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杜欣欣：我的苦难深重的"右派"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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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欣欣， 1954年生于重庆，在北京长大。1969年随母去东北下乡，之后当工人七年。1978年考入大学，1984年到美国留学，现居美国。曾出版过《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此一去万水千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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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1957年
“事情得从1957年3月费孝通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讲起。那篇文章引用了唐诗‘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句子的意思是远看地上已经发青，但走近了一看草还没长出来。读了这篇文章，我从未往坏的方面想，只是觉得党对知识分子关照得不够。我在重庆大学念书就听过费孝通的报告，他讲得好极了，我佩服他。以后遇到他的文章，我都会读。那天在阅览室读了费的文章后，我随便与人谈起，就像今天咱们俩坐在这儿聊天一样……”讲这段话时，父亲正坐在我的饭厅里，面对着一台录音机。在被打成右派45年之后，回忆往事时，他仍未注意到那个“乍暖还寒的早春”并非始于1957 年。
在我母亲的谈话中，年轻时的父亲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虽然父亲证实婚前他确有过多位女友，但从他的坦白交代中，我并未发现多少“油水”。于是, 我感觉父亲之“花”不过是徒有虚名。父亲从小就和哥哥姐姐一起演戏，到上海后，他演戏、滑冰，甚至得过花样滑冰少年组的冠军。他爱交朋友，为人大方，不计较金钱。他还善文，常为朋友写情书俘获女孩儿的心。他个性活泼，能歌善舞，喜欢出点儿小风头，常常是同学好友聚会中的中心人物。
在同学会上，他80多岁还与一年轻女子表演新疆舞。父亲91岁时，我打电话去问美国老牌歌星平.克劳斯贝，他张口就唱：“ Let’s me call you sweetheart，I’m in love with you. Let me hear you whisper，that you love me too……..”但父亲不懂人世险恶，更未意识到十八般武艺独缺了保护自己的技能。
在1951年的镇反中，我的祖父国民革命元老李肇甫被关押去世。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中，经过自我奋斗成为工商户的外祖父杜振华被强迫退赔而不得不上交铺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我父亲李显甲的厄运终于来了。
“事情得从1957年3月费孝通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讲起。那篇文章引用了唐诗‘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句子的意思是远看地上已经发青，但走近了一看草还没长出来。读了这篇文章，我从未往坏的方面想，只是觉得党对知识分子关照得不够。我在重庆大学念书就听过费孝通的报告，他讲得好极了，我佩服他。以后遇到他的文章，我都会读。那天在阅览室读了费的文章后，我随便与人谈起，就像今天咱们俩坐在这儿聊天一样………”讲这段话时，父亲正坐在我的饭厅里，面对着一台录音机。在被打成右派的45年之后，回忆往事时，他仍未注意到那个“乍暖还寒的早春”并非始于1957年。
据朱正的《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苏联1956年的反对个人崇拜，波兰和匈牙利人民抗议本国独裁政权都引起了毛泽东的密切关注。毛一方面想以整风的方式纠正执政党的官僚作风，另一方面他十分反感国内知识界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毛将匈牙利事件定义为资产阶级的大民主，与之对抗的是自己发动的整风运动那样的无产阶级大民主。
1956年春4，5月间，毛泽东做了“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的讲话，其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讲话与文章都是鼓励知识界自由讨论，独立思考。但“党外知识界的反应并不热烈。他们的观望态度其实是六七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成果。”（朱正P.8）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决心打破沉默，亲自出马推动鸣放。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做了讲话。父亲回忆道：“我们听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在文艺座谈会讲话，毛说过他要保蓝翎，说他不爱看人民日报。要看思想更解放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他还说肃反扩大化了，有些斗错的就平反。”同年3月，毛泽东在知识文艺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再次鼓励鸣放，并于4月30日，要求民主党派帮助执政党整风。
当时，我父母所在的某文工团位于北京大红门。我幼年时的照片显示，那里有大操场，还有野花绿地。我和小朋友整天在院子里玩，还会学着大人的腔调喊着我父母的名字，通知他们去开会。父母亲单位的“鸣放”就始于那些“开会”。“1957年，我们先出去演出了很长时间，回来就开会总结工作。开始时，文工团的景政委动员团支部书记岳进孝写大字报给党提意见，他说：‘共青团是党的助手，要发动大家提意见。’于是岳写了一篇题为《十个为什么》的大字报，提到有人一连演三场，嗓子唱哑了，想去进修提高等。他写的时候，合唱队的一些人比如詹XX很积极地在旁边鼓动。岳的大字报因为涉及团里的实际问题，讨论才开始热烈了。景政委看了岳的大字报，还在全团大会上表扬他，动员全团继续总结工作。当时‘整风’运动还未开始，总结完了，我们就休假了。但是在一个月的休假中，我突然看到报纸上的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我看了也没觉得怎么样，不久又看到《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文章。一看就是毛泽东的口气了。咦，怎么会这样呢？毛泽东不是说过爱看《文汇报》吗？”父亲回忆着。
“休假一结束就有人贴出大字报反击岳进孝了，大家一看都愣了，文工团没开始鸣放，怎么就出大字报反击鸣放呢？显然那些大字报是休假中布置的，也有我的一张大字报，批评我说过的‘党员的思想未解放’。碰巧，当时的人民大学有个叫林希翎的也这么说过。我写大字报去解释：‘党员的思想未解放是政委动员时说过的，他还号召要解放，而且我从未到处乱说，只是向政委汇报过’”。父亲在回忆中一再强调：“我们没有鸣放啊，我们只是总结工作。”我说：“但你们提出了批评啊？”“可是岳进孝的批评只是摆出现象，而且那些现象都是存在的，他也没作结论啊？”他还在讲理，似乎从未想过当局不讲道理。
父亲完全不知道民主党派帮助执政党整风的半个月后，毛泽东已经决定反右。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件中，毛甚至使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军事用语。
“先是批判岳进孝的大字报是大毒草，那个曾经积极支持写大字报的詹XX突然一转也很积极地批判岳进孝了。然后批判陈志昂。陈是作词曲的，很早就参加革命，曾被称为革命神童。大概他以前没读过很多书，又欣赏古典文学，他特别爱读唐宋诗词，几乎手不释卷。他做的歌也受古诗影响，写得很抒情，比如‘祖国的海岸，远了远了……”父亲边回忆边唱。
“陈志昂为什么受批判？”我问父亲。“我也不知道，大概他以前在别处开会时有言论吧。”“然后就批判黄埔洛。他是拉二胡的，和我也熟，我们喜欢聊天，我们之间不怎么谈论社会问题，偶尔会发点儿牢骚，比如当时的合唱队长赵阿胖根本不会唱歌，指挥合唱练习时睡觉。副团长刘XX是弹三弦唱曲艺出身，也是什么都不懂还瞎指挥……”父亲继续回忆着。我问：“当时我妈妈算是会唱的吧？”“当然啦，你妈妈在华西大学时学过声乐，她会五线谱还会弹钢琴。”
父亲回忆着：“后来又开始批判一个舞蹈队男演员，他和于x 发生关系，于X是舞蹈队长米X的妻子。”“啊，那就是米米的妈妈嘛! 难道反右也反男女问题？”米米是我儿时的伙伴，我最早的照片中总有米米。她的母亲是舞蹈演员，长得很好看。反右中，米米妈妈的情人被打成右派发配远方，她被开除，丈夫与她离婚。所幸米米妈妈出身大家，父亲是个文化名人。被开除又被离婚后，她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1972年左右，我和母亲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突然有人叫我母亲的名字。母亲转头一看是一位形容枯槁的老太婆。她很瘦，笑起来，露出很大的牙齿，眼睛凸起，直直地瞪着人。她说：“你不认识我啦？我是于X啊。”母亲忙问：“这些年，你好吗？”她答：“还好。”她一直看着我，看得我只想向后缩。母亲说：“这就是欣儿。欣，这是米米的妈妈。你忘了吗？”我赶忙问她：“米米可好？““她到东海舰队文工团跳舞去了。”看着她的背影，我母亲很感慨地说：“她比我还年轻好几岁呢，真没想到老得都认不出了，真可怜啊。“
我和米米
父亲说：“我一直以为我们没有鸣放，谈不上什么反右。但上面派了人下来，那人叫官伟勋，是个大尉。他大学毕业，喜欢学英语，经常找我聊天。那时我还喜欢找李政委聊天。李原是西南军区文工团的政委，人很正派，一直被批右倾。西南军区合并到北京后，他就被调离。我和李政委谈起肃反关押李燕平，团里的景政委对李燕平说‘如果你不是罪大恶极，血债累累，我这个政委不当了。’但没找出任何问题。你母亲不喜欢我和人聊天儿。”我记起了母亲的抱怨：“那时他喜欢晚上出去聊天，一聊就聊到很晚，我要他好好练业务，他还顶我说你连朋友都不让我交了?”
父亲被打成右派，是不是有人告发？还未发问，父亲继续说道：“因为在文工团看不到前途，我想离开文工团，想去八一电影制片厂。我还想入党。”
听到这里，我的心沉了一下。
“我跟李政委说想调走，还想入党。李政委说‘你可以找官大尉做个思想汇报’。于是我就找官伟勋谈了，我对他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对李燕平不公平。我们团没有鸣放，这么批判岳进孝也不公平。他对我说，‘好啊，你就写个思想汇报吧。’我就写了一份交给他。”听到这里，我几乎要大声对父亲说，你怎么那么傻啊！1951年，你爹被关押致死，你还想入党？但我终究没有说，当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我不是也积极地要求“进步”吗？
作者在北京大红门与小朋友合影
交出思想汇报的第二天，父亲的单位全体集合开会，会上批判我父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会后，父亲开始写检查，但怎么检讨都过不了关，而且越批判越热闹。“他们开始批判我是费孝通的义务宣传员，还说我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有关，我没读过章伯钧的民主主张，也许因为你的爷爷，我有点民主理念吧。”数月批判之后，1958年初，我父亲、陈子昂、律培南（据说罪证是他写的日记）、岳进孝被打成右派。其中的岳进孝被定为极右分子，父亲被定为一般右派分子按二类处理。据说一类处理是劳动教养，二类处理是撤销职务，监督劳动。
很多年以后，我得知划定右派的标准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等，像我父亲这样的一个“纨绔子弟”也被戴上一顶右派帽子，不能不说是抬举了他。除了划分右派的标准，我还得知“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为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4卷，中译， P27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据官方的数字，反右运动打了55万右派，而因反右失去职位下放农村或工厂的约40万至70万人。仅我的家族，与我父亲同命运的还有我的姨夫与姑夫。1999年，中国开始出版翻译出版《爱因斯坦全集》，十年间一共出版了七卷，其中前五卷的主译者赵中立、戈革、范岱年、许良英、刘辽都是右派。毫无疑问，派驻空政文工团的官伟勋完成了右派指标。十几年之后，仍在空军任职的官大尉也受林彪事件牵连入了另册。
在新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迫害毁灭知识精英阶层的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人们都被打懵了，但其中的很多人却并未意识到从此入了另册。父亲回忆着：“那时我们院子泼了冰场，一个姓徐的年轻女同志在上面滑冰，她不会滑，我拉着她的手教她滑。你母亲看见说‘你不要去拉她的手，人家要跟你划清界限。’我才明白了。”面对发配，父亲依然态度正面而乐观。他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要改造，还特别去新华书店买了有关农业的书准备带走，当时与父亲持有同样想法的右派不在少数。
我母亲经常责备我父亲“不踏实”和“浮”。但“浮”的定义是什么呢？也许就是做事念书浅尝辄止吧？也许是好虚荣？也许是好出个小风头？无论哪个时代，生性“浮”的人难以成为社会通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但却是无害的，甚至是无妨的。可是我父亲活过的世道连“无害”的人都不放过。
作者与父母，摄于1957年三月
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我还在重庆。他回忆道：“送你回四川也是你妈的主意。你生下来后，睡在我们的脚头。你的精神太好了，总不睡觉，哭闹厉害了，你妈妈把你抱起来，你还是不睡，就把你立着抱着。抱一会儿，你的头开始耷拉了，大家看了哈哈大笑，于是你又精神起来了，直到你累得抬不起头来。你妈妈要唱歌，总睡不好觉，嗓音就不好，所以决定送你回重庆。谁想到，你奶奶溺爱你。每天睡觉前，她都要塞给你一块糖，结果你的牙全吃烂了。从抗战之后，你奶奶就没来过北京，她想来北京，我也很想你，不知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你，于是就让你奶奶把你从四川带来。”
“你奶奶来北京后，我只敢告诉她我要去参加十万军人建设北大荒，何时回来还不知道。我嘱咐周围的人千万不要把我被打成右派的事告诉我母亲。我陪着你奶奶，强颜欢笑了一个星期。1958年4月19日，我一夜没睡，我娘也一夜没睡。你呢，乖乖地睡得挺好。4月20日，凌晨4点，单位来车。我们上车集中到前门车站乘火车，你奶奶要去送，我说您别送了。我看看你，再看看你奶奶，就上了车。那天离你的生日还有5天，你妈正在朝鲜演出，离她回来还有十天。”
我母亲说：“你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本来我没有去朝鲜的演出任务，是他们找不到人独唱，临时决定让我去的。走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你爸爸会被发配去东北。在去朝鲜的路中，因为你爸爸成了右派，我还被祝XX和张XX批判。”据我所知，母亲单位的领导一直敦促我母亲划清界限，也有人劝说母亲与父亲离婚。母亲并未离婚的原因，一是她传统保守，对婚姻的承诺极为坚持，另一方面是由于她对后来遭受的歧视、迫害和斗争缺乏预见。
父亲走后不久，我母亲从朝鲜回来。我们去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拍照，于是我有了一张与祖母的合影。1935年，祖母离开北京后，伯父伯母，大姑妈相继去世。1951年，祖父去世时，二伯父李显同渺无音信。李显同毕业于黄埔军校16期，但他一生成谜。1950年代初有人来报他去世。但1970年代又听说他还活着，有人在成都附近县见过他，直到1980年代，我们确知他于1950年代初被枪决，殉难地点是成都的某个汉朝王侯墓地。
1958年，离开北京23年后，祖母重返北京，不明就里地望着幼子远去。这个面目严肃的瘦小老太太一直撑到了1960年代最动乱的岁月，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1984年我离开中国。去国前，我父亲来北京送别，还带来祖母的骨灰。我们到北海划船，坐在船上，父亲拿出一个包，说：“娘在北京住过，就撒在这里吧。”我心里想着出国的事儿，又担心此举会被旁人看到，惹出麻烦。不经意间，那些白色的骨碎已沉入湖底。我的祖父没坟，她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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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发配东北
然而，父亲每次回来，都会给母亲带来压力。1964年4月26日，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我问候了父亲的病。在信纸空白处，我母亲写道：“你病况如何？如果时间容许最好回四川养病，路费不成问题.如果时间不容许，我现设法找一间房子，可是不是那样容易的，尽量找。如果这几件事都办不成，我立刻给你寄药品和糖，是否在勃利医院养病？回军乐队疗养不可能，既然领导说了，我就不想再去说了。欣儿昨日未归，因文工团无车去接，今日归来，昨天是孩子的生日。今天带她去照相…..。只是挂着你的病，好几天睡不踏实。”
1958年4月20日，我父亲与同命运的人乘卡车来到前门火车站。“我们乘坐的列车都是临时把卧铺改成了坐铺，军人押车。车站上居然有人还献花送别。那天北京正在除四害，很多人在房顶上轰麻雀，最后麻雀被轰得飞不动了就掉下地来，被当‘四害’除掉了。我们这些人也像‘四害’一样，离开了北京。”（父亲回忆）
在北去的列车上：“虽然大多数人很沉默，晚上却组织联欢会，有人说笑话有人唱歌，表示很高兴去改造。”火车走得很慢，四月的北大荒仍是莽莽雪原。“到密山后，我们在粥棚里吃了一顿饭，又坐上卡车，来到云山畜牧场三队。”
代号850的云山畜牧场位于黑龙江虎林县境内，这里曾是解放军某团的驻地，据说团长就是小说《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的原型。农场分“五栋房“和“七栋房”两处，父亲目力所及只有几间破草屋，他们住进了其中的一间。屋内没有东北惯有的火炕，只有树条架起的床铺。互不相识的100多人，人挨着人，头冲外挤着睡下，当夜就有人跳井自尽。
据《一份“阳谋“灾难的民间档案－－中央单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单》的统计（香港五七学社出版，杨崇道编），总计1417个右派在850农场以及附近地区流放劳改。这些右派分别来自国务院，各部委和军委，其中包括中央乐团，中央歌舞剧院，北京人艺，青艺，故宫博物院，大众电影杂志，北影等单位。他们中有文人、编辑、画家、演员、记者、翻译、音乐戏剧研究者、工程师，知名人士如聂绀弩、艾青、丁玲、戴煌、黄苗子、丁聪，画家尹瘦石、沈尹默，电影演员张莹等，还有曾经知名但早已不为人知的戏剧音乐家，张伯驹的琴师屠楚才。在那些人中，因看过电影《小兵张嘎》，我对扮演罗金保的演员张莹有印象。
父亲说：“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女同志。她问我们‘你们是从北京来的？’我们说‘是’，她又说：‘我是右派，原来是中央直属机关幼儿园的老师，我能和部队的同志一起劳动，很荣幸。’我们对她说：‘我们也是右派啊。’她听了愣住了。她显然没料到解放军里也有右派，也显然不知道右派有多严重，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右派有多严重。”
最初的劳动改造是种豆子。右派们人手一只干粮袋，一把小豆铲。跟在拖拉机后面，边走边撒种。虽然东北的陇很长，但种豆并不累。夏锄到了，不仅铲草还要锄掉多余的豆苗。劳改右派们两点钟起床，晚上8点才收工。此活需要集中精神，但无论怎样的小心翼翼还免不了锄掉豆苗儿。此时右派们就自我教育说：“毒草铲掉，可以做肥料，我不是毒草，是棵好苗儿。好苗铲掉后，也可以做肥料。”
铲地时，“我累得收工回家后看什么都是绿的，晚上做梦都在铲地。第一道夏锄紧接着第二次，似乎永远铲不完。“我父亲手笨，又总担心铲到豆苗儿，铲多了苗儿就可能被认为是有意破坏。11年之后，我也来到北大荒铲地锄草，也有了与父亲同样的感叹：“这陇真长啊，永远都锄不完。”那时我15岁，眼力和腰功都好于父亲。
夏锄后，麦子在大雨中成熟。父亲说：“不能让麦子烂在地里，我们割麦，打腰子（即将一束麦秸拧成“绳子”用于捆麦）。麦子捆好后，堆起来，称为‘码垛’。我手笨，又没有干过农活，都是老周帮我。”老周是父亲的好友周砚秋。他生于1919年，当“右派”前是高级防空军学校的教员。1960年，在云山割豆大战中，副场长看到老周生吃黄豆，面对着大声呵斥，他回答：“民以食为天。”副场长开现场会批判他，老周说“批吧，批吧，时间越长越好，让大伙歇息一下。”副场长气得掏出小本子说，“我记上，不给你摘帽。”他答：“记吧，我叫周砚秋。”1962年，市场货物紧缺。宣传干事来作报告说：“全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周走到主席台上，把穿破的鞋子脱下一只让那个干事看：“你说形势大好，我很高兴，请你帮我买双鞋吧。“（《一份‘阳谋’灾难的民间档案－－中央单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单》）
在父亲的回忆中，劳动虽累虽苦，但还未受到很多人身侮辱。“当时还比较讲政策，队长指导员没有侮辱我们。再早些时候，王震去850农场，看到中央直属机关的右派还称他们‘同志’，问他们手上长没长茧子，很多人都被感动了。”但不久，右派们就开始受辱了。“一次在大食堂吃饭，忘记为了什么，我们和当地的转业军人发生冲突，有人站起来骂我们是‘人间丑类’，当时听了非常刺心。去云山畜牧场的商店买东西，那里的售货员不能不卖给我们，但买完离开时，他们就在后面哼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掉，夹着尾巴逃跑了’。但我们右派分子之间没有歧视和告密，除了苦和累，心情还算轻松。”
听着父亲的回忆，我记起我姨夫被打成右派时，姨妈是共青团员，作为右派家属，她经常被批斗。“那些人想什么时候批你就什么时候批你，日子真难过。后来我见到你爸爸，告诉他作为右派家属多么苦，你爸爸说他只想到他自己苦，并没想到他的家属被牵连的苦。”我想到了我的母亲，几十年来，她的紧张焦虑令她自己也令我苦不堪言。戴罪的父亲生活在“罪人”中却比不戴罪而生活在“非罪人”中的母亲少受很多精神创伤，真令人啼笑皆非。
耕种，铲草，收获，麦子入库，豆子进囤。东北“猫冬”季来了，父亲他们却依然要劳动改造。“1958年冬天和1959年春天，我们去修水渠。听说中央要给一批改造好的右派摘帽子，我们就要苦战一冬春争取早日摘帽。”虽然摘帽是对右派们再次羞辱和欺骗，但当时却信者甚众。为了摘帽，他们从事着超出体力的劳动，甚至付出了生命。
“我们去远处修水渠，到了那里，就住在一个无门无窗的窝棚里。那时已是十月底，睡窝棚还能扛得住冷。但水渠越修越长，离窝棚也就越来越远了。每天清晨走去，晚上走回来，到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有一天，我和一个老头一起走回来，他也姓李，解放前参加过‘一贯道’定为历史反革命被改造。那天下着小清雪，很冷，但我们走得出汗，走呀走呀，怎么都走不到窝棚，我跟他说‘一家子啊，这样何时才是个头啊？’他回说：‘兄弟啊，事缓则圆’。有个晚上，实在走不回去了，大家就挤在水渠里过夜，迷糊几小时就又上工了，那天夜里大概零下30多度。这段水渠修完了，又让我们转去修另一条水渠。大家背着行李赶路，规定时间到达。到了那儿后，立刻砍条子搭地窝棚。条子就是幼树枝，树枝架起来，上面盖点儿稻草，就是俗称‘大马架’的地窝棚。窝棚里的地上铺一点儿稻草，窝棚架上挂水壶，壶里装满白酒。我和一个姓浦的飞行学员，两人一窝棚。劳动回来，我们只脱棉袄，睡前先灌两口白酒，再钻进被子，被子底用绳子捆住保暖。次日清晨，哈气都冻住了被子边，鞋子冻硬了穿不上。当时要求每人每天挖一立方土，而且要挖出坡度。虽然是右派自己量土方，但谁也不敢谎报，因为都想第一批摘帽子。我们挖的可是冻土啊！最初没经验，一个十字镐刨下去，只见一个白点儿。后来会找地缝儿了，一镐能挖下一块。天气真冷，大家干活很猛，猛到出汗脱得只剩一件衬衣。后来又开始苦战，先是苦战17小时，21小时，然后是48小时，72小时，完全不停地干活。好在那时还有饭吃，一天吃好几顿饭。我们不但要挖土，还要把土挑出去。人累得不行了，倒地就睡着了，冻醒了再接着干……”
在如此的炼狱中，父亲病倒了。他感到肋部疼痛，就找卫生员要止疼片。卫生员说：“我可告诉你们了，不到38度不给假。”父亲疼得无法端铁锹，又去找卫生员。一量，体温38度多，他被批准病假。那夜，我父亲一直发着高烧，口渴难耐时就伸手在窝棚外抓把雪吃。次日高热不退，这样躺了一个多星期，除了阿司匹林也没有其他的药。彼时，被父亲认为“好”的队长和指导员因为右倾已被撤职，换上来的领导对右派都很苛刻。有些劳改队开始“放卫星”了。所谓的“卫星”就是每人每天挖了4个土方的冻土。父亲所在的劳改队也开始瞒下土方，找日子放卫星。父亲病得太重，终于被批准回大本营。他疼得走不了路，在难友搀扶下，慢慢走回去。父亲找到一点儿白药和着烧酒吞下，但病情仍未好转。他跟着送粮食的大车到分场医院，医生一检查，说他患了大叶性肺炎和胸膜炎，马上住院。
住院期间，父亲听说挖水渠的人又转移去了更远的地方。转移时，他们遇到大烟泡（暴风雪的俗称）。大烟泡后，人们发现右派赵启吊死在一棵很小的树上。病稍稍好转后，父亲偷偷跑回北京的家。但到家不久，他又病了。因担心被发现，他也不敢去住院诊治。找同学的医生妻子要了一点药就匆匆回东北农场。
父亲回家，大概是1959年
我完全不记得那次父亲回家，但却记得父亲每次回来，我总是特别高兴。他回来后，不但陪我玩儿，还给我买一些难得的小东西。那年，我跟着父亲去天桥，见路边有人卖小松鼠，我闹着要买：“爸，你信上说，你们那里有好多小松鼠，要带一只回来给我。”父亲说：“那不是松鼠是桦鼠，太贵了，不能买。”但他心软，经不起我磨，就买了下来。那时中国的城市几乎无人养宠物，我自然极为兴奋。拎着笼子，看不够。回家的路上，又收获了很多惊奇和羡慕的眼光。
一到家，母亲一兜凉水泼了过来：“人都没吃的，你还给孩子买这个！？”父亲垂着手听母亲抱怨，也不声辩。那段时期，中国还未完全从大饥荒中恢复，母亲这么数落父亲也并非没有道理。数月后，那对桦鼠死了，父亲已离家。我伤心地将它们掩埋在葡萄树下，次年葡萄大丰收。我还记得，父亲给我买过一朵带珠子的粉色绒花，我宝贝得很，每天睡觉时都把它压在枕头下。
然而，父亲每次回来都会给母亲带来压力。1964年4月26日，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我问候了父亲的病。在信纸空白处，我母亲写道：“你病况如何？如果时间容许最好回四川养病，路费不成问题。如果时间不容许，我现设法找一间房子，可是不是那样容易的，尽量找。如果这几件事都办不成，我立刻给你寄药品和糖，是否在勃利医院养病？回军乐队疗养不可能，既然领导说了，我就不想再去说了。欣儿昨日未归，因文工团无车去接，今日归来，昨天是孩子的生日。今天带她去照相……只是挂着你的病，好几天睡不踏实。”（我父亲没有保留我母亲的信，但保留了我的信，他们之间的通信只有这一封了。）
每次为父亲借房子，母亲单位的人就知道她的右派丈夫回来了。从东北，父亲为母亲带回蘑菇之类的特产，也给极爱干净的母亲带回来一身的虱子。我还记得母亲为父亲洗头，洗烫衣服。我父亲几乎不做任何家务事，而母亲却极爱整洁，非常勤快。粗心的父亲丢失过车票和铺盖，最后都是母亲替他补上。父亲在东北时，母亲曾偷偷给他寄过报纸，报纸里夹带了食品。靠了母亲的食物和粮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时，父亲捡回一条命，而母亲却为给父亲寄东西多次受到批评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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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几乎饿死
当时最好的治疗是吃饱饭，可惜好景不长，发粮票的人请假回家，病人们领不到粮票。父亲说：“当时医院食堂规定必须买主食才能吃饭，我怕断粮，每顿饭只敢买半两粮食。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跟一伙人下山去买泥鳅鱼吃。”黑龙江河湖冬天结冰，但人们会在冰上凿洞捕鱼，特别是饥荒时期。“一天，我到那里时，泥鳅鱼已卖光了。眼看着一段小坡，我就是迈不动步。低头喘息时，突然看到地上丢了两条泥鳅鱼，我捡起来，拍掉上面的沙子就吃下去。一位老人正好路过，他看到我的惨状，就说：‘兄弟啊，我看你饿得厉害。我那里还有一碗饭，你要是不嫌埋汰(东北话肮脏之意)就拿去吃吧。’父亲来到老人的家，端起那碗饭：“那碗高梁米饭搁在火墙上，已经馊了，不过我很快就吃完了。老大爷，活菩萨！”父亲说。
1959年初从北京回到东北后，父亲就被分派去基建大队，干的是和泥脱坯。脱坯就是将潮湿的泥土放入模子里踩，踩实了，再从模子里倒出来，晒成泥砖。俗话说：“农活三大累——脱坯，盖房，割麦子。”父亲回忆道：“那是很重的活儿，不久我就得了一种怪病，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但有人汇报说我是装病，为了试验我是否装病，指导员站在操场的另一边突然叫我的名字，要我跑步前进。我在屋子里听到了，出门跑步，跑了两步就摔倒了，脸都摔破了。他才确定我没有装病。到了医院，确诊是周围神经炎。那时不止我一个人生这种病，有人因此终身残疾。”
父亲再次入院。出院后，他被派去割条子。条子可以架窝棚也可以编筐，还可晒干当柴烧。父亲所在条子班都是病号，其中有位右派名叫屠双。他50多岁，曾在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任过职。据说驻美期间，他边工作边念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娶了苏州的名门闺秀。一天，屠双突然倒地死了。他死后，我父亲编着编着筐也倒下去不省人事。幸亏劳改队的舒医生之前经历过屠双的死。他为父亲作了必要的治疗，并紧急送去医院。父亲患了克山病，却捡回一条命。
1958年是父亲劳改的第一年。那时干活虽累，却还能吃饱。“秋收时，紫色，黄色，红色，好多颜色的胡萝卜，长得可好呢，大家边收边吃。”这是父亲回忆中难得的愉快经历。远在劳改营，他不知道那时的中国已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下，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大刮共产浮夸风。在极为愚蠢的行政指令下，中原大陆即将进入大饥荒时期。
1959年夏，父亲开始挨饿了。“春天时，食物就不够了，我被派去采野。山韭菜，倭瓜梗叶……我认识了很多能吃的野菜。野菜被采挖光了，又开始吃所谓的‘代食品’（代食品是原本不能成为食物的物质，比如用小球藻做的食品，海地饥荒时吃一种名为‘特雷’的泥饼）。后来我们完全没有存粮了，只能在收割时吃点东西，收什么吃什么。收麦子就把麦粒搓一搓吃，收苞米就吃生苞米，收豆子吃生豆子，但那时还能吃个半饱。”1959年秋收后，粮食越来越少，饿死病死劳累死的人越来越多，活着的人也越来越不像人样了。
父亲记得一个叫耿志的右派，他原是13级干部，皮肤很白，长得很英俊，但挨饿时浑身上下都是黑黑的，非常潦倒。他在腰上拴条儿草绳，上面挂着一个小铁筒，因为那筒子能多装点稀饭。父亲还记得一个姓吴的右派，他原在民盟担任高级职务，本来也是个很能干很干净的人。一天早晨起来，父亲听到他在哭，原来是晚上饿得尿了床。因为死人太多了，当局对右派的控制似乎松动些，父亲听说“无论摘不摘帽子，右派都可以回北京。”
不久，右派们就被集中到总场。所有的人都为离开劳改农场，能回家而感到高兴。因为不愿家人看到自己的悲惨形象而伤心，很多难友倾其所有寻找吃食。有的人买了鸭子，却不想刚吃完鸭子就被撑死了。有的人去十来里地外的合作社买豆面，扛着5公斤一袋豆面走回来却倒在了水坝上死去。
父亲依然记得杨泰泉，他牢记着当右派的教训“祸从口出”，从1958年4月到农场，直到1961年1月饿死从未开口说过一句话。1960年秋，右派汪淼割完了大豆，挑着行李回驻地时倒在了路边，难友杨崇道亲手埋葬他的尸体。右派吴中准因寒冷饥饿于1959年11月突然去世，他的尸体放在地窝棚上，两天后才掩埋于附近的清凉山。半个世纪之后，吴的长女吴江梅两次北上寻找父亲的尸骨，都失望而归。850农场劳改的右派中，有34人去世，47人下落不明。杨泰泉、吴中准、汪淼……受难者最终被杨崇道先生记录在《一份“阳谋”灾难的民间档案－－中央单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单》中。为了这个名单，杨先生花费七年的时间，自费奔走十余个省市。这本右派名录不仅是一份千人名单，也是反右运动受难者的存传。
被召集到850农场总场后，父亲并未如愿回家，却被发配到虎饶农垦局的烧炭队：“烧炭队有四十多个人。我们从云山畜牧场出发，走啊走啊，走进一片茫茫的雪原。到那里一看，烧炭队原来是劳改队。原有的劳改犯人迁走了，留下了一座很大的地窝棚。”父亲回忆着。“我走进窝棚，只见两排条子床，床间的火坑。草棚上每隔一段放着一块玻璃采光。晚间，挂着的柴油灯冒着黑烟，火坑里燃着木柴，黑暗，寒冷，烟熏火燎，我想起高尔基的《在底层》。”
周围的森林已被胡乱砍伐过，炭窑外堆着永远烧不熟的生炭。尽管如此，父亲还要每天上山砍树。从事这样重的体力劳动，一般人每天需要两三斤粮食，但当时每人只配给7两粮食，不干活的人只有3两，而那些所谓的粮食不过豆饼之类。伐木的山并不高，但父亲饿得爬不上去，好不容易爬上去了，先坐下来歇很久，才能有力气拉锯，一个人一天锯不下几段木头，但不去伐木，就吃不上配给的7两粮食。父亲饿得在雪地里找东西吃，运气好的时候能捡到木耳。
白天干完活，右派们捡点木头回去烧。夜晚，地窝棚里的四十几个人绝望得无话可说，只有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因为饥饿，有人开始偷别人的东西吃。熄灯后，四处发出淅淅索索的声音，人们偷偷地吃着家里寄来的食品。父亲说：“那时，我们在山上找到一种薄薄的东西，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带回来，把它放在搪瓷盘里炒一炒，反正嚼碎了可以填肚子。我们称它‘饼干’。一天晚上，在一片沉默中，坐在旁边的老周悄悄地捅了捅我，背着手递过来一块椴树皮。那椴树皮可是宝呀，我偷偷接过来，吃了。”
“那时饿死的都是强劳力，他们身体棒，需要的多。我当时还算能干活的，不能干活的那些人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窝棚外挂了一块很厚的草帘子保暖，白天也很暗。中午回去吃饭，刚进窝棚时什么都看不见。呆一会儿，就看到玻璃上透过来的一束光，顺着那束光慢慢看过去，火坑里的火有些已经熄灭了，有些还有余烬。再仔细看去，就能看到躺着的人的哈气，我们知道他还活着。出去打饭，就给他带点儿回来，有的人还能挣扎着起来吃一点，有的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就在那里躺着。次日清晨，如果看不到他呼出来的水气，就知道那人没了。”“有个人死了，我只知道他比我岁数小。我们一行人把他抬出去，外面到处都是雪，抬的人也没力气在雪地里挖个坑埋他，就找个像坑的地方，抓几把土，捡一些树枝，就算把他埋了。”唉，那一片雪色的北大荒，那深雪中的受难者，我的父辈啊！
很多人饿死后，伐木队的幸存者回到了云山畜牧场。父亲回忆道：“那年很冷，云山农场冻死了一些羊。破天荒地，我们买到了羊肉，还发了一斤白面。那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顿饱饭，老周连带毛的羊皮都吃了下去。次日通知去总场报到，发给我们两斤饼干。我们等着车子，就把饼干吃完了。车子来了，却熄了火，我们去推车。我滑倒在车下，突然车子发动了，我被推着走，幸亏有人看到，把我拽了出来，我又捡了一条命。到达850总场后，食堂开饭，吃的是很稠的小米粥。我吃一盆不饱，又吃一盆，一连吃了十四盆。我这辈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多。第二天，我们去洗澡了。我已一年多没洗过澡了。洗着洗着，鼻子开始流水，过了两三天，鼻子就变黑了，原来是冻伤，就是从宿舍走到食堂的那一百米的路上冻的。”
“那时很多人都饿得浮肿，皮下似乎能挤出水来。我没有浮肿，但检查身体后，也让我去农垦局的培德医院。到医院才知我是营养不良的干瘪型病人，那时我的腿最粗的地方是膝盖。在医院，我碰到一个原单位的同事。他看见我，非常吃惊我还活着。他听说我早就死了。”
当时最好的治疗是吃饱饭，可惜好景不长，发粮票的人请假回家，病人们领不到粮票。父亲说：“当时医院食堂规定必须买主食才能吃饭，我怕断粮，每顿饭只敢买半两饭票的主食。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跟一伙人下山去买泥鳅鱼吃。” 黑龙江河湖冬天结冰，但人们会在冰上凿洞捕鱼，特别是饥荒时期。“一天，我到那里时，泥鳅鱼已卖光了。眼看着一段小坡，我就是迈不动步。低头喘息时，突然看到地上丢了两条泥鳅鱼，我捡起来，拍掉上面的沙子就吃下去。一位老人正好路过，他看到我的惨状，就说：‘兄弟啊，我看你饿得厉害。我那里还有一碗饭，你要是不嫌埋汰(东北话肮脏之意)就拿去吃吧。’父亲来到老人的家，端起那碗饭，“那高粱米饭隔在火墙上已经馊了，不过我很快就吃完了。老大爷，活菩萨！”父亲说。
好不容易熬过了年，领到了粮票，父亲狠狠地吃了一顿饱饭。父亲出院后，他给母亲写信：“嫈，我总算回到农场。病虽然没有根除，但总算好转，人也胖了一点。出院时，我称了称体重有一百十一斤了。我想你知道一定会高兴。我们的欣儿怎么样了。4月25日是她8岁生日。从照片上看，她已经是大孩子了，你说过，你曾问过女儿长大干什么，她说要当医生。不知道谁把这么一个理想灌进她脑子里，恐怕是因为我总在生病吧？她知道医生能治病，她在给我信上也说爸爸我长大了，给你看病。我的女儿，可惜爸爸对不起你，你跟着爸爸只能倒霉受连累啊。”父亲写给母亲这封信时，我已经上小学。在小学里，我的同学时不时会比他们的爸爸军服肩章上的杠杠星星。
父亲被借调到850农场文工团，在那里他碰到了李锐。李锐曾任毛泽东的秘书。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然后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发配农场劳动改造。父亲说那时李锐白天在农场卖菜籽，晚上到文工团来打牌。借调结束后，父亲又回到农场。因身体不好，他被分配去“轰鸡”，也就是不让鸡刨出种子吃掉。苞米长大了，父亲又去看青。父亲回忆着：“农村苦啊！有次碰到一个老头和一个小闺女来偷苞米。看到我过来，他们想跑，却饿得跑不动，那个女孩还啃着刚掰下来的苞米。老头给我跪下说‘同志，行行好，俺们不是故意偷，俺们粮食交多了，不够吃的，孩子饿得直哭，求求你，行行好。’我说，‘你起来，快走快走。’谁知到了晚上，农场开会说一定要抓住偷青的。第二天，我抓着一个半大小子。他篮子里只有几穗苞米。他哭着说饿得受不了了。我知道挨饿的滋味，就跟他说：‘这样吧，你跟我到队部去，我给你我的中饭，但你要把苞米留下。’到了队部，我算交差了，队部其实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训斥了几句就放了。我把午饭的高粱面糕给他，他狼吞虎咽吃了。”
4
父亲“摘帽”之后
我一直没有追问父亲：“1959年严冬的那条或者那几条水渠挖成了吗?”也许它们从未付诸使用，修水渠不过是折磨人的借口？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驱使右派卖命，修水渠的借口还不够宏大，更要施以“摘帽，回到人民队伍中”等诱惑，诱惑右派们用自己的生命去追求。
1960年，第一批右派被摘去帽子。但仅仅一年，右派们已经不那么在乎摘帽子了，但此时当局却要给父亲摘帽了。父亲说，摘帽子时，“我没话可说，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说，我就说这天终于来到了，心里很高兴。”
虽然绝大多数右派极为渴望被摘帽，但总有些异类。右派刘鑫在劳动改造期间，总是挨批，他却说：“习惯了就很自然。”“领导有权批评，我有权掩耳不听。”1961年11月16日，作为第三批被摘帽者，他无动于衷地说：“摘也是干活挨饿，不摘也是干活挨饿。”1964年，850农场只有一个没摘帽的右派龚明贤。他是北京人，个子很高，模样苦闷。此人生于1915年，早年在上海乐团唱过男低音，后来当飞机机械师，据说还为张学良驾驶过飞机。他对摘帽根本无所谓，后来在难友的劝导下，才提笔写下“我要摘帽”。写完后，他没签名就交了上去，那顶右派帽子居然也被摘掉了。
摘帽右派的命运有变化吗？
1960年12月，曾在对外文委工作的右派郭冠军得知自己被摘帽了，还能回北京，他欣喜若狂。与人道别时，他把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送给难友留念。然而，长期挨饿的浮肿身体无法支撑极度兴奋，当夜，他因心脏衰竭去世。
我父亲摘帽后不能回北京，但一些非军人回到原单位。1960年12月30日，摘帽右派张宣被难友们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火车尚未入关，张宣就猝死在列车上。当时规定死尸不准进京，难友和当局交涉仍不获通融，只好在天津下车将他的尸体火化。张宣的家人盼望了很久，只收到了他的骨灰盒。
我问与父亲在一个文工团的同事律培南，父亲说，“他摘帽后自动离开北大荒，回到乡下老家，彻底脱离了体制。”“文革中，因为家乡父老的保护，他未遭大罪，而若干留在北大荒的右派难友在文革中自杀或失踪。”1960年，电影《小兵张嘎》中扮演罗金保的演员张莹摘去右派帽子，三年后他又回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文革中，扮演“嘎子”的安吉斯从内蒙古串联来到北京，他参加了批斗崔嵬、张莹、于绍康的会，并且动手打了他们，据说崔嵬被打得最厉害。此前，崔和张对安吉斯都非常好，张还教他游泳。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张莹。在文革中，张莹再次被关押，1969年去世，年仅45岁。张莹能回北京是幸事，但他未能活到1979年为右派平反，又是不幸。在衣食荣辱全被当局控制的年代里，像律培南那样的敢于脱离体制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摘掉帽子后的最大好处是父亲能回家探亲了。可家太窄小，我和妈妈睡在一张木板和凳子搭起来的，只有一人半宽的床上。父亲回来，母亲就要设法去借房子。某年母亲未借到房子，只能搭一张临时铺，晚上搭，白天收。一天傍晚，我从外面回来，看到父母睡在我和母亲睡的那张床上。母亲看我进来，就把父亲的胳膊轻轻地从脖子下抽出来。晚上睡觉时，我突然意识应该让他们去睡那“一人半”床，就自动爬上临时铺。但我母亲却执意要跟我一起睡。父亲躺在临时铺上，眼睛望着别处，嘴唇紧紧地抿着，就像母亲把他的胳膊抽出来时的那副模样。这是我记忆中，父亲唯一的与我们同住，也是父母亲唯一的亲密镜头。
父亲回家探亲时，全国粮票依然珍贵，若无全国粮票，几乎是寸步难行。为了换粮票，父亲把苞米磨成面带回北京。到母亲的单位换粮票时，那苞米面已泛潮，但管理员还是换给了他，父亲对此非常感激。有了粮票，父亲就回四川探望祖母。到重庆的次日，二姑母对祖母说：“给娘道喜啦。“祖母问：“什么喜啊？”“显甲摘了右派帽子。”此时祖母才知道1958年的一别原是因为儿子被打成了右派。在重庆，父亲从未跟祖母谈起过东北的岁月，祖母也从不过问，但她每天都出去给父亲买个包子，我外公也带父亲出去吃饭，补充营养。
父亲摘帽之后
被打成右派三年后，父亲终于知道当右派的厉害了。“以前我以为改造好了就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后来我知道那是永远都不可能的，即使摘了帽子。不仅我们不可能，而且子女配偶都被歧视。”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不仅对母亲的歧视立刻兑现，我也因父亲无法上母亲单位系统开办的幼儿园。后来为了我能上小学，母亲竟然动了离婚的念头。父亲说：“那次是假离婚。我单位的领导告诉我‘你爱人的离婚信里还有她们单位的信，要求你爱人和你离婚。’后来我接到你妈妈的信，说你报名育鹏小学，因我是右派，学校拒收，所以她不得不提出离婚。”
我大致记得妈妈因我被拒收去单位和学校据理力争。她强调自己常去外地演出，家中无人照管孩子，只能寄宿在育鹏小学。后来不知哪方面起了作用，我可以上学了，母亲也撤回了离婚申请。1962年，我被保送去读外语学校，老师在征求家长意见的信中很得意地说，‘我保送的孩子没有差的’。但因父亲右派问题，我被刷了下来。在经历入学的困难之后，我猜坚守婚姻的母亲终于意识到无论父亲摘不摘帽，他能带给我只有持久的不便与不幸。
对右派子女的歧视甚至延续至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1978年，父亲的右派难友赵应谦接到女儿的来信“高考成绩优异，政审时，因父是右派而未被录取。”看完女儿来信后，他愧疚得自缢而死。身为右派的子女，自觉心已生茧，但赵应谦的故事依然令我泫然。
赵应谦1928年生于陕西紫阳，曾是中央警卫师的中尉宣传助理。右派摘帽后，他于1963年5月到虎林县穆棱河边的砖厂劳动。据与他一起劳动的梁南回忆：“我和应谦掘土积土，工效都最低，收摊都最晚，一对难兄难弟，每每累及量土方的小吏陪着受罪。不久我们又有结邻之美，多次联袂夜话，共品人生，渐次成为知己。他深知我最喜钻故纸堆，而书籍又被人洗劫，乃特意找出几部经典古籍供我浏览。其中陈子展的《国风选译》及《雅颂选译》最使我刮目倾倒，其他诸本俱已璧还，唯独这两本，因考订精致，资料丰饶，荟萃了历代《诗经》注家独到见解，亦不乏编选人新意，一时不忍释手。谁知人事丛脞，应谦东西流走，居无常所，书就一直流浪在我手。待我确知他的住址时，却传来他自裁的信息，致使书籍无法奉还主人。我怕睹物思人难过，又另买了一本备览左右。然而，故人难忘，不睹物亦思其人。应谦博学多闻，是中国古今知识人中那种安贫乐道、与世无争的人物。像刚抱出澡盆的婴儿，他是喝一口水都要感谢世界的人。不幸命运多舛，与我一样，片言招祸，成了没一滴露水滋养的杂草，只活到40多岁，就拂袖离开人世，至今二十三四年。他死于亲情。亲情可像润泽水仙的清泉，也可以杀人。 “（梁南：“还书已无主”《生活时报》 2001-08-07）
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后的父亲工资级别被降低后，以“劳动”干部的身份被分配到虎林林场的林业站。降级使用不仅限于右派，而且包括了右派亲属，我知道的一个老新四军，兄长带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因兄长被打成右派而被连降三级。
1963年，父亲能够填饱肚子了。次年，中国逐渐从大饥荒中恢复了元气。建国15年之际，一台名为《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在北京演出，我作为儿童演员参演。那是我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吃到富强粉面的馒头，第一次见到当时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进入电影拍摄现场并被摄入镜头。不久，我母亲又向我父亲提出了离婚。
我母亲自1958年被父亲右派问题牵连调离歌舞团后，不时地会被借调回去。歌舞团的驻地在灯市东口同福夹道内。那个地方据说是曹锟或曹汝霖的某个姨太太的公馆，北洋军阀失势后，又被欧洲某国租用，成为那个国家的大使馆。一进院子就是操场，操场三面都有建筑，正面的是主楼。主楼两层，下有地下室，上有阁楼。主楼门口两侧做成对称的半圆形，落地门窗，我记得门窗都漆成浅蓝色。二层的正面是一个半圆形的阳台。主楼的大厅也是一个半圆形，中间一个大水晶吊灯，两边扶手楼梯弯上去。主楼的东边有一座“鸳鸯楼”（住着成婚的文工团员），再向东是歌剧团的二层楼和小礼堂。主楼之后有个中院，中院后又是一座与主楼同样格调的二层小楼，旁边还有一个葫芦形的游泳池，我少年时代常在那里游泳。
每次借调回去，我和母亲就住在一个临时住所里，与不同的人同居一室。那应该是一个初秋之夜，我们住在同福夹道主楼的阁楼上。屋顶倾斜，母亲的身影斜斜地映在壁上。我躺在床上，看着她放大的身影。她在读一封信，未读完就哭了起来。她边哭边诉：“负心的人……”我不太明白“负心人”。从母亲与同宿舍的阿姨断断续续地讲话中，我听到了“离婚”。虽然从未有人向我解释过“离婚”，但凭着直觉，我知道父母要分开了。但这并未对我造成很大的冲击，毕竟从记事起，我一直跟着母亲。
父亲说，“1965年，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我接到你妈的离婚起诉书，自然不同意。我不知道你妈妈为什么突然提出离婚。我的单位负责人找我谈话时也问到我和你母亲的感情，我拿出你妈妈写给我的信。单位负责人看过信后说你们有感情，单位不同意你们离婚。我去北京，当时你妈妈的单位已经介入。他们不让我和你妈见面。“
很多年之后，我终于弄清了他们分手的原因。1965年，父亲探亲回重庆，见到了初恋情人赵X的姐姐，得知赵的丈夫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关押，释放后，赵家靠拉板车维持生计，日子极为艰难，赵的肺病已到晚期，还有三个幼子，父亲得知她的困境，就给了她20元钱。数月后，母亲收到一封信。写信人是赵的丈夫，他在信中说，“所欠之款，做牛做马定当还清。”母亲读着信就哭了：“你爸爸不曾给过我们母女一分钱，却……”
严酷的现实，长期的分离，我父母那被磨损的感情已经崩至最脆弱的一线之间，那20元钱，看似微不足道，却成为摧毁夫妻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彼时，正是山雨欲来的文革前夕。
补记：我的父亲已于2017年5月20日去世，而这一年正是反右的六十周年！去世时，他差三个月满93周岁，人们仍说是喜丧。临终前，他未受很多痛苦，也未给家人带来很多麻烦，人们都说是善终。知道他的经历坎坷的朋友都说天国没有坎坷，也庆幸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得以平静生活。
1979年父亲来北京改正右派就开始对我讲述他被打成右派的经历，1995和2003年来美国时，他回忆了自己的一生。父亲的记忆力很好，回忆中的人有名有姓，有来历，也有去处，所述之事有时间地点，也有细节。我全部将他的回忆录了音。近年根据录音，我写成文字。本来已经与出版社签过出版合同，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无法在大陆出版。父亲看不到这本书了，而他那一代的受难人已所剩无几。
根据父亲的遗愿，他的遗体已于往生当日捐献给中国红十字会。他没有遗体告别，没有追悼会，没有墓地和骨灰。
父亲比我整整大30岁，我是他的独生女儿。我知道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与我生活在一起。如果来生能再做父女，我唯一的希望是和他生活在一起，从小到老。
2016年7月作者在捷克克鲁姆洛夫
杜欣欣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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