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丨周初：京城端王府夹道旧事

周初新三届 2019-01-0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周初，北京理工大学附中高68届，1969年延安插队，其间任公社干部。1982年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日本政治。1986年作为公费研究生入日本一桥大学，后考入该校社会学部博士生。1992年入日本住友信托银行研究所，1994年入日本松下电工株式会社海外总括部，负责中国投资项目。2011年退休。

原题

从沈阳北陵

到北京端王府夹道

作者 | 周初

1956年初冬，父亲得到调令，全家打点行李准备进京。这些年来，姥姥和老姨一直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姥姥照顾我们全家生活，持家做饭。老姨有病，因脑栓塞得了半身不遂的疾病，只能在我们家生活，平时多靠姥姥照顾。母亲平时住在教学仪器厂，做会计工作，只有节假日才回家。因为种种原因，这回姥姥和老姨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北京了。为此，我发现姥姥好一段时间情绪不好，我们再怎么哄她劝她都没有用。

那时，家当都非常简单。公家的家具全部被收回。自己家的家当就只有几个柳条包（用柳树的枝条编成的箱包）和现钉起的破木箱。

大清早，父亲单位派来了一辆大马车。全部家当堆满后，上面还可坐人。我就坐在马车的行李上面，一边看着马车夫挥舞大马鞭赶车，一边一路卖呆（东北话，看热闹）。不知不觉就从住地皇姑区的北陵来到了沈阳市的城区。暂住三姨家，三姨家在市内繁华区，从楼上的窗户向外看，下面就是噪杂的闹市街道。下午，父亲专门把我领出三姨家，来到商店，给我买了一件夹克上衣和一双紅褐的小皮鞋。父亲说：“给你也武装武装。”我第一次穿上皮鞋，自然美得不得了。

第二天下午，全家告别姥姥，老姨，三姨等，准备去火车站。说是全家进京是不对的。小妹妹那路沙，因为是刚出生不久，没有和全家一起走，就留给姥姥了。临走出三姨家，我还特意看了一眼小妹妹，她正用双手扶着墙珊珊地学走路，嘴里呀呀地发着声音，似乎使尽了全身力气。以后一段时间没见到小妹，脑子里能映出的就是她手扶墙走路的情景。妈妈临别时给三姨手里塞钱，这情形被我看到了，三姨赶紧掩盖，并向我挤眼示意：不许说！我看见三姨和妈妈都流泪了。

上世纪50年代，沈阳去北京的火车要走十几小时。我们好像乘的是硬卧，我和姐姐睡中铺，两个人睡还觉得蛮宽敞。新皮鞋舍不得脱，在中铺上总是自我欣赏着那双新皮鞋。时不时能听到下铺坐着的大人们互相通报火车到达的车站名，“到山海关了”“到天津了”……知道离北京越来越近了。

朔日清晨，火车到达北京站。那时还是前门的老北京站，如今老北京站的建筑物还保存完好，已成为铁道博物馆了。出了站台，来到站外路边，发现北京的树木还是绿的，有不少树叶。我高兴的指着树叶告诉爸爸。父亲怕我去折树枝，马上严肃地对我说：“不许碰！”我赶紧缩回手指，心想：“这可是北京，可不敢乱碰乱动了。”这就是到北京的第一个下马威。

从火车站到祖家街端王府夹道的新家，估计能有十几里路。全家是分乘两三辆三轮车前往的。我和姐姐同坐一辆三轮车，我们俩的腿前还放着一个柳条包及一些行李等。那时，天安门广场还没有历史博物馆和人大会堂，三轮车载着我们，在天安门广场饶行了半周，从天安门的前面穿过。我一边看天安门、金水桥、华表等，一边对姐姐说：“姐，快看这就是天安门。”心里还真有点激动。因为是清早，路上没觉得有什么车水马龙，也没有城市噪杂的印象。不知不觉地就到了新家。

这是教育部的一个院外职工宿舍。估计住着上百户人家。大门朝西，进门后有几排大砖房，都是很凿实的建筑，像是较大的车间仓房。虽是一层，但房屋很高。从中间被打了隔断，过道在中，两边是朝南的一列房屋和对面的一列朝北的房屋。这是北京各单位常见的筒子房，但不是楼。我家的房间是朝南的，虽然是冬天，但高大宽敞的窗户使阳光充分照射进房间，加上屋里生个蜂窝煤炉，比起东北可要暖和多了。

父亲和传达室的大爷一起去院里的家具仓库搬家具，一会搬来两个双人床，一会又搬来桌子和椅子，最后搬来了一个大衣柜。这些家具都是公家的，有统一编号，都是用一个小铁牌钉在家具上的。颜色是统一的，都是深褐色的。每个月是要从父亲的工资里扣家具费的。但是，费用是极为优惠的。文化大革命后又都折价卖给了个人。

那个大衣柜算是所有家具中最豪华最体面的了。拉门上还镶有一面镜子，很让我青睐，从小到大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家具呐。时不时跑到镜子前照照自己，出出怪模样。后来听父亲说，这个大衣柜是错拿来的，它是属于十三级以上干部的配备家具，父亲是没资格使用的。当时，父亲也不懂得这一政策，加上管事的传达室老大爷也疏忽了。这个“豪华”的大衣柜就将错就错地留在了我家，直到最后划价买下。

在祖家街端王府夹道住了一年多。留下的印象是比较幸福的童年。院子里有一帮朋友。节假日，家长带孩子们去北海公园等去玩时，我都不跟着去。和一帮小伙伴们玩“官兵捉贼”等游戏，因为院里的空房，空场相当多，所以玩起来其乐无穷，乱喊乱叫，大汗淋漓，最后閙个灰头土脸。如在家长回来之前不整理好自己，肯定会挨骂的。

这大院有上百家教育部的干部职工家属，实在记不清各家的情况。但这院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是至今不能忘却的。那就是，这院里有总政歌舞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越男的父母家。张越男的父亲是教育部的干部，戴个金边眼镜，一看就知道是个知识分子干部。她的母亲似乎没有工作，像个家庭妇女，还有点农村的气息。那时虽小，但也知道张越男是总政的大碗。因为她上台表演时一般都是大型交响乐团为她伴奏，十分有气魄。1960年代的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中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好像就是张越男和李光曦的二重唱。

张越男回家时，总是军装整齐，光鲜亮丽。院里的孩子们都会跑来围观她，她一般不和孩子们打招呼的。全院子的人都十分羡慕张伯伯，说他家真了不起，培养出了这么出类拔萃的女儿。但是，不久张越男的父亲一家就搬家了，好像是调到外地工作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张越男送别家人时的痛苦流泪。

我家东隔壁的邻居是马德秀家，她家有四个女儿，马德秀是老大，下面的妹妹分别是马莉、马光、马惠。她家母亲叫纪新民，是教育部的干部。她家的父亲是外单位的，个子挺高，平时出入从不和人讲话。马德秀比我姐姐小一岁，是我们的好大姐，也是学校里的优秀学生干部，听说在师大女附中就入党了。后来，听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和刘进、宋彬彬率先贴了校领导的大字报。以后在大串联时，马德秀还带着几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和我们以及地质大学的一批大学生去江西九江串联了一段时间。直至军宣队进校才回到北京。

1970年，我插队期间回家探亲，邻居郭文兰的女儿郭小慧来我家还讲起马德秀，她告诉我马德秀的母亲纪新民老师被教育部下放到景山中学。文化革命后期，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时，怀疑她是三青团，结果纪老师自杀了。我当时隐约觉得可能又是一桩冤案。相信纪老师一定已经得到了平反昭雪。

为什么称马德秀的妈妈为老师呢？因为，在教育部为孩子们组织的寒暑期少年之家里，纪新民阿姨是我们的老师，她还经常找我谈过话。纪老师总说我聪明，是因为学校里的功课压不住我才淘气的。只有纪老师给我的淘气找了个这样漂亮的借口。这是纪老师的鼓励教育学，可我的确还是听着很顺耳，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那时的我，在学习上还真没有开窍。

再往东的邻居就是姜太行家了。姜太行的父亲是姜燕康老师，为什么叫老师呢？因为后来我的母校大木仓小学改为教育部的试验学校，姜老师被调来任我们的算术老师。调来我们学校之前，姜老师和父亲同在一个司，是同事。

应该说，姜老师是我的数学启蒙老师。对数学开始感兴趣就是从姜老师教我时开始的。姜老师喜欢用画大饼的方法给我们讲分数的计算方法，还教给我们一些乘法计算和验算的诀窍。记得最清楚的是姜老师的验算诀窍，用在考试中真是又灵验又省时，验算稍微认真点就能拿满分。所以，在姜老师的算术课的考试或测验中，我经常拿一百分。

有一次做测验。大家都交完试题卷后就围着姜老师，看他给判卷子。轮到判我的卷子时，姜老师二话不说先在卷子的右上方打了个一百分，同学们和我都惊讶了。然后，姜老师再一道题一道题地判，对了就打个大大的“√”。直到姜老师打完最后一个“√”，我才如释重负，放下了一直提着的那颗心。姜老师就是这样激励我学好数学的。

以后，家搬到教育部院内，我家和姜老师家也是邻居，都在和乐堂东配楼，也就隔不了几户人家。做数学作业，一遇到难解的问题就往姜老师家里跑。每次进门总是先碰上姜太行，太行兄每次都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唉！周初来了。”我会说：“姜老师在家吗？”太行兄看我拿着数学课本和作业本，自然知道我是来问问题的，马上热情地说：“在在，就在里屋。”

那些年，我去姜老师家请教数学问题可不下百次，每次都会得到姜老师的圆满的解答，都有豁然开窍的收益。姜老师就是再忙，也总是先给我解题讲题，从来没有不耐烦的时候。让我切身地体会到了什么是“诲人不倦”。离开姜老师家时，只要太行兄在，总是会对我说：“走啦？没事常来。”现在回想起来，总有一种温暖感。

对姜老师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记忆。那是姜老师担任我们算术老师以后，教育部的教育科研部门经常有人来听课。久而久之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但是，有一天算术课正在进行中，突然有位年长者，手持手杖，浓浓的双眉，留着八字胡须，不声不响的在教室的最后排轻轻坐下。同学们也没有特别在意，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每次都是老师继续讲课，同学们继续听课。

可是这次，姜老师却马上停下了讲课，放下了手中的粉笔。同学们愣了。只见姜老师走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在这位长者面前停下，并给长者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然后，姜老师才回到讲台继续讲课。同学们睁大眼睛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全班都鸦雀无声，惊讶无语。下课了，长者离开，姜老师也离开了教室，同学们开始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大家都说这长者一定是个大官吧。后来搞清楚了，这位长者不是什么大官，而是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

我家住的这片建筑是丁字形，顺走廊再向东走到底就是一条横向走廊，是南北的走向。走廊的东面是两间套间的住房。这里住着我的发小马边强。他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比较响亮，提起地安门中学的强子，不论是当时的红卫兵还是文革后期的玩主们，几乎人人皆知他的大名。

边强的父亲叫马骏，是彭真、刘仁的晋察冀系统的老干部。边强的母亲叫李平芬，后来改名李思理。是老教育部长杨秀峰的秘书。他家有三个男孩，老大是马边强，然后是双胞胎的马抗美和马援朝。我和边强不知何缘，非常要好，一起在胡同里踢足球，一起玩官兵捉贼。到他家里串门就和到自己家一样。

记得那天的傍晚，我家从端王府夹道搬家到教育部院内，我已登上了搬家的大卡车，边强跑来送我。卡车已启动，他一边追着卡车，一边向我扔玻璃弹球，说是送我的告别礼物。他向我一连扔了好几个，我手笨，有的我没接到，又掉到车下，碰到地面又弹了起来。边强又追过来，把玻璃球接住，再追到车边向我抛来，反复几次，直到我接住。这时卡车已快开出大院了。这几分钟的送玻璃球一幕，使我终生难以忘却。我被他的真情深深感动。

发小马边强在文化大革命中可是有名。据有发表的文章记述，文革中最先开始抄家的红卫兵中，就有以马边强为首的地安门中学红卫兵。还记得，大概是1967年或是1968年，我回家路过二龙路中学。忽然看见一波一波又一波的“老兵”骑着锰钢自行车往校门里冲。回家问弟弟周敦后，才知道原来是边强的弟弟马抗美和二龙路中学红卫兵头目韩海峰不和，边强带着自己的弟兄们来给抗美报仇来了。

以后又听说，边强还带着两个弟弟抗美和援朝，在韩海峰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把海峰拦住。边强全力抱住海峰的腰和胳膊，两个弟弟用石头不停地砸海峰的头。以至海峰刹那间醒过来睁眼一看时，边强兄弟们的石头还像雨点般的不停向他砸来。事后，海峰的头被缝了十多针。

韩海峰和马边强两人都是我的发小，听说两人打得你死我活，真叫我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典型老兵内讧。后文，我还将对发小韩海峰作些回忆。此前，姜太行兄曾要求我对海峰写点什么，因为他毕竟曾是二龙路学校的红卫兵头目，大家都说对海峰应有些记载。

提起韩海峰，还要从他的哥哥韩秀峰说起。我小学时最大的爱好是踢足球。中午开课前，总爱去操场和高年级的大哥哥们混混，向他们学着踢两脚球。当时，高年级里踢球最好的叫薛健，还有受人羡慕的守门员叫张磊，他们都是我崇拜的偶像。但可敬而不可近。后来发现大哥哥中韩秀峰的球也踢得不错，人又和气，可接近。韩秀峰和我姐姐是一个班的，慢慢地就和秀峰混熟了。

有一次，我竟和秀峰开起玩笑，从他兜里掏出5毛钱，二话不说跑到校外买了冰棍吃了。秀峰对我的恶作剧行为只是作出无可奈何的笑脸。那时的5毛钱可不是小钱啊。我对秀峰的宽容大度留下深刻印象。后来知道韩海峰是韩秀峰的弟弟，他可是全校少先队的大队长，是最优秀的学生。

他们家就住在大木仓胡同口。平时，从教育部院去西单商场总是要穿过大木仓胡同。在这条胡同里，人们会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老人，身穿着黑尼子干部服在那里捡垃圾。大家都说他是秀峰和海峰的爸爸，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当过义利食品公司总经理等等。

和海峰接触的契机是这样的。教育部有位年轻的干部经常和我们小孩一起打篮球，彼此就熟了。有一天，这位叔叔来找我，说让我找几个小朋友一起帮他到北师大图书馆抄些资料。而且说，他负担往返车费，中午还请我们去饭馆吃顿饭。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肚子里没有油水。我非常高兴，最期待的就是那顿饭。

于是，我约上院里的好友小豆（胡平军）、老子（尚大明）等，和那位叔叔一起往西单走去，走到大木仓胡同口时，那位叔叔突然叫我去把韩海峰也叫上。我赶紧跑进海峰家，一喊海峰，他正好在家。叔叔跟他说明了来意，他二话不说就跟我们一起走了。路上我们有说有笑，只见海峰总是露出两颗门牙，朝着我们质朴温和地笑着，给人一种谦和温厚的感觉。

以后，我们抄资料持续了数日，每次都是我去叫他，他都在，二话不说抬起屁股就跟我们走。抄资料，海峰最认真，字迹工整，常得到叔叔表扬。我们几个就不行了，抄资料心不在焉，总盼着快到中午，惦记着那顿午餐。事后，小豆还告诉我，他每次都是胡抄乱写一通的，我吃了一惊。

左盼右盼的中午终于到了，进了饭馆，我们几个都是狼吞虎咽，一个劲地抢有油水的吃。海峰则不和我们一样，总是大大方方的。数日下来，几乎没有一点海峰和我们一起嘻笑打闹的印象。海峰真是一个好孩子。后来在中学，他一直十分优秀，还被学校发展成学生党员。

在二龙路中学，我上完初中，高中就考取到了京工附中（现叫理工大附中）。此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二龙路中学以及韩海峰的情况就不甚清楚了。只听说，海峰当了红卫兵的头目，好像还有过一些偏激等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从插队的陕北延安回北京上工农兵大学。每次上学必经过海峰家门口，海峰总是在路边转悠，闲着没事。多年没见，总是要停下来聊一聊。海峰没有变，依然是露出两个门牙，纯朴的笑容。只是会开玩笑了。“周初不简单啊。回来上大学了，这会可是鸟枪换炮了……”我说：“海峰，怎么还在这闲转着呢？”海峰说：“学校不给分配呀。”我自然明白，还是文革留下的后遗症。

一次，在粮店门口遇上了韩秀峰，他正下自行车准备去买面。我问他，怎么棉鞋都破了？他苦笑着回答：“不行了，老爷子过世了，穷了。”提起弟弟海峰的事，秀峰满脸苦情，不知如何是好。

回家我跟父亲提起此事，父亲马上说：“快去找徐呸凯，他已经恢复工作了。解铃还须系铃人。”真是妙案。父亲和徐校长是多年的老同事，不仅知道徐校长的家，还知道他家的电话。于是，一天的傍晚，我约秀峰一起骑着自行车就奔前门大删栏一带，很顺利的就找到了徐校长的家。徐校长可能刚吃过晚饭，正坐在院里小茶桌前喝茶。见我们来了，又加了两个小板凳。秀峰和徐校长的谈话我没有认真听。大概是，哥哥代表弟弟对文革的一些事情表示歉意和反省，徐校长也表示理解和向前看。最后两人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暂且让海峰先回老家过度一段。

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一共识，让海峰再也没能回到发小和同学们的身边，尸骨永埋在他的老家了。据说，海峰在家乡也积极投入了改革开放的洪流，不幸在一次事故中遇难。写到此，眼前又浮现出海峰露着两颗门牙的纯朴笑容。眼眶似乎有些湿润。再次为韩海峰合掌祈祷。

延伸阅读

我所看到的教育部反右运动

在祖家街端王府夹道住的一年多，正好是1957年。每天都和大人一起乘班车上下班。除了上学就是在教育部院内玩。有时父亲会从他办公的窗户向下看到我们。他说我们像一个个没有窝的小麻雀，到处乱串，到处乱跑，有点可怜。所以，父亲赶紧向单位申请教育部院内的住房，以便解决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小麻雀。

还记得，为了讨好姐姐，我转遍了教育部院内的犄角旮旯给姐姐捡糖纸。当时女孩子们兴积攒糖纸玩。

突然有一天，我熟悉的犄角旮旯里都贴满了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有红色、绿色、白色……五颜六色。刚开始，有些发懵，不知咋回事，心想反正是大人的事吧。

对文字，对大字报的内容我是看不懂，也没有兴趣。但是有的大字报里画有漫画，不免使我停下玩耍的脚步，上前看上两眼。有一张漫画给我留下了印象。画中画着一个年轻人手里捧着一颗大红心，正向画着镰刀斧头的党献出。年轻人张着大嘴，瞪着大眼，半跪着，十分真诚地向党献心交心呢。

谁知，没过些日子，大字报又铺天盖地的布满了全院。这回印象最深的漫画是，一条大毒蛇被引出了蛇洞，张着血盆大口，支着毒牙，吐出毒信，迎接它的是工农群众的刀和叉，斩断蛇头，消灭一切害人虫。再有就是以林汉达为首的反党右派集团群像。这林汉达听说是教育部的副部长。漫画中，除了大右派林汉达外，还有一群中右派和小右派，真有点像文革中的百丑图。

没几天，我又在父亲办公楼的会议室的门旁，偷看到里面一个好像是姓黄的叔叔正在接受组织的谈话。只见这位叔叔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不停地说：“没想到，真没想到……”见此情景，我赶紧缩回头。

回到端王府夹道的家，又听说本院内也有右派分子。比较典型的是一位叫毛春民的干部，看上去也有五十多岁了。他家正好在我们出入大门路上的南面一排平房里。有时，天黑了我去找小朋友玩，路过他家，能听到毛春民夫妻俩在窗帘后的灯下哼唱着江南小曲，十分投入，幸福美满。但是。据说毛春民在给党提意见时说了一句话：“有的共产党的干部是一人当道鸡犬升天。”这下子，他就成了个不大不小的右派。过了不久，全家都搬走了，好像是到兴凯湖一带劳改去了，不知是真是假。

总之，反右后，爸爸单位的好多叔叔都不见了。一个叫左杨的叔叔，唱歌剧有一嗓子，不见了。还有一位同院的尼圣道叔叔也调走了。他的中文特别棒，猜灯谜又快又准，总是拿奖第一。那时，不知有多少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据说，朱镕基就是因为马洪辩护了五分钟就被打成了右派。现在，我是真佩服我的父亲。不知老爸是怎样躲过了这一场场的运动，这一次次的劫难的。直至离休，老爸还一直坚守在教育部的院内，把我们这些小麻雀都养育成了人，实属不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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