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 吴兴华：“失踪”半个世纪的天才诗人
吴兴华（1921—1966），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少年时即有神童之誉；16岁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同年发表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诗坛。26岁被燕京大学聘为副教授，31 岁成为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两年后又被任命为副系主任。1957年，因与苏联专家持有不同意见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惨死于文革初期的暴虐之中，年仅45岁。
夏志清先生曾有言，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学养而论，有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代是陈寅恪，第二代是钱钟书，第三代就是吴兴华。
1952年吴兴华与谢蔚英结婚时照片
吴兴华：
“失踪”半个世纪的天才诗人
第一财经记者 吴丹
等了半个世纪，88岁的谢蔚英终于在丈夫逝世50年后，盼到五卷本《吴兴华全集》的出版。
1966年8月，44岁的吴兴华在“文革”中含冤而死。学者王世襄曾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对谢蔚英而言，如果丈夫不是英年早逝，“有很多工作可以去做，在文学上也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她与两个女儿的生活，也不会那么艰辛磨难。
2005年，世纪文景曾出版两卷本《吴兴华诗文集》，谢蔚英不太满意，“错误很多，最该登的27首里尔克译诗都遗漏了”。这套书并没引起什么反响，哪怕出版界也仍不熟悉吴兴华。就在今年年初，谢蔚英和家人发现，有两套书用了吴兴华参与翻译的莎士比亚《亨利四世》文稿，却未告知家属，甚至也没署名。在文学史上，吴兴华依然是被遗忘的“失踪者”。
时隔1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全面增补修订，出版包含诗集、文集、致宋淇书信集、译文集及译作《亨利四世》在内的《吴兴华全集》。其中，吴兴华于1940年至1952年写给燕京同窗好友、已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淇的62封信，由宋淇之子宋以朗首度公开。
在这套书的腰封上，“继陈寅恪、钱锺书之后的第三代兼通中西之大家，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最高学养之代表”这句极高的评价，让人们对吴兴华这个陌生的名字充满好奇。
“这一次全集出版，会有更多人了解兴华。”在北京家中，谢蔚英从卧室拿出吴兴华年轻时的黑白相片，戴上老花镜，用手拂去相框上的浮尘，仔细端详。在已经略显模糊的照片上，是她熟悉的那位傲气的“燕京才子”。
《吴兴华全集》
才子与校花
1952年7月19日，吴兴华在写给宋淇的信中，告知挚友自己的婚讯。他用“天真而倔强”来介绍新娘：“出身是官僚资产阶级，父亲老早就死了，所以家境已经中落，不过她过去一贯表现得孩子脾气很重，奇装异服，近于招摇，而且浑身洋派，所以有许多人(特别是女人)很不赞成她。”
谢蔚英是广东人，自小在香港长大，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沪江大学念书。新中国成立后，同学纷纷报考清华和燕京的转学生，她也跟着考，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最后选了燕京。
“一进学校就听说兴华的名字，都说他是燕京大才子。”谢蔚英记得，第一个学期，她先分到吴兴华前女友张景于的班上，第二学期才进吴兴华班里，贪玩翘课不交作业的她，常被他抓个正着。“我不是好学生，爱玩儿。后来上他的课，发现很有意思，他讲课谈笑风生的，总是穿插外国作家的轶事，很能提起学生兴趣。”
谢蔚英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又在上海，寒暑假总是独自一人留在北京。“兴华也是一个人，老去燕京大学的小馆子吃饭，有时候我也去，就会碰上他。当时完全没有交朋友的考虑，我在外头玩儿，他做他的学问。他说他家里侦探小说很多，借几本给我看，有的未必看得很懂，就跟他聊，慢慢接触越来越多。”
吴兴华曾在给父亲的信中提及女友谢蔚英是“燕京校花”。校园里仰慕他才华的女学生不少，追求谢蔚英的男生更多。“周末本来说去他那儿玩儿，人家一叫我去跳舞，我就走了。当时电话也没有，他就站在校车车站等我，一站就是两个钟头。”
“要说我们的关系也很奇怪，即使结了婚，他还是更像我的兄长、老师或者挚友，而不完全是丈夫。我比他小8岁，又是他的学生，他也知道我的性格不是念书做学问那种人，就像宠妹妹一样宠我。”谢蔚英说，吴兴华看起来像书呆子，却为她做出很多生活上的改变，“他不是爱玩的人，但礼拜天再忙也要陪我出去吃饭，再看场电影。有时候我们意见不一样，他都是坐下来慢慢讲道理，处处以理服人，我总讲不过他。”
上世纪60年代，吴兴华参与校译朱生豪版《莎士比亚全集》，校译一本书的稿费就有100元。在那个人均月收入只有二三十块钱的年代，吴兴华总会拉着时髦新潮的谢蔚英去“造寸”制衣店，找上海裁缝定做呢子大衣。“有时候我看上一件，挺喜欢的，舍不得买，过几天他就会给我买回来。”
恋爱时，吴兴华总会给她唱歌讲故事，两人最爱的爱尔兰民歌《Danny Boy》与另一首《In the Gloaming》，都是写去世的情人，唱生死永隔的缠绵凄凉。“此两首歌皆为暗喻一鬼魂在对他心爱的人而唱，真不知在当时冥冥中是否有此暗示?”在《忆兴华》中，谢蔚英感伤地写道。
燕京大学就读时期的吴兴华
另一个钱锺书
“在燕京大学，所有人都知道兴华的才学。他虽然没出过国，但名气比那些出过国的(学者)要大得多。”谢蔚英回忆，吴兴华在当时的燕京如同传奇。
和所有“天才”一样，吴兴华天资早慧，4岁就读《资治通鉴》，过目成诵。16岁即发表诗作《森林的沉默》，同年被燕京大学破格录取。上世纪40年代，他拒绝迎合当时主流的自由散漫的口语化创作，抱着“就像不知世上有胡适与新文化运动”的心态，坚持从精英立场出发，以中国古典与西洋格律诗为鉴，独自实验矜持、优雅的新格律诗。
大学时，年少轻狂的吴兴华常以《唐诗别裁集》和《清诗别裁集》与人打赌，别人随便翻出一首诗，他都能说出诗题、作者和上下句，从未出错。在1943年给宋淇的信中，22岁的他傲气地写道：“而今我可以不夸口的说能把中国上下数千年的诗同时在脑中列出。”
早在1940年，乔伊斯还未被世界文坛认可之前，吴兴华就前卫地向《西洋文学》介绍并节译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完整的中译本2012年才问世)，并将其代表作《尤利西斯》介绍到中国。
“他翻译从来不借助词典。精通英语，法、德、意等欧洲语言也是一学就会，耳朵灵敏，记忆力超强。他对历史很精通，前前后后的时代人物，记得一清二楚。他的围棋和桥牌在校内数一数二，从来书不离手，嗜书如命。”谢蔚英记得，结婚最初几年，他们家总有几位老教授时常登门，其中就有燕京大学史学系教授邓之诚，“他如果忘记了什么，就让家里人过来把兴华叫过去，一问就解决了”。在大女儿吴同印象里，父亲博闻强记的能力如同一部百科全书，“关于古今中外的诗词、历史典故和文章，他的脑子像电脑一样，过目不忘”。
与钱锺书、吴兴华共事的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曾说，“吴兴华的英文可能比钱锺书好”。宋淇很早就认定，吴兴华不但通晓多门语言，国学造诣很不简单，是“另一个钱锺书”，且思想、观点和品味都比钱更接近西方。上世纪40年代的旧版《谈艺录》中，钱锺书在附记中写下“吴君兴华直谅多闻，为订勘舛讹数处”，证实他曾虚心接受晚辈吴兴华的意见。
“你看他写给宋淇的信，完全是肺腑之言，讨论的都是学问和诗歌，或是自己新作了什么诗。”谢蔚英说，那些写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信，正值他生活窘迫时。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刚毕业的吴兴华本可出国留学，可日军封锁燕京，师生解散，他只有转行当翻译谋生。九个兄弟姐妹挤在会馆小屋里，仅靠吴兴华的稿费度日。两个妹妹先后病逝，他也感染肺结核。宋以朗在《致宋淇书信集》的附录里写道：“看吴兴华的信，你根本很难想象到他原来身逢乱世，生活朝不保夕……依然若无其事跟我父亲讨论梅花诗。”
“在日据时代，生活再艰难，他也坚决不给日本人做事。”谢蔚英说，吴兴华很爱国，一直佩服毛泽东的才华与诗歌，“我私下问过他很多次，他都说，毛主席的诗词是真的写得好。”
1952年，谢蔚英曾提议两人回香港工作。“我在香港有家人和朋友，找个报馆不成问题。宋淇也在香港，能给他谋一份差事。”在介绍信都已开好的情况下，吴兴华断然拒绝，“他不肯离开祖国”。
同年，31岁的吴兴华被任命为英语教研室主任及副系主任。“他诚惶诚恐，哪敢领导钱锺书、朱光潜这些老教授啊。老教授们对他很好，倒是一些师范大学上来的年轻人为难他，那时候的工作很难做。”
这四年相对平稳的日子，吴兴华夫妇过得疲惫而忙碌。谢蔚英在社科院上班，每天来回路程三个小时，清早六点出发，到家已是晚上七八点，吴兴华还在学校开会，两人只有周末能见面吃个饭。“他从来没抱怨过一句。”谢蔚英说，就算杂务缠身，他仍在深夜抽空翻译完成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这也是至今唯一的诗体中译本。
吴兴华与夫人谢蔚英、大女儿吴同、小女儿吴双
躲不过的灾难
燕京大学英籍导师谢迪克曾追忆，吴兴华是他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与他的另一位学生、文学批评大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
1947年，谢迪克引荐吴兴华赴美留学，由他承担路费。但吴兴华因肺病加重无法出行，他在信中告诉宋淇，三个月里，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读书，“以后我想机会一定还有”。
但机会再也没有来临。十年后，吴兴华在“大鸣大放”运动中响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号召，坦诚提意见，认为苏联专家的英语教学方法不一定适合中国。这一句话，令他坠入地狱。
“反右刚开始，兴华很担心，他一次次写检查，不通过，内心很痛苦，认为自己有错。”1957年，谢蔚英的同班同学、西语系教授黄继忠被铐上手铐抓走，后者作为“极右分子”被送往北大荒劳动教养，她意识到事态严重，“以兴华的身体，去劳改就等于送命了”。
“后来是朱光潜站出来替他说话，说他是有才华的人，可以留在系里，将来总有用。”她说，吴兴华被撤职、降级，不许教书、不许发表文章，“哪怕这个时候，他内心苦闷、痛苦，还是跟我说，要认真改造，听党的话”。
大跃进时期，吴兴华每天到图书馆帮系里编、校《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没有任何名利。大学时代攒钱买下的12箱《四部丛刊》，“一天不落地看”。
“他自己找材料学拉丁语、希腊语，整天在家拿着书做笔记，我在家听他念拉丁语，流利极了，学得很精通。”谢蔚英说，他为李健吾翻译了很多篇拉丁文、希腊文的戏剧理论，又为罗念生校对希腊悲剧的文稿。“看得出罗念生不是从希腊文翻译，而是从英文翻译的。兴华指出来的地方，他都改过来了。”
1962年摘除右派帽子后，吴兴华认为自己终于可以认真做学问，开始根据意大利原文翻译但丁《神曲》，严格按照但丁诗的音韵、节拍来译。同时又动笔写一部关于唐朝柳宗元的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
“这部小说他构思了很多年。唐朝的历史细节在他脑子里栩栩如生，闭上眼就是唐朝的街道和店铺，满眼是唐朝人的着装，他们打马球的样子。写这部书必然会联系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他看那么多历史书，就想写进这部小说中。”谢蔚英帮他誊抄过一些，在她印象里，小说视角繁复又开阔，文笔冷凝而精微。但没等书写到一半，“文革”开始了。
“我们家是最早贴上大字报的。”谢蔚英说，当“大右派吴兴华”的大字报贴在家门口，他就开始彻夜难眠了。“怕外人说他含沙射影，他把书稿、小说和照片拿出来，全烧了。”她不忍心，偷偷留下一小章节但丁《神曲》，收录在如今的《吴兴华全集》里。
北京大学是“文革”的起点和风暴中心。“恐怖极了。”谢蔚英心有余悸地回忆，每天夜里，一大帮学生在校园里横冲直撞，扬着皮鞭，高呼口号，“冲到有问题的人家里，直接把人拉出来，跪在那儿审问”。
“1966年最早是批判吴晗，我们没料到会搞得那么大，牵扯那么多人。”谢蔚英的大女儿时年13岁，相貌乖巧、成绩优异。家里出了事，大女儿受牵连，一去学校就受欺负。“兴华每天去系里都挨骂，他一再跟我说，‘他们怎么要求，我就怎么做。你放心，我绝对不自杀。我要自杀的话，就变成抗拒，把你跟孩子连累了。’”
常年身体虚弱的吴兴华，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寝食难安。“最后一两天，他把那套《四部丛刊》按目录整理了一遍，跟说我，‘万一我有不测，被抓去劳改，你过不下去的时候就把书卖了’。”
1966年8月1日晚，谢蔚英在人民大会堂开完批斗会回家，已是11点多。会议上全天喊口号的喧嚣弄得她筋疲力尽，瘫倒在床，两人却睡不着。吴兴华预感到什么，对她长叹：“我欠你的太多。”谢蔚英安慰他，运动总有过去的时候，忍一忍，总能挺过去。
8月2日清晨，谢蔚英上班后，红卫兵冲到家中，勒令吴兴华去劳改。“他们让他拔草，虽然不是累活儿，但那天特别热。他又是个书呆子，跟红卫兵说要喝水，他们当然不给，给他硬灌了阴沟里的污水。等他昏倒，红卫兵说他装死，继续拳打脚踢。”
下午两点，谢蔚英接到吴兴华入院的消息，赶到北医三院，人已完全昏迷，次日凌晨5点宣告死亡。红卫兵咬定他是自杀，谢蔚英在悲痛中无法解释，最终遗体进行医学解剖，确认吴兴华死于中毒性痢疾。
“人没了，也没放过我们。”谢蔚英回去，家里被抄家，“屋里砸得一塌糊涂，完全不知以后该怎么办”。“文革”期间，她见到太多家破人亡的惨状。“我们家前前后后就有好几家自杀。有一家很可怜，父母都自杀了，孩子很小，亲戚不敢要，怕受牵连。最后保姆把孩子带到乡下去。”
吴兴华诗作《素丝行》手稿
与钱锺书之交
吴兴华去世时，大女儿吴同13岁，小女儿吴双仅5岁。谢蔚英还来不及悲伤，家中住进烧锅炉的一家三口。工人阶级藐视资产阶级，对她们毫不客气，“用我们的煤球，吃我们的东西，你毫无办法。”谢蔚英难以忍耐，申请搬走。
“很小的两间房，黑黢黢的，墙壁都是黑的，没水，没暖气，没厕所。”她独自带着女儿，备感艰辛。“一个月30多块钱工资，实在养不起，差一点想把吴双送给兰州的姑妈，她们家没孩子。大女儿哭着不让我送，最后留了下来。”
1969年7月，大女儿去北大荒上山下乡，一走就是十年。6岁的吴双无人看管，只有每天独自关在黑屋，哪儿也不敢去，饿了啃点冷馒头，“好心的邻居会在冬天送点开水”。12月，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社科院，谢蔚英被分到信阳五七干校，12箱《四部丛刊》存在社科院，她带着小女儿下乡，“玩命儿地干农活”。1971年，谢蔚英从干校回到北京，原来的房子没了，搬进社科院7号楼办公室，与同在社科院工作的钱锺书为邻。
“钱锺书也住7号楼，进出总经过我家。钱先生每次遇到我总说，蔚英啊，你有什么困难一定告诉我。说了好几遍。”她认为生活勉强可维持，从没麻烦过钱家，但对钱锺书十分感激。
“我们在燕南园结婚时，钱先生就来参加婚礼，还送了贺礼。他与兴华应该是通过宋淇认识的。”谢蔚英说，早在1943年，吴兴华还是学生时，就看了钱锺书的《谈艺录》初稿(当时名为《杂感集》)，“兴华提出的意见，钱先生都接受了”。
吴兴华任英语教研室主任及副系主任时，钱锺书与他们同住中关园。吴同记得，钱家三口喜欢晚饭后在中关园散步。“每次走到我们家这儿，钱伯伯会跟伯母和女儿说，你们先回去，我要跟吴先生聊一会儿。然后钱伯伯就到我们家来，和我父亲在书房聊天，谈笑风生，总是特别高兴。”
“他们一直挺投机的。”谢蔚英说，吴兴华与钱锺书一样爱读侦探小说，喜谈古诗，又都有学贯中西的学养。“兴华被划右派，很多人都不敢接近，只有钱先生，每次见面依然跟他说话。”
大女儿吴同从东北兵团回京，没有工作，杨绛让她抄《堂吉诃德》译稿。“抄五六页就给十块钱，远比应该付的要多。她怕我不肯接受帮助，变相地来帮我们。”谢蔚英说。
翻译家李文俊曾说起一件轶事。在干校时，有年轻人请教钱锺书英文问题，他看一眼，说：“这种问题还来问我，去问谢蔚英就行了。”谢蔚英在社科院文学所图书室管理外文书刊时，钱锺书常在借书时与她闲聊打趣，博美人一粲。
吴兴华诗集手稿封面
被历史淹没的诗人
如果不是宋淇，吴兴华在诗歌上的才华恐怕要被历史永远淹没。
抗战结束后，宋淇将吴兴华的一些作品带到香港，在《人人文学》上署名“梁文星”发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又将12首诗介绍到台湾《文学杂志》，主编是夏济安。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回忆，当时除了编辑，没人知道“梁文星”就是内地的吴兴华，更不知道这些作品写于十几年前。夏志清曾评价吴兴华，“其学力、眼力之高，想四十年代诗人无人可及”。
他的新诗创作始于1936年，止于1949年。抗战时期，吴兴华的诗在封闭的华北文坛评论界就引起一些学者关注，称他的诗“幽美”，但“西洋味太深”。
在与宋淇的书信中，吴兴华流露出对诗歌创作的犹疑。他意识到自己前景黯淡，缺乏知音，心境寂寞，“我往往觉得我们最大的毛病就在自持聪明太过，侈言凌人，结果成就常常反不如人……心醉于片时的喝彩，便无暇计及真正的不朽之业”。研究者推测，1949年以后发表的《咏古事两首》可能是吴兴华的绝笔。
谢蔚英记得，1962年摘除“右派”帽子后，吴兴华一时情绪高涨。“他跟我说，过去写的诗，他都看不上了。当时年轻，凭灵感写诗，不是很理想。宋淇是最欣赏他的，他手里留的诗，远比我们家里的多。”吴兴华告诉妻子，40岁前是他苦读的准备阶段，40岁后他有不少雄心壮志要一一完成。他曾想编一部巨型的中国诗文选集，最终，所有计划都止步于颠沛的命运。
“梁文星”的诗歌在台湾引起反响时，不在场的诗人自己一无所知。听闻他去世的噩耗，宋淇慨叹：“陈寅恪、钱锺书、吴兴华代表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先后逝世，从此后继无人……”
1976年,宋淇将1953年发表过的两篇涉及吴兴华的诗论《论新诗的形式》与《再论新诗的形式》收入自己的文集，由台湾洪范书店推出《林以亮诗话》，并请当初帮助介绍吴兴华诗作的夏志清作序。
1980年,美国汉学家爱德华·M·冈恩在英文专著《被零落的缪斯——1937至1945年上海北京的文学》中专门论及吴兴华，认为他“是沦陷时期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位诗人”，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下，“挣脱浪漫主义的羁绊和缺点”，其写作技巧广泛又复杂，现代派风格讽刺又虚幻，形成了不同于中国旧诗的复杂情绪体验，抵达了“其他同代人几乎无人能达到的高度”。
1983年，谢蔚英第一次赴美国探望两个女儿，圣迭戈大学叶威廉教授约她到家中面谈。“他从台湾看到兴华的诗，很赞赏，觉得别有风格，糅合了中外历史和文学典故，远比徐志摩高深。如果文学、历史功底不深，一般人很难读懂。他说‘那是一种新的风格，是超前的’。”
吴兴华诗作《西珈》手稿
欣慰与遗憾
吴兴华留下的两个女儿，是谢蔚英最大的安慰。她一直奇怪，“我是不那么念书的人，但两个孩子都聪明又用功”。
大女儿吴同在恢复高考后，凭着小学学历，自学初中高中课程，考上北二外。大学四年所有成绩都是优，毕业赴美留学，后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书。
小女儿吴双从小到大都考第一，在干校乡下念小学时，家里没书，就跟着母亲读。“一个八岁的孩子能读得懂《聊斋》，也没人教她文言文。初中她就跟着我看毛姆的英文小说。”吴双后来考上北大，选了难度最大的实验心理学，1984年申请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拿到实验心理学博士学位，现在美国交通局任职。
谢蔚英认为，家庭的惨状和“文革”的阴影，多少对女儿们的心理有影响。“大女儿到了北大荒还是被欺负，工人子女处处为难她，大家下工都休息了，还让她去挑水，知道她喜欢书，不许她看。小女儿很小就知道自己家里有问题，孩子们不跟她玩儿，她就干脆不出门，自己看书。”吴双样貌乖巧，却性格孤僻，不爱与人来往。考上北大后，很多男生主动接近，她都避之不及。至今50多岁，依然未婚。
1978年，“文革”结束，谢蔚英再婚。“现在的老伴是我燕京的同学，原来在国际关系学院教英文。一个人生活很多困难，两人就凑在一起过。”两人遇到时，他刚劳改20年回到北京，进入中科院情报所，从事中译英直至退休。
谢蔚英想过，如果吴兴华认识她前就去美国念书，成就绝对不一般。她也想过，如果新婚时他听从建议去了香港，也会是另一番命运。
她最后悔的是，在生活窘迫时，不得已卖了吴兴华最爱不释手的《四部丛刊》。“‘文革’前，兴华的收入算高的，我们雇了保姆。他四弟肺病严重，兴华在海淀替他租房，又找个人专门照顾。”谢蔚英说，她用钱从不计算，“文革”来时，家里存款只有400块。
“1971年我从干校回来，《四部丛刊》没地方放，经史子集等共12箱，加上经济困难，就卖给了《青年报》的编辑。当时卖的500块也值点钱，不过现在听说价格很惊人，值好几千万。”谢蔚英曾想打听这套书的去处，可惜当年买书的编辑已经去世，其子定居美国，有着吴兴华批注和笔记的《四部丛刊》，从此杳无踪迹。
1987年，谢蔚英赴美探望两个女儿
原载第一财经，部分图片选自网络
附录
打捞吴兴华：
一个被遗忘的天才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温天一
摘要
1966年8月2号，吴兴华对女儿吴同说，他要去工作的北京大学西语系上班，让吴同帮忙找自行车钥匙。吴同把钥匙递给他时，他说：小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希望你好好照顾妈妈和妹妹，“我哭了，他看起来非常难过。”
几个小时之后，有人来敲吴家的门，对吴同说，你爸爸出事了。吴同赶到校医院，发现父亲被扔在走廊中，脸色发紫，知觉全无。她一直呼唤爸爸，但父亲始终没有清醒过来。
这是吴同对父亲最后的印象。之后，这个被钱钟书推崇、被文学史学者夏志清评价为 “继陈寅恪、钱锺书之后第三代兼通中西之大儒”的人，就消失在了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中，被整整遗忘了50年。
“他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却被掩埋得像一个传说。”
这是新近出版的《吴兴华全集》（包含诗集、文集、致宋淇书信集、译文集及译作《亨利四世》）印在书封上的推荐语。
近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即便是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西方文学的人们。他曾经存在过，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的大部分翻译作品与手稿在文革中被毁，投稿的诗作零落各处，而早年与挚友的通信，也在远隔天涯之后被尘封，几十年未见天日。
这个曾经以不满16岁的年纪就考入燕京大学，震荡过诗歌文坛与翻译领域的天才式人物，就像一阵最轻柔的风，在水面上激荡出一点涟漪，随后一切归于平静。
一方面是灿烂丰盛的才华，一方面是逼仄压抑的命运，这两股力量始终纠缠在一起，贯穿了他仅仅45年的人生。
儿时的吴兴华（后排中立者）与家人
风
吹在水上
《吴兴华全集》的特约策划袁晓琳第一次读到吴兴华的作品是在几年以前，她形容那时候的自己，是一个陷落在书堆中“灰头土脸”的小编辑，在光线暗淡的样书间内，无意间捡拾起两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早年出版的《吴兴华诗文集》。
书卷已经残破，并且所收录的内容也并不完整，但那些横贯古今、挥洒中西的漂亮文字与流光溢彩的才华，还是让袁晓琳被深深吸引，从此一头扎进了吴兴华的世界。
他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意大利、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中国传统文学的素养也浸淫极深，莎士比亚、但丁、詹姆斯·乔伊斯、里尔克、柳宗元……他曾经在精神世界中无比靠近他们，并且留下了处处灵光闪现的文字。
“继陈寅恪、钱钟书之后第三代兼通中西之大儒”，这句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对于吴兴华的评价也被印在了全集的腰封上，作为如今对于他盖棺定论的总结。而翻开他的书信集，你会看到宋淇、钱钟书、孙道临等人的名字，他与他们有着长长短短的交往与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即便与这些风流人物列在一起，吴兴华闪耀的才华依然让他显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一个明明可以依靠自己就可以傲然列入中国文学与翻译版图上的人物，如今却需要借助钱钟书或者王世襄这些如今俨然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眼中“网红”式人物对于他的评价，来重新唤起一些记忆，细细想来，也不免有点苦涩。
因为《吴兴华全集》的编辑出版，袁晓琳以及其他与这套书相关的人们，一点一点，走进了吴兴华被遗忘的世界，重拾他的文字，并且最终意识到，他的命运，其实比那些焚毁或者散落的手稿更加惨烈。
书中吴兴华的照片，用今天的眼光看上去，他的目光清澈，充满了书生式的清朗与倔强，甚至还带有一点从不设防的柔弱。
他出生在1921年，离世于1966年，少年时代父母病逝，不满16岁考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他的英籍导师谢迪克极为欣赏他，并积极为他联络出过留学的机会，但由于疾病与照顾家中弟妹的负累，吴兴华最终放弃。他从未出过国，但却以天才式的荣光闪耀燕京，26岁成为燕京副教授，31岁成为合并后的北京大学英语教研室主任及副系主任，几年之后，他又成了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右派。随后被剥夺了学术研究与教学的资格，然后在文革风暴来临的第一年，他又第一个成为牺牲品。
一个从困苦中挣扎出来，一派天真的学者，从不企图反抗命运，以逆来顺受的姿态承担着一切，但命运，却总是不饶过他。
吴兴华
未
完成的天才
吴同是吴兴华的大女儿，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刚刚十二岁，在北大附小读书。
按照吴同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讲述，她对于父亲的印象，一直是一个伏案读书的背影，始终挥之不去，“他并不是书呆子型的人物，但却仿佛永远手里拿着一本书，从不释卷。”吴同这样回忆道。
当时放学归家的吴同经常喜欢与父亲玩一个只属于他们俩的“游戏”：她站在父亲面前，念一段小学课本上的文字或者孩子们正在阅读的流行小说，比如《青春之歌》之类，吴兴华一边听着女儿朗读，一边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书卷中，女儿读着读着就会大声撒娇，“爸！你到底听没听到？”父亲放下书，笑着把刚刚女儿朗读的文字一字不差地背诵一遍。
“他怎么可能看过那些小孩的书呢，但他就是拥有听闻不忘、一目十行的能力。”如今的吴同62岁，是一个依旧看得出美丽容貌的中年女人。她已经在美国居住了三十多年，平日的工作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英文写作。偶尔她会抱怨美国孩子的英国文学水平实在太差，但提到爸爸，她的口气会马上变得轻柔，带着一点女儿对父亲的崇拜，“其实玩那个游戏，我只是想让他开心一点。”她似乎永远不能够释怀父亲的离开。
吴同基本是跟随父亲长大的孩子，因为那时吴家住在北大中关园，吴兴华的夫人谢蔚英在社科院上班，每天大量的时光花费在路途上，因此吴同和父亲共处的时间更多。
但是吴同对于父亲的才华与渊博的学问，充满了困惑。
“你知道，我爸爸并不是像钱（钟书）伯伯或者他的同学宋淇那样，出身于家境优越的书香门第，有着天然的熏陶积累。”吴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吴家祖籍杭州，但后来迁居北京，吴兴华的父亲是中医，早年也曾经留学日本，母亲留在家中料理家务，吴家一共有九个孩子，所以负担极重。
吴同甚至记得，她的叔叔曾经向她转述过奶奶对吴兴华幼年时候的记忆，“我爷爷有一个小屋子，里面堆满了他收集的古籍旧书，我爸爸连路都走不稳的岁数，就喜欢钻进里面翻书，也没有人教他。”
有一次，吴兴华的父亲请了很多客人来家里，大人们在谈论古诗词，说着说着，有几句下文记不清了，彼时四岁的吴兴华朗声接了上去，大人们觉得奇怪，又考了他几首，也是丝毫不差。
吴兴华的母亲很迷信，对于儿子的早慧，她总觉得异于常人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恐怕以后的命运并不会喜乐平顺。
而所有接触过吴兴华的人，都被他的才华所打动。
在吴兴华的同学、挚友宋淇之子宋以朗的回忆中，父亲曾经向他讲述过这位天才式的好友：早在燕京读书时期，吴兴华就已经将燕大、清华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文史类的藏书，全部阅遍，并且深深印刻在脑海中，过目不忘。
而在谢蔚英与吴同的记忆中，他们在北大中关园的家中，经常有一些远比吴兴华更加资深的教授学者来印证或者求教一些问题，比如历史学家邓之诚或者钱钟书。
“那时候也没有电脑或者搜索引擎，图书馆查阅也不方便，钱伯伯经常想起一个翻译上的问题，就来找我爸爸询问出处，我爸爸总是能够给一个让他满意的答复。”吴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在她的记忆中，父亲与钱伯伯的聊天内容，自己还听不懂，“但我记得他们聊得特别高兴，总是在笑。”
“有一次，钱伯伯来我们家，临走的时候，爸爸把他送出门外，当时我正在家门口玩，我记得钱伯伯对父亲说，吴兴华，你可真了不起，你不到20岁就已经超过我了。”
很多年以后，吴同才意识到，恃才傲物、眼高于顶的钱钟书这句话的分量。但事实上，那时候的吴兴华已经三十几岁，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释放才华的机会。
自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吴兴华的日子已经不太好过。1957年，他因为在“大鸣大放”运动中，提出“苏联专家的英文教学方法不一定适合中国”而成了北大西语系第一批右派，随后便被从书斋中连根拔起，在各种运动与冲击中经历九蒸九焙的历练。几年之后，由于认错态度诚恳，被恢复了一部分工作，但一时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1966年真正的大风暴便又来临了。
吴同于母亲
天
地兴亡两不知
按照夏志清与宋淇对于吴兴华的评价，他是能够与陈寅恪、钱钟书相提并论、真正意义称得上学贯中西的大儒。
而按照吴兴华对于自己理想的规划，如今看来，他的一生则都处于不甘与无可奈何的“未完成时”。他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地“得志”与“合过时宜”，早期是因为贫病与家累，后期则是因为政治运动。
谢蔚英曾经这样回忆，吴兴华对她谈及自己的治学计划，是四十岁之前苦读，奠定根基，四十岁以后，撰文著书，一一兑现自己的雄心理想，除了《神曲》《他死在柳州》以及莎士比亚研究之外，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荷马史诗》以及编撰一部大型的“中国诗文选集”，都是这理想的一部分。
但这一切被拦腰斩断在1966年。
吴同回忆，父亲对那一天似乎早有预感。
“1966年8月2号，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家早就被贴满了大字报，学校也停课了，但那天早晨爸爸说他得去系里，让我帮他找自行车的钥匙。我把钥匙递给他的时候，他对我说，小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希望你好好照顾妈妈和妹妹，我哭了，他看起来非常难过。”
几个小时之后，有人来敲开吴家的门，对吴同说，你爸爸出事了，现在北大校医院。随后吴同赶到校医院，发现父亲被扔在走廊中，脸色发紫，知觉全无。她一直呼唤爸爸，但父亲始终没有清醒过来。
后来从中科院赶回北大的谢蔚英与吴同一起将吴兴华送到北医三院抢救，母女俩在那里守了一夜，直至吴兴华咽下最后一口气。
文革结束，吴同才从不同的人的讲述中，拼凑出了父亲离世前最后几个小时的遭遇：他被殴打，被人把头摁在浆糊桶中，然后又被逼喝下北大化工厂流出的有毒的工业污水，被折磨直到彻底昏迷。
“我觉得他这一生，几乎没过过几天真正的好日子。”吴同有时候会这样“总结”父亲，50年前的痛楚，如今一旦提及，依然会撕扯着她。
很多年后，人过中年的吴同，已经有足够的阅历来读解父亲的一生，她才越来越意识到，与灿烂的才华相比，他的性格是多么地天真。对于周遭派系人事的关系，始终懵懂无知；他醉心于书本，但书本并没有拯救他。而反观他周遭的、最终走出乱世的人们，哪怕是看起来书生气十足，实质上，对于世道人心，也有着深刻的了解。吴兴华似乎只能拥有最坏的结局。
晚年的谢蔚英
吴兴华去世后不久，谢蔚英母女被赶出中关园的宿舍，“文革时候到我们家来抄家的一拨又一拨，他们烧东西，贴封条，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父亲究竟丢失了多少完成或者未完成的文字。”吴同这样说道。
不到16岁的吴同下乡插队，归来后被安插到街道工厂，随后凭借自学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而在此之前，她的学历是北大附小，“爸爸始终是希望我做读书人的。”
插队回京后的吴同受到了钱钟书一家的照拂，杨绛请她帮忙抄录自己《堂·吉诃德》的翻译文字——那是文革期间，阴错阳差藏在废纸垃圾堆里才得以保全的手稿，而吴兴华的大量作品，则远没有那么幸运。
“她给我远远超过誊录文字所应得的报酬，就是怕我们不肯接受帮助，才想出这样的法子。”吴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吴同还记得，每次到钱家去，钱伯伯总是拿出点心招待她、尽量让她开心，“你父亲太可惜了。”钱钟书对吴同说，“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他觉得父亲离开了，知音没有了。”吴同这样说。
在整套《吴兴华全集》中，有一册专门收录了吴兴华与挚友宋淇自1940到1952年的书信集，吴兴华以清雅的文字描述着他读过的书，正在写下的诗行，以及某一刻灵光乍现闪过头脑的思想。其间也不时夹杂着现实不可名状之重，对于前景的迷惘，无书可读的烦恼，缠绵的病榻，始终困窘的家境，甚至丢失一只钢笔的无奈，也力透纸背无奈地传达了出来。
在一封信内，吴兴华这样写给宋淇，“你知不知道王荆公的这一段诗？我觉得整个旧诗领域内很难找到如此悲哀的句子……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注：记忆有错，实际应为：天地安危两不知）你是解人，一定明白我喜爱这段诗的心理。”而在他更早年的诗作中，吴兴华曾经这样写道，“……同时我又怕我尚未将我的工作赶完，我的笔就和我一齐在土中深深收殓，那时纵使我想向你，或一切别人，呼喊：‘听着，我已明白生命的意义’也是徒然。”
吴兴华并不大看得起自己早年的诗作，但它们却多数保留了下来，而那些他真正看重或者已经在头脑中搭建起框架的未完成之作，则永远遗留在了1966年。
本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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