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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右派妻子的苦与痛:纪念王来棣先生

2017-11-18 熊卫民 永远的新三届


年轻的许良英与王来棣


        2013年元旦的早上,我一打开电脑,就收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王作跃教授的邮件:“沉痛悼念王来棣师母!”——这位可敬的老人已于前一天下午去世。虽然我熟悉她的病情,早已有心理准备,仍然感觉遗憾:为什么老天不多给三天,让她在过完87岁生日,尤其是等她病重的丈夫许良英转危为安之后再走呢?

  王先生患的是鼻癌,4年前做了切除手术,虽然手术本身还算成功,可癌细胞还是转移了。只是因为她年纪大了,生长机能变衰,癌细胞增殖得也慢,所以病情发展得不快。近半年来,她一天天瘦了下去,一直瘦到真正只剩下皮包骨头。

  我见过王先生脸庞丰满的模样。自2003年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和学习以来,我养成了探望研究所元老许良英先生、向他请教问题的习惯。大多数时候,王先生都是慈祥地和我打一声招呼,然后到另一个房间安静地做她自己的事,或者就坐到我们旁边,听我们谈话,偶尔插上一两句。


1957年4月,许良英、王来棣一家在北京展览馆。顾震潮图


  有一次,我跟许先生谈起我所参加的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一些活动。她很感兴趣,主动向我询问了有关口述历史的现状和动向的很多问题,还向我借了几本口述历史方面的出版物。当时我不知道她兴奋的原因,直到三年前她送我一本新著——《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原来,她也在做口述历史,而且还是这个领域的先驱。

  她的相关工作始于1956年4月。作为浙江大学史地系前学生地下党员,她在1949年后很受信任。1952年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她先后参加范文澜、刘大年领导的研究项目,体现出了很强的工作能力。


        1956年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向科学进军”。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影响下,近代史所让她一个一个访谈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陈望道、萧三、陈清扬等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有关的人物。当时她还没能配备最新的盒式磁带录音机,所以只是留下了大量的访谈记录、访谈整理稿以及受访人的修改稿。


王来棣先生

  可惜的是,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才进行了一半,“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因为反对“反右派”,她的丈夫许良英被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号右派揪了出来,在院内院外均遭到大批判,《人民日报》还刊发了批判许良英的专文《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等。她如遭雷击,连续多日以泪洗面,已孕育了几个月的胎儿死在腹中。


        然后,“极右分子”许良英被发配回浙江老家务农,靠工分养活自己和老母亲;她不同意与许良英划清界限,也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她所承担的访谈中共创始人的工作自然就停了下来。从此,恩爱夫妻不得不天各一方。


        几年后,为了让未成年的孩子少受些歧视,她最终还是不得不选择与许良英离婚。直至1978年许良英头上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之后,他们才重新结合。



  2012年11月的一天,我去看望不久前因摔跤而受伤的许先生。门铃响了好一阵后,门才慢慢打开——是王先生开的门。她认出了我,颤颤巍巍地把我让进门。在此前的几个月,她经常犯迷糊,有时连天天来做饭的保姆都不认得了,但那天很清醒。


        她告诉我,许先生去医院换药了。她打开影集,让我一起看她和许先生的老照片。因为已转移到喉部的肿瘤,她说话已相当困难,但她仍坚持用含混不清的语调告诉我:这张照片是何时拍摄的,拍那张照片时“许先生还没回家(指北京她这儿——作者注)呢”。


        翻到他们一家四口在“反右”前夕拍的照片,她说:(反右之后)“许先生还做了一点翻译工作,而我,要独自一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二十年没干什么事(业)。人生最美好的时间全耽搁了。”虽然她已经瘦得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但迟缓的语调中的那种哀怨,仍溢于言表。



  就在之后不久,王先生进医院,听说再也没有清醒过。所以,这句话也许是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对人生所作的最后总结。

  但1978年之后,她还是有一些事业的。她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几个问题》《立宪派的“和平独立”与辛亥革命》《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等多篇论文,其中,她和许良英共同署名的《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走出伪民主误区》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她还对前述五十年前的访谈作了重新整理,对受访人删改整理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将部分整理稿和修订稿同时影印出版。


        受国内很多知识精英并不懂得民主真谛的刺激,在离休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她和许良英合作撰写《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一书。他们从古代的希腊、罗马,一直写到近代的荷兰、英国、美国、法国,已完成大部分的工作量。



        我认为,王作跃教授在邮件中对王来棣先生所作的评价是中肯的:

  师母是一位杰出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她对中共早期党史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和许良英老师合作的民主历史与理论的研究也将对中国的民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她的去世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

  天国不会再有不讲道理的政治运动,愿忧郁了半生的王先生到那里之后能够长葆笑颜,并保佑她的丈夫战胜病魔。

  (感谢范岱年教授、王作跃教授和许平先生帮助核实和修订文稿。)


许良英先生于2013年1月28日去世

  

原载《南方周末》2013年01月18日

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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