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周初：我那淘气惹祸捅娄子的童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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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北京理工大学附中高68届，1969年延安插队，其间任公社干部。1982年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日本政治。1986年作为公费研究生入日本一桥大学，后考入该校社会学部博士生。1992年入日本住友信托银行研究所，1994年入日本松下电工株式会社海外总括部，负责中国投资项目。2011年退休。
原题
孤独可怕，亲情最可贵
人生七十古来稀，转眼就到了这个年纪了。回首迄今为止的人生道路，不禁感慨万千，体验诸多。幸福与噩梦，欢乐与悲伤，成功与失败，温暖与凄凉，满足与失望……我或许都颇有体会。但是，想来想去，总结自己的人生似乎还是对这几个字体会更深一点。这就是：孤独可怕，亲情最可贵。
还是从我的家庭说起吧。我的母亲叫那新，我的父亲叫周蕴石，原名周玉璞，是教育部的中层干部。1956年前，父亲一直在高岗的东北大区政府工作。东北大区的办公大院就在沈阳市北陵公园旁边，门外有一条河。跨河过桥便是东北大区政府办公大院，一色殴式日式建筑，高级干部住的都是别墅式小洋楼。
我家也在小洋楼里住了几天，很快就给新调来的高级干部腾房，全家搬到大区院外的平房区。但也没多远，父亲买了一辆捷克产的自行车，每天骑车上下班。至今我还有印象，顺着马路朝北走，过了桥就到了大院的传达室，和门卫只要说清父亲的名字和单位就轻而易举地进了大院，可以去找爸爸了。
1953年我的弟弟周敦出生，父亲被提为科长。事后听父亲说那年他是双喜临门，又得儿子又升官。后来，我上大院内的幼儿园，有时会听到阿姨们说我是周科长的儿子。可在幼儿园我可狂不起来。小朋友们都在比自己爸爸的官，有的说我爸是科长，马上就会有另外的小朋友骄傲地说：“我爸是处长！”这时，科长的儿子就憋了茄子。过一会，又有人会更骄傲的说：“我爸是厅长！”于是处长的儿子也憋了茄子。一看这架势，我赶紧往一边靠，哪儿凉快赶紧上哪儿去吧。
可是幼小的心灵里也留下了一些种子。小小无知的我也知道盼望着父亲快快升官。幼年留下的印象有两个，一个是某小朋友的小香皂，另一个是高在明小朋友的早餐牛奶。
幼儿园里，早晚洗漱，大家都在一个房间进行。大家用的是园里提供的肥皂。但我发现有位小朋友不用公用肥皂，只用他自己的一块小香皂。当时没有见过香皂，不知是何物。所以就好奇地特意去看看。一看发现和肥皂不一样，小巧玲珑的，泡沫挺多，还有一股香味。那个香味，不知为什么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后来终于在日本留学时找到了。
我推测，可能是东北那时刚解放，原来又一直是日本统治的殖民地，香皂的制作工艺受日本影响较大吧。我好羡慕那位小朋友的小香皂，羡慕他在使用小香皂时的优越感。他说：“妈妈怕肥皂伤我的皮肤，特意给我准备的。”
幼儿园放学回家，父母带我去市内繁华街的秋林百货公司。在橱窗里，我一眼就发现了一块类似那位小朋友的小香皂，赶紧叫爸妈给我买。没想到，爸妈不但不给我买，还把我骂了一顿。我是太希望有一块自己的小香皂了，有了它我就也可以自豪地在小朋友面前使用它，并可以自豪地说：“我妈妈也给我准备了。”
然而，父母的态度让我大失所望，我坐地嚎啕大哭，百货商店里就听我哭我闹，父母好不丢人。回到家里，父母跟我算账，把我又臭骂了一顿，母亲还照我屁股踢了一脚。可是我一直也没敢把自己羡慕幼儿园小朋友的小香皂的心事告诉父母。
还有一位小朋友叫高在明，个子比一般小孩高些，长得白而滋润。每天幼儿园的早餐，大家都是喝豆浆。而高在明小朋友则不喝豆浆，阿姨每天都要给他专门送上一杯牛奶。这事，也让小朋友们好不羡慕。原来这是他家长为他特意准备的。从此，我不知为何，就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牛奶了。尤其是早餐，一定尽可能的搞杯牛奶喝，并养成了习惯。
儿子上中学长身体时，我夫人每天都给他灌一大海碗牛奶。没想到这小伙子一下子蹿到一米八三。这就使我愈加迷信牛奶了，逢人就传授喝牛奶能长个的经验。甚至还有时会抱怨，自己如当年也能从幼儿园起就每天喝上牛奶的话，也许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身高才刚刚一米七了。
幼儿园之后，我去父亲的老家吉林辽源市，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过两段时光。第一次，是奶奶把我带回去的。去的一路上还很好奇，火车两边都是山岭，没觉得寂寞。可是一到爷奶家，就开始想家了，找爸爸妈妈，在奶奶的怀里不停地哭。邻居们都来看我，都说我是奶奶的大孙子，给我送吃的。一会爷爷从外面回来了，我一看见他的油光发亮的黑色大棉袄，就更害怕了，哭得更厉害了。
毕竟年纪小，不知不觉就适应了爷爷奶奶家的生活了。爷爷名叫周子君，挺好的名字。他是从云南一带来东北闯关东的，开始做店铺的学徒，后来学会珠算，就是打算盘记账，毛笔字写得非常好。常有邻居请他写个对联之类的。和他一起去买个东西，小摊的掌柜还没算出多少钱，爷爷早就算好了，而且回回准确无误。
爸爸说爷爷有一种珠算法则叫“大扒皮”，非常快。我至今也没弄懂什么是“大扒皮”。小学虽然学过珠算，但很肤浅，后来又有了电算器，就更用不上珠算了。所以很遗憾，爷爷的“大扒皮”对我至今还是个谜。但一想起“大扒皮”，脑子里就会浮现出爷爷买东西时，嘴里一边念念有词一边就算出了钱数的情景。
平时爷爷没事时，会叫我坐在炕上，他在小桌的一头，我坐另一头。给我讲《三国演义》，讲诸葛亮三气周瑜，骂死王朗的故事。还教我读《三字经》，尤其是赞赏孔融让梨。在爷奶家还学会了一个规矩，就是吃饭时，不能筷子头乱挟菜，尤其是有客人时，一定要挟靠自己这边的菜才算不失礼。
奶奶好像姓吴，老家在秦皇岛一带。常听奶奶説“关里家”“关里家”的，当时只知是奶奶的老家但不知含义。长大了才知道，是指山海关内的老家。据说，东北本地人，尤其是满族的女人是不裹脚的。可关里来的女人都是裹小脚的。鲁迅先生写的《藤野先生》一文中，曾提到藤野先生对中国女人的裹脚好奇，不知是什么样的。读到此处，我会联想到奶奶裹脚时是给我看过的。一只脚的五个脚趾头，除了大脚趾保持原样外，其他的四个脚趾都被强行裹弯在脚掌下，使一只脚从脚面上看去，就像一颗子弹，或像一条小船。用前脚掌是不能走路的，只能用脚后跟走路，是跑不起来的。所以，有时形容有人走路慢，往往会説他像小脚老太太。听奶奶说，为了把脚裹好，有时还得用磨盘压，痛苦至极。可见封建社会是何等地摧残女人的。
奶奶是妈妈的婆家，奶奶和一直把我带大的姥姥是不和的。在奶奶家常听到奶奶数道姥姥，给我的感觉那真是势不两立。可我不知为啥，对双方似乎都理解，成了个抹稀泥的小泥瓦匠。奶奶数道姥姥时，我就跟着“哼哼，嗨嗨”，奶奶问我“记住了吗？”我就赶紧説：“奶奶放心，记住了。”回到爸爸妈妈家时，妈妈会问我爷爷奶奶打你了吗？我就会摇摇头说：“没有，没有。”
其实，我还真挨过一次爷爷打。奶奶爱看戏，好像是京戏。有时也带我去看，记得好像带我去看过《贵妃醉酒》，还有《玉堂春》什么的。那时才四五岁，总在剧场出洋相，不是睡着了就是乱喊乱叫，看到《玉堂春》剧中一个人物被毒死时，演员在台上颤抖抽动的表演把我给吓得直往椅子底下钻。所以有时奶奶就不带我去看戏了。
有一次，我看见奶奶拄着手杖，飞快的捯着小脚往外飞走，就知道奶奶一定是一个人去看戏了。赶紧追过去，哭着闹着要一起去看戏。没想到爷爷在家，这下子不好了，被爷爷一把抓到炕上，一手倒提我的双腿，把我来个头朝下，一手拿扫炕笤束把我美美揍了一顿。
快到上学的时候了，爷爷就送我回父母家。下火车，到了家门口时，碰到弟弟周敦，他手里拿着一根小掍，一头用线绳拴着一个蚂蚱，正玩呢。我过去叫他小名三毛，没想到他根本不认识我，冷淡地说：“你是谁？”这使我还没进家门就遇到了第一个冷落。
可是没想到，紧接着又遇到了第二个。和爷爷一进家门，正好父亲在家。爷爷赶紧叫我给父亲背《三字经》，我也想表现一下，就大声背起来：“人之初，性本善……”背了好大一段停下来，偷眼想看看爸爸是否给我一点表扬。没想到，父亲非但没有表扬，反而一脸不以为然的表情，使我大失所望。长大了才明白，原来父亲与时俱进，那时已开始对旧文化持批判态度了。当然，以后《三字经》更是作为封资修被批判了。
1956年父亲终于得到调令，全家进北京。听父亲说，1953年东北大区撤销时，父亲就应该进京，因东北的领导不放才一直拖到1956年。小时候，只记得父亲常骑自行车带着我和姐姐，前面的大梁能坐两个小孩。有时骑到信箱边停下来，父亲往里投一个厚厚的大信件，说是投稿。后来听父亲说，他常给当地的《东北日报》，还有《辽宁日报》等报社投稿，报道一些有关农民教育、扫盲识字等的情况。只要文章得到发表，教育厅长就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厅又有文章在省报上发表了。”父亲自然很得意。所以北京不断发调令可能也是出于此因吧。
父亲确实能写，而且常被叫到国务院去起草文件等。常听父亲念叨国务院领导的名子，起初是习仲勋同志，后来是林枫同志，再后来是张际春同志。慢慢地连我都知道这些领导都是国务院二办的领导。有时，大清早从国务院二办写了一夜稿回来，父亲还跟我们说说二办的情况，如天太热，用几台电风扇在门口窗口处不停地吹风，那时没有空调，电扇就是最现代化的防暑工具了。半夜还有夜宵招待等等。
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家里加夜班的情形。家里地方小，父亲加夜班只能在他和母亲的小屋里。母亲白天要上班，为了不影响母亲睡觉，父亲在灯泡周围罩上一圈报纸，遮住灯光。然后边抽烟边写稿，有时忘了烟在手指间，会被烫得一哆嗦。父亲挟烟的两个手指头被烟熏成黄褐色。
其实，在我小小的心灵里，根本不知道首都北京有多好。脑子里常出现的是东北住惯了的房子、小河、小朋友等等，以至于到了北京，好长一段夜里做的梦几乎都是东北家乡。
然而，父亲是格外珍惜北京的工作和生活。有时甚至有点哀求我们：“儿子，千万别给爸爸惹祸，让咱们家在北京多呆几年。”
这样的话，父亲可没少对我们哥俩讲，因为我们两个男孩子是最淘气，最能惹祸的。我们也知道这是父亲的心愿。但淘起气来可就全忘了，我和弟弟没少给父亲惹祸、捅娄子。
那是刚到北京的头一年，家还住在教育部院外的宿舍，地点是在祖家街，端王府夹道。每天有班车接送，家里没人做饭的孩子们也和大人一起乘班车，去教育部食堂吃饭、上学。放学后就在院内玩，晚饭后再和大人们一起乘班车回家。这样，放学了又闲不住的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就到处乱窜，所有犄角旮旯，无所不去。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了一辆三轮平板车，没锁，也没人管。就玩了起来，正着骑了半天，还不过瘾，又掉过屁股反着骑。这三轮车被我骑得溜溜的。一天早上，下了班车，我和姐姐周政平正往食堂去的路上。我忽然看见那辆三轮车了，上去就骑了起来，想在姐姐面前显摆显摆。没想到，对面来了一辆小轿车，我的三轮车可能挡了他的道，司机狠按喇叭。
正巧父亲从后面走来，他赶紧向司机道歉赔不是。然后二话不说把我从大院后门领出，到了背阴的小胡同就开始掐嘴巴子，还小声但十分厉声命令我不许哭，不许出声。父亲真是急了，生气了。我忍痛挨过了这一通严厉惩罚。这天学校是春游，我也没参加。这一天，中午和晚上的饭桌上碰到父亲，他都没有理我。
我明白了，我是犯了大忌，在父亲单位惹祸是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啊，中央部委机关对干部家属管得相当严，相关人员或者家属有点盗窃什么的不当行为，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全家调走，不是回老家就是去外地。父亲常说：“一个邮包就把你调出北京了。”一再嘱咐我们别给他惹事。
父亲是确信凯洛夫的教育哲学“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的。用父亲的话来形容我幼时的淘气情形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所以挨父亲的打，接受惩罚，对我来说真是家常便饭。以至于连父亲自己都烦了。时常对我说“嘴拜年地给你讲道理，你就是全当耳旁风，把我的嘴皮子都磨破了。”父亲生我的气时，会给我做个五字概括，那就是“奸懒馋滑蹭”。真是，小小年纪的我在父亲眼里简直一无是处了。
但这毕竟是父亲生气时对我的评价。还有很多时候是表扬我，鼓励我。比如，父亲要求我们要干家务活，洗碗扫地等，我就主动抢着干。父亲就十分高兴地说我能积极响应他。他还非常希望我们学好理工科，我就在初二时拿了年级数学竞赛的第一名。父亲甚是高兴，把学校发的奖状一直贴在家里的墙上。来家串门的叔叔伯伯阿姨们看到奖状都会夸我几句，从父亲的脸上我也能看到父亲的几分得意。然而，一不留神就会翘尾巴，没几天又给父亲闯祸捅娄子了。
记得是小学四五年级时，忽然感觉我在兄弟姐妹间有点不对劲。大家都不理我了，姐姐不理我了，弟弟也不理我了。平时和弟弟一起玩，一起恶作剧时候最多。突然间，都对我十分冷淡，不和我讲话了，使得我好不苦恼。于是，我想尽办法拉拢弟弟周敦，终于弟弟告诉我，是爸爸给他们开会了，要大家孤立我。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孤立”这个词。从此，我便对孤立特别敏感，以至于有些恐惧感。
不知什么原因，这股孤立的风又传到了学校。有一阵，班上的同学基本上不理我了，我试图找几个平时比较要好的同学说话，给我的感觉都是比较冷淡。我开始有点发毛，好几天都觉得不舒服，担心家庭的孤立戏又在学校重演。甚至产生了不想上学，逃学的想法。
好在熬了些日子，情况有所转变。同学们开始理我了，可是又开始不理另一个同学了。他叫张兆年，和我一样也是个孩子头。因为都是孩子头，所以我俩常有冲突，同学们说我俩是死对头。没想到我的这个死对头也被孤立了，使我有点暗喜。但又有些莫名其妙，是谁使的坏呢？我一直也没搞明白。
就这样过了若干天。有一天，上了几节课后，突然看见几天没来上学的张和他的母亲一起来了，说是办转学手续。我有点同情张了，还过去和他打了个招呼，此一别，就再也没和他见过面了。几十年后，小学同学见面，有人还提起过我的这个死对头，当时脑子里闪出的就是上述情景。愿张兆年身边充满温暖，愿我和我的一切亲人、朋友、同事们的身边都充满阳光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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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口婆心
作者：周初
老同学刘体英来电话说周五（2017.12.22）可以见到郭希芬老师。我非常高兴。这么多年没见的老师，脑子里反映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苦口婆心”。用这四个字或许可以概括一些郭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
我特意查了一下新华字典，苦口婆心的意思就是：
“劝说不辞烦劳，用心像老太太那样慈爱，形容怀着好意再三恳切劝告。”字典的解释都是非常贴切的。只有一点需要说明，郭老师那时可不是老太太，是年轻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优秀教师。每次上课走上讲台都是挺胸昂首，雄赳赳。平时郭老师爱穿一双半高跟皮鞋，从楼道走过来，会先传来健捷的脚步声，人未到，同学们已知道郭老师来给我们上语文课了。快坐好！
我在班上是个调皮捣蛋的坏学生，但是上语文课从不敢捣乱。因为郭老师的语文课把学生发动得太好了。从课文解读，文章分段，思维逻辑，表达方法，再到词意解释，句子的主谓宾状的结构分析都是郭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么多的知识和老师的提问还不够我们忙乎的，哪有功夫捣乱吶。
郭老师的板书是我们任课老师中最好的，这是同学们的一致评价。铿锵有力，笔画工整，有体有派。下了课，值日生给郭老师擦黑板是要用点力的。回家让父亲检查作业时，常听到父亲夸语文老师的字好，批改作业认真。这就让我更增加了对郭老师的尊重，因为父亲是对文字文章是十分挑剔的。
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我就因扰乱课堂纪律受了警告处分。有一天傍晚，郭老师找我谈话。记得是在郭老师的平房宿舍，有床，有桌子。郭老师和另外一位男老师，有四五十岁。好像是教育部派来搞调研的干部。那时幼稚可笑，在这两位老师面前还时不时地狡辩两句。可老师们把我的错误、问题掰开揉碎，翻来覆去地分析解释，警示引导。真可是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婆心苦口。虽比不上“三娘教子”，也可说是“二娘教子”了。
不知不觉快谈到半夜十点左右了。我白天疯玩了一天，开始发困，上眼皮和下眼皮直打架，但又不敢睡，好不痛苦。不得不放弃狡辩，老师说什么，我就“是是是”，“对对对”。惦记着赶紧结束谈话回家睡觉。一晚上的谈话，我只记住了一句话，那就是：“处分会给你的人生留下黑点，一辈子抹不掉。”
回家的路上，我在想，可不能再犯错误了，光是这谈话我就吃不消啊。遗憾的是，到了犯错时又全忘了。没听老师的苦口婆心的劝导，后来的人生又填了许多黑点。
我以为，教育有许多方式，有说服教育，国外叫说得教育。也有惩罚教育、启发教育等。而我们在郭老师等恩师们那里得到的都是说服教育和启发教育。是呕心沥血，诲人不倦，谆谆善诱……一句话，是“苦口婆心”。那是恩师们的一颗慈爱的心，是我们每当回首少年时代时倍感温暖的慈爱。我感谢并永远不会忘记郭老师的“苦口婆心”。
2017年12月24日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少年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