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 | 高时阔：农家少年的饥饿青春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高时阔，编审，曾任《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主编。2007年退休。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
原题
饥饿的年代，饥饿的青春！
《谷梁传》疏引徐邈说：有死者曰大饥，无死者曰大饿。看来“饥”比“饿”要厉害，故有“大饥荒”一说。
我的前半生，或者说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饥饿一直伴随着我，成为我永久的记忆。如今我老了身躯依然消瘦，除了遗传，可能与饥饿年代先天营养不足有关。
1959年到1960年的饥饿，是令人恐惧的！
本来1959年沿淮地区收成很好，至少那年秋粮丰收，红薯个头很大，秋收之后，还可以随便在地里刨出粗放收获之后遗留下来的大个儿红薯。但是不知为什么，还没到冬天，村里食堂就差不多断炊了，偶尔通知打饭，打回来的红薯稀饭或菜糊汤稀得可以照见人影，就这一口人也分不到两碗。后来知道，这是因为安徽刮“共产风”，虚报浮夸现象严重。
当年生产队收的粮食绝大部分上缴还无法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于是一级压一级，大队甚至派出民兵到各家各户搜缴社员私藏的用来活命的零星粮食。我清楚地记得，一天大队长带着几个民兵把本院大哥（堂兄）、大嫂藏在粪堆里密封的一小罐高粱搜走时，双目失明的大嫂在地上爬着、哭着哀求的声音让人心碎！十几天后，大哥、大嫂相继饿死。
大哥与我父亲同岁，叫我父亲小答。大嫂早年即双目失明。夫妇俩一生吃斋行善念经，平日连一只蚂蚁也不忍伤害，竟然就这样双双饿死在家里，至今想起仍让人痛彻心扉！
后来，东院四哥（堂兄）家也被查抄，搜走了一小袋粮食，四哥拼死护粮，被几个民兵打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不久，四嫂和四大娘也先后饿死。（据现在公开的材料知道，其实大队干部也很无奈，如果他们无法按照上边规定交粮，便会在公社会上挨批斗，公社完不成任务公社领导会被县上批斗，以此类推……）
1973年冬作者与四哥（堂兄）在一起
1960年初春，收养我的哥嫂（堂兄堂嫂）家里没有一粒粮了，只能把原先喂羊的红薯藤、玉米芯切碎磨成面熬成稀汤度日。至于羊、鸡等家畜家禽，早就杀吃了。一段时间，连红薯藤面也没有了。只能到外面剥榆树皮（树还没有发芽）、到沟边挖茅草根，回来剁碎了煮着吃，甚至连枕头里的荞麦皮、高粱壳都被吃光了。最小的侄女才两岁，无力外出找吃的，饿得皮包骨，整天趴在门口站不起来。家里人都觉得她可能活不过几天了。
饿，真饿！整天都饿！
大人们说“人是一盘磨，睡倒就不饿。”可躺到床上却睡不着，梦中还是饿，饿得逮住什么吃什么。饿醒了，发现嘴里紧紧咬住的是冰凉的被角。
那时嫂嫂隔三差五天黑后很晚去食堂干活，给开会的社队干部做点吃的，偶尔能带回来一块或半块自己舍不得吃的热红薯。有时我睡到半夜，正做着吃什么的梦，突然耳畔传来嫂嫂轻轻的呼唤：“醒醒，给。”
一睁眼，嫂嫂塞到我手里一小块热红薯（有时只有一口），当然家里所有人都有一份。真香啊！我后来无论走到哪里，都觉得红薯真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了！也许就是这样隔三差五能吃到一口热红薯，才使我和几个侄儿侄女没有饿死，终于熬过了1960年初春那极度饥饿的日子。
后来想想，幸亏父亲1959年春去世走了。否则，一位重病的父亲拖着一个13岁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无法挺过1960年这一关，只能双双饿死。如今劫后余生，也算是上苍对我还是有些怜惜吧！父母亲在天之灵，也会略微得到点宽慰，毕竟他们的四个孩子中终归有一个幸存了下来……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大活人怎么会轻易饿死。确实，人从饥饿到饿死是一个慢性折磨过程。从无食可吃到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填肚子，长达数月的营养不良，人会骨瘦如柴，此为第一阶段。如再无法补充营养，人会随时浮肿，此为第二阶段，这时只要进食，仍可活命。人在浮肿期间已极度虚弱，外出主动找东西吃的能力大大降低。如在一段时间内仍无食可吃，很快会脱水消瘦，成为干尸状，此为第三阶段。干尸阶段即使有东西吃也已不能吸收，必死无疑：有可能一跤摔倒后死亡，也可能睡着便醒不过来了。我的大哥大嫂都是睡在床上死去的。
1960年秋季我考入初中，现在想想在那样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哥嫂能让我继续求学，此恩重于山！直至1963年初中毕业，甚至接下来到师范上学，因学生粮食定量不足带来的长期饥饿仍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能在饱受饥饿折磨的境况下完成学业，真是对人意志的一大考验！
记不准当时初中生每月粮食定量具体是多少，也就是20多斤吧，而且多是粗粮，有时还用新鲜红薯替代主食（可能是3至4斤鲜红薯顶1斤粮食）。每天早晚饭吃稀的，多为稀饭或者菜糊汤。每班一大木桶，一人掌勺，每人可分到2至3碗（吃饭速度快的能轮到盛第三碗，吃饭速度慢的只能吃两碗），也就吃个半饱吧。
午饭吃干的，每人一个馒头或一个窝窝头，偶尔可以吃半碗米饭。每人半碗蔬菜基本上也就是水煮菜，少油寡味。饭后两个小时也就是两节课后，肚子便饿得咕咕叫。下午课外活动时间，不少同学会悄悄地溜到学校已经收获完毕的菜地里刨出遗留在土里的菜根洗洗或剥去外皮生吃充饥。
记得入学不久，二年级有一个男生打赌说，他一顿能吃18碗菜糊汤。班上有几个同学不信，豁出自己饿一顿，也要赌一下看那个同学能不能吃18碗，结果吃到12碗后再也吃不下去了——12碗！现在想来，真够恐怖的了！
学校食堂吃不饱，家里条件好些的同学每周都会带一些干馍、炒面等干粮补充，或者带些生红薯、生米交由学校食堂代为蒸熟，一般是上午课间休息时将生红薯或添上水的米饭碗放到学校食堂指定的蒸笼里，食堂中午蒸馍或蒸饭时会顺带将这笼红薯、米饭蒸熟。由于哥嫂家人口多、劳动力少，分的口粮不够吃，我根本不敢奢望从家里带干粮到学校，饿了只能硬撑着。每当在宿舍里见到别的同学拿出干粮吃时，我便自觉回避，躲到外面看书。
1961年春，师生中不少人患了浮肿病，就是因长期饥饿造成的水肿病。经校医确诊后，可领取营养票，每天晚饭后凭票在学校教工食堂领取一碗很稀的豆浆，据说效果不错。当年我虽然很瘦弱，却并没有患浮肿病，无缘领取营养票，但有幸喝了几口本班一位患病同学领回来的豆浆，味道真香！
如果说初中三年是“饥饿难耐”，1963年之后的中师几年以及参加工作之后的最初几年可算是“持续慢性饥饿”。
我就读的师范学校离家100多里，步行得两天。中师4年（因文革延期分配1年）基本上只能靠吃学校食堂维持生存和学业。师范生每月粮食定量30斤，伙食费8.8元，分配到每一顿饭大概是3两粮9分钱，和初中伙食相比也好不了多少。况且我上师范那年是16岁，正是身体发育期，饥饿感丝毫不逊于初中时期。
与整日饥肠辘辘的肌体痛苦相比，青春期男女同学因饥饿产生的尴尬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无地自容！
师范时期与初中不同的是按照8人一组就餐，每餐由1人轮流掌勺分饭。早晚饭一般是稀饭或汤面条，8人1小桶，大约也是每人两碗。掌勺人分饭既要考虑分量均匀，又要不停地搅动以保证稀稠均匀。但不规则粘稠流体力学有时会跟人开玩笑，搅动之后一勺下去，往往还是稀稠不均。掌勺人尽量把稠的分给别人，稀的倒在自己碗内。
假如反过来，掌勺人自己捞稠的，给别人分稀的，不仅会被别人看不起，也会让自己良心不安。个别同学可能确实难以忍受饥饿的折磨，借掌勺之机揩油，结果在班上留下了不好的名声。
尤其令人尴尬的是分米饭，8人一小盆，是那种浅浅的像碟子似的小瓷盆，在蒸锅里蒸熟。值日同学端来这盆饭，左右前后端详仔细，用一根筷子找准圆心点一下，再用学过的几何原理划出四条过圆心直径以八等份圆，然后每人从盆里拨出一份45度角的扇形米饭。先拨还是后拨，是个问题——先拨，贪心的人会挖别人的墙角，最后拨可以清扫残余，此类占便宜的小伎俩都为人所不齿。
可饥饿却又是一种残酷的存在，抵御不住食物的诱惑，实在是一种本能，无可指责；而能抵御食物的诱惑，饿其肌肤，苦其心志，也是一种修行。
十六七岁、十七八岁正值青春期，可饥饿年代的我们似乎难言青春。女同学例假不正常，男同学很少做那种梦，这与生理学课上学的对不上号。但青春期男女同学之间仍有彼此交往的渴望，由于受到当时严苛的校纪校规约束，彼此有话要说，多在私下传递，岂料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实际上却早在“组织”的掌控之中。
二年级时，一位担任班干部的女同学出于对我的关心，在我的周记里夹了一张纸条，提醒我要注意搞好和班主任的关系，令我感动不已。要知道，那时我是典型的乡下穷孩子形象，身材矮小，瘦骨嶙峋，衣衫褴褛，饿不死，活着已是大幸，哪里会想到还会有人关心我！平日除了用刻苦学习抵抗饥饿，别无奢望。但突然得到一位家庭出身不好却长相俊美的异性同学的关心，还是令我那死寂的情窦被打开了，此后用地下传书形式交流几次，隐隐觉得这似乎是一个“保尔和冬妮娅”的浪漫故事。
当有一天我从她递给我的周记里收到她省吃俭用的5块钱，我内心的震撼无法言说！我知道，她是在鼓励我刻苦学习，争取保送上大学（她因出身不好，对此早已绝望）。我在新华书店逛了半天，买了两本文学书。回到学校门口，看到提着篮子卖热红薯的农民。以前我都是克制自己，扭头走过，努力抵御红薯热香的诱惑。可这天摸摸兜里剩下的一块多钱，终于向饥饿投降了，小偷似地买了一个热红薯，狼吞虎咽吃下肚。事后没有品尝到红薯的热香，而是满肚子的后悔。
以后每次见到她从对面走过，我都羞于抬头看她。毕业前夕我终于获得推荐保送上大学的机会。然而不久风云突变，文革爆发，大学梦碎。在文革初期的校内运动中，先是她被贴大字报批判，后来我也被校团委书记找去，交代和她交往的过程——饥饿年代这段朦朦胧胧的情感最终以悲剧收场！
一年之后，我在分配志愿书上果断地填上“西安”，决绝地告别了饥饿的故乡和让我断肠落魂的蒙师！但饥饿仍如影随形地跟着我！
作者1981年照片
1967年刚参加工作仍算是实习期，只能领取中师毕业生的实习工资，月薪为8类工资区34元，这点钱虽说比学生时期8块8的助学金多了，但对于已经成为独立社会人的我们来说，还是太少了，连保证温饱都有点困难。每月几乎都坚持不到月底钱就花光了。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的实习工资一拿就是5年，直到1972年中央才下文件，让所有文革初期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正式“转正”——中专实习工资8类区为43.5元。可怜！我们这批人普遍成家很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的薪俸太少，自己温饱尚且难保，哪有余钱养家？
领到工资后的第一需求是吃饭，原先确定的“参加工作后一定要吃饱饭”这一基本要求还真是一个很难真正达到的目标。首先，收入太低，对于参加工作时一穷二白的我们，除去生活必需品的最低限度添置，每月即使拿出工资的一半即17元用于吃饭，每天还不足6毛钱，也就是说一顿饭不能超过两毛钱；其次是粮食定量有限，教师属于脑力劳动者，每月粮食定量30斤，每天不足一斤（一年365天定量360斤）。就算按一斤计算，早中晚三顿饭只能这样分配，早餐2两（或3两），中餐4两，晚餐4两（或3两）。此外，每月定量食油也只有4两，肉半斤。因油水缺乏，愈加觉得那三四两粮食难以填饱肚皮。
由于学校单身教工人数少，头一学期没有职工食堂，我们是到距离学校大约要走15分钟路程的宝鸡车站铁路职工食堂就餐。每月买了饭菜票后先是按照粗细粮搭配、主副食搭配分成30或31份（大月），早餐一碗稀饭，2两发糕（粗粮），两分钱咸菜；中餐四两米饭或一个馒头、一块发糕，一毛或一毛五分钱的菜；晚餐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一毛或五分钱的菜。5分钱一份的菜都是素菜，一毛钱的菜偶尔有少许肉丁或肉片，超过两毛钱的肉菜或烧鱼块算是很奢侈的了，因为还要配上油票。一般一周可以吃一次红烧肉或烧鱼块。记得许多时候，吃完饭走回学校，觉得肚子又饿了，只能忍着。
后来经过别人的介绍，我们逐渐找到了两种“找食”充饥的门道。一是混进火车站台，在客车进站时冒充旅客排队购买车站售货车出售的烧饼，一次限购6只烧饼，5分钱一只，共3角钱（勿需粮票）。有时售货员要求出示车票，我们无票，只好悻悻退出队伍，再到另一个售货车前排队。这6只烧饼虽然还谈不上可以饱吃一顿，总算可以够勉强维持一天的能量补充，减缓饥饿感。二是到坡下街上国营第一食堂买议价馒头，即不要粮票的馒头，9分钱一个（二两），比要粮票的馒头贵4分钱，面粉也要黑一些。
尽管有上述两个渠道可以买到不要粮票的烧饼、馒头，用以填充饥饿的肠胃，但毕竟还是不能每天如此奢侈，因为买了饭票后剩余的10多元钱还要买点急用的衣物和生活用品，不可能吃光喝净。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同时分来的一位同学打扫室内卫生收拾衣物时，意外地找到了两斤6两粮票，当即决定上街进饭馆用这些粮票饱餐一顿——到街上第一食堂吃饺子。
在售票窗口被查出其中有一两陕西地方粮票已经过期，只有两斤半粮票可用。一两粮票6个饺子，一共可买150个饺子，五大盘。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我们俩风卷残云、狼吞虎咽，不一会五盘饺子便一扫而光。拍拍肚子，似觉意犹未尽，于是每人又要了一碗饺子汤，咕嘟咕嘟，一饮而尽。这才觉得真的饱了。
在火车站职工食堂就餐，雨雪天往返很不方便。第二年（1968年）春天开学时，学校办起了单身职工食堂，有10来个人上灶。由被打倒的原校长管伙食，也算是给无所事事的“走资派”找个事做。请了教师家属做饭。虽然勿须像从前那样吃顿饭还要长途奔波，但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粮油定量不变，每顿饭仍然吃不饱，饥饿如旧。解决之道仍如前述两途：隔三差五到车站站台买烧饼或到街上食堂买议价馍。这样的状况断断续续持续了10来年，直到改革开放、自由市场放开之后，才总算告别了饥饿。
青少年时代常年忍饥挨饿的体验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或者说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至今我做饭时总是宁多勿少，宁稠勿稀，那是饿怕了，生怕不够吃再饿肚子，结果常常剩饭。老伴埋怨我“眼大肚子小”！这些年我吃过不少鸡鸭鱼肉甚至山珍海味，也吃过西餐牛排沙拉，可最让我难以割舍的还是蒸红薯、稀饭、糊涂面条这老三样。三天不吃这三样食品，肠胃就觉得不舒服，吃再好的东西也没有胃口。唉！这是饿出来的穷命！我的愿望，将来老到卧床不能动了，能给我吃上蒸红薯、稀饭、糊涂面条，我也就满足了！
1984年冬作者与哥哥（堂兄）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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