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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田小野:温小钰老师的生前身后事

2017-11-28 田小野 新三届


摘要:知名作家温小钰是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林昭师妹。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19岁的温小钰是“咆哮时代的幸运儿”,走的是与林昭截然不同的另一条路。她天真地相信那些右派学生就是要闹事,她写了个反右题材的独幕剧《异路人》,由北大剧社排练演出,剧本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


大学毕业后,温小钰追随爱情支边去了内蒙古,改革开放后以文学创作名声鹊起,成为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全国第七届人大代表。1993年温小钰因帕金森氏综合征去逝,享年55岁。


温小钰


(一)


因为课讲得好,小钰有个绰号叫“温铁嘴”,小钰在内蒙古大学的课堂,那是相当的精彩。一直想写小钰又一直拖了下来。小钰的故事,不但我记忆里有她的亲口所授,手边有她的作品和纪念文集,还能从网上查到她的更多,可实际上,我感觉却是非常难写。


温小钰是我的大学老师,是作家也是名人。在小钰55年的生命历程中,北大5年的学习应该是她最幸福的人生。1955年小钰从春城昆明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时候只有17岁,这个17岁小姑娘的最大遗憾是没学成表演,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没要她。


田径、各种球类、唱歌、跳舞、扭秧歌、演话剧,小钰无所不能,而她所有特长最辉煌的业绩是诗歌朗诵,小钰从中学开始当众朗诵普希金的童话诗,她能一口气背诵几百行的希克梅特的长诗《卓娅》、法米特尔吉雅泰的长诗《游击队员班柯之歌》,她的嗓子清亮甜美,余音袅袅。她的朗诵多次获奖,成为盛极一时的事情。因为朗诵,她到处受到欢迎和被人羡慕,在高中班的理想晚会上,小钰两眼发光地宣布了自己的理想:戏剧是我的毕生事业!


谁都没想到小钰会首战失利,中戏的主考官对她摇头仅仅是因为她的外型条件不理想,她身型纤细瘦高,高得很难有男演员能与她配戏,还有她的脸型五官,怎么说呢,最显眼的是一个硕大发光的额头,脸不大,长的有点像外国人或是混血儿,太不中国了。


虽然没能进中戏,小钰却受到了生活更大的宠爱。1950年代中期,一场风暴来临之前,天宇澄明,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思想自由的空气。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是一个成就辉煌的集体,大龄调干生带头,他们以集体著书立说闻名全国,先后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简史》《中国小说史稿》《中国现代文学史》正式出版。


在这样一个成熟的班级里,年龄最小、被视为小妹妹的小钰如鱼得水。小钰是校女排的主要得分手,女篮和游泳,中长跑和跨栏,小钰都有北大运动明星的纪录。而她对戏剧的热爱非但丝毫未减,反而愈发强烈了。她担任北大话剧社的社长,导演了由高尔基《底层》改编的话剧《夜店》,并出演其中难度最大的妓女,在学校引起轰动。小钰还是北大文艺创作组的成员,这个以她班级为主力的创作组,在一年多时间里,写出了三部大型话剧,一部歌剧,一部电影剧本,其中小钰执笔的四幕七场话剧《时代的芬芳》,不但在最具权威的《剧本》月刊上发表,还出版了单行本。


(二)


1957年北大反右运动开始,小钰正沉浸在狂热恋爱的二人世界无暇他顾,既没言论也没写大字报。小钰对我说过她自己是“幸运儿”这样的话,后来她加了前缀“咆哮时代”——咆哮时代的幸运儿——我那时完全不解其意,20多年后我才从网上知道了林昭。不知不觉拿林昭与小钰对比:都是中文系的才女;林昭1954年进北大;小钰1955年进北大;林昭调干生22岁,小钰应届生17岁;林昭的母亲是苏州的女界闻人,小钰的父亲是浙赣铁路局旧职员;林昭是校刊《红楼》的编辑,小钰是《红楼》的作者。


理论上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命运有很大的偶然性,性格也有很大的盲动性。林昭比小钰大6岁,在政治上应该比小钰成熟她也曾经更加激进。她参加过斗争地主的土改工作队,为了政治正确她甚至违心地无中生有揭发过母亲。但是在1957年5月22日的那个动荡的夜晚,当同是《红楼》编辑的张元勋被众人攻击的时候,林昭突如其来跃身而起,俯仰之间,说了几句仗义执言的话。就在她一脚踏上大食堂餐桌的那一刻,她注定也就踏上了一个罹难者的不归之路,将自己短暂辉煌的人生结束在36岁那年。


小钰走的是与林昭截然不同的另一条路。直到反右后期,小钰才开始关心运动,像多数年轻人一样,她天真地相信那些右派学生就是要闹事,要改变人们眼下安定幸福的生活。而出生在战乱途中的小钰,她珍惜这样的和平日子。小钰还写了个反右题材的独幕剧《异路人》,由北大剧社排练演出,剧本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得到第一笔稿费后,小钰竟然为床底下那双红色高跟鞋去配了件鲜红的毛线外套,还去大吃了一顿甜食奶油蛋卷。


活力和激情是小钰的特点,凡是有小钰的场合永远不会冷场和尴尬。更为突出的还是她我行我素的个性,在国家一穷二白、无产阶级扬眉吐气,全民艰苦朴素的学府里,在寒酸的苦读之士的群体中,人们喜爱她也批评她,说她像个资产阶级的娇小姐。


(三)


最大的幸福当然是在北大收获了爱情并找到了相伴一生的亲密丈夫。男生们把小钰当成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以为她只配打打排球吃吃奶油蛋糕,可还是有一个人把她当成大人,总是严肃地和她讨论文学创作和未来人生,这个高大魁梧、略显沉闷的中文系高年级男生叫汪浙成。


小钰陷入了情网,他们两个是那样的不同,又是那样的相契。小钰走到哪里都是光芒四射才华横溢,而沉闷的大汪除了个头高、块头大,几乎一无可取。实际上连小钰最好的闺蜜都是无法认识这条大汉的价值的,他们后来成为一对夫妻档作家,共同的脊柱正是汪老师。如果没有汪,小钰好动的天性会驱使她寻找快乐和轻松,而白白浪费了才华,如果没有汪,小钰不会在不愿意拿笔的时候拿起笔来,静下心苦苦耕耘。汪老师能比小钰想得深,能比小钰走得远,如果没有汪,就不会有这对夫妻档作家的处女作《小站》,也不会有后来他们积20年文学马拉松的成名作《土壤》。


先说《小站》吧。《小站》发表在1962年的《上海文学》上,一个充满了幻想的年轻人被分配到连慢车都不肯停一分钟的小火车站当见习站长,荒凉的车站,单调的工作和看腻了的几个粗俗的当地同事的脸,使他苦闷,他觉得自己被生活抛弃,就像飞驰而去的列车,明亮车窗里丰富多彩的生活在他的面前一闪就过去了,他一个人被撇在了孤伶伶的小站上。后来在老站长的帮助下,他认识到平凡工作的意义,认识到每一个小站对社会主义前进的列车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他的理想终于立足在现实中了。


小钰属于和平环境里的第一代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不甘凡庸,是他们的最大特点,齿轮还是螺丝钉?内心挣扎的结果是不甘凡庸的齿轮追求被螺丝钉精神所化解。他们夫妇在处女期的另一篇小说《苏林大夫》,把这种内心的矛盾揭示得更清楚也更深刻一些,苏林大学毕业希望到草原上去繁殖改良马种,结果却分配到林区的小兽医站,后来他认识到这个岗位的重要性,不知不觉与小兽医站建立了感情。


在这里汪老师和小钰提出了“应该过的生活”和“愿意过的生活”这样两个重要的人生概念,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不是勇敢地去追求“愿意过的生活”,而是努力从个人主观感情上将“应该过的生活”转化为“愿意过的生活”,将二者统一起来。其实这个统一的过程就是党所教导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党说这是一个痛苦的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温小钰与汪浙成


(四)


小钰家是杭州人,她从小在昆明长大,从北大毕业后她却去了内蒙古的冰雪边城呼和浩特。敕勒川,阴山下,爱情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1958年汪浙成毕业分配到了内蒙古,两年后的1960年,小钰毕业,她那届内蒙古的名额,中文系只有两个,其中已经内定了一个倒霉的右派,小钰还有更好的选择。为此汪老师特地从呼和浩特赶回北大,言明饥饿席卷边疆的现实真相,劝小钰慎重行事。


那天这对情侣在未名湖边走了一圈又一圈,小钰为自己的神圣选择感到无上荣光甚至有点伟大,她的眼睛在月亮的照耀下一闪一闪,她激动得脸上大放红光,颀长单薄的身体在秋天的夜风中微微颤抖着。她不顾一切地去要追寻的,是她的爱情梦想,还有她的文学梦想。


然而生活的嘲弄是无情的,日后异乡异客的艰难人生远没有小钰的梦想这般灿烂。当她不远千里从北京来到未婚夫身边,还没来得及打开行装,就被直接下放到基层的辽河农村。


饥馑同样让这对年轻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小钰每个月都在封信里塞上2斤粮票,就是这2斤粮票,救活了全身水肿、需扶墙行走、几近奄奄一息的汪大汉,小钰自己却靠着村里好心的老饲养员省下来的马料炒黄豆,充填每日的辘辘饥肠。


在风化得遍地沟壑的穷沙窝里,聪颖的小钰很快就学会了早起捧一捧水,含在嘴里漱几口,然后吐在手心往脸上一抹,当地的那些“二老板”(农民媳妇)都是这样完成一个女人全天的洗漱的……后来他们在呼和浩特的家,一条弥满着煤油炉的气味和堆满了杂物的公共走廊,肮脏阴暗的走廊里,有他们的两个不相邻的房间,他们一住就是20多年。


这对夫妻档作家的《土壤》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1980年的事。小钰1960年出塞,获奖或许说明了小钰整整20年的倾情付出是值得的?寒风刺骨的塞外有她“应该过的生活”,但我以为她“喜欢过的生活”不在那里,20年的漫长岁月,在理想的道路上她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猛然回头时,才发现尽管自己火热的胸膛里充满丰富的感情,必须面对的现实却是铁一般的冰冷无情。是的,其实小钰没能完成那个转化和统一,小说毕竟是小说,哪怕是自己写的小说。


(五)


再说《土壤》,讲了三个19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故事,他们是大学同学,一个在学校被开除党籍发配农场,一个是政治投机,还有一个单纯的女生,性格、爱情和命运在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交错变化发展。


现实主义作品都是切时代的脉搏律动着的,《土壤》发表在1980年,由于年代的久远,由于历史的局限,整部小说,我觉得难以用今天的观念来评说,但是有两点应该提一下,一是小说着眼于分析反派人物滋生的“土壤”,虽然小说反派人物的个人主义染上了牺牲朋友的血腥味,但从根本上说,是“运动的需要”,即运动需要他的朋友成为国家的敌人。“土壤”问题的提出已经触动到社会制度本身了,在34年前已经很不容易了。二是《土壤》关于“五十年代人”有一种难以掩饰的自豪情怀,对1950年代有怀旧情绪。小说的正面人物是从历史的堆积层中挖掘出来的“五十年代人”之瑰宝,一位正直、强韧、深沉的知识分子,在逆境下坚守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员。


最有意思的是小说有一段“五十年代人”与知青一代人的对比,这是小说中唯一的对知青的描写,我从而知道了小钰和汪老师是怎么看待我们知青的。“大合哭”——这就是“五十年代人”眼中的知青。小说中有一位“五十年代人”被惩罚性地发配到农场进行强制劳动,但他内心仍然感到自己作为“第一批拓荒者”、住帐篷和地窨子的豪情,而对比文革后来的、住上红砖房的知青,小说写道:


“十年以后来到这里住上了红砖房的知识青年,曾经觉得自己被遗弃在天的尽头,面对连绵不断的沙丘,面对这大片沉睡的处女地,他们觉得与世隔绝,再也回不到亲人身边,由几个彪壮的小伙子领头,表演过一次大合哭。他们朝蓝天和旷野放开了喉咙,用高低不等的声调嚎啕大哭,把场部的同志吓得手足无措。”



《土壤》获奖后,《苦夏》接连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是不算什么,但至少证明了小钰和汪老师是体制内有成就的作家。《土壤》代表了北大中文1955级学生的那种既崇高纯洁,又愚昧盲从的精神状态,也代表了他们的反思。反思文化传统和现实土壤,包括文化大革命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记。


小钰们对历史怀有更多的“温情与敬意”,虽历经苦难,屡遭打击,初衷不改,信念不变。他们是没有愤怒的一代,没有账本的一代。在他们同样是苦难的记忆里,似乎只要有一线光明,就会压倒大片的黑暗,我还能想起小钰对我讲在北大时去跟林焘、朱德熙先生学昆曲,她那连唱带说眉飞色舞的神情。


(六)


上大学进了北大,小钰周围的同学都在争取入党,小钰却还没入团。根本原因还是小钰的家庭问题。小钰生于1938年,父亲的浙赣铁路局在战火中撤往西南大后方。小钰1949年秋天从昆明铁路子弟小学毕业考入西南联大附中,这年冬天,卢汉起义,昆明和平解放了。非常幸运,没有枪炮和太大的死伤与破坏,小钰在秧歌腰鼓、彩绸红旗中迎接了新的生活,一切对少年人来说都是那么的新鲜。


旧铁路局的大部人员被留用,父亲被任命为铁路局的会计师,大姐考取军事干部学校,家里挂上了“光荣军属”的牌子,母亲和女同事们争先恐后脱下旗袍,换上列宁装,把头发塞进干部帽,小钰戴上了红领巾。她含着泪水听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报告,从苏联电影周去认识卓娅、马特洛索夫,还有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这些中国英雄,英雄的时代,英雄主义的文学,少年小钰心中涨满理想的大潮,生活是这样美好,强烈的幸福感让小钰几乎醉倒了。


与此同时她的家庭却变故突起,父亲在证据不确凿、罪状不清楚的情况下被捕,清高孤傲的祖父在大惑不解中自杀弃世,生活开始对她咆哮。小钰的青年时代是在不断认识家庭影响和划清界限中度过的。她是矛盾的也是痛苦的,因为她始终没学会憎恨那身处厄运、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父亲。中学不能入团,就是因为她去探视劳改的父亲,父亲正在打石子,小钰不忍看父亲如此受累,就让父亲歇着,自己代劳父亲打了一会儿。这份材料随档案从中学转入大学团组织,但是没有引起重视和追究,小钰在北大入团了。


大概因为年龄最小,小钰在1955级是被同学们娇宠着的,1957年她剪掉细长的辫子烫了头发,刘海卷曲着垂下来遮住了宽大的前额。烫发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举动,到了1958年兴无灭资、改造思想,一天已经深夜熄灯,突然全班紧急集合开展“交心”活动,许多人这时都会用沉重的语气把自己郁积的“心事”交代出来,平日很少发言的小钰这次却发言了,内容是关于她的头发,她说:“有人认为烫头发是资产阶级思想,但我觉得我烫了头发就是漂亮!”她特别加重了“就是”的语气,像是要气谁似的,好在那夜谁也没站出来批判她。


(七)


真正的失落是北大毕业到内蒙古后,小钰说起过第一次在工作单位参加食堂运白菜的情景,同事们沉默寡言,干完自己的份额就急忙离开,一句玩笑话也没有,非但不相互照应还似乎有所提防,与学生时代参加劳动的欢乐场面形成鲜明对照。


劳动结束后,冻得半死的小钰得到一碗嚼不动的清水煮白菜老帮子,她饿得发狂又食不下咽,好像突然掉进了冰窖里,那一刻她是多么想回到北大温暖的教室里和明亮的灯光下,回到1955的集体中去啊,正是这样的灵感让他们写出了处女作《小站》。


以后在内蒙古的20多年,小钰东部到过哲里木盟农村,西边去过锡林郭勒大草原。在干旱的白音希勒荒漠和湿润的黄河后套平原,她跟着阿拉善左旗乌兰牧骑在沙漠里骑着骆驼走了一个多月,见识了神秘忧郁的鄂尔多斯高原。她被包头钢铁厂的气浪炙灼过,她在黄尘弥漫的土默川挥汗如雨。


她结交了许多基层的朋友,有牧区的劳模、兽医、摔跤手,有农区的大队书记、电工,有老艺人和年轻的乌兰牧骑姑娘,甚至还有活佛。她努力去拥抱生活,拥抱她“应该过的生活”。她失去了很多,失去高雅的气味、潇洒的举止、撒娇的习惯,她细嫩的皮肤变得粗砺,待人接物变得鲁直,漫天的风沙让她显得苍老。然而,即使是在她最沮丧、最绝望的时候,她仍然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变得更有价值。


文革中小钰偶然用原文读完了契科夫的名剧《三姊妹》,她一边读一边流泪,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对白,与现实联系使她有了新的理解,从最初批判三家村到连绵的派战,完全违背自己意愿地在政治漩涡中沉浮,当读到三姊妹中最小的妹妹伊里娜说:“都到哪儿去啦?过去的一切都跑到哪儿去啦?什么都没有了!啊!我的上帝啊!……我把什么都忘了!我一天比一天忘得多,可生命就一去永远也不回头啊……”她突然放声大哭。


还有过一次当众痛哭,而且小钰是对着满屋子陌生的大男人痛哭,那是为了给她襁褓中的小女儿订上一瓶牛奶。在那间办公室里,小钰什么好话都说尽了,什么招数都用过了,就是不成。她被撂在大屋的一角,没人搭理她,她真正绝望了,悲从中来,她大哭起来,痛快淋漓、真真实实地大哭了一场,最后她的眼泪战胜了男人的冷漠,孩子订上了一瓶牛奶。


温小钰和女儿


(八)


1986年,小钰夫妇带着独生女儿举家迁往温柔故乡杭州,从来没当过官儿的小钰,居然成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党委书记和总编辑。我不知道小钰是否过上了她“喜欢过的生活”?只是,仅仅两年的时间,残酷的命运就来敲门了!即使在她离世后,命运仍然不肯放过这个残破的家庭,又一场大难,使得小钰终身保守的一个秘密也不得不在她的身后被揭开。


小钰的病叫做帕金森氏综合征。命运就是这样作弄人的,几乎从未离开过运动场上跑跳的小钰,突然发生行走方面的问题,不久就彻底瘫痪;热衷于说话几乎是小钰的第二生命,可她突然舌头无法自由活动,要费很大劲哆嗦着嘴唇才能吐出几个含混不清的字来,基本上丧失了语言的功能。


身边有丈夫和女儿的陪伴,最后的日子,她本来已经病得完全失去了自理能力,可还是力所能及地关心着女儿,每天早上女儿出门上班,小钰都会哆嗦着嘴唇,使用很大的力气,讷讷地说出几个含混不清的字:别忘记带雨伞,今天预报有中雨,或是穿毛衣了没有?今天有寒流。那年女儿已经23岁了。


在小钰病逝后14年的2007年,她的女儿得了白血病。治疗白血病的重要手段就是骨髓移植,理想的供者是移植成功的一半,有的白血病患者,因为找不到适合的供者而无法进行移植,再高明的医生也爱莫能助,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撒手人寰。一般来说,直系亲属血型的配型,不但成功率高,而且发生排异的概率也低。但是女儿的供者在哪里呢?这个保守了37年的秘密,却在小钰的身后不得不被无情地揭开。


(九)


原来女儿是个至今不知来历的弃婴。37年前一个冬天的早上,冰雪覆盖了大地,与小钰家一街之隔的医院走廊长椅上,有个婴儿在啼哭,脏兮兮单薄的裹被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黄沙,婴儿哭声喑哑,嘴角发炎溃烂,围着的人们议论纷纷,挤在最前面的小钰眼睛红了,最后她把孩子抱回了家。在孩子贴身内衣的胸前领口上,有一行淡淡的墨写小字:山西阳泉市幸福巷92号贾,这是孩子身上有关身世的唯一线索。


很快,在阳泉公安局的配合下,寻找“山西阳泉市幸福巷92号贾”的报道在《阳泉日报》的晚报版刊出,一时沸沸扬扬,引起广泛关注,如果女儿真有亲人在阳泉也不可能不知道了,但是寻亲无果,没有人站出来。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亲人真的已经不在阳泉了;二是由于外人无法得知的原因,亲人决定对此事保持沉默。


其实抱养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敏感到其中的蛛丝马迹,我的一个从小被收养的朋友说,他差不多在上小学前后就知道了自己身世,虽然养父母至死也没说出实情,因为孩子主要是生活在孩子当中,童言无忌,童言往往是成年人无力驱散的真相。但是小钰和汪老师曾经约定,无论如何,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女儿有怎样的疑问,他们两个做父母的都要一口咬定,女儿是他们亲生的!


虽然小钰保守了一生的秘密已经败露,虽然汪老师为女儿苦苦寻亲未果,但可以告慰小钰在天之灵的是,靠着海峡对岸供者捐献的造血干细胞,汪老师奇迹般地救活了女儿。这其中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他都已经写在一本书里了,这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书名就叫《女儿,爸爸要救你》。



“隐藏三十七年的秘密演绎中国现实版《血疑》”,在这本书里,汪老师不仅讲述了抢救白血病女儿的艰难,也讲述了执著的爱最终创造出了生命奇迹。无论女儿的病多么危险,治疗过程多么曲折跌宕,是父爱,撑了一片天空。我买了这本书,一口气读下来,切实感觉到伟大父亲对女儿浓浓的爱意渗透在字里行间。具体详情,就不在小钰的故事里啰嗦了。奇迹发生,偶然里有必然,这当然也可看作是一种“五十年代人”的精神,逆境中永不言弃的顽强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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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作者微信公号“熊窟”,本号获许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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