我们小孩已早早吃完饭,赶上暑假没事干就在院里到处乱串。看到杨爷爷进了医务室,我们就好奇地在医务室外爬窗往里看。正好给杨爷爷检查身体的委大夫有点马虎,他的问诊室的窗帘没有拉严实,漏有一条小缝隙。我们透过那条小缝隙偷看到了杨爷爷检查身体的情形。


杨爷爷是模范患者,对委大夫的问诊是有问必答,委大夫是东北口音,杨爷爷是河北口音,两者的说话是完全可以分清的。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杨爷爷的真人声音,隔着窗户还能听得出声音是响亮有力的。


杨爷爷几乎解开全部上衣,让委大夫听完前胸又听诊了后背,还量了血压。我们亲眼看到平时大家尊敬爱戴的老部长实在是太消瘦了,瘦得连肋骨都可见到。人们都传颂杨爷爷在抗日战争时期毅然投笔从戎,在敌后山区打游击。看到杨爷爷这样清瘦的身体,令我们不可想象,在那样艰苦卓绝的抗战环境下,杨爷爷是凭着怎样的毅力和信仰坚持战斗过来的。


还有一件事是目睹杨爷爷的午饭。那还是1957年间,我家还住在教育部大院外,白天没事又没有地方去,就到处乱串。用父亲的话,那时我是个没有窝的小家雀(小麻雀)到处乱串。


这食堂也是我常串的地方,有时甚至串到了作业的红白案头处,大师傅们也都和我熟了,一般也不轰我,就让我在旁边看他们炒菜做饭。尤其是,我和一位专门负责做小菜的师傅比较熟,常跟着这位师傅转来转去。


有一次,他告诉我,今天轮到他给杨部长做午饭了。我蛮有兴趣,想看看他给部长做些什么饭菜,就一直跟着他转来转去。只见他把摘好的豆角先过了一遍油,然后再清炒。一盘清炒豆角,还有一盘红烧茄子,外加一份西红柿鸡蛋紫菜汤。做好后放在锅内保温。不一会,杨爷爷家的女勤务员骑着自行车挂着一个四屉的铁饭盒来了。装好主食和两菜一汤就给部长送去了。听说,老部长一直是在食堂包火的。所以,以后再见到那位女勤务员骑着自行车挂着铁饭盒往返时,也就知道这是给杨爷爷打饭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报纸上得知杨秀峰老已经离开教育部,又从最高人民法院退休了。有一天,好像是人民日报或者是光明日报,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出杨老的学术论文。题目记不清了,好像是国学史学方面的论文,我是根本读不懂的。只能看看篇幅、题目和杨老的大名,不禁望文生敬。惊叹,杨老退休后又拾起自己的老本行,宝刀始终不老。


无独有偶,杨老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是:不作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机构。我的老领导何方老也亲自安排了自己的后事,也是把遗体捐献给协和医院。我不胜感慨,杨秀峰老、何方老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谋而合的,他们的“吹风会”也应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他们又是高度的一致。真可谓君子不谋而合。他们才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死了也要用自己的遗体再次为人民做贡献。


毛主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是在1965年,教育界开始极左思潮泛滥。这一年,杨秀峰老部长离开了教育部,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从1952年到1965年,杨秀峰老部长主持教育部工作整整12年。以我的感觉和看法,我认为这12年应该是教育部的全盛期和黄金时代。因为,此后的教育部就再也没有像杨老这样即是老革命家又是教育专家的领导了,就再也没有能长达12年一而贯之的富有主心骨的掌舵人了。试看今天中国的教育,人人都痛心疾首。


我特意查了一下网上的资料,对杨秀峰老部长有很多很多非常详细的记述。让我们重读一遍,记住这位伟人吧。


杨秀峰(1897年2月27日—1983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教育家、法学家,我国公安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全国解放后,杨秀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五届人大常委,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杨秀峰出生在直隶省迁安县杨团堡村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四知堂”。1911年,他在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滦县直隶第三师范,从此,也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1916年,他又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在史地部攻读,期间,因家庭经济拮据,辍学返迁安县立师范讲习所任教一年。1921年高师毕业,先后执教于江西省立鄱阳中学、直隶河间中学、通县女子师范、京兆中学、北京平民中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大附中等学校。



1929年秋,杨秀峰以公费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社会学院学习。在这里,杨秀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0年3月,经张畏凡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跃升为共产主义者。


1934年10月,杨秀峰回到中国。他先在天津市河北法商学院任教授,自1935年起,又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兼课。他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秀峰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毅然放弃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的优越生活,投笔从戎,深入太行,建立抗日武装,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


1938年,杨秀峰和孙文淑在太行山


1938年8月,冀南行政公署成立。为便于进行统战工作,杨秀峰担任了冀南行署主任。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培养大量军事、政治、财经、文教、行政等方面的人才,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于1938年8月在冀中深县成立了以杨秀峰为院长的河北抗战学院。他还陆续创办了冀南抗日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冀太行政干部学校、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均兼校长。


南宋民族英雄岳飞,有一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矣!”1939年夏,邓小平赴延安途中,在谈到杨秀峰时,他说:“文官不要钱,武臣不怕死——杨兼而有之。”



1945年11月,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一度出现和平建设的曙光,解放区各项建设事业急待开展。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戎子和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向边区政府委员会提出在本边区创办高等学校,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的意见。经边委会讨论,决定创办新华大学,后定名为北方大学。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高等教育部,任命马叙伦为部长,杨秀峰、黄松龄、曾昭伦、刘皑风为副部长。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他从1952年11月至1965年1月先后担任高教部、教育部部长,长达12年之久,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教育制度、开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95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杨秀峰为高等教育部部长。1957年12月,杨秀峰担任了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



1958年2月11日,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定》,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并成为教育部,杨秀峰任部长。

1965年1月,在三届一次人大会上,杨秀峰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教育部。在“文革”中,杨秀峰受到冲击。1978年,他出席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后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9月当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3年11月10日,杨秀峰病逝于北京,终年86岁。


杨秀峰塑像


周初阅读室

周初:我与王小波都曾住过的教育部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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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京城端王府夹道旧事

周初:佐尔格的墓和73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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