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今年是文革中的“五七干校” 50周年。这个发轫于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干部改造模式，意外地让一批尚未成年人随父母发配边远农村，历经沧桑。本号特开辟“干校”专栏，期待更多的同龄朋友在这里分享懵懂少年的干校生涯，当然，本号欢迎父兄辈的干校追忆。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严向群，曾用名陈创，山西财经学院贸易系78级。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供职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去年退休。
原题
云记忆之：寻梦黄湖
这是世纪之交的一次特殊旅行。有一首歌词，可借来一改，概括之：“离别三十年，今日回黄湖。再登二郎岗，霸王台驻足；关寨读旧迹，驱车谒白虎；又见春河桥，寻踪到胡族……”
1969年4月15日团中央赴干校誓师大会。刘全聚摄
一、“车辚辚，马萧萧……”
1999年是我们踏上黄湖那片热土后的第30年，真可谓“（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多少次魂牵梦萦，多少往事藏在心底。为了追寻那遥远的童年，我终于在这世纪之交的前夜，踏上了寻梦之路。
我们一行四人，上有年逾六旬的沈培先生（当年黄湖干校五连的“五七战士”），下有年幼我们一岁的程亦庄（五连“五七战士”子女），还有同班的胡子光（五连“五七战士”子女）。
1969年4月15日宣誓大会后在长安街游行 。刘全聚摄
8月25日晚，我们在北京西客站登上105次列车。回想起1969年11月15日在北京站乘京广线开赴黄湖，虽然都是一个目的地，都是乘火车，但却感受迥然不同。12岁的我当年是第一次乘火车远离北京，而且是在“林副统帅”的“一号通令”之下。身后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京城，前面是完全陌生的世界。心情第一次感到复杂。车厢内人声嘈杂，《中国青年报》记者丁岗、郭梅尼夫妇怀抱初生婴儿，与我们同行。那情形真好似战争将临，人类大逃亡。郭梅尼因为采写张海迪成为“名记”，那已经是15年后的事情了。
年少的我从未坐过夜车，困得东倒西歪。青少年报少年之家的老师，便让我爬到行李架上去睡。长大之后每每乘火车，我都会盯着行李架看半天。那狭小的空间我是怎么爬上去的，我当年真是那么瘦小吗？30年后，虽然我睡在卧铺上奔赴黄湖，但当年睡在行李架上的情形，依旧历历在目。
由于大京九的建成通车，我们于次日上午十时就到达了潢川县。而当年却要一天一夜的时间，才能到达信阳市。
那年初到信阳，迎接我们的是一场漫天大雪，为了等待来接的车辆，我们在信阳接待站的大屋子里又住了一夜。第一次睡上下铺，第一次与这么多男女老少混居一室。一会爬上爬下，一会跑出去打雪仗，那新鲜劲就别提了。当我们乘车经潢川县到达黄湖时，已是日落时分。高昕等先我们几天到的小伙伴，俨然是主人般地在校部门前迎接我们。我们都成了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那情形，就和我们这次走出潢川火车站的感觉如出一辙。
1969年4月16日潢川县城的欢迎大会。刘全聚摄
小小的潢川县已是今非昔比，宽大的站前广场堪与一些偏远省会的车站相比。招之即来的出租车，使你怎么也难相信这就是当年那个乞丐满街、只有甲鱼和虾米才令人回味的潢川县。当我们来到县城闹市的“黄湖宾馆”前，不禁为黄湖能在县中拥有这么一座酒店感到惊讶。也就更想赶快见到阔别近三十年的黄湖了。现黄湖农场的办公室秘书，显然是看出了我们的急迫心情，把当年刘全聚拍的二百多幅照片取出来给我们看。
虽然刘的摄影技术实在不敢恭维，但其史料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只可惜他的片子过于偏重二八连和成人，我们的片子屈指可数。而真正能看清眉眼的，就是李斧题为“故做英雄状”的那张。这是一张典型的“文革”“造型摆拍”，刘在照片后还题有“抗洪抢险期间，五七中小学的学生主动承担起检查电话线的任务”的说明，还把李斧误写为"李虎"。李斧扫描时还把方向弄反了。这张照片能保留至今，让我感慨不已。可见摄影之魅力。
1969年4月16日卡车从信阳驶往黄湖。刘全聚摄
午餐后，我们忙不迭地登车向黄湖驶去。当年的印象是黄湖距潢川甚远。我只有一次骑自行车进县城的经历，而且是一次长途跋涉、只为进城打一次牙祭的经历。意外的是，那次在城中的餐馆里，竟然遇到许多干校的"五七战士"在大嚼甲鱼和虾米，想来应是在相对宽松的干校后期了。如今再上旧途，方知距离不过36公里，半个多小时就可到达。
沿途的关渡、桃林都是当年模样依稀可见。车过关渡大桥，立刻使我想起因关渡拉沙而翻车遇难的十连几位干部和当年在校部为他们举行的隆重悼念活动。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参加悼念活动的人们都坐下时，十连的全体干部一直低头肃立，直到悼念活动结束。那悲痛的冲击力，至今不能忘怀。桃林是进入黄湖的丁字路口，如今桃林至黄湖的道路已经铺上柏油，路边也比当年多了许多树木和民居。
二、“梦里寻她千百度……”
终于，我们来到了当年校部的门口。那条南北走向的大路依然如旧，但是路两侧立起的水泥柱校门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农场场部的大门是坐西朝东，位置在原校部那排带走廊的灰砖房的南侧。令我大感意外的是那排灰砖房居然还在，30年风雨似乎没有给它留下什麽印记。
作者在胡族中学校门
校部门口另一个重要建筑是小卖部和邮局，如今也找不到了，但在当年却是全干校最主要的货币消费市场。每个星期日的早上，来自各个连队的男女老少不惜走上四五里路，只为在这里买上几斤质量低劣的糕点，以应付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当然也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好勇斗狠者，曾在店中买下水果刀，扎向发生了口角的同伴。还有好奇贪嘴的我，曾和张向东凑钱偷偷买了一瓶果露酒，藏在书包中，带到5里路以外的鲤鱼水库，但却忽略了开瓶的工具。最后只好在石头上敲破瓶口，对嘴喝下。大约是过于紧张，竟将嘴都划破了。
沿路北去，校部当年的两个粮仓和中间的那个打麦场居然丝毫未变地保留了下来。这里曾召开过多少次全校大会，又有过多少次文艺演出，大概无人能说得清。而我记忆最深的是揪“516分子”大会，随着军代表的发言、点名，每个连队的方阵中就会默默地站起几个干部，让我们这些不明真相的秩童痛感“阶级敌人无处不在”。
至于诸多的文艺演出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大汇演，十一连（亚疗）演出了热情奔放的朝鲜舞，二八连演出了根据抗洪编写的活报剧，其中有一句台词是“我只能游十米”。后来讲这句台词、带白边眼镜的女干部便有了代名——“我只能游十米”。每每遇到顽皮的学生这样大声起哄，她都会满脸绯红、落荒而逃。
没想到的是，我在网上寻找干校图片时，居然在一张人力脱粒机的照片上找到了这个绰号“我只能游十米”的女干部，她正坐在自行车上带动脱粒机呢。经向李斧讨教，此人乃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编辑陈端民。
在粮仓的南边，有一处当年干校最重要的娱乐场所——露天电影场。虽然现在已经被一片民房所代替，但当年打着手电，脚踏泥泞来看电影的情形，大约是每一个到过黄湖的人都不会忘怀的。每当发生断片、银幕一片漆黑时，女生集中的区域就会不约而同地发出一片“呦……”的惋惜声，男生集中的区域又会用“嗷……”的起哄声相讥讽，得到的当然是“讨厌”这样的报应。
更有趣的是与当地农民一起看《列宁在1918》，农民之间交流观感：“镗镗两枪，‘列宁万岁’，咋这感动人呐”。那充满河南口音的感慨，至今想起我都会忍俊不禁。
还有一次，我与高昕等去校部看电影，行前晚霞满天，高昕忽然记起刚看过的《十万个为什么》中有“天上火烧云，地上雨淋淋”之说，执意要带伞上路，引得男女老少一片奚落之词。可高昕却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尽管最后没有下雨，但也足见高昕执著的天性。
三、“少年不识愁滋味……”
从打麦场向西，就是通往二郎岗的“跃进路”，前行几十米右拐，便是当年我们许多同学都亲身参加修建的“向阳路”。当年我们运土填塘，修出了这条连接校部、关寨等连队的宽阔土路。看着它今天还能为农场的子弟上学提供方便，我从心底感到快慰。当我们来到当年的“五七中小学”旧址，只见一栋三层的白色建筑拔地而起，位置正在当年的篮、排球场之上。这就是今天的农场子弟小学。尽管南北走向的那排教室已化为乌有，东西走向的那排教室也因成为民居而面目全非，但这里发生的一切却不会从我的脑海中消失。
从那依稀可辩当年容貌的红瓦房，我分明看到了通往窑厂的路上怀抱几块红砖、蹒跚走来的小学生，如当今一首流行歌曲所唱：“有你，有我”。那大约是我们平生第一次参加的最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砖对十几岁的孩子实在太沉，路边不时可见搬不动而被遗弃的红砖。
在这座用我们双手一块块搬来的砖头建成的教室西侧，有一个水房，一个大水缸立在门口。我和李斧曾被编为一组，从霸王台的井台挑水到学校。一个人负责用水桶从井下将水打上来，另一个人负责挑回去，两人轮换职责。我还清楚记得当年矮小的李斧挑水时不时会使桶底碰地，水溅一身。可当我要替他挑时他却执意不肯，那争强好胜的劲头一定使他受益终生。
在这排教室所上的课中，至今仍能记起的就是黄际昌老师讲的语文课，批判《林海雪原》。他用非常生动的语气，念了杨子荣打死老虎的全过程，对作者描写杨是如何双手颤抖、用刀把枪架在树上、才最后完成了射击，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着年幼无知的我们既是教育又是反问：这不是丑化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又是什么？
在这排教室的最东侧一间的门口，曾有一个白色的搪瓷水桶和一些搪瓷水杯。未曾想这些本来用于喝水的杯子，竟成了一场流血事件的道具。那年夏天，我们在东大塘游完泳，较早来到学校，大家坐在课桌上聊天。可能是余兴未尽，也可能是厌学和恶作剧的心理在同时起作用，当女生走进教室时，男生们便一边起哄、一边敲桌子。女生们只好退出去叫当时的班主任曹小兵。
曹老师一听，这还了得，自打头阵，率领女生直奔教室而来。男生们见状，大都从东门退了出来，但又不甘心如此丧失"阵地"，一男生顺手抄起门边的水杯，扬手正要扔出，另一男生好大喜功，一把抢过那水杯扔将出去，巧的是水杯到处正是曹老师露头之地，只见曹老师手捂前额转身退出，鲜血从指缝中流出……
那情景，与当年传看的《苦菜花》中的情节如出一辙：“血，青春的热血，在晨曦中迸溅……”那男生这回铸成大错，被停课写检查，这在当时是最严厉的处分了。
四、“谁言寸草心……”
坐东朝西的那排教室虽已化为乌有，但其中发生的许多往事却恍如昨日。应该是在初中一年级，我们开了地理课。授课老师曲春郊备课极认真。讲课时酷似如今的大专辩手，将讲课要点记在一摞不大的纸片上，娓娓道来。大约是他能找到的资料过于陈旧，远不如李斧当时手中的一本新版《各国概况》准确，这下可让曲老师大出洋相。每每曲老师所讲与李斧的书中数据发生冲突时，李斧就会以捍卫真理般的勇气直言：“不对，是……”曲老师此时的难堪可想而知。曲老师后来在中央团校任副院长，据说这段公开发表后，他看了大为不满，让我百思不解。
另一位令我至今想来依然肃然起敬的老师，是教历史的李明春先生。他上课从来不带教案，但却口若悬河，倒背如流。特别是他那一手漂亮的板书，一写就是一黑板，堪称艺术品。他的一首“《西江月》——为毛主席5.20声明而作”，至今我还能记住上半阕：“眼底八方风雨，毫端万旅甲兵。从容言笑起雷霆，落笔洪涛千顷……”这是何等气魄的诗篇，可谓力透纸背。只可惜不能记住全篇，有能补全的同学，千万提笔告知。
还有一位令我印象颇深的数学老师姚文波。他因说话快、走路快，还有一快不知是什么快而得名“姚三快”。他的讲课速度应该符合当今“时间就是生命”的潮流。他个子虽小，但却能一目至最后一排。有一次，叶扬波大约是嫌课上讲得过于浅显，便拿出当时颇为新潮的计算尺摆弄。不料一眼便被姚老师看见，只听一声呵斥：“把计算尺收起来！”大家循声望去，只见叶扬波早已低下了头。
交过我们数学的还有前面提到过的曹小兵老师。记得一道求证题我实在做不出，便在“因为”后面写道：因为老师让我们求证这个结果，所以，这个结果一定是正确的。气得曹老师在上面批了两个大字“荒唐”，并在后面写了三个惊叹号。
另一位数学老师是杨向荣，他的奇特之处是在两腮中央各有一块小圆疤。大家曾经猜测他是在就义时喊到“毛主席万……”时，被敌人的子弹射穿两腮而幸免遇难、活到今天的。杨老师的板书也是精彩至极，和李明春老师有一拼。他的蝇头小楷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特别是我在故纸堆里发现他写的当年奖状，秀丽的小楷至今我也写不出来。
在黄湖教过我们的还有鼻音沉重的高级翻译时钟本老师；有“催着干”之称、老实本分的崔泽干老师；一进教室门就喊“Class begins！”的沈冰于老师；大脑受过伤、记忆力锐减、但却顽强备课的楼静波老师；当年就敢于大讲“升国旗，奏国歌”的体育老师曾复胜；讲课时能把脚翘上桌的代云校长；总是在开学典礼上讲话的王江云校长；风纪扣一向紧扣、专门做后进生思想工作的政治老师王怀倜；教过我们音乐、但却擅长油画的陈兆祥老师……还有一位女老师教过我们一段体育，谁能记起她的名字？
五、“雕栏玉砌依然在……”
告别了学校，我们沿着跃进路西行不远，便来到了方寨路口。当年整齐的"五七"战士宿舍已被杂乱的民房所代替。一代伟人胡耀邦曾在这里落难，当地有修复其住过的宿舍之意，但因种种原因而未果。在我们此行多年后，胡耀邦黄湖时期的集体宿舍得到陈列。红瓦房左侧挂铜牌的，即为胡耀邦当年故居。内景中的床与我当年在干校睡的床一样，都是机关统一发放的。墙上那幅胡耀邦插秧的照片，地点应该就在方寨到跃进路之间的水田中。
在干校插秧的胡耀邦 。刘全聚摄
当年发大水，我和高昕等从二郎岗来到跃进路与一连一起筑堤拦水。恰遇胡耀邦负责检查筑好的小堤有无纰漏，那认真的神态似乎就在眼前。这是我在黄湖与胡耀邦唯一一次零距离接触。而许宁因有一段住在方寨，得以与胡耀邦结成忘年交，乃至延续到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个中详情应由许宁自己披露。
跃进桥是通往二郎岗的门户，自然也是我们每天上学的必经之处。有一张胡耀邦在这里和一连“五七战士”的合影，被许多纸媒和网络稿件上使用。胡耀邦小平头，双手插兜，好不潇洒。他的警卫员李汉平、后来的体委主任伍绍祖都在其中。
胡耀邦干校故居
当年跃进桥北侧的窑厂已经西迁数百米，一条宽得多的河流向北流去，我和高昕曾沿着这条河放鸭子到白虎岗。由跃进桥向西，出现了坡路，这也就是"岗"的味道。放眼南眺，六连的两排灰砖房竟与我记忆中的天衣无缝。真可谓：灰砖红瓦依然在，只是童颜改。相比之下，五连的路口由于与新窑厂相邻，有点认不出了。
终于，我们还是找到了当年的五连连部那排灰砖房。东侧第一间的连部门口，有一块进门砖，居然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连部里有手摇电话，兼有值班室的功能。当年从北京托人买来的服装鞋帽，就是在这里分发的。而与灰砖房斜对的一栋红瓦房已不见踪影。被称为"三剑客"的高昕、沈军和我有相当一段时间因住果园、在五连食堂打饭而在这栋房中边吃边聊。
这栋房中曾办过纪念五七指示15周年的展览，印象最深的是丁午先生的诗配画，风趣幽默。其中一幅描写于邦本炒菜的诗：“邦本大拿，大把抓盐，从来不抠……”至今记忆犹新。穿过与当年毫无二致的泥巴路，胡子光还意外地找到了他当年住过的土坯房。我们第一天的黄湖行就在此结束了。
六、“少小离家老大回……”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我们驱车再由潢川至黄湖。一脚油门就上了二郎岗，直抵果园的岔路口。当年由此路口向南，是一品字型的三栋土坯红瓦房；向西是一条通往干校的西部边境的小路，直到"西大门"为界；向北是一篮球场。如今篮球场和向西的道路已被一座大型机械化养猪厂所取代，主人热情邀我们参观。曾在农业部呆过的我，深知其中麻烦——要换鞋、更衣、消毒。更因为这非我们此行兴趣所在，连忙婉言谢绝，踏泥南行而去。但是北面那篮球场曾发生的血淋淋一幕，却使我难以释怀。
那年“双抢”，安排我们班下午去十连割麦子。当时正在六连食堂吃饭的我和高昕遇见了张向东，张提出午休时间和我到果园打篮球。然后一起去十连集合，我欣然接受。回到果园后，高昕回家睡午觉，我从集体宿舍找出篮球便兴冲冲地和向东跑向篮球场。向东顺手将下午要用的镰刀放在篮板的右后侧，我也丝毫没有在意。未曾想当一次球将飞向场外的时候，我忽然心血来潮想给向东表演一个飞身救球的动作，却一脚踩在场外的那把镰刀上。利刃不仅将我脚上的凉鞋砍断，而且在左脚上砍出一个酷似大于号的大口子。
当时我被这大口子惊呆了，因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伤口。直到那伤口涌出大股的鲜血，我才下意识地用手捂住。看着呆若木鸡的张向东，我还故做镇静地说：没事，别告诉我妈妈，让高昕把医药箱找来就行了。后来是大人们用牛车把我送到霸王台亚疗医院。大夫用当时颇为时髦的“针刺麻醉”，还真将我麻翻，醒来时伤口已经缝合。
手术是一慈眉善目的矮个女大夫所为，据说她未及换白大褂就来为我医伤。绷带解开处，一股鲜血喷出，染红了她花衬衣的前胸……只可惜我未能记住她姓何名谁，只能将深深的谢意藏在心底。
南行未几，那品字型的三栋房屋便一览无余。这北面的一排当时均为住家，由东向西为：姚遐家、魏章玲家、高昕家、戴小京家、金小鹏家。由于当年老毛号召读几本马列书，叶扬波曾专程从六连来到果园高昕家，大侃马列著作。令我对一向寡言少语的扬波，忽然要刮目相看了。我也曾在假期到高昕家，一起“攻读”当时对我们来说过于高深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如今想来，真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
当然，我们所读并非全数正统。一本揉烂的《苦菜花》，就在住在东面那栋土房的沈军和南面那栋土房中的我之间多次传递。但却不敢给班干部、早期加入红卫兵的高昕看。因为这本书被列为“三朵毒花”之一。其中有一节对汉奸老婆的描写，提到“水红色的乳罩”，这对情窦未开的我们煞是好奇。不时互问打趣：“水红色是什么颜色呀？”好奇的高昕不明就里，硬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我们也就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1971年我在果园
我所住的南面一排土房虽已面目全非，但其侧面却依然如故。当年我曾臂带红卫兵袖章，由《中国青年报》著名摄影记者舒野执机在此留影，怎么会想到30年后的今天我又站在了这里呢？刚留完影，只见一民工牵一水牛走来。我骑性大发，要求骑牛，民工也热情相助。我来到牛的一侧，本想潇洒地一蹿上背，找回当年的感觉。怎奈时过境迁，这一下蹿过了头，掉到了牛的那一侧，引得观者轰然大笑。最后我好不容易上了牛背，留下这张骑牛图。
1999年果园骑牛
这排房子的前面已被后来住进的民工新建了房子，分割成院，与我当年穿高筒雨鞋站在那里的场景无法比较。原来的土坯墙，外面平贴了砖。唯有白色的砖柱，屋顶的红瓦，红瓦下的草帘，草帘下的横梁，还可以和当年的照片相对照。终于，我找到了我曾住过房间的大门、乃至我临窗而卧的那张床。床边那张我曾经做作业的木桌，靠着一群也正在做作业、向我们瞪大好奇双眼的民工子女，他们怎能想到这张床上孕育了多少我儿时的梦幻，这张桌上留下我多少稚嫩的笔迹。无限感慨，不知如何用语言来形容。
这排房子的东面第一间是集体宿舍，我、张小立、沈军都曾住过。我们三人加高昕的那张照片就是张晓立的母亲苏予阿姨1972年秋来干校探亲时，在那个大宿舍门口拍的。这排房子的西侧有一水塘，当年水还颇深。我不仅在塘边留下一张故做沉思状的照片还曾钓到过一条近两尺长的黑鱼。那是一条吞掉我多个小钩、拉断鱼线、最后不得已砸扁粗铁丝、用大剪刀剪出倒刺、用线绳钓起的一条大鱼。在出水的一刹那，我当初拼命要钓住它的雄心，竟变成了恐怖感。当它被我甩上岸时，还拼命地想挣扎着回到水塘，是我将它死死按进池塘边的泥里，才最后擒获的。
我万万没有想到，能容下那么大鱼的深水塘，如今竟已干涸，茂密的荷叶取代了宽阔的水面。这是黄湖最有沧桑感的地方了。当年我们四人在水面上的合影可以见证。
七、“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
西眺果园，除了果树长大一些外，依然如旧。直让我觉得离开不是30年而是3年，或许这个地方不适宜果木生长？我们曾背着行李、沿着那条两侧都是果树的小路西出“西大门”，直到雷圣。这次活动美其名曰“走出去”，当然还有“请进来”，好像六连的关队长曾被请到学校忆过苦，但我已记不清其细节了。而雷圣的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首推第一次睡地铺，而且是和比我们高一班的男生同睡一大仓库，其中乐趣自不待言。而杨自力的多才多艺这时也开始显露：他每天晚上都到仓库后面去对月吹笛，那意境令当时并不懂何谓审美的我也感触良多。现在想来那应属“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清高之美吧。
印象次深的应是扬波描述的吃“派饭”了，但不是一顿而是两顿。第一顿我们吃的是“露天忆苦饭”，饭前生产队长作忆苦报告。说到最后还硬撑着说本来应该请我们吃上好的客饭，但为了使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还是要让我们吃这"忆苦饭"。那忆苦饭可真是用糠做的窝头，难以下咽到要拉破嗓子眼。可当时为了表示能吃贫下中农旧社会的苦，还要强装不痛苦状吃下。
那生产队长躲过了初一却没躲过十五，没曾想我们第二顿“派饭”又“派”到了这个队，那队长肯定是有泪只能往肚里流了。大概是受当时样板戏中所唱“山里人说话说了算”的影响，那队长也要争个“河南人说话说了算”的面子，给每个接待户一定是下了死命令，摆出的饭菜令我们这些京城来得孩子都大吃一惊：除了扬波说的豆腐，还有鸡蛋、青菜等，可说是真正的“思甜饭”了。但在接待户一家人的围观下，我只觉得我们与强取豪夺的地主老财无异。
雷圣最后的印象也就是临别前的一场田头批判会，斗的是个老地主。大约我和扬波当时都属“可教育好的子女”，某老师特别把我们找到一边叮嘱“要敢于斗争，划清界限”，好像我们是这老地主的孝子贤孙。这件现在想来令人喷饭的故事，当时可真把我吓得不善。在这么大庭广众之下站起来批判老地主，我还真没那口才；如果不发言，岂不被某老师视为“与地主阶级同流合污”了吗？幸亏那场批判会在乱哄哄中草草收场，根本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儿。但那种矛盾心理对我们的伤害，却是刻骨铭心的。
1999年我回到果园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能说该老师是一个称职的好老师。有许多老师，如杨向荣、楼静波，在比这更令我尴尬的场合，都能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那种善解人意，至今想来都感如坐春风。好老师不仅能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能教你如何做人。我是不是对该老师提出不合情理、超越时代背景的要求？
八、“青山处处埋忠骨……”
告别果园，我们继续向南。接近鲤鱼水库，我们进入一片墓地。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范泛红阿姨因打农药后没洗手吃馒头而中毒致死。选墓地时因她小有"问题"，既不能埋在二郎岗最高处，又不致像贾方阿姨那样被埋在春河堤外那种洪水肆虐的黄湖最底处，所以选了这片岗上洼地。入葬那天，只有范阿姨的亲属和雇来的抬棺农民。我和高昕出于好奇，尾随至墓穴。这里还埋葬着官渡拉沙翻车遇难的干部。
当时高昕住在西边的杨寨，晚上回家必经墓地。由于花圈在夜风中哗哗做响，常令高昕闻而怯步。30年后，高昕在他美国家中对我和他妻子讲起这段往事，说者、听者都不免一番感叹。只可惜我们没能造访只有一箭之遥的杨寨，因为同行四人中只有我对那里有印象和重游的兴趣。
当年我不知和谁冒失地闯进杨寨去玩，杨寨中房子的破败宛如战后，当我一脚踏进一间未关门的房子，高昕全家正围坐在一张矮桌前吃午饭。那和谐、静谧的气氛让我印象颇深。当我回到北京、跨洋电告高昕我重返黄湖时，高昕迫不及待地问我有无去杨寨，我却没法给他描述今日杨寨的面貌。真正感觉对他不起，在此也只能再向高昕表示歉意了。
远眺当年我们曾击水中流的鲤鱼水库，居然寂静的有长腿鹭鸶在伫立，可见今日黄湖比起当年更是地广人稀。东行不远，就来到了叶扬波、张向东等住过的六连。从北面看六连，与当年毫无二致，从西面进六连，却感到面目全非。当年我和高昕等到此打饭、吃饭的食堂、其东面的小土房已经夷为平地。幸而我们在六连找到了当年的关队长，在他的指点下，我才找到了当年建筑的位置。房屋虽无，但两房间的两棵大树却依然茂盛。
我不能忘记一次“双抢”强体力劳动，我在这里居然一次吃下五个2两一个的馒头。如今想来都有些不寒而栗：十三四岁的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胃？还有一次抗洪抢险，由顾志成阿姨组织我们排除六连内的积水。扬波提出利用虹吸原理节约人力，得到顾阿姨的高度肯定："你们就是要把学到的书本知识用于实践"。这个提议明显高出同龄人一筹，大概也是扬波物理好的另一佐证。
干校田间的午饭。刘全聚摄
九、“自信人生二百年……”
在校部用过午餐后，我们又驱车东行，经过由王照华题字的“黄湖莲子食品有限公司”，来到外貌依旧的机务连。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曾为前面提到的官渡拉沙遇难者停灵处，成百上千的“五七战士”排成长龙在这里向死者告别，场面煞是壮观。继续前行就来到了干校最主要的一条干道“五七路”。这条路分割了东、西大塘，也将黄湖一分两半，可谓黄湖的中轴线。沿东大塘南岸东行至大寨路口，车因泥泞无法前行。
这泥泞使我想起初到黄湖的第一天，我正是沿着这条路、踏着雪后的泥泞、跟在一辆牛车后面从校部走到关寨。那种从未尝试过的艰辛，真可记忆终生。这次4里路的步行虽不是到当时为止最长的一次（珍宝岛事件时曾由东交民巷小学游行至东直门前苏联大使馆，长达十余公里），但却是最难的一次。那种从泥中好不容易拔出左脚、却要把右脚再放进泥中去的不情愿的感觉，真是黄湖所独有的。
当年在我眼中的那片烟波浩淼的东大塘，明显地“变小”了。多少次从南岸经机务连、校部和从北岸经霸王台到学校，东大塘都倒映着我们幼小的身影。我的游泳技术和高丹非一样，都是东大塘给予的最早启蒙。现在的东大塘由于水位升高而将当年那湖中小岛淹没，但我却还记得当年曾在岛上拾到过野鸭蛋。
一次夜幕初降，我和高丹非还在东大塘的东北角有过一次裸泳的经历。高丹非文中提到的1500米长游是一次纪念毛畅游长江多少周年，我们这些泳技不佳的小学生居然敢跟随大队在霸王台下水，一直游到我们曾裸泳的岸边。现在想起都不免后怕。当我们喘着粗气爬上岸时，马上就被胜利的喜悦所陶醉，逢人便说：我游了1500米呢！
五七中学学生在挖沟。刘全聚摄
以步代车，继续东行，道路左侧的景象与我印象中的大不同。当年的“洪宅”已被上升的水位所环抱，岛上的住宅已经荒芜。记得那时徐沁家和关寨唯一的民工洪师傅一家同住岛上，一条大狗把住唯一一条通往岛上的小路。洪师傅家坐北朝南，风水非凡。家中梁上，有燕筑巢。燕子如同他们家的成员，自由出入。这种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情景，令我大感惊讶。因为那时我们对飞禽走兽很是敌视，弹弓、气枪，无所不用其极。
在离洪宅不远的“牛棚”，我和高丹非就多次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将麻雀引进牛棚。然后冲进去关闭门窗，将未及飞跑的麻雀一网打尽。还有一年盛夏，我赶一辆牛车由关寨到牛棚，车上拉着豆饼。由于不谙水牛的生活习性，竟让水牛连车带货一起拉进了牛棚后面的水塘。当时只觉得那压得光亮、规整的豆饼一定十分贵重。便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去打捞，事后被长辈赞为抢救国家财产。这与当时自以为闯下大祸、赶快去弥补的实际心态，大相径庭。
如今那牛棚的茅草房依然存在，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当年要借助其他工具才能在其中击落麻雀的房子竟然矮小到伸手可揭瓦的程度。如今居住其间的，是洪师傅弟弟一家。他听说我们当年在此生活过，十分热情。忙不迭从刚收获的莲蓬中挑出最大的送给我们，这或许是他们最好的礼物了。看到他们还住在30年前牛住的地方，心中真不是滋味。
从大寨路口到关寨，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一条直抵春河岸边的水泥引水渠。当年被称为“万金方”的大片旱麦地，已变成荷塘和水田。我第一次参加“双抢”割麦，就是在这“万金方”。在微明的晨曦中没割几下，就将自己的左脚腕割出个口子，回到连里，医务室的大夫还没起床，只好捂着伤口坐在门前等候。现在想来我和镰刀真是无缘，流血事件接二连三。
来到关寨路口，只觉得右侧本来矮小的树苗已长大了许多，其他依然如故。进得寨来，只见原来的打麦场多了一排红砖红瓦房。对这个打麦场的记忆除了小如写的“挑灯夜战”、困倒在麦垛里，还有打麦场中总是有两三个大草垛。其间满是晾晒的麦秸，那便是关寨几届男生“夜生活”的聚集场所。大家躺在松软的麦秸上高谈阔论，讲自己知道的传奇故事，交流颇为朦胧的成人知识。印象特深的是一次郭营说，我还以为人是药水配出来的呢。引得一片大笑。笑过之后我又糊涂了：人究竟是怎么来的？
尽管打麦场已面目全非，但来到第二排房子的后侧，当年那两排土坯房的样子一点没变。这西边的一排都是住家，有高丹非家、刘小如家、刘林家、徐汇伦家等几家。东边的一排都是集体宿舍，李小云、戴小京、方坚林、冯平、刘新、梁丙生、梁小五、郭营和我都曾在这排土坯房中的不同宿舍中住过。我当时和方坚林、冯平同居一室，三人睡在两张单人床拼成的通铺上，一翻身都会互相影响。
看大批判的墙报。刘全聚摄
后来大概是房间宽裕了，将关寨的全体男生都集中在后面一排灰砖房的一间大宿舍里，每人有了一张自己的床。有一年冬天第一天生炉子，因炉膛潮湿、又用湿煤饼封火，煤气弥漫室内。半夜我只觉肚子微痛，迷糊之中正在犹豫是否去方便，忽然听到窗台上有磨牙声。用手电一照，只见一只老鼠正在啃半截玉米，见到光亮回头一看便溜之大吉。这一下我睡意全消，摸索着穿衣起床。
听到我的动静，睡在屋角的刘新，还有方坚林、郭营、李小云、冯平等也纷纷起床。一同起夜好像是不成文的约定。没想到一行人出得门来，转过屋角，我前面的刘新和后面的方坚林都像吃了蒙汗药似的，一个一头向墙上撞去，一个仰面朝天摔在地上。吓得我等还算清醒的几个连忙叫来大人们相助，这才知道是中了煤气。
结果每人喝了半碗醋，又将门窗如数洞开，所有人穿戴停当，都到春河大堤上去喝西北风。大家坐在堤上都为大难不死感慨万千，最后都说要感谢那只救命的老鼠。这次我还专门到那时经常“方便”的灰砖房后面一看，那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大标语的后山墙与当年相比毫无改变。
再往前走，就是与食堂相连的那排灰砖房，西山墙上那段“五七指示”清晰可辨。这排房子除食堂和一间大集体宿舍外，还有孟春一家的一个房间。当时孟春向我借了一本《宝葫芦的秘密》，结果遭致全连大会的点名批判。罪名是“宣扬封资修的封建迷信”，但批判者说成“宝芦葫”，引得哄堂大笑。
食堂前的幼儿园已消失，食堂的烟囱也不见了，但从这排房子后山墙上“要准备打仗”的大标语却不难找到关寨昔日的风采。关寨的另一处经常喧闹的地方就是井台。全连人的饮用、日常用水都来自于此。星期日，人们都聚集在井台四周洗衣服。但这本来是要登高压水的井台如今已变得台阶、压水工具全无，只有圆形水泥井台还在。
东出关寨，本来食堂后面那条通往春河大堤的小路已不复存在，食堂前面东侧的水塘又被填出一条路与春河大堤相连。登上春河大堤俯瞰春河两岸，一片自然景色，毫无人工痕迹，与当年我们放过牛、抗过洪、收获过小麦的春河如出一辙。走下春河大堤，便来到了关寨的另一个居住点——“茶馆”。
这里是我当年到达黄湖后的第一住宅，只记得昏暗的灯光下一片大通铺，使我感到既陌生又新鲜。先我到黄湖的高丹非、张赛峰也住在这里。第二天一早，高丹非就带我去看张赛峰下的“串钩”。这种在一根鱼线上同时系多个鱼钩、晚上下钩早上提竿的钓鱼方法在当时的黄湖还真有效，只见张赛峰一提竿，竟有两条鲫鱼被拉了上来。“茶馆”四面环水，只一入口，后因张赛峰一家居住其中、张母姓沙、与《沙家浜》中沙老太同姓而得名。
如今再到“茶馆”，只觉得面积似乎大了许多，昔日的土坯房也被高大的砖瓦房挡在了后面，其中一间崭新的砖瓦房便是洪师傅的新居。只可惜洪师傅这时不在家中，他那哑巴媳妇迎了出来。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竟一眼认出了我，着急地用各种手势比划她是怎样确实认出了我。她除了头发花白以外，当年的模样丝毫未改，或许是她以手代嘴的样子太独特的缘故吧。我委婉地谢绝了她要留我吃晚饭的盛情邀请，告别“茶馆”。
十、“一杯浊酒喜相逢……”
继续驱车回到“五七路”口，右转向北，经“西大塘”、七连、九连来到二、八连的所在地"白虎岗"。我至今也弄不清楚这平淡无奇的村寨怎么会得了个猛兽出没的美名。由于当年到此的次数屈指可数，实在无甚印象，只拍了一张肯定是当年的干校老房（因有当年“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指示”便向幸福闸方向而去。
当地人告诉我们，如今的水闸已是将当年的幸福闸扩建了许多。我对幸福闸的第一个印象是一次抗洪涉水来到闸口，一上岸就冷得上牙碰下牙。王怀倜老师见状，递上半碗白酒让我们每人喝一口。对于从未喝过白酒的我，不免望而生畏。可能是求暖的欲望超过了对酒的恐惧，我终于还是喝了一口，顿感周身温暖了许多，对酒的看法也就由此发生了逆转。
另一个印象则是“水獭皮事件”的水獭就是在这闸口附近被捕获的。（刘全聚：二八连安排青年归国华侨杨知行和胡启立同志，到离连部5里外的幸福闸看水闸。杨知行平时就爱捕食野生小动物，一天夜里，他打死一只水獭，把水獭皮剥下到附近集上卖了。连队发现此事后，他怕连队抓住此事进行批判，自己就当不成革命群众了，就求胡启立同志说：“这事你就替我承担了吧！你反正已是‘走资派’了，你的问题都是大事，这点小事比起你的政治问题来，也算不上什么。”胡启立同志就答应了。没想到，这事被干校当成大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大会批小会批，上纲上线，全校广播，还上了干校“五七战报”。事情越闹越大。杨知行又不敢站出来说明真相。胡启立同志为了保护群众，自己蒙受冤枉替人受过，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在批判会上，胡启立同志面对刺耳的批判，只能把苦水和泪水往自己肚子里咽。）
胡启立在干校 刘全聚摄
从白虎岗回到校部，已是日头将西。尽管我们不可能将当年的所有连队走遍，但留下我们深刻记忆的地方却都已涉足，带着十二分的满足，我们离开了曾留下童年梦幻的黄湖。
到此，我们的黄湖之行似乎该结束了。但是，距黄湖十几里外的胡族却是我们许多同学最初相识的地方，也是我们到黄湖后的第一课堂。所以在离开潢川的最后一天，我们又一次乘车东去，直奔固始县的胡族中学。
十一、“……春江水暖鸭先知”
车行至春河大桥时恰遇塞车我有机会拍下与当年一模一样的赶集景象。当年的这条路可没有这么车水马龙，多数情形是我们在星期一在校部集合乘车，集体返校。回干校时则是三五成群，结伴步行而归。记得那年12月26日，许多同学太想回黄湖，便借口毛生日干校有庆祝活动，不辞而别、踏雪而回。我也是多次走到路口，却不知怎么又走了回头路。
几经周折，我们在今天的胡族高中找到了我们走后不久来此工作的老师，在他的指点下，才找到一些当年在这里就读的蛛丝马迹。今天的胡族与当年相比实在变化太大：首先是我们印象中校园四周的水塘已经全都夷为平地。那年初到胡族，我一人四处游荡，只见塘边一对鸭子，便想看到它们在水中游弋的优美身姿。本想一赶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可这对鸭子沿岸逃去。我再轰赶，它们仍不下水。这可激起了我与动物为敌的恶作剧心理，使出围追堵截的浑身解数，一头大汗之后终于将它们轰下了水。但是我高兴的太早了：没过半天，鸭子主人就找上门来，告我将其能下蛋的鸭子轰进冰水，使鸭子不能生蛋，损失巨大。为这事，我不但书面检查，还被高昕等人编成歌谣传唱。
由于水塘没了，本来与我们校园隔岸相望的"胡族完中"已被高墙围在其中改为“胡族中学”。当年班中几个同学耐不住饥肠辘辘，到“胡族完中”厨房找了几块锅巴果腹，结果也被“上纲上线”为“锅巴事件”，令他们在全班书面检查。
胡族唯一的当年遗迹是与我们学校为邻、在我们厨房南侧的粮仓。记得当年我和李斧多次晚上到粮仓中去抓麻雀，有一次被当时的班主任林老师撞见。林老师说：麻雀现在已经不是“四害”了，你们不能伤害益鸟。吓得我和李斧唯唯诺诺，夺路而逃。
我们当年的宿舍、教室已是无处觅踪了。只记得我们的男生宿舍是夹在上下两个班级男生宿舍之间，坐北朝南。进门处为一煤炉，下榻南侧通铺的有龚坚、李斧、高丹非、方坚林、薛毅、杜永玉和我；下榻北侧通铺的有杨自力、梁顿、粟小简、朱鸣、苗丹科、曾虎、叶扬波、胡子光、高昕等人。我当时出于好玩，为全班烧炉子，得到老师高度评价。其实我那时哪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为了烧炉子把烟熏到隔壁，我还与邻宿舍梁顿的哥哥梁穗打过一次架。才知道“徐悲鸿画马，梁穗他爸画驴”。说者不无讥讽，听者也是一片嘲笑。那时梁顿、梁穗一听别人提到乃父，便感低人一等。谁能料到，“文革”一结束，黄胄先生的画就第一批被列为文物禁出。
1972年中学生离开干校回京
我们的教室是在一个院落之中的西南角，门向北开。从南面一排窗户望出去是两片水塘夹一条路。只记得杨自力当时得了猩红热还是什么传染病，也在那小院隔离治疗，考试也是单独进行。结果老师不无赞赏地将杨的试卷拿来传阅，成绩之好、字迹工整暂且不论，印象最深的是卷首一行“最高指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到现在我都得佩服杨自力的高人一筹。
告别胡族中学之前，我和胡子光分别在校门口留影一张，尽管从上面已经看不出一点当年的痕迹了。
黄湖之行的最后一站是胡族集。虽然那条街上的树木茂盛了许多，但当年沿街摆摊的景象依然如故。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去寻访印象最深的屠宰场，但那屠夫杀狗（而不是扬波说的杀猪）的刺激场景却宛如昨日。那是个又瘦又黑的高个大汉，总是穿件黑衣服，手拿一把柄如长柄火钳、钳口呈环状的"专业工具"，趁送来的狗还未提防，从后面一钳夹在脖颈处，顺势按倒在地，腰间拔出锋利短刃，只消轻轻一抹，刚才还在挣扎的烈犬，随着一腔热血的飞溅（有时会溅到屠夫的脸上）,顿时没了声息。记得一次几条狗杀下来，冯平提示我们：你看，他的眼睛都杀红了！凝眸望去，屠夫眼中还真是血丝密布，古人所云“杀红了眼”，看来还真是“源于生活”呢。
终于，我们结束了三天的“黄湖寻梦之旅”，满载着精神上的巨大收获，依依惜别中原大地，踏上返京的列车。
干校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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