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丨严向群：魂牵梦绕儿时的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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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严向群，曾用名陈创，山西财经学院贸易系78级。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供职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去年退休。
原题
云记忆之：42号
这个正规的北京四合院，位于东四十一条的中段。是从我出生到上小学前，一直居住的地方。
大约没有一个人能记得他自己的出生，尽管都渴望知道。比大多数人幸运的是，我的出生证完好地保留至今，整整六十年。其中所说的“中直机关第四医院”，就是今天的“北京市隆福医院”。如果没有我小姨提供的线索，这个信息在网上也很难验证。
今天的隆福寺医院，早已不是那个胡同里逼仄的小医院了。六层楼肯定是因为市中心限高。白墙红字，煞是醒目。小姨说我出生后的当天，她和我父亲就从报社（海运仓）走到这里来看母亲和我。父亲还在花店里买了一束花。小姨说可能是当年受苏联影响较深吧。
有趣的是，出生证正面，有小姨为我起的名字，用的是母姓，出生证背后有父亲的笔迹，改成了父姓。这个名字一直叫到我上小学，姓被忽略不叫了。出生的记忆由小姨和出生证提供，四天后我就离开了医院，被抱进而非“走进”42号。但我对42号的记忆，肯定要到我会“走进”以后。
摄影：王裕量
走进院门，一面镶有灰色砖边的白色影壁首当其冲。绕过影壁是第一进院落，只记得右侧的住房，是我幼儿园同班的女生唐多的家。唐多小时候很是乖巧可人，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蛋，是本来就不多的女生中让男孩感到出众的异性。
一个早熟的同班男生，在玩耍中居然这样语出惊人:“唐多是我的！”颇有动物群中争夺最美异性的宣言。唐多的长相既不像她单眼皮、上下眼皮都下垂的母亲，也不像她鹰钩鼻子、小眼睛的父亲。大约是吸取优点吧。不过孩提时代的印象总是不准确的，更何况女大十八变呢。
因为我们幼儿园的王景红老师，两条粗黑的大辫子，有“大辫子王”之称。当年在我们心目中是绝色美女。可十几年后再见，单眼皮、三角眼，真是让我大跌眼镜——我确实在小学后就戴上了眼镜。
穿过有回廊的第二道门，就是四合院的主体——第二进院落。我家在这个院落住了好几年呢。我在这个院子里留下平生第一张照片，应该是在第二进院落的西角树下。我躺在当年时兴竹编推车里。最珍贵的是照片背后有母亲的记录，让我不忘她的哺育之恩。
第二张照片，是在同一张童车上。我的改变是在姿态上，从躺到坐，该是个不小的变化。母亲在照片后面注明，这是我八个月的时候。我的周岁照，应该是在后院谁家门口拍的。因为这种藤萝植物，我记得只有后院才有。雕花的木门，也能印证原来这个完整四合院的拥有者不是等闲之辈。
自我有记忆起，我家住在第二进院落北房最东边的一个耳房。门口就是从第二进院落进入第三进院落的必经之路，坐在房中能清晰地听到过路的脚步声。记忆中那个耳房面积十分之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进门上炕。
大约在我一岁半的时候，母亲请了当时《中国青年报》的摄影助理王裕量，为我拍了不少床照，因为我年龄太小，只能在床上趴着或者坐着。至今还有三张底片保留。那是120的进口柯达黑白胶片，估计是用禄来之类的双镜头反光相机拍的。王裕量当年是著名摄影师舒野的助理。据说开始就是干扛梯子的活，后来也是自学成才。网上能搜到一张他摄于1960年作品。这张明显是120相机6X6片幅、运用追随拍摄法，还是动感十足，发表时也没有剪裁。这张的拍摄时间，基本和为我拍照同期。
1993年已经调到《中国妇女报》的王裕量，获首届韬奋新闻奖提名荣誉奖。2010年有机会再见王裕量夫妇，他们已经完全认不出我了。可是提到当年为我拍照片的事，却是记忆犹新。要知道这已经是半个世纪后的的记忆了，可见摄影这种艺术形式特有的魅力。现在的王裕量家中，还悬挂了不少黑白彩色的人像，大都是王裕量本人的，只不过年代不同罢了。他年轻时代的肖像和我的印象一致，酷似电影明星冯喆，侧面肖像尤为抢眼。
我家后来搬到第三进院落。我对那里的记忆，似乎比较符合现在尚存的规整的四合院。有一溜窄窄的石板路，有一排相依的平房。东起有钟恕家、沈理扬家、施德铨家、王永耀家。我家搬到东起的第三间房，与我的幼儿园同班沈军的家为邻。有一张我俩在石板路上的一个水盆里玩玩具的照片，留住了当时还穿开裆裤的记忆。沈军的母亲温慧端英年早逝。我还记得沈军的父亲在治丧前，曾把遗像拿到过我家。后来听长辈说温是一个特贤惠善良的福建人，与沈军的父亲党气十足形成鲜明的反差。
我和沈军
我曾看到她与我母亲在颐和园划船的泳装照。沈军后来曾经和我们一起去过干校，住在同一个连队。高中毕业时，一向表情冷酷的他，忽然热血了一把，瞒着家里自己跑到延安去插队。由于过于艰苦，患病而归。我们去看他时，仍然壮心不已。后来他考上大学学了日语，再后来听说他下海去了深圳，不知所踪。
第二次搬家，我家搬入第二进院落与北房中屋相邻的西屋，住房面积有了不小的改善。家中有什么家具是完全记不清了，只记得床罩是那种彩虹条的皱纹棉布，是当年许多人家都用过的。
这间房子是母亲原来《中国少年报》的同事谷斯涌的家。他家的两女儿谷劲、谷妹都比我年龄小。但性格豪放颇似的母亲，抢起玩具来我都不是对手。后来这两个女孩都去美国学医，并且在大洋彼岸成家立业。这种开拓精神与幼年时敢和男孩子一决雌雄不无关系。只可惜她们豪放的母亲邹烈贞因病早逝，但她的爽朗笑声似乎还在耳畔。
我家东侧的邻居是报社幼儿园园长张清能的家。她丈夫孙小文早逝（孙一江说其父在这里只住了六年），一个人带着两个年龄比我还大的女儿，现在想来真是不易。大女儿孙一江，后来成为《华声报》名记，退休后还热心社会工作，活跃于各类讲坛。她写的42号肯定是我所不及的。特别是她大我两岁，记忆中的内容要清晰丰富的多。
比如说她描述的当年小伙伴们玩“踢球电报”的游戏，她不提我几乎全都忘记了（孙一江：印象最深的是“踢球电报”，这个游戏至少得十多个孩子才能玩儿。首先集体“手心手背”，PK出那个“单崩儿”的“倒霉孩子”，然后有人用力把球踢飞，趁那个孩子捡球的工夫，其他人迅速潜入院内各家或四周的犄角旮旯。捡回的球放在院子正中砖拼的圆形图案里，要是球被踢走，他就输了。他的武器是“电报”，比如看到于小三冲过来，喊一声“小三儿电报”，小三儿就失去了踢球的权利。
我们常常采取互相掩护的战术，由几个人吸引他的注意力，其他人攻其不备。最狠的是有人高喊一声“大家一起……冲啊！”所有的孩子从四面八方同时出击，嘴皮子再厉害的孩子往往也来不及一一“电报”点名，只好眼睁睁看着球被踢出圆圈，游戏重新开始，他继续做那个“倒霉孩子”。也有的孩子特别喜欢挑战，主动要求“看球”。这个孩子往往不会等着挨打，一边留神有没有人冲出来，一边拉开各家房门，对藏在里面的孩子高呼“电报”，瓦解对方的战斗力。
踢球的孩子，人多也不一定势众，如果缺乏默契，或者喊“冲”的孩子缺乏号召力，大家有冲有不冲的，进攻也会被看球的孩子一一击破。这种游戏不是好玩，而是太好玩。在跑得满头大汗的同时，还学会了好多别的）。二女儿孙一莲因为没有去过干校，印象模糊。
张清能家的东面是王耀英家。钟恕、王耀英都是后来《中国少年报》的领导。但是在我印象中很是模糊。第二进院落的东西厢房都是住家，有吴光辉、范帼英、王裕量、罗月英家。印象最深的是小三儿他们家住在西厢房，他和他的哥哥大明总愿意带着我玩。于明后来去山西插队，再后来成为专拍赛车的著名摄影师，主编《车王》杂志，不幸于2016年英年早逝，令我扼腕叹息。小三儿因为去了干校，后来接触较多。
于明
文革结束时，《中国少年报》复刊前试刊。有一篇《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插图文章，所举实例都是“牛奶倒河里”之类。小三儿看了大不以为然，说“这都是什么呀？”还有就是公审四人帮的时候，华君武画张春桥“死猪不怕开水烫”，小三儿也是一脸的不屑：“被告在定罪之前还不是罪犯，这么丑化人家是侵权呢！”他进中青报后，我们没再见过面。据说他对哲学有独到见解。看来小三儿的超前意识，早已有之。
我在42号时由于年龄太小，记忆中的第二进院落面积超大，台阶超高。如今想来，一个规整的四合院，哪里会有那么大的院子，那么高的台阶呢？只能归结为当时自己太小了。
42号的过人之处，是西侧还有一个小花园。其中的假山和小桥流水，在我儿时的眼中宛若仙境，是我们大玩捉迷藏的地方。我的幼儿园同班殷坚家就住在这里。我对他的羡慕程度可想而知。1989年后我在国旅总社见了他一面。他学医，那时已经是垂杨柳医院的大夫了。后来听说，他也是那个时候想出国，在换汇时被黑市的骗子用假币蒙了。想来还是很符合他小时候憨厚老实的形象。
和殷坚家同住西花园的还有时任《中国少年报》总编的左林家。孙一江对那儿的描述是：“花园是全‘42号’最美丽的院子，我们管它叫‘大井院’——因为这院有一个圆形的水池，还有太湖石堆的假山、丁香和两棵高大的毛桃树。一到春天，粉红色的桃花开得云蒸霞蔚，美不胜收。”
五十多年过去了，42号大院你还好吗？听说你已经被官宦人家所占据，真想看看你的灰瓦砖墙是否依然在？又怕你的面目全非让我痛心疾首。儿时的记忆是美妙的，不要被现代的所谓文明破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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