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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林昭挚友倪竞雄:她是那么鲜活的一个人

2017-12-05 赵锐 新三届


本文作者,南京女作家赵锐


        临行前,我郑重其事地嘱咐不足6岁的女儿:“到上海后,我要先工作至少半天,然后才能陪你,知道吗?拜托你一定要听话,我也一定争取早点完成工作!”

        女儿郑重其事地点头说“嗯”,却又问:“你不是放假吗?怎么到上海还要工作呢?”

        我说:“妈妈在写一本书《林昭传》,必须要到上海采访一位老奶奶。这位老奶奶已经80岁了,她是林昭的同学、好朋友,她知道很多林昭的事情。我一直想采访她,却一直没有时间。现在正好我们俩都有假,跑一趟,你感受了火车、见识了上海,我完成了采访,这不是‘两全其美’嘛。告诉你,我们要坐的‘动车’可是最好的火车,快得不得了噢!”

        女儿问:“林昭是谁?”

        我说:“林昭是50年前北京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很聪明。后来因为坚持一些她认为正确的想法,不肯‘认错’,1968年被枪毙了。当时才36岁,比妈妈还年轻呢。”

        女儿叹息:“这么可怜啊!那她到底有没有错呢?”

        我说:“她没有错。当时很多人都假装认错,就像《皇帝的新装》里很多人假装看见了新衣服一样。只有林昭坚决不肯,她就是那说真话的孩子,憋不住地要喊:‘皇帝什么衣服都没穿!’所以,她后来吃了很多苦,直到被杀……过了很多年,才给她平反,承认她其实并没有错。”

        女儿问:“林昭要是活着,现在多大年纪呢?”

        我说:“跟上海这位老奶奶差不多吧,也快80岁了。她比外公大!”

        女儿惊叹:“那也是老奶奶了!”然后,她再次郑重其事地点点头道:“好吧,那你到上海就先抓紧工作吧,等你工作完了再陪我玩!”

        我感激地搂着女儿亲了又亲。这些年难为她经常陪我工作,无论这工作多么乏味,她都像个“小尾巴”似的如影随形,你说我不溺爱她、不补偿她行吗?于是我讨好地对她说:“好!一定!我们去看东方明珠!去野生动物园或科技馆!”

        ——就这样,2008年8月26日,我和女儿起了个大早,赶着8点02 分的动车直奔上海。之前已经与倪竞雄老人联系再三,她帮我们预订了一家离她很近的招待所。

        最早获悉倪竞雄老人,是通过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片子里她看上去也就60来岁的样子,一头黑发,身轻如燕。我对她那平静的语气和表情印象很深,始终只是有节制地叙述着、引领着,哪怕将胡杰的镜头重新带回上海茂名南路的林昭故居,哪怕镜头里的时间、空间将我们的心搅成了乱麻,她也仍然一脸的从容澹定。


        完成《林昭传》初稿后,我与她取得联系。老人开始在电话里显得既冷静又警惕:“你为什么要写林昭?”她的清晰、简洁和干脆即便是隔着电波,我也能感觉得到。


赵锐作品《林昭传》


        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一时不知如何对答。将初稿打印成册寄往上海后,我就没再与她通话,直到8月中旬准备前往沪上面见。“好呀,我等着你。”她清晰、简洁而干脆地说,然后就在电话里详细指点路线。

        一路无话。中午时分,我和女儿安抵竞雄老人为我们预订的招待所。下午两点,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往倪家。果然近在咫尺,几乎一出门就到。在三幢高层建筑中,我很容易就找到老人的家。“来了!”有人回应我的电铃。不一会儿,门开了。面前的老人一头花白短发,背有些伛偻,但举手投足都是轻快便捷的——她就是林昭的“闺密”倪竞雄了。

        这是一处装修简单、结构紧凑的三居室套房:老人和一位安徽阿姨各居一小间,还有一小间算是起居室吧。一进老人卧室,我就在门边几柜上看到了林昭的照片。照片上的林昭扎着一对白蝴蝶结,穿着一身敞开怀的军便服,侧着身子,叉着腰,微笑着。照片六七寸的样子,放在一个木质相框里。相框前有一只玻璃珠串成的粉色小猫,就是近年来流行于中年妇女中的那种珠串工艺品。我没想到这么快就与林昭邂逅了,这让我意识到:在倪竞雄的时空里,林昭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我和林昭都喜欢猫,可以说是一对猫痴!”老人对我解释那只粉色珠猫, “是一位熟人编了送给我的,我就放在林昭像前了。”

        没想到,女儿对这类小玩意一向情有独钟,我还未及搭话,她已一把抓住珠猫,并兴致很高地向老人炫耀道:“我家也养了一只猫!一只小草猫,花的!”

        我赶紧低声喝斥女儿,让她马上把珠猫还归原处。女儿似乎不舍,迟迟不肯听从我的指令,而这时候老人却接口道:“你也喜欢猫是吧?这个喜欢就送给你吧,你拿去玩吧!”

        我尴尬极了。祭奠林昭的工艺品怎么能给小孩子随便当玩具呢?况且我深知我女儿,从来只有三分钟热度,不管什么奇珍异宝,转脸就不知所踪。这样有意义的纪念品若是归了她,还不跟那些缺衣少鞋的芭比们一个下场?然而此情此景我不便发作,而且为了尽快与老人对话,我还必须想法让小家伙立马安静下来。也许竞雄老人也是同样的想法吧,她一口咬定要把珠猫送我女儿,而小家伙听到这话,竟真的同意自己一边玩会去了。

        “没关系,可以再请人家帮我编一只!”老人一边宽慰我,一边邀我坐下。

        我拿出纸笔静静坐着,等待着老人的回忆。

        老人似乎正在搜索一个起点,迟疑了一会儿,她叹息道:“在你们的眼中,林昭有这样那样的思想、才华,那么不平常的人生,那么了不起的举动……可在我眼中,她就是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睁眼闭眼,音容笑貌都在面前……这么多年了,好像一点没变……”

        顿了一会儿,老人接着说:“我跟林昭不一样,她是那样一个家庭出身,有那样不同寻常的父母。我家是草根,父母都是没有文化的。爷爷奶奶把我养到14岁才把我送到上海父母身边,用现在的话说,我父母当时在上海是‘打工’的,勉强维持生活。1948年春,父亲对我说:‘我们把你养这么大了,不能再养了……’他的意思是赶我出门。林昭是自己逃离家庭,我和她不一样,我是因为家里穷,被父亲赶着离家的。所以,虽然我这个人这辈子做事算不上积极,作为一个离休干部,却没有入过党,但我对新社会、对共产党是衷心拥护的,所以我不会像林昭那样思考那么多。”随即,老人向我介绍了她的旧事,一个那个年代贫困家庭的辛酸。当说起早逝的妹妹时,她的心显然至今仍在隐隐作痛。

        1949年,倪竞雄与林昭相识在苏南新专。 “当时新专是八个男生、两个女生一个居住区,我与林昭的宿舍隔壁隔,但在校时没什么交往,我们两人互相有些看不惯。”竞雄老人说,林昭喜欢抛头露面,在新专是个风云人物,而自己性情沉静一些,跟她有些不一样。“有一次林昭写了一出方言剧,我是这出戏的主演,但即便这样,我们当时还是没什么交情。”

        “您当时不喜欢她是吗?”我问。

        老人摇头道:“不太喜欢。我觉得她有时有些做作、不爱卫生……她爱哭,讲话尖刻,爱与人斗嘴;爱喝酒,酒量又不大,一个人喝醉了躺倒在田埂上;嘴馋,没钱会向人借钱买吃的……跟你讲啊,她整天风风火火的,每天一大早出去,到很晚才回宿舍,弄得一身汗津津的。因为天太晚了,可能不及时换洗衣服吧,她就把汗湿的衣服随便搭在一个什么地方,先找件干的换了。第二天一早又出去,晚上又是很晚才回来,然后再把昨天晾干的衣服穿上,再把身上这件湿的再挂起来……这么两件脏衣服轮着穿,她就能做得出来!……”

        “她不讲究穿着吗?我看很多资料说她很爱打扮啊,平时还扎蝴蝶结。” 我问。

        老人依旧摇着头:“她呀,什么都随着她的性子。打扮起来也是讲究得不得了,但大多数时候她是顾不了这许多的。她长得不算漂亮,彭令范漂亮。记得1959年吧,我到北京为沪剧改编《蔡文姬》搜集资料,她当时在人民大学资料室。有一次我约她出去玩,看到她脖子上黑乎乎的,像是没洗干净,我说她:‘你呀怎么脖子修烟囱管呢!’她略显不好意思地说:‘你这促狭鬼!’——她呀,就是这么不注意小节,所以当时有些女生不喜欢她。不过呢,我跟她也差不了多少,我也是个对穿着打扮大大咧咧的一个人。在土改队时,有一次我的鞋子穿破了,脚趾都露出来,我们组长就指着我说:‘你看看你,一个大姑娘家,就穿这种鞋子啊?真是冤枉做了个女孩啊!’——我和林昭心思好像都不在这方面,经常注意不到。”

        “那您和林昭是如何成为朋友的呢?”我问。

        “我与她的缘分啊,是后来土改下乡以后。1950年,苏南新专毕业,我和林昭都报名参加了土改队。本来要分配我到上海《海员报》的,我没去。林昭本来可以分配去文联的,她也没有去。我们当时都有作家梦,这是我和林昭志愿参加土改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理由。当时我们都希望通过土改,能写一部像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那样的作品。52个人,无锡团一半,苏州团一半。我和林昭都在苏州团,我们一起来到吴县,由吴县县委接待。县里呢,就把我们安排在一间仓库里,让我们在有很多小虫的稻草上打地铺。那天晚上,我和林昭的地铺正好挨在一起。我们从发牢骚开始越说越投机,第二天一早,竟都有相识恨晚的意思!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后来分组下乡,我在甪直,她在浒关,我们开始通信。她肺不好,经常咳嗽。有一次,我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点鱼肝油,就夹在一般信封里寄给她了,傻乎乎的。她收到后大为感动!我们的友谊越来越密切了!”

        “您说您与林昭的性格、出身、观点都不尽相同,那你们友谊的基础是什么呢?”我问。

        “我也说不清。她有点怪,我也有点怪,可能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一对怪人。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谈,那个年纪,我们的共同话题之一是恋爱。有一次回无锡休整,她非要在一片油菜花地里照相。后来知道,那片油菜花地可能留下了她一段情感记忆。”

        “当时你们都在恋爱吗?”我问。

        “可能她觉得自己是在恋爱吧。她同她的组长接触较密切,认为人家对她很关心,双方已经是恋爱关系。但人家后来明确回答没有,只因为自己是组长,才与她走得近些。我后来为这事专门当面问过这位组长,那已经是退休以后的事了,人家还是摇头。她经常会这样,自己的感觉来了,就以为是那么回事。我和她都热爱文学,我是非常非常理解她这种状态。土改时,有一个记者追求她,给她留了很多邮票,让她专门用来写信给他。有一次她告诉我:‘你猜怎么着?我就想写一封信,把所有邮票全贴上去,一次性全还给他!后来我想乐得留下自己用,一封信也没有寄给他。’说完她那个得意啊!就像小孩子恶作剧成功了似的!我当时与一位同学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到土改结束时也结束了,很痛苦。林昭因此经常为我打抱不平,有一次,她当着那位同学的面趾高气扬地说:‘倪姐什么都好,就是眼睛长得不好!看人看走了眼!’她就这么当面讥讽他为我出气,人越多她越来劲,骂完了自己还特别得意。”

        “经常不让人下台阶是吗?所以大家都觉得她刻薄?”我问。

        “是啊,她说话是只管自己痛快,不管别人受不受得了的。包括对我们队长,也会当面挖苦人家,人家也拿她没办法。我当时跟她也差不了多少啊,有一次我们队长在当众讲话,好像在讲解政策什么的。我也不知怎的,忽然就站起来说:‘你说的也未必是真理啊!’组长当时就愣在那儿了,后来他气得骂我:‘你就不能会后找我单独说啊?!’唉,我现在要是从头再活一遍,肯定会比那时候聪明得多!”

        “那林昭后来被当众点名批评,是不是就因为这些小节呢?”我问。

        “因为她得罪了顶头上司啊。我们队长为人宽厚,没有为一两句话与我们过不去,林昭没我幸运。”

        “批评她的陈部长是谁?”我问。

        “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啊。”

        “那也算高层领导了。陈部长不可能认识林昭吧?难道林昭真有那么严重的问题值得在上千人的总结大会上批评?”我问。

        “还不是她顶头上司汇报的嘛,要不然陈部长哪会知道有个林昭!当时不是刚解放嘛,很多干部喜新厌旧,看到城里漂亮姑娘就想把自家农村老婆换掉。我和林昭都特别反感这个,人前人后说了些抨击此类现象的话,让这些头头们记恨在心了。林昭的顶头上司也是,看中一个姑娘,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非横刀夺爱不可。林昭对此深恶痛绝,曾公开表示了气愤,这应该是她与顶头上司结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一直认为,土改总结大会上被当众点名批评,对林昭的影响不亚于1957年‘反右’!当时我真担心她会想不开啊……”

        老人告诉我,林昭平时情绪容易波动,她是个非常敏感而脆弱的人,文学气质很浓,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哭,她说过“如果我滑进水里也没人知道真相”之类的话。那天总结大会后,她想方设法要见林昭都没能如愿。最后,她只收到一张林昭的字条和照片。老人说,林昭其实是1931年生的,属羊,比自己小两岁。因为母亲许宪民觉得女孩子属羊不吉利,就把岁数改了一年,但现在似乎已经将错就错了。

        正聊着,女儿忽然跑过来赖到我怀里,她开始不耐烦了:“你还工作完了?我们走吧!”

        我觉得与竞雄老人意犹未尽,但一看时间,居然已经傍晚了。唯恐老人身体不适,我想还是及时刹住才好。“我明天上午再来好吗?您身体吃得消吗?”我问。

        “可以。明天我再想想跟你谈些什么。”说着,她起身送我们出门。

        女儿似乎想把那只粉色珠猫带走,被我发现后当即制止。竞雄老人仍然坚持:“送给你啦!”我说反正明天还要来呢,明天再说吧。女儿还算识趣,只带走一袋奶奶送的牛肉干。

        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按响竞雄老人家的门铃。

        女儿熟门熟路,一进门便再次拿起那只粉色珠猫——我晕!

        再次迁就,女儿再次让我与老人静谈。

        竞雄老人戴起眼镜,拿起本子对我说:“昨晚我想起几个问题,必须跟你说一下。一是,林昭被处决后许宪民的反应。这个是冯英子的夫人严倩丽对我说的。当天夜里12点钟左右,当时大家都已经睡下了,许宪民一个人跑到冯英子家,往床上一坐,一声不吭。他们再三追问,许宪民才说:‘苹男被枪毙了。’然后失声痛哭。”

        据介绍,林昭妹妹彭令范工作后一般住宿舍,偶尔回家看望母亲,许宪民平时一直与儿子彭恩华住在茂名南路159弄。1949年后,因为接二连三遭遇变故,林昭一家变得伤痕累累,每个人都曾经历不可想象的炼狱,每个人都曾忍受难以描绘的磨难。于是,这一家人的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也是我们常人不可理喻地复杂和怪异。经过竞雄老人不厌其烦的解释,我总算大致明白许宪民晚年为什么如此凄凉,也总算弄清楚林昭及其父母的骨灰如何会失而复得——天哪,林昭背后的故事决不比林昭本身更简单!那是一个巨大时代投射下来的巨大阴影,且不说我们的父辈,即便是我们,又哪里容易走得出噢!

        竞雄老人告诉我:“2000年,得知林昭骨灰下落后,我和小许专门跑到息园验证。我们找到了骨灰盒,打开后,是一个黄色的、那种仿丝绸的布包。再打开,有一个红布口袋。红布口袋里是骨灰,还有一根骨头,那么长(她比划了一下),好像是臂膀上的。”


倪竞雄女士珍藏着林昭的部分骨殖


        我点点头:“胡杰的纪录片里有这个镜头,他还拍到头发……”

        “胡杰是后来自己去的,是我告诉他的。红布袋旁边有一个用当年《解放日报》包裹着的一把头发,差不多半是白发……那头发很粗。我知道林昭的头发是很粗的……以前有一次她哭闹着要我帮她剪去三千烦恼丝,她发丝是很粗的……”竞雄老人回忆最后一次与林昭见面,是1962年她保外就医的时候,当时林昭还没有一根白发。

        “土改结束后,您与林昭联系多吗?她后来去了常州,您到哪儿了?”我问。

        “她到常州报社工作,我到了南京交通厅。因为不喜欢这工作,还是想当作家,1953年我就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学编剧。林昭1954年参加高考,当时我老公还帮她复习迎考。她上北大后,我们在北京经常见面,星期六我常都到北大去,睡在她宿舍。她进城很少,一般都是我去。1956年中戏领导要我们深入生活,把我们这届提前毕业了,我被分配到上海沪剧院当编剧。要不是正好提前毕业,我1957年肯定也跑不掉的。1959年,我到北京为沪剧改编《蔡文姬》搜集资料,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吧,在北京呆了一个月,和她经常见面。当时她在人大资料室,已经是‘右派’了。但当时她情绪一直很好,很轻松,她还在咖啡馆里让我见了甘粹。我当时没把这事当真,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她呢也没有细说。然后就是1962年上半年在上海,她忽然来亭子间找我。当时她烫了头发,看上去挺精神,在楼下就问我;‘我从那种地方来,你害不害怕?’我说:‘老同学了,怕什么。’那段时间我们见面不少,她还告诉我到《解放日报》找胡子衡,骂老胡没教我们怎么做人。后来老胡跟我抱怨,说林昭在办公室拍桌子打板凳,不管不顾什么话都说,他都怕死了……再后来,大概是1962年下半年吧,有一次我到茂名南路找她,彭令范开的门,她一见我就说:‘你怎么还来?你再也不能来了,她又进去了。’我问:‘这次怎么样?’她说:‘比上次更重。’我一听就明白了,后来就再也没有找过她。她被判20年的消息,还是文革中红卫兵小将告诉我的。”

        “彭令范不愿意您上门是吗?”我问。

        “她唯恐连累我吧。其实许宪民一直是想看住林昭的,谁找林昭她都不高兴,恨不得把林昭锁在家里,她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出事。每次到她家,许宪民脸色都不太好,现在彭令范既然这么说,我自然不好再上门。文革中红卫兵小将找到我后,我不得不毁掉一批书信,包括林昭‘反右’前后的一批书信。真是非常可惜!除了这批信件,她给我的其他信件我都收得好好的。”

        “您与林昭交往了这么长时间,您觉得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对情感有什么看法?您当时已经结婚生子,她是否对这种正常的家庭生活表示过向往呢?”我问。

        “她这个人啊,比较率真、热情,一根直肠子,这点像她妈妈。脾气,像她父亲,认死理。会使小性子,但还是讲道理的。情感方面,她是受文学影响太深了,追求浪漫,感情来得快,可以有很多的激情。1953年我上中戏,是带着肚子去,后来生了个儿子。在上海坐月子期间,她跑到我家来陪我。我家房子很挤,有妈妈、老公还有一个哇哇哭的小宝宝。她也不嫌烦,非要打地铺睡在我家。她这个人很‘普罗’的,可以睡在地上,可以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像彭令范,有贵族气息……他们家人脾气有些怪。1980年代,我曾和苏州的新专同学张学群一起寻访她爸爸的遗踪。当时好多旧房子都拆了,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几位老邻居。彭国彦和许宪民离婚后居无定所,后来就住在一个小棚棚里,在一条小河旁……一个80多岁的念佛老太太说,彭国彦最后为混口饭吃,就跟着她们一起东家跑西家跑念佛。这种状况了,他还跟人家吵架,弄得念佛老太太都赶他走。彭国彦孤傲乖戾,命运多舛。彭恩华则是另一种类型,许宪民留有遗书《我为什么被亲生儿子毒打九次》……胡杰把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的信》散出去了,还有什么人传出有关林昭的信息,彭令范就来信或来电质问我,好像什么事情都该由我负责似的。从知道确切信息后找到令范,到一起到北京参加林昭追悼会,再到1984年12月令范出国为她送行,我都把令范当作妹妹,她也当我姐姐。出国后一直通信到2004年,不知为什么,她最后那封信上说曾与我有过一‘缘份’,但‘情缘二字怎分别,情与天地共存,缘则有时而灭’,可能是缘尽而情灭了,所以今年5月她回国扫墓来上海会友,连个电话也不打,我已是80岁老人了……她的心真够冷的了。”

        我越发无语。

        “林昭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你说她有这样问题也好,那样毛病也好,她的光辉也是谁也掩饰不了的!她确实是一个求真的人,为真理不惜生命!有不少人试图将她神化,把这样那样的光环套到她头上,我是很不以为然的。还有人更恶劣,试图利用林昭哗众取宠,甚至不惜虚构一些情节……”

        我十分赞同:“我认为应该尽量还原真相。事实上历史已经是不可能完全还原的了,哪怕就是当事人,他的回忆也可能有误差,更何况他的感受、他的观点也在不时地变化。正因为还原是如此困难,我们才需要做出很多努力,将覆盖在史实上的尘埃一点点清理干净。”

        “所以,你写林昭传要仔细核实资料,不能完全相信当事人的回忆。”

        停了一会儿,竞雄老人忽然问我:“你怎么看待林昭信教的问题?”

        我说:“我觉得她是一个感性的人,她的信仰也是感性的,并不是一般基督徒的那种,也不是教会常规理解的那种。”

        竞雄老人点点头:“她的基督教是她自己的基督教。基督教也未必就代表真理,西方中世纪的黑暗不就是基督教会带来的吗?那残酷、那血腥,也不亚于其他专制势力吧?所以,后来有教会的人来找我,向我了解林昭作为教徒的情况,我都一一谢绝了。信不信教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林昭找到了一个精神支点,坚持了真理。”

        我问:“您刚才说了第一个问题,昨晚您还想到什么问题呢?”

        竞雄老人又戴起眼镜、拿起本子看了一眼,说:“第二个问题,林昭为什么对柯庆施产生幻想?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回避不掉。她在狱中写了数十万的文字,自比柯庆施的‘未亡人’,这不是简单可以回避的。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也没有想通。也许是许宪民给林昭透露过信息,让林昭对柯庆施给她平反充满希望?许宪民是个能量很大的人,她后来为解救林昭可谓挖空了心思,不排除搭上柯庆施这条线的可能。否则林昭在狱中,消息隔绝,凭什么知道柯庆施?凭什么对柯庆施有那么多的激情?”

        我点点头说:“这些只有等林昭的档案解禁才能真相大白。”

        竞雄老人也点点头说:“档案反正在那儿,五十年解禁也罢,一百年解禁也罢,反正白纸黑字在那儿了,改变不了。这些我是不担心的,我担心的是活人这块。陈伟斯先生看过林昭的档案,后来好多东西还没来得及写,人就走掉了,我好后悔当初没有盯他盯得更紧些。现在许觉民也走掉了,下面还不知道由谁来整理林昭的资料。这些年我还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把林昭搬上舞台!我觉得林昭这个形象太适合芭蕾表现了!为此,我曾找到舞剧的编导,向他介绍林昭。他开始非常感兴趣,后来了解得多了知道这事麻烦多,就不肯再继续下去了。你觉得林昭要是上了舞台,是不是很精彩呢?”

        这时,女儿又回来了。她刚才和阿姨在楼下玩,被蚊子咬了个包,赶紧跑来给我看。我给她擦了风油精,安慰两句,想劝她再给我一点时间。竞雄老人趁隙起身离去,不一会儿转来,手里多了个小瓶。“这是林昭的骨灰。”她说,“那天悄悄收了一点。”我请她举着小瓶让我拍张照,她同意了,一个古稀老人手举亡友骨灰小瓶的照片让我颤栗!她又拿出一只小塑料袋,里面有一朵枯黄的干花:“这是林昭追悼会上的花。”我把这朵干花放在案上。当镜头对着它时,我想当初它一定娇嫩欲滴吧。竞雄老人还把张学群的文章给我看,张学群先生亦为苏南新专林昭同学,后供职于苏州图书馆、苏州文史馆。因为工作的便利,张先生有幸见识过彭国彦、许宪民的许多档案,他还不辞劳苦多方查找资料,对林昭父母的生平进行了比较准确的梳理,写成《一家两代 碧血鸣啼——记林昭姐妹的双亲》一文。可惜这篇文章至今没有机会公开,以至于人们对林昭父母至今仍有许多讹传。

        时至中午,竞雄老人留我们午饭。为抄录一些资料,我听从了她的安排。

        “您和林昭,平时一般说上海话还是普通话啊?”我问。

        “我们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有时是上海话,有时是普通话,有时是苏州话。她平时讲话是苏州口音的普通话。”竞雄老人息了会,又说:“今年是林昭殉难40周年,本来想在苏州灵岩组织集体活动的,后来障碍重重,不得不取消了。”竞雄老人取出几张照片,“我去了。我看到墓地上有很多鲜花、挽联、挽幛什么的,显然很多人自己慕名而去了。我还看到有很多年轻人,20来岁的年轻人,大学生,他们也去了。看到年轻人关心林昭,我真的很高兴!一些年轻人没想到还有我这样的老人去扫墓,他们问我是谁,与我拍照。你看就是这照片。”

        我看到竞雄老人面色凄凉地坐在墓边,那一脸深刻的悲哀、孤独和执著,让人看一眼就冷到心里去!可怜的老人啊!

        “在墓地上,我哭了……以前我给她扫墓哭得不多,但这次我忍不住哭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委屈,林昭委屈,我自己也委屈……”她不住地摇着头说。

        我简直听不下去了!幸亏还有女儿偎在怀里,她温暖的身体、娇美的面容提醒我:必须保持理性!必须保持距离!

        “昨晚我躺在床上,忽然想到几句话,就随手记在本子上了。我说林昭啊林昭,你做什么都做到了极致:做朋友,你把我们逼到了极致;做囚犯,你把敌人逼到了极致;做儿女,你把父母逼到了极致,你真是大大的不孝啊……”竞雄老人欲哭无泪。几柜上的林昭默然微笑着,仿佛在对老人说:呵呵,倪姐,还是你最了解我呢!

        “妈妈,我们走吧!我累了,想睡觉啦!”女儿忍耐不住,开始发动总攻击了。

        我向竞雄老人告辞。这一上午的对话,实在是太辛苦!这几小时难道是整整40年的高度浓缩吗?得知即将离开,女儿竟然又把视线投向了那只珠猫——她一直念念不忘呢!竞雄老人当即明白了:“说送给你就送给你了,拿着!”她不由分说,把那只珠猫塞进女儿手里。女儿大喜,还兴高采烈地提出新的要求:“让我在那些猫前拍张照吧!”原来,她又看中了竞雄老人贴在一个柜子上的群猫图。于是,我又等她在群猫图前摆了个POSE,顺便又请女儿帮我和竞雄老人合了影。说起猫,竞雄老人又道:“我为猫犯起痴来,那也是少有!曾经有只猫走失了,我特意跑到上海的猫市,一个摊子一个摊子地找,拜托猫贩子帮忙……林昭爱猫不亚于我……”

        竞雄老人坚持要送我们下楼,她说必须天天沾点地气保证健康。好在有电梯,上下楼非常方便。在小区里发现运动器械,女儿看到了就不肯走,非要把每种器械都玩一遍不可。竞雄老人就陪在旁边,一边与我闲聊,一边轻描淡写地描述了她的大半辈子:儿子刚刚学步,丈夫就另有所钟闹着离婚。1957年,丈夫成了“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他们的婚姻也就此解体。而母亲当时又患癌症,自己找遍熟人借贷才让母亲多活了几十年,子孙三代就这么相依为命挺过来了,现在孙子已经 25岁。可悲的是,等到1980年代平反改正时,孩子父亲已经精神失常,晚年过得很凄惨,前年已逝世了……

        当天下午,我带着女儿在招待所休息了好久,才感觉稍稍恢复了元气。然后我们去南京路。在灯火辉煌的黄埔江边,我和女儿第一次看到东方明珠,我们都很开心,我们很晚才赶回去睡觉。第二天清晨,我迷迷糊糊被房间的电话吵醒,没想到是竞雄老人打来的。“你们昨晚出去玩了是吗?我打电话你们不在,我又想起几个问题要告诉你。”接着,她依旧用清晰、简洁而干脆的语气,对我解释了一些事情。我不喜欢制造离别之情,所以当她问我们何时离沪时,我赶紧说:“我会再给您打电话的,回去就把照片寄给您。如果需要,我过段时间再来。”

        果然不出所料,还没等回到南京,女儿就已经把珠猫忘到了爪哇国。在上海科技馆疯玩一天,我和她都眼花缭乱、筋疲力尽。面对高科技、全仿真的非洲大陆、热带丛林,我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完全失重般不知今夕何夕!


        写于2008年


原为历史百人会“家国记忆”网络征文

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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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华:“失踪”半个世纪的天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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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平,日本战败投降的见证者

于光远前妻孙历生是谁害死的?

王友琴:于光远为何避谈前妻?

王世浩:10岁那年我差点成为小右派

 戴煌:巫宁坤先生回国落难记

戴煌: 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右派”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丁东:大"右派"葛佩琦上访记

梅长钊:我的右派姐夫陈天佐

孟小灯:追忆父亲,

我能写成一本厚厚的书

陈小鹰:我的母亲亦父亲

李大兴:七号大院的青梅竹马

汪朗忆汪曾祺:老头儿“下蛋”

尹俊骅:父亲的右派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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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一楠:四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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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越明:“另册”里的三六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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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虹:父亲的自杀让我超越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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