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严向群，曾用名陈创，山西财经学院贸易系78级。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供职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去年退休。
原题
经历篇之三：团中央大院
作者：陈创
1964年秋我将进入小学的时候，全家从42号迁入了位于正义路三号的团中央大院。
一 . 北宿舍
进入团中央大院的最初印象就是搬家。我虽然只有7岁，但父母也让我加入了搬家的行列。搬运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件物品到我们的新居——工字楼后面的一排平房。由于是在大院的最北端，号称“北宿舍”。为了酬谢帮助搬运的司机，父母买了一些北冰洋的汽水，却被在一边看热闹的馋嘴又胆大的机关大院小孩拿去喝了，其中就有后来我的同班同学张耕明。一向节俭的父亲当时表现得很气愤，让我以后不要和他玩。
北宿舍坐北朝南，是团中央大院的最北边，北面就是市委大院了。南面是工字楼，西与办公楼相邻，东与礼堂前的广场相接。由于工字楼后侧的凹形，在北宿舍前形成一个幽静的空间，面积肯定不大，但对刚入小学的我是足够大了。
北宿舍东连团中央的小汽车库，头一间就是汽车班的值班室。在诸多的司机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吴善元和高振球。吴善元体态魁梧，微胖，经常是笑容可掬。脸色总是白里透红的苹果色，就像现在常说的“高原红”。最突出的本领是既能拉手风琴，又能同时引吭高歌。他的琴声和歌声经常在工字楼和北宿舍之间的小院落里回荡。
在所有团中央举办的各类文艺晚会上，吴善元的自拉自唱永远是压轴的保留节目。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司机，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我经常跑到值班室去听他的琴声和歌声，但从未想到自己去摸一下琴，唱一嗓子。可见音乐细胞天生就没有。
吴善元作为团中央司机中的元老，居然连续在机关工作四十年。为胡耀邦、韩英、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这五任团中央的第一书记开专车。他记录的一段胡耀邦的故事尤为感人：1971年，耀邦同志还属于关在“牛棚”的人，同团中央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在河南信阳地区黄湖农场劳动，没有工资，每月只有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一天，他把我叫进他住的房间，拿出30元钱来，对我说：“王春兴的大女儿结婚，我这才知道，请你把这30元带给他。叫他随便给孩子添点儿用的东西吧。”王是过去给他开过车的司机。接过钱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吴善元
高振球是个经常开大轿车去团中央幼儿园接小孩的司机，所以印象深刻。他与吴善元的反差极大，面部肌肉棱角分明，有点凶神恶煞的感觉。所以一般的小孩是不敢和他搭话的。
团中央的小汽车库中，大约也只有两三辆卧车。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却是绝对的稀罕物。记得父亲曾让我搭乘过一次，下车后的兴奋久久不能消散。那是我第一次乘坐小卧车。估计是父亲给胡耀邦当秘书出去办事的时候。
胡耀邦的座驾中，有一辆浅蓝色的伏尔加，在当时我的眼中真是美轮美奂。特别是车头那只奔腾欲飞的金色小鹿，让我经常在一边看得流连忘返。当时还有一个奇特的嗜好，就是特别喜欢闻汽油味。所以每当司机们在保养车辆时，我总爱凑到一边看热闹。谁能想到现在我一闻到汽油就要反胃呢？想来胡耀邦应该还有一辆1954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赠送的吉姆牌小车，但反而印象远没有那辆伏尔加来得深刻。
从司机班的值班室往西数的平房，大约有六七间。前面一间有个叫陆雨村的人养病时住过。由于他的名字和《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同名不同姓，所以给我的印象深刻。再往西是王平阿姨家。她有个特文静的女儿，也是因为什么慢性病而住在这里静养。她的年龄应该大我十岁以上，经常寂寞得让我到她家去和她作伴，给我讲故事或是给我点什么好东西吃。她长长的鹅蛋形脸有一种病态苍白的美，酷似林黛玉。尤其是有陆雨村相邻，真让我好似进了大观园。
我家的西面，有一户的小孩叫于晓琪，在实验二小上学。人绝顶聪明，乒乓球打得特好。他的父母好像以前在团中央工作过，后来调到外单位去了。所以他有点被大院小孩边缘化，院内的一些活动他都不知道。印象最深的，是他漏报了一次全大院小孩的乒乓球比赛，知道时已经决出了冠亚军，郭营是冠军。我知道后极力怂恿他去补报，结果他果然击败郭营获得冠军，并在大礼堂的颁奖大会上登台领奖。台下的我也为自己的“慧眼”暗暗得意。
在于晓琪家旁边，还有一户中住着一位比我大许多的姐姐。她在门前空地上种了一些蓖麻。我好奇地去把玩那些小苗，次日就有不少蔫死了。那位大姐姐画了一幅漫画插在地头，让观者爱护幼苗，令我看后汗颜不已。
那时母亲在海运仓上班，经常为“革命”加班加点，回到家很晚。我熬不住困意，先睡了。但会给她留个条汇报一天的情况。记得有一天的留条最后写了“白白”两个字，让母亲笑了好几天。现在想来，那时并无英语的任何信息源，怎么会知道这句的呢？
我与母亲
也就是在北宿舍的时候，广播里整天批判形而上学，我向母亲提出个幼稚的问题：“形儿”怎么啦？为什么要批判他上学呢？母亲笑着告诉报社里的一个漫画家，让他铭记了几十年。最后这个漫画家在年近80时还出了一本文字书，专门记述了这个故事。
（沈培《孤山一片云-形儿》：“小友维维，现在近五十岁了。他五岁时问他母亲：‘妈，形儿怎么了？’‘哪个形儿？’‘话匣子里老说的那个。’‘怎么说啦？' ‘反对形儿上学，反对形儿上学’‘哈哈哈……’‘妈，形儿不乖吧？”）
在北宿舍的时候，父母怕我太寂寞，买了几条金鱼让我养。每天我端着个绿色的透明玻璃小盆去门前的水房换水。有一次没拿好摔在地上，看着金红色鱼在地上扑腾，心痛不已、哇哇大哭。还有一次翟翔到我家来看小金鱼，喂了好多鱼食。结果第二天都翻了肚皮，这才知道鱼是会撑死的。
我的小姨和舅舅都曾在北宿舍住过。小姨陪我住的时候应该是父母都去四清下乡了。她有一次带我去王府井，看到书店里的一本少年诗歌选，我吵着要买。她却觉得太贵。最后见我一直嘟着嘴，走到大院门口的小卖部，要带我进去买吃的。我还嘟着嘴，小卖部的售货员、同班同学朱蕊的母亲见状劝我：妈妈（小姨与母亲特像）给你买好吃的怎么还不高兴呀？小姨还曾带我到她的一个朋友家去吃饭。让我记忆最深的是那道汤——绿色的豌豆飘满汤碗，上面点上几滴金黄的香油，真把我馋得口水都出来了。小姨陪我住时赶上邢台大地震，每晚她都叮嘱我不要脱了棉毛衣裤，以应快速逃生之需。
舅舅住我家就不是他陪我而是我陪他了。他当时在北京水电学院读大学。一次走过足球场，被一只飞来的足球击中右眼，后来在协和医院手术，在我家养伤。现在想来他是书卷气十足，一点运动的条件反射都没有。还有就是整天抱着本书，尽管眼睛有伤。每天都是我到食堂打饭给他送到北宿舍。有时忘了他也不去食堂，因为怕生，宁肯饿一顿。
二 . 工字楼
北宿舍前的水房是与工字楼的后部相连的，说来应该是工字楼一层的水房才对。工字楼在大院里是座很独特的建筑，除了俯视图呈“工”字型外，楼的外立面也很独特，凹凸感很强。门前有个喷水池，门口还有停车的门廊，门廊两侧是带有坡度的上下车道。工字楼一层住过的有石琪家（他女儿的名字好像是叫彭小红）、赛峰家；二楼住过的有毛毛家、李红兵家、“大宝贝”（真名想不起来了）家。其他肯定还有好多家，但已记忆模糊了。
工字楼我最先常去的是毛毛家，因为她家有个很大的独立卫生间，里面有个大浴缸。她家在二层的西北角。我刚到大院时还胆小地不敢到五楼后面的公共浴室去洗澡，母亲就带我去毛毛家的这个卫生间解决洗澡问题。后来跟毛毛提起，她说那不是她家的，也是公用的。可我怎么记得是她家的呢。每次去，母亲还要对毛毛的父母感谢半天呢。
工字楼后来去的最多的是赛峰家，他家在一层的东南角。家中因有三个儿子而纷乱异常，常常召集一大帮大院的小孩去他家玩。工字楼的二层中间有个很大的楼道，我曾经把楼道边悬挂的灭火器倒过来玩，结果强力喷射出来的泡沫把我吓得大惊失色，扔下就跑。回头望去，二楼过道的地板上已经被白色的泡沫完全覆盖。家住二层东北角的“大宝贝”也是大院里的一个神人。他家是山西人，常遣他到门口小卖部去买醋。只见他拿着醋壶一路走一路喝，常常是回到家已喝了半壶，然后被家长骂一顿。我估计他的心脑血管一定没问题，那么早就开始“软化”了。
我与母亲
搬到大院后不久，父母就带我到天安门广场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玩。最深的印象就是广场超大，空无一人。超大显然是自己还小的缘故，无人却是不争的事实。后来我有一张入队后和母亲在天安门的留影，可以充分印证无人的实际。
三 . 三楼
我家后来从北宿舍搬到大院三楼，具体时间我是记不住了。总的印象是在北宿舍住的时间要远远短于三楼的时光。大院三楼是与二、四、五楼对应的四座回廊式二层楼，四足鼎立，位于大院中部，尖顶，灰墙。当年就听说是日本人占领北京时建造的兵营，造型却也独特。
据考证：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列强一口吞下了整个东交民巷地区，不许中国人居住和设立衙署，行政管理权完全归使馆，中国政府无权过问。列强任意改变中国原有街名，将东交民巷改名使馆大街、长安街改名意大利街、台基厂头条胡同改名赫德路……列强还迫使清廷给予驻兵特权。一时间，东交民巷变成了列强兵营，用以胁迫清政府和镇压中国人民。“长安门外御河桥，轿马纷纷事早朝；不料皇宫居冠地，炮台高筑欲凌宵。”清末一位诗人的这段关于东交民巷的描述，可以印证兵营之说不是空穴来风。
三楼南与二楼隔一个操场相对。这个操场很少见到有人打球、运动，倒是周日被住家用来晒被子和晾衣服。三楼东与五楼隔条小路相依。三楼东墙有棵挺高的树，婆娑的树影点缀着那条小路。从三楼二层东头徐跃生家的窗户望去，树影摇曳，夏日也是凉风习习。三楼西与一楼隔着个小空场相望，从三楼二层西头贾鸣家的窗户，我们可以密切监视一楼各家的一举一动。
看官或许会问：怎么都是从二层东西头向外张望呢？原来一层东西两头住的是我们同班女生郑春雷和赵燕华的家。那时男女界限分明，别说从她们家向外张望，就是她们的家门也从未迈入过。三楼的南侧是一排平房，其中一多半被锅炉房所占据。另一小半好像是个库房，门朝西开。两部分之间有个小夹道，南行未几就得左拐，一个小斜坡，直通锅炉直通锅炉房后侧，再右拐就到了团中央的少年之家。
在这个小斜坡上，留下了不知多少我们童年的欢笑。因为一到冬季，这里就成了我们的滑雪场，有点像现在滑雪场的中级滑道。当时的滑雪板就是我们自己的塑料底棉鞋，最多不过是找块光滑的三合板，坐在上面顺坡滑下。但那份刺激和欢乐，绝对不亚于现在全副武装地去滑雪场的感觉。
我家迁入三楼的房间是原来杜青家，记得好像是他父母调到团中央系统的什么单位去工作才搬家的。杜青当时在大院的小孩中似乎颇有威望，但他大我几岁，接触又少，印象不深。他家（后来是我家）的这间房子面积不大，现在估计也就是十几平米。一个双人床，一个我睡的小床，一个小柜子，一个小书架和一个小桌子就基本把房间塞满了。
房间里木地板铺地，尽管深红色的油漆有些剥落，父母还是约定了我每周末要拖一次地。想来当年北京肯定没有今天这么大灰尘，否则一周一次是远远不够的。房间小到要藏个人都难。记得当时机关大院的小孩分成两拨，玩“官兵捉贼”。我被分到被捉的一方，情急之中跑回家里，却是怎么也找不到藏身之地。最后老老实实被擒。
我家东侧与去到二层的楼梯相邻，中间还隔着一个楼梯下的小屋。这小屋里住着位大院的清洁工，叫窦玉林。平时他一言不发，推着个垃圾车去扫大院。“文革”时不知怎么把他也揪了出来，开他的批斗会，说他是“特务”还是什么。有一天晚上“大人”们把他斗得好晚才放回来，我和楼中的伙伴还跟着起哄。没想到深夜他就在低矮的小屋中悬梁自尽。让第二天闻讯的我大惊失色，一直感到他的死与自己有关，内疚至今。
我家的西侧与朱良家隔壁。朱良当时已是团中央联络部的副部长，住一个套间。进门是两个儿子朱小民、朱微烈的卧室，里间是朱良和谭雅修夫妇的卧室。当时比我大两岁的朱小民也是淘气得出格……大约也印证了淘气的孩子聪明这句话,所以后来只听说他生意做得很大，收容了许多落魄的干校同学，行侠仗义，按下不表。
我与朱小民在喀纳斯
几年前在平谷聚会赏桃花，多年不见后第一次见到他，他都认我不出。再后来一起去冀、豫、晋自驾游；直到2016年金秋我要去喀纳斯拍片，遍寻同路人无果，没想到只有朱小民愿意同往。朱微烈与我弟弟幼儿园同班，当时瘦弱的很，只记得他骑个小三轮车在楼道里显摆的样子。因为当时家里有“车”绝对是奢侈品。
朱良家西侧是谢邦定家。谢当时应该也是联络部的副部长吧，还有老母在世，也住了个套间。两个儿子谢捷华、谢波华据说是因分别在捷克和波兰怀孕在国内出生而得名。可见当时联络部的外联范围只能限于东欧这些共党国家。也好，如果是在美国怀孕，男孩起个谢美华的名字多煞风景。谢邦定的妻子温文尔雅，是我眼中有大美的知识女性。两个儿子也和大院中的所有小孩一样，都有各自的“绰号”——“老汉儿”、“小弟”。前者显然与捷华长相老成有关；后者大约不是小孩之间的互相命名，而是沿袭了他们家中“小弟弟”的称呼，删去一个字而已。
我对他们兄弟俩的印象绝好，从未见他们有以强凌弱事情发生。这显然和家教有直接的关系。“文革”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哥俩分头上街卖红卫兵的“战报”。“小弟”先卖完回家，清点碎银子后发现卖赔了，便从家中的硬币罐里取出补齐，还瞩我要严守“秘密”。小弟后来官至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瓦努阿图特命全权大使，事业有成。
小弟近影
还有一次是他们的母亲出差，箱子太满关不上。我正好路过，一起帮助压在箱子上才关上。一点小事却让谢妈妈千恩万谢。谢奶奶的性情有点古怪，在公用的大厨房里非要占个固定的煤气灶。周末用灶紧张时，邻居难免有微词。谢妈妈便谦恭地去一一赔礼道歉，更让我肃然起敬。
谢家门前总挂一扇竹编的门帘。我们学会糊风筝（“屁帘儿”）后，总要到他家门口去抽竹条。由于怕脾气古怪的谢奶奶骂，常是一人在前侦查“敌情”，引开谢奶奶的视线后，后面的人“釜底抽薪”，拔一根竹条就溜之大吉。糊好屁帘后到南楼的平台上去放飞，是我们当年在大院里的一件快事。
谢家西边就是顶头的赵燕华家了。她家也是个套间，显然是与有三个女儿加上个老太太有关。大女儿赵燕华与我同学，容貌在班里应是出众。到干校后有人暗恋、最后由暗恋者自己披露，也是情理之中。还有个美国的终身教授，但凡我在网上稍有对赵燕华不恭之词，他便会火冒三丈地跳出来打抱不平。如果不是暗恋，是不会有这么大肝火的。
赵的父亲赵步海在团校工作，早起晚归难得一见。但印象中的他，风纪扣一丝不苟，态度和蔼可亲。这可能和他性情外向的妻子有关。赵的母亲姓李，大家都叫她“李二嫂”。她性格豪爽，为人率真，还曾向我母亲提过亲事，大有“娃娃亲”之嫌。但另一方面她也嫉恶如仇。据说文革后期回到北京，机关管房子的人要把她全家扫地出门。李二嫂亮出一把菜刀，吓得那恶人夺路而逃。从此赢得“李二嫂一把菜刀闹革命”的美名。
我后来听到这个故事，想到李二嫂以往给我的印象，想象着那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刺激场景，真真爽快地大笑了一场，连呼“痛快”！文革初期，大院盛行“黑五类”扫地出门的运动，赵燕华的姥姥因为出身不好而被勒令限期离京。与姥姥最亲的赵燕华的小妹妹哭得像个泪人，我只记得她的名字叫“小三儿”，这么多年想必她也不会忘记那生离死别的凄惨一幕。
说完三楼一层的西半边，再来说说东半边。东半边最西头的是公共厕所，女厕所在外，男厕所在里，一个门进去。这在现在看来会觉得怪怪的，在当时却很普遍。记得文革期间来串联的红卫兵巨多，厕所肮脏不堪，也无人去管。厕所的东侧就是公共的水房和厨房。东边一侧都是煤气灶，西边一侧有水池、碗柜之类的杂物。平时这里冷冷清清，只有谢奶奶等少数人每天在这里做饭。到了周末便是人头攒动，家家起火，煤气灶会不够用。对这厨房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初期。同住三楼的杨平杨琼兄妹在厨房里下饺子，我们在旁边打趣，说杨平是刘少奇，杨琼是王光美，给饺子锅里浇水是镇压学生运动。记得当时好像是有一幅类似的漫画。
水房再往东是张志桐家。张的老婆是个家庭妇女，面目狰狞，总爱和人家吵架。龚坚就给她起了个“大泼妇”的绰号，后来不知怎么让她知道了，对龚坚大打出手，嘴里还在反骂：“让你说我‘泼妇’……”张志桐也是大院的清洁工，但和孤身一人的窦玉林不同，家有一男一女“一枝花”。只是儿子小明有点大舌头。
文革期间，到大院来看大字报的人特多，夏天那些大人们都会买瓶北冰洋的汽水喝。机关的小孩却大都没钱买，只好收集那些喝剩下的汽水倒在一个瓶子里，一饮而尽，过一把瘾。这时就有大点的孩子捉弄小明，往空汽水瓶中撒泡尿，然后假惺惺地让给小明喝。因为尿的颜色与汽水都呈金黄色，难以分辨。此后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好喝吗？”
“不好喝。”
“什么味？”
“刀（臊）味的……”
“还有什么味？
“豆（臭）味的。”
张志桐家的东边就是龚坚家。记得他家这间小屋原来是程曙光程晓光的家。程晓光与我同班，关系极好，老到我北宿舍的家中去玩。可惜后来因为父母调动工作，搬离了大院。此后张可家好像也在这间住过，也搬走了。
龚坚在大院里的故事可就多了，最著名的大概要算“廖初江资金案”。龚坚的母亲吕月英，当年可能赶巧负责学毛著先进人物廖初江的先进事迹，与英雄结识后，英雄将一笔奖金暂存吕月英处。没想到龚坚无孔不入，能把这笔锁在抽屉里的钱暗度陈仓，最后去前门买了大量我们可望不可即的“花炮”。东窗事发后，龚坚怕父母的拳脚(龚坚的父亲龚庆琪打起龚坚特吓人)，居然敢躲在家中把房门反锁，不让父母进屋，也是超有想象力。
更有戏剧性的是，大院小孩闻讯后都到龚坚家的后窗去向他索要花炮，然后就在楼后的操场上燃放。龚坚那时肯定找到了“普度众生”的感觉，排遣了不少自取幽禁的抑郁和烦躁。这事最后怎么了结我是记不清了，但一顿暴打是免不了的。
龚坚家的东邻是杨平家，哥哥比我大，妹妹杨琼比我小。都说杨琼的名字是因电影《红色娘子军》火了之后，取其中女一号“琼花”的名字而来，是否属实也未可知。兄妹两人都是身材消瘦，哥哥个子很高，都很有家教，不像我们当年那么调皮。他们家里请了个阿姨，这在当时很少见，大人小孩都叫她“杨平阿姨”。只记得她身高马大，很有威慑力，淘气的龚坚尤其怕她。
杨平的母亲佘众长期患病，请阿姨原因于此。听说她后来患癌症早逝，真的很不幸。杨平的父亲杨永源总是戴副秀朗眼镜，文质彬彬的早出晚归，很少能见到。他当年在清华团委工作，后来调到少儿社当了领导。杨平兄妹后来没有去干校而失去联系，听说杨琼的同学有联系到他们的。
杨平家的东边就是一层的东头郑春雷家了。郑春雷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她有个弟弟肤色很黑，叫什么记不得了。郑春雷的母亲性格外向，很像李二嫂，在干校曾经操刀杀猪，堪称一绝。对于郑春雷本人，还真想不起什么故事，也难怪跨世纪后我们在澳洲相逢，她都把我认成丁小鸣了。
对于三楼的二层，我可就不能这么了如指掌了。从西向东，第一家是贾鸣，与楼下的赵燕华家同是套间，兄弟俩把家里弄得那凌乱劲，自是楼下有三个女儿的赵家所不能比。贾鸣的父亲贾学谦，在联络部与吴学谦、朱良同事，对贾鸣潜移默化的影响肯定有。否则贾鸣不会在第一次高考时只有外语及格。后来非英语专业出身的贾鸣能对英语运用自如，而且兴趣非常人可比，不能不追溯到他父亲。贾鸣的睿智和幽默，在大院时倒没怎么显现出来，表面看还不如他弟弟贾华。大约就是大智若愚吧。贾华后来有一段与我在青旅同事，他的办公室同事说他“假滑”，显然就是小聪明了。
贾鸣当年最大的特点是胆小，从正义路口到南河沿，要穿过长安街。我们一大帮小孩过去买冰棍，都是旁若无人。只有贾鸣不敢踏上大街一步，央求我们帮他代买。这种胆小一直延续到他后来进入外贸公司，成为“本本分分”的好职员。他说公司内有胆大的，出事后拉开抽屉到处都是外币现钞，恨不得全世界的钱都有。所以他会为自己的“胆小”庆幸和自豪，尽管他夫人对此也不无揶揄。
贾鸣到外贸公司后的经历极为奇特，因为负责机械出口的“交钥匙”工程，去过的都是国人罕至的国家和地方，比如巴基斯坦、圭亚那、俄罗斯的农村。而且都是一个项目几年的“深度”造访，所见所闻是我这干旅游的闻所未闻的，由此对“天外有天”心悦诚服。
与贾鸣家为邻的，是我的同班同学高丹非的家。从上小学开始，到去干校在一个连队、同去大别山拉练、同回北京，再到大学毕业后先后分到农业部工作，同住在团结湖小区，我和丹非的渊源可谓久矣。在大院时经常去他家玩，印象最深的是他家订了一本《我们爱科学》的杂志。其中一篇《如果地球失去引力将会怎样》的文章，让我们想入非非。因为插图上的人都可以腾云驾雾，让自由度很小的我们向往异常，真恨不得地球引力立刻消失。丹非后来成为高翻和同传界的精英，也是我们发小都引为骄傲的。
左二为丹非
高丹非家再往东是谁家我就记不住了。只记得我家楼上是李雁家，他女儿李晶晶与我们不上同一个小学，好像是景山或是实验二小。二层的东半边也只记住了顶东头的徐跃生家和他的邻居胡晓东家。徐跃生比我们小一岁，却老和我在一起玩。小时候人们都说我俩长得像，经常被误认为是我弟弟。
那时大院里经常露天开会，我们在一旁玩时，就有大人叫我把我“弟弟”带走。四十年后再见，徐跃生已经是共军空军的大校了，头发比我掉得还多，我真找不到像我的影子。徐跃生家里的“奢侈品”是一台电唱机。当年我对那胶木唱片能发出声音很是好奇，经常到他家去听音乐，其实不如说是玩唱机。
四 . 一楼
三楼的东侧是一楼，是大院里住户最多的一栋楼。一共有三层，可我总觉得不止。确认的时候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青旅工作的日子了。在大院的时候老觉得一楼特高大，怎么也得有四五层。一楼中我的同班同学有不少：一层的丁小鸣、朱素美；二层的方坚林、张耕明；三楼的刘晓如，好像还应该有吧？秦佐家应该也在一楼住过。
丁小鸣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副玻璃球跳棋，我们总想跟他套近乎要一个，然后到院里的操场上去挖五个坑玩弹球。当时这个跳棋也跻身“高档玩具”的行列，不是家家都有的。工作多年后见到丁小鸣，问及工作单位，他还因为在计生委而不好意思。后来到国新办当副局长，估计就不会了吧。
一层的北侧东面，有个医务室。上小学时曾集体在这里做过作业。医务室的大夫是同班同学宗萍萍的母亲。宗萍萍在班里是女生中最高的，也坐在最后一排，她的花裙子和头上的蝴蝶结老使我不能集中精力听课。宗萍萍在机关大院的时间很短，后来问起当年的同学，大都摇头不知。
我与方坚林在大院门口
由于父亲同在团中央机关的同一个部门，我和方坚林大约是大院中最早的朋友。在北宿舍时，他母亲就带着他姐弟俩去我家做过作业。想必是我父母都去四清的时候。那时只记得方坚林的姐姐方永列清秀漂亮，与多年后我在中旅大厦见到她的样子大相径庭。我和方坚林还有一张在大院门口的合影，背景是团徽的石雕，我戴了、他却没戴红领巾，可见他的淘气自古有之。
后来方坚林和我在干校同睡过一张两个双人床拼成的床（还有冯平），同住过一个集体宿舍，同被他爹执意要新炉笼火产生的煤气熏着过，同在团结湖一个小区住过，后来也先后进入农业部又先后调出来。张耕明家方坚林家为邻，在一楼二层的中部，窗外有个一楼大门的雨檐。虽然比机关办公楼的小很多，我们也爬出去玩过。张耕明父母好像比较早就调出机关，所以他在大院里的时间并不长。
一楼还有许多比我年龄大的学长，那时去家里玩似乎很平常。比如田伯阳家、孟春家、何阳，我都去过。记得田伯阳的母亲与我父亲同在一个部门，我们是从他家一起去人大会堂看的京剧《沙家浜》。想来那应该是江青将要露峥嵘的前夜，我们是完全的懵懵懂懂看热闹。孟春家里印象最深刻的是挂满他母亲的十字绣，当时只有红黑两种颜色，绣在白色的塑料网上，毛的头像是黑色的，军帽上的五星是红色的。
五十年后会李磊
李磊比我大好多（后来才知道他和李大同同班，比我大六岁），有一段老爱和我一起玩，老爱说毛林周后面应该排上你我了，当时觉得他的言论挺出格，所以印象深刻。他于1968年12月13日去山西原平插队，有当年的乘车证为证。上面大印的单位，于我听来都恍如隔世，堪称文物。这两年我和李磊在机关大院的微信群里不期而遇，掐指一算，整整过去了五十年。相约和丁品一起在方庄见面，留下了珍贵的五十年后合影。
一楼门口有水泥砌成的台阶,是各年纪小孩聚会的地方,也是高年纪的给低年级的起绰号的地方。门口砖墙上常有些粉笔的涂鸦，其中最雅的一句我牢记至今——“往北滑”，因为它与“王北华”的名字完全同音却新生歧义。这应该是从小就异常聪明的冯平的大作。想来那些现在自以为得意的同音歧义的制造者，应该在这里找到鼻祖了。
四 . 小卖部、传达室及其视线之间
一楼一层的北头是机关两个很突出的机构。一个是与一楼楼道相连的小卖部，一个是有大玻璃幕窗的传达室。小卖部内面积虽小，但品种齐全。但当年我们没有零花钱，除了父母指派，很少光顾。只记得其中光线昏暗，地板地，柜台南北走向，然后往东拐了个小弯。同班同学朱蕊的母亲在这里当了很长时间的售货员。朱蕊还有个哥哥叫朱迅，比我们大不少，绰号“老朱迅”。记得郭营讲过一个小卖部的故事：一日傍晚，小卖部已关门。来了个买烟的，敲门不开竟声泪俱下地哀求起来：求您卖我盒烟吧，要不今晚我怎么过呀！
小卖部东侧的传达室，用几块大玻璃围成弧形幕窗，在当时我的眼中很大。文革前，一到冬天，幕窗前台上摆满冰鞋，任人取用。可惜那时我们还没到滑冰的年龄。文革开始，冰鞋也就没了踪影。同班同学刘佐的母亲在这个传达室工作了很长时间。
1967年6月4日，团中央书记惠庶昌，从办公楼南侧一跃而下时，刘佐的母亲看到坠楼人影就大喊：胡耀邦跳楼啦！当时监管惠庶昌的王怀倜，还想跑下楼接一下，没跑到楼的转角就已听到轰然坠地的巨响。
那天是个星期天，大院的大人小孩都跑出来看。惠的妻子正在水房洗头发，满头肥皂沫地跑了来。当时惠并未断气，一个劲地哀痛。可没人施救，惠的太太也在一边痛斥他“自绝于党”。后来据说送到医院，也是拖延不施救而亡。
现在想想真是匪夷所思，毛的“革命”真是能把国人的人性都“革”了。印象深刻的是，惠庶昌被拉走后，为了遮盖大楼前的血迹，在地面上刷了一条很大的标语：“惠庶昌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
五 . 二、四、五楼
三楼北侧、一楼东侧的是二楼。二楼一层（还是二层？）的住家只记得有同班女生胡艳春，还有一个比我小、名字与《红旗谱》作者同名的梁斌。二层的住家也只记住了李小云家和冯平家。这是因为父母与李小云的父母同单位工作（团中央和少年报），父亲与冯平的父亲同部门工作。而且我还在李小云家借住过一段，应该是双方家长都下乡四清的缘故，我借住他家算是有个照应。
但就是因为住他家，追逐打闹时被他家门槛绊倒，把门牙摔断了。当时我们的临时监管人是朱世和，他感觉责任重大，劝阻我摔断牙后不要去游泳，以免感染。我却执意要去，甚至说出“你管得着吗”的不恭之词，让他无可奈何。现在想来是太无礼貌了。
记得李小云家门口曾放了两个大纸箱子，里面养了鸡鸭。他和弟弟戴小京还跑到少年报借了饲养方面的书来看，大有办饲养场之势。后来大约是臭气满楼道遭人嫌弃而无疾而终。李小云和戴小京后来分别为中燃气董事会主席、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媒体事业部总经理，均为各自行业之翘楚。
李小云
从李小云家的窗口西望，就是机关大门，一楼和办公楼尽收眼底。文革中在李小云窗下窗下立了个大牌子，像所有单位一样，要画张毛的巨幅像。当时画这像的有好几个人，但我清楚地记得勾轮廓、画衣服扣子的是裘沙的太太王伟君，画鼻子眼睛的却是当时颇为活跃的杨之行，而且画得很是神似，在机关门前立了好长时间。
杨之行有一次和外面的红卫兵发生争执，在当时绝对是胆大包天的行为。估计那也是美院的红卫兵，在礼堂的南门贴了张挺大的漫画，上面写着团中央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杨之行与他们争执的原因想必是自认为也是“造反派”，怎么成了“王八”了呢？
团中央文革后也涌现出各种“战斗队”，后来合为“革命造反军团”，当然是造“三胡一王”的反了。杨之行应该是其中的活跃分子。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另类和他是新西兰的归侨有很大关系，最后娶了比他年少许多的于萌萌去了美国，也是让人意外之举。
一楼的东侧是四楼，也是我最为生疏的楼。只记得一层住有孙鹏家。孙鹏比我们小，但老爱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玩。还有一家是姐弟俩，弟弟精神有点障碍，绰号“傻鸡毛”（真名不知），据说已早逝。二层有姚平家、路东文家等。姚平兄弟俩特聪明，很快就把我家号码锁破解。姚力也是78级考上大学的，在体检时遇到我，两人面面相觑。估计都想到号码锁的事，没有打招呼。
姚力学日语，在新华社工作一段后就跳槽不知去向。后来在贵宾楼碰到姚平，他已是那里的财务总监了，和我还算是同业同仁。再以后他去了长富宫，再以后偶尔在校友录上能看到他的留言。
在四楼下面我们玩过弹球，挖五个小坑，乐此不疲。结果中午影响了人家午睡，喊也不走，就被泼了一盆凉水，才落荒而逃。估计那是夏天，泼水的应该是东文兄弟之一吧。
五楼在四楼的南侧，隔片空地遥遥相望。我的同班同学赵小鸣、翟翔、彭艳萍等人都住在这楼。由于父亲和李大同的母亲同一部门，我在他家也借住过一段。他家三兄妹，两个哥哥都比我大，小妹李丹比我小。李大同当时对顽皮的我不屑一顾，他弟弟李三丁却经常被我逗急了，要和我计较。李大同就出面把他弟弟训一顿。
李大同那时上厕所老抱着本《林海雪原》，我也就好奇地翻了翻，记住了其中少剑波描写白茹的情诗开头两句：“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估计是那书刚出版的时候。他妹妹那时应该还在幼儿园。后来到干校，大大咧咧整个一个“假小子”，人送绰号“大西瓜”。再后来见到李大同，是见他穿着一身蒙古冬装在大院走过，好不威风。知道他去内蒙古插队了。
李大同
最后就是1989年他到记协出面递交请愿书，接受的竟也是当年团中央干部、后来记协的党组书记唐飞虎。听到李三丁的消息已经是他在给刘翔做科研团队工作了，其间经历不详。看他微信的头像，是不是也去内蒙了未可知。
翟翔和彭艳萍家应该都住二楼，是我常去的地方。彭艳萍那时好像男女界限淡然，经常找翟翔去玩，两人还合作朗诵《革命烈士诗抄》。什么“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我就是从他们的朗诵中第一次知道的，感觉还挺震撼。翟翔有个弟弟，特瘦小，小名叫香香。我老觉得是个女孩名，或许是他父母太想要个女孩的缘故吧。翟翔当年也不胖，所以后来见到，被公认是班上变化最大的。彭艳萍对此感慨尤甚。
彭艳萍离开干校后，我是在青旅期间第一次遇到，她在广告公司搞印刷，到我们那里去拉活。都知道这是个有卤的活儿，我们部门的女经理哪里肯给她？尽管她找了青旅老总、彭艳萍父亲武杰在团中央时的同事。
五楼一层的住户，同班女生赵小鸣家印象最深。那是因为文革期间，老培叔与赵的母亲刘易晏是“对立面”的两派。一日傍晚，老培叔在我家随口问我是否知道刘的家门何在，我说当然知道。老培叔乘兴挥就一篇大字报，乘着夜色让我带到五楼一层，以最快的速度把大字报糊在了她家门上。归途中我俩手舞足蹈，饱尝了胜利的喜悦。大字报的内容显然已不重要，开心的是那特有的形式。第二天赵小鸣的哥哥赵捷就断然认定是我带人贴的，因为只有我熟门熟路。
五楼还有一家有些印象，那就是梁小五家。他家应该有五个孩子，小五最小，比我们还要小好几班，好像是和“大西瓜”一班。他哥哥梁秉生又比我们大，至少要大两班。他家另外的小孩就全无印象，估计应该是女孩吧。干校时，小五家也在三连住过一段，后来好像他父亲比较早恢复工作，离开了干校。
六 . 理发洗澡
五楼的南面是一排层高较高的平房，公共的男女浴室和理发室都自西向东设在这里。在浴室的外间，是一大排有水池、水龙头的洗衣房。先要进入洗衣房，才能进入浴室。浴室的门口有一个大木箱，上面有三个孔，是供洗浴者自觉投币付浴资的，记得当时是五分钱洗一次澡。到一定时间会有专人打开，收集硬币。但打开时经常是无奇不有，石子、土块、螺丝帽……想必都是大院里的孩子所为，把父母给的钢镚买了零嘴，用其他替代物来蒙混过关的，反正也没人监察，扔个东西掉进去有响声，就算交了钱。
进得男浴室，外间是有个长条椅的更衣场所，里面就是几个有间隔的淋浴间，印象中莲蓬头并不多，周末经常人满为患。所以家长总是叫我们不要赶在星期六和日去洗澡。有次我们洗完澡正在穿衣，碰到王燕华进来。因为他比我们大不少，所以也相见无话。王进来坐在长条椅上并不更衣，却是抱膝引吭高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直让我们听得目瞪口呆，息声而退。
当时怎么也没想到，后来我会和王燕华在中旅同一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也才因此知道王燕华表演欲望超出常人，后来在纺织厂工会工作，到旅行社开始也是在工会工作。
文革中的一年夏天，有天忽然有个“高温天气预报”，说第二天的气温将达三十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小伙伴们便商量好要一天去浴室洗几次澡。可第二天却是个阴天，虽然没如约去洗几次澡，也没觉得特别热。当时还有点奇怪。现在想来不免可笑。三十度就算高温了，而当下只有过了四十度才有资格称为高温天气。50年间，北京的变化不是翻天覆地所能形容的。
浴室的门非常厚重，门的合叶是那种突出来的圆柱形的老式合叶，两头有个圆球状的堵头。不知是谁发现了这堵头是内有螺丝扣，拧上去的，所以很轻松地就能拧下来。翻过来形似痰盂，所以起名“尿盆”。更不知是谁想出来用根皮筋箍在“尿盆”沿和球体的连接部位，上面再绑个大钉子，插进“尿盆”中央，钉子帽上绑根布条，找些火柴头塞进“尿盆”，用钉子顶上，然后抛向空中。落地时砰然作响，火花四溅，“砸炮”就这样完成了。现在想来，从卸掉合页堵头到制成砸炮的始作俑者，还真挺有想象力的。日后他应该能有所作为。可惜这个人不是我，是谁也无从考证了。
理发室在公共浴室的东侧，房间不大，只有两个可旋转的皮椅。理发师也只有两个，是老段师傅和他的妻子。老段师傅个子不高，方脸庞，永远是一脸微笑，身穿白大褂，和蔼可亲。我们当年的发型应该都是出自他手，这从那时的照片还可以印证。对他妻子的印象反而不深了。
七 . 东线轶事
从五楼和四楼的东侧再往东，就已接近大院的东部边界了。记得那是一排带高台阶、有门廊的平房。文革刚开始时，胡耀邦就被勒令在这排房子南端的一间里写检查。一个小伙伴得知这消息，拉着我去隔门相望。为了表示“革命”，我们还用竹竿捅了一下门。胡耀邦闻声平心静气地说：“进来我们谈一下么”。我们反倒是心惊肉跳，夺路而逃。
沿着这排大院最东边的平房向北，就可以走到礼堂的后面，甚至能看到礼堂地下的食堂和厨房的半地下的大窗户。这个礼堂的设计却也独特：地下一层是食堂和厨房；地上一层是舞厅；二层才是有舞台的礼堂。
食堂是我们一日三餐必然要光顾的地方。就餐要使用内部的凭证。开始我记得是画卡。一张饭卡上有许多小格，分成钱粮两部分，几两粮食，多少菜金，每顿都要画一次。后来可能是人多了，画卡对卖饭的太麻烦，就改成饭票了。估计没有人能把当年的饭票保存至今，如有也应是珍惜文物了。
从地面拾阶下到食堂，右手就是厨房的大门，左手就是当年我们觉得很宽大的食堂。从厨房的门口由南向北有一溜水门汀的高台，中间部分还有竖起的窗口，供排队者按顺序打饭。在靠近食堂门口的高台，是一处出售熟肉的柜台，大师傅会根据买者要求切下一块熟肉放在秤盘上称好，然后切成片放在盘子里端给买者。我那时常爱站在一边看大师傅的刀功，或许那就是我今天不错刀功的启蒙。
文革开始，食堂的各种荤腥不复出现。清一色的白菜豆腐，让来造反的红卫兵随便吃。食堂的买饭改成了打饭。印象更深的是一次“忆苦饭”，每人一个黑窝头。我只咬了一口，就感觉难以下咽，找个无人处一扔了之。也就是在文革开始的前后，食堂里试销了当时刚刚出现的方便面，我第一次知道了还有这种方便食品，而且产地是日本。现在想来，可能跟那时候搞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不无关系。
食堂的上一层是舞厅。据说文革前每个周末这里面举办的舞会在北京上流社会很有名，国家首脑都曾经光顾过。但是我的印象中基本是个空白，显然是年龄太小的缘故。只记得几次元旦还是春节的晚会在那里举办，米黄色的地板光可鉴人，张灯结彩好不热闹。
相比之下，还是最上一层的大礼堂，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从一搬进大院，这里就是我光顾最多的娱乐场所。一张不知是谁保留的大合唱合影，还能从中间清晰地找到我当年的身影。屈指一算，已经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那礼堂，那舞台，别来是否无恙？
舞台的两侧，各有一个小台阶，我们经常趴在那里看革命样板戏，大约是为了获得最近距离的缘故吧？在上映电影《东方红》的时候，我们还跑到银幕的后面去观看，显然是不管内容、只图好玩。龚坚还扯着嗓子跟唱“九一八，九一八......”歌词谐音还被其他小伙伴曲解，说他“反动”。
文革前，在大礼堂看得最多的电影就是《女跳水队员》，那首“风里锻炼，雨里考验……”的主题歌，至今还能把歌词和旋律倒背如流。后来看胡耀邦的回忆录才知道，有一次他带子女去北戴河。小孩唱这首歌被他听到了，歌词被他大加赞赏。这个电影在大礼堂反复放，是不是和这个情节有关呢？
每个周末放电影前，都会在办公楼通往礼堂的路边的一个黑板上写要放映的片名，记得一次写的是《三进山城》，小孩们都奔走相告，说肯定是个“打仗的”，看了还真果不其然。看了《平原游击队》，很快就传出了这样的童谣：“我是李向阳，坚决不投降。敌人来抓我，我就上茅房……”英雄主义溢于言表。我那时年纪小，经常看着电影就睡着了。观众散去，我还在睡。结果总是被父母唤醒，迷迷糊糊地被领回家。
文革来到，那块告知片名的黑板写上了歌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这宣布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礼堂的功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团员在这里能听一次胡耀邦的报告，是件倍感荣幸的大事。可此时却成了经常批斗“三胡一王”的地方。
文革中礼堂前批斗胡耀邦等
现在的胡耀邦回忆录中常用的一张照片就是在礼堂台阶上的批斗情景。礼堂的墙上被大字报糊得密不透风，礼堂的舞台上也成了大演“样板戏”的地方。当然这里有时还在演“批判电影”，但我等小孩是不让看的。有时混进去，爬到窗台上，躲在帘子后面，还是会被人找出来，轰出门。那份气愤是难以名状的。记得一次大概是演《清宫秘史》，所有机关小孩都没看成。激愤之余，把看电影的大人放在礼堂门口的自行车胎全部扎漏，让那些夜深无处补胎的大人无可奈何地推着自行车回家。
还有一次不知是演什么内部电影，我等同辈进不去，只能从侧门的门缝中往里张望。后面的小孩看不到就往前挤，最后大家齐心协力，居然把门挤破。我清楚的记得挤开门的一瞬间，大家都怔住了，本能害怕地往后退了一步，但反应过来之后，争相冲进礼堂，钻进了一排排座椅中躲了起来。那情景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夏雨宁静偷看内参片真如出一辙。
八 . 办公楼
礼堂西面是工字楼，再往西就是办公楼。这个办公楼应该是大院的标志性建筑。正门朝西沿街，但很少对外开放。正门上有一座团徽雕塑，从而证明这个楼确实是为团中央机关而盖得的。楼虽然只有六层，但层高很高，当年绝对算是高层建筑。对这建筑最初的记忆就是文革前能在节日之夜到顶层平台看烟火。那时天安门周边绝少高层建筑，办公楼就自然成了一个制高点。现在看来，这个制高点也肯定是梁思成所反对的。
当时的烟火结构和现在大不相同。大约是为了延长烟火的滞空时间，使用了大量的降落伞。有许多降落伞能飘到办公楼顶层的平台上，甚至能飘到机关大院里的房上、地上。还有许多没有完全燃烧的礼花弹内部结构会散落在地上。捡礼花和抢降落伞就成了机关大院里小孩和大人的不同主攻方向。
五楼有个工勤人员，他经常拿根大竹竿站在房顶上，把还没落地的降落伞收入囊中，让地面上眼巴巴企望的小孩美梦成空。激愤之余只能嘲讽他的儿子：瞧你的背心、你们家的被面，不都是降落伞做的？说来也巧，他的儿子在捡到礼花未燃部分后再燃时，把头崩破，最后据说是镶了块塑料了事。大院小孩立刻把他原名刘铁军改称刘铁破。
办公楼的俯视图应该是个直角弯尺的形状，东西短，南北长。办公人员的入口是在大院里侧弯尺交角的位置。楼虽六层，却有电梯。那时电梯是个稀罕物，坐上去觉得挺刺激。楼下还有地下室。文革前有一段大约是全军大比武的影响，机关内也办起了民兵，大院内尽是卧姿练瞄准的干部。地下室还搞过实弹射击，据说是为了隔音。那会儿大院小孩少，我们也能混到地下室去看热闹。
对办公楼印象最深的还是文革后的几件事。一个是办公楼内侧的一个混凝土雨搭，本来是起装饰作用的，却成了批斗“黑帮”的舞台。也许是为了避免武斗吧，有一段每天上午定点要把“三胡一王”从二楼的窗户里押出来，“坐飞机”、挂牌、喊口号，批斗一番再押回去。
这时应该是“大串联”最猛烈的时候，这种形式也是机关造反派应“小将”们的强烈要求而为之吧？我等小孩就跑到工字楼上，找到相对的窗口去看热闹。批斗中，每个“黑帮”要自报家门，王伟的地方口音浓重，很快被小孩们记住，竞相模仿：
“我叫王伟，家庭出身地主……”
第二件事情也与这几个“黑帮”有关。那是一个夏日的下午，机关门口突然开来一辆大卡车，上面跳下一帮红卫兵。全部是黄军装，腰束铜头武装带。下车指名道姓要见“三胡一王”。当时肯定是老毛老大红卫兵老二的时期，没一会，他们要见的人就鱼贯而出。原以为会开个批判会之类，没想到这些红卫兵不分男女，一律解下腰间武装带，劈头盖脸挥将过去。一番痛打后，其中一人带头呼了几声“打倒”的口号，然后便都跳上卡车，绝尘而去。
这时我等才来得及定睛去看被打者。被打的最惨的，当数胡耀邦。满脸是血不说，一件府绸的上衣被当胸撕开，显然是皮带的铜头挂在胸前衣兜里撕扯的结果。但是胡耀邦的沉稳和淡定，让我过目至今不忘。只见他一言不发，表情严峻，迈着稳健而又缓慢的步伐，走回办公楼。身上的血迹，胸前的破衣服，似乎都视而不见。
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冷静的。我就记得胡克实被打的后脖颈处起了个大包，他的忿忿不平溢于言表。他专门跑到五楼，找到李大同的母亲李蓉，一边讲着刚才发生的暴行，一边引领李蓉往机关大门而去。我不禁在一边笑胡克实的书生气——那些红卫兵早就溜之大吉了。
另外一件事已于前述，那就是惠庶昌的跳楼自杀。
九 . 南院
这是我对大院的最后一部分记忆，也是相对比较淡薄的。因为这个院落曾经有一段不在我们的活动范围之内，文革前似乎是个封闭的空间。接近文革时，忽然说要在那里修个游泳池。全大院的大人小孩都激动异常。此前我们要游泳，人工的游泳池要么是在紫竹院附近的团校，要么在团结湖附近的青印厂，没有机关的专车，可谓遥不可及。天然的最近的，就是什刹海了。
那时去什刹海要向家长要一毛七分钱。一毛来回坐车，二分存衣，五分买根冰棍。一分也不会多，而且家家如此。每次一要，从不多发。想来那时家长也真有耐性。由此就有了想法混车，互相掩护，省下钱来合吃冰棍的事情发生。也就有了后来被售票员识破，抓住要罚钱，却又无钱可罚、只能补票的情节。
在人工游泳池游泳时，我们最佩服的是李小云。因为只有他敢去深水区游。据说是有一年他随父亲戴云去北戴河，一个夏天就学会了游泳，而且还会自由泳。所以那些更大年龄的小孩见他敢游深水，就常把他抓住，一人抓个胳膊或者腿，一个口令把他抛入深水中，他却能很潇洒地自由泳到浅水区，让我们这些只能站在浅水区的小孩惊讶万分。
言归正传，那南院自从传出要修游泳池的消息，大人小孩就不断跑到工地上去看热闹。按照程序，要先打井。工人们日夜奋战，结果是那里打不出水来，游泳池最后也是只能以流产而告终。我们在家门口游泳的美梦如一个美丽的肥皂泡那样瞬间消失，那份失落就不用说了。
南楼的主要建筑物，除了前面提到的少年之家，还有紧挨东交民巷大街的南小楼，在其西侧，还有两座尖顶的老房子，文革中这两个老房子成了关押胡耀邦等人的“牛棚”。
少年之家那个小楼，我曾经短暂地住过。
少年之家那个小楼，我曾经短暂地住过。那是父母都不在京城的时候。后来调入青旅，又是到这楼上去报到。青旅的人事处就设在那楼上。其间跨度有25年。那楼居然地板扶梯依然在，只是我的朱颜改了。
记得有一次母亲到少年之家来看我，然后要坐车回报社在郊区的农场。我因为去过那里一次，觉得农场特好玩。有个叔叔帮我抓到一只麻雀，在麻雀腿上拴了根绳，让我牵着玩。没想到斜刺里窜出只猫来，一口叼了去。引得我哇哇大哭。所以当我把母亲送到车站时，就缠着要跟去农场。母亲怎么说也不听，她从前门上车，我就从中门上。反复几次，弄得母亲毫无办法。最后只好把我送到东交民巷小学去上课，才了结。
南小楼
南小楼，是南院诸建筑中，我们活动最多的一个了。前面提到的到楼顶上去放风筝，还有文革中跑到上面去看红卫兵冲击印尼大使馆。机关年龄大的小孩还找来气枪枪击使馆的大理石钟楼，无异于隔靴搔痒。三胡一王中的王伟曾住在南小楼，文革中我随大院中年龄大的小孩去那里“抄家”，王伟夫人出来看是一帮小孩，就虚头吧脑地打了个电话，轻易退敌了。
十 . 结语
机关大院，承载了我们太多童年的的梦幻。后来干校回京期间，在青旅工作期间，都有再次进入大院或其中一个部分的机会，但已全然找不到当年的感觉。卫戍区借团中央机关下干校之机，全面占领了这块市中心的宝地，也将我们的许多记忆化为乌有。真希望当年的小伙伴都能拿起笔来，记下我们不同的记忆重点，那将是一本再有趣不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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