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小的群体
也许我孤陋寡闻，老三届中有一个极小的群体的经历似乎从未见诸于文学作品——分配到三线工厂的六六届毕业生。这部分人在全国老三届中有多少，我不得而知。但可以较肯定地说，在北京的数目大概超不过两千。我就是这个极小群体中的一员。
记得是在1967年的9、10月间，北京的工厂和服务行业还有一些外地的工厂在北京的中学中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招工。分到我所在的北京女十中的名额是北京第二外文印刷厂工人一名，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一名，青海冷湖机械厂工人两名，陕西汽车制造厂工人七名。陕西汽车制造厂是由当时的北京东方红汽车制造厂，也就是现在与美国合资的北京切诺奇汽车厂的前身包建的三线工厂。工厂在陕西岐山县辖区，位于秦岭脚下，最近的火车站是二三十里外的蔡家坡。
在招我们这批北京学生时，工厂还只有一个构想，连图纸都没有设计出来。进厂后知道了，我们这一批陕汽学员一共是1500名，都是北京六六届初三、高三毕业生，这其中有北京顶尖的男四中、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也有崇文区、宣武区男女混校的学生，初三毕业生占了大多数，男女生的比例大概是六比四强些。
招工时毛泽东的“五个面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艰苦地区”）的指示还没有下来，除了极少数的中学生自找门路豪情满怀地去了西藏、云南和北大荒，大多数的在校学生还做着升高中、升大学的梦，没有人想到整整六届中学生会被连锅端出学校大门，根本没有了直接升学的机会。因此对这次招工，同学们的反应很冷淡。除了北京的两个名额小有争挤外，外地的两个工厂连二里挑一的局面都没有形成。结果我这个出身有极大问题，本来并不符合三线工厂条件的人居然被陕西汽车制造厂录取了。
这还得感谢当时学校的解放军。1967年底时，上边还没有可以斗学生的政策。虽然我是学校“四三派”的头头，总跟军宣队的意见相左，闹得他们头大，却也奈何我不得，能把我早早送走无疑对他们是一种解脱。大概军宣队不但极力推荐了我，评语也写得不错，否则我不会不但被录取，还在给学员办的进厂学习连队里被指定当了一名连长。
本来我们这批学员应该是在1967年11月报到进厂的，因为北红汽发生大规模武斗，入厂日期被推迟到1968年的2月15日。岂料我离校两个月后，北京中学就掀起了“抓坏头头”的运动，二十五中“四三派”的头头侯禹还被关了起来。
待女十中的军宣队回过味儿来，后悔不迭地赶到工厂来抓我回去接受批判的时候，我已经到青岛培训去了。也许那时军宣队还不具备到外地抓人的财力和权力，并无人追到山东，我得以逃过一劫。
一开始就有人自杀
我的家庭中没有当工人的，二竿子打得着的亲戚中也没有，我对工厂的印象全部来自电影。当我站在北红汽的厂房顶上，看着在中饭电铃声中从各个车间大门潮水般涌出的满身油泥腋下夹着饭盒的工人队伍时，激动得不能自己，觉得那一幕和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中看过的竟是一模一样。
不过这种激动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星期，很快我就发现领导我们进行进厂教育的两个工人简直就是痞子。后来才知道因为他们是占了上风的造反派组织的成员，才被派了这份清闲的美差。
我得了结论：工厂的造反派肯定和我们学校的不一样，保皇派中好人多，而造反派中到是不好的人多。我因之很快和他们发生了冲突。这位代表工人领导我们学习的学员连负责人，立即向学员们宣布了我的“反动家庭出身”，在分配工种时，将我原定的铣工，改成了被视为最糟糕的工种——大型冲压工，让我第一次领教了穿小鞋的滋味，开始懂得“社会”这两个字眼的含义。
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入厂教育下车间前，底盘厂的学员中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名来自男六中的学员在厂房顶上喝敌敌畏自杀了。为什么？没人知道。难道是因为社会令我们这些学生根本想不到的“黑暗”让他绝望了吗？
下车间不久，又有一个来自女五中的工具厂的学员自杀了。她出身不算好，但是也许和车间领导的关系搞得不错，被领导送到《人民日报》当工人通讯员。据说她原以为可以留下去的，但结果因为家庭出身不是纯红色而被退了回来。她因此而绝望了。既然如此不喜欢工厂，当初为什么会报名呢？想来也是进了工厂方知现实中的一切并不像幻想中的那般美好，本以为迈上了跳出“黑暗”的踏板，却又被送回了工厂，因此而受不了，轻生了吧？
这两个学员的名字我当时不知道，也不知道1500名学员中现在还有什么人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只是这30多年来，我从未忘记过他们的曾经存在，常常叹息：多么大的失望才能让他们有如此的决心，在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时就自己结束了她。
虽然对工厂和真实中的工人阶级的失望极为深刻，我自己却从未有过一丝的怀才不遇或者无法忍受现实之感。以我“漆黑”的出身，能够进入制造炮车的三线工厂，已经是十二万分的满足了。我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个尉凤英那样的工人工程师。尉凤英是冲压工，我能也当上一名冲压工，似乎离理想更接近些，因此并不沮丧。
诗情下的画意
经过在青岛汽车修配厂10个月的培训，又返回北红汽过了一年多的学徒生活，我们车间第一批赴陕汽的学员和工人在1970年的7月来到了秦岭脚下的陕汽厂，我也在其中。
厂区窝在一个山沟里，沟底是一个村庄，穿过村庄向上是林场，然后就是秦岭山脉。沟的两侧是三丈塬和四丈塬，诸葛亮仙逝的五丈塬连着四丈塬抹过沟口，进沟时向左抬头望去，就可看到立在塬边边上的诸葛亮庙。
初到时，以为我们是三面环山。待第一个公休日爬上一侧的“山”顶，方知那上面是方圆几里，展展的平地。这才明白老乡何以称它们作塬而不是山。
老乡的村子属曹家公社，散落在沟里，和我们后来建起的厂房并没有什么物体的隔离，这种布局给日后胆子越来越大的农民偷窃工厂物资提供了天然的便利。
沟儿的名字叫麦李西沟，一条小溪顺着沟中间流淌着，春天油菜花，李子树开花了，满沟飘散着清香，绿绿的麦田更令山沟充满了温馨和活力。早晨推开窗户往沟底的方向望去，石楼山的歪顶被云朵缭绕着，深深地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胸膛里已是充满了幸福。
晚上我们在宿舍楼顶上开会、学习，萤火虫尾巴上的灯点亮了，绿色的珍珠般的亮色围着我们绕，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萤火虫，觉得生活真是充满了诗情画意。我从一开始就爱上了这条山沟。
刚到时，沟里只建起了一栋四层的宿舍楼，男女学员混在一个楼里，一层住着一个车间的第一批学员，西头为女生，东头为男生。后来又有三栋楼陆续建好，才分出了男生楼，女生楼。刚刚住进楼房时，楼中并没有通水，全楼的人都要到楼外的一个水龙头提水，还有一个锅炉房，有四个管子从墙的底部伸出供应热水。
到楼下提水是无可奈何之事，但是用过的脏水却没有人愿意再端回去倒，于是从窗户里往外泼脏水成了一景。以后楼里通了水，习惯却已成为自然，虽然各车间发动了多次运动，企图用道德的力量杜绝这一恶习，但终未能根绝。
因为无水，楼里的厕所也不能使用，要到楼外的简易茅房方便。解大手别无选择，必须下楼；而解小手，晚上从酣睡中被紧急憋醒，特别如正值寒冬季节，有谁会觉悟高到跑到楼外去解决问题呢？因此在清晨从窗户泼出的水中，就又多了一些不洁的成分。
幸运的是我的宿舍在最高的四楼，虽说为了符合毛主席备战备荒，节约闹革命的标准，四楼顶上仅仅反扣了一层水泥槽板，这槽板在夏日的白天吸足了太阳的热能，晚上便无情地释放出来。当楼下住的人被山区夜晚的寒气逼得盖棉被时，我们这些四楼居客却热得在床上烙饼，整夜不得安睡。尽管如此，相比污浊的瀑布时时不期而落的危险，住在四楼算是占据了最有利地形。
时间过去30多年了，那个年头的情怀和心境还是用当时的语言表达方为贴切。这里就录下我所在的车身车间学员们的三件旧作品吧：
忆江南（西沟）
西沟好，
碧翠掩红楼。
今日汗流挥作雨，
他年战备车如流。
能不爱西沟？
忆江南（望石楼）
依窗望，
伴友跳（应为眺）石楼。
日照云飘疑仙境，
仙境还需妙手修，
“好景”在西沟。
青春献未来
海是我眼界，
山是我胸怀，
跟着毛主席，
青春献未来。
诗里描述的“碧翠掩红楼”，其实说的就是宿舍楼下污水横流的情景，因为作者年轻人浪漫的诗情，那本不堪的肮脏因此竟具有了画意。污浊且具丰厚“肥料”的常年积水，特别是楼房背靠山塬的一面和上从塬上冲刷下的泥土，成了动、植物们的理想家园，它们在红色砖墙的宿舍楼底层造出了一片环绕的碧翠。
这绿色让住在一楼人的窗户常年不能打开，因为如此恶臭便会立即冲进屋内，蛆虫们也会蠕动成队伍入室做客。我们那时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突击日，任务就是清理淤积在楼背后的肮脏泥塘。说是清理，其实不过就是把那些绿色的东西从楼底挪到防洪护坡上的塬底，给它们搬搬家。
这层绿色能有多厚？说了你也许不信。我们车间有一个外号叫八级的钳工学员，一晚从四楼的窗户跳下自杀，落在了这层绿东西上，楼下的人听到有呻吟声，出楼察看，发现了躺在“地”上的八级，他竟然除去碰伤了一条肋骨，别无大妨。
三首诗中的最后一件“作品”是本人的。几年前遇到当年另一个车间的陕汽学员，她竟然还记得我这首打油诗，告诉我她从这首诗里看出了我的不寻常处，说得我很是飘飘然了几分钟。
李南央与父亲李锐
遭遇谎言
跟我们第一批赴陕汽的学员一起进沟儿的，还有一些北红汽的老师傅。我们这些学员毕竟还未出徒，对如何制造汽车知之甚少，需要技术较高的老师傅的带领。这些老师傅当年其实也不过就是三十郎当岁，可是有了家室的拖累，心境和我们这些无牵无挂，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小青年自不能相比。
为了动员老工人去陕汽，当时驻北红汽厂的军宣队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奔赴三线动员大会。会上很多老工人争先恐后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底盘车间一位工人不但流着热泪高呼支援三线的口号，发言完后还迈着正步，一路高呼着“我要去三线！我要去三线！”走下台去。尽管觉得不少发言人很有些做作，但是我还是为他们表现出的觉悟所感动。
没想到开完会往会场外走时，和我同工段当工人的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撇着嘴说：“别看他们说得好听，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人会去陕汽的。”我当时几乎有一种对他猥亵了这些工人纯真感情的愤怒，我说：“你怎么知道？这绝对不可能！”“不信，走着瞧。”他不想跟我争辩。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对的！所有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过言的人，没有一个名字出现在大红榜上。后来才有信息传出来，那些发言的人都是领导事前布置好的，已被告知他们绝不会进入走的名单。这个谎言对我来说是太残酷了，把我心中仅存不多的对工人阶级的美好感情彻底打碎了。
我的师傅刘贵也在第一批赴陕汽的工人名单中。刘师傅在动员去陕汽的工段会上表态，一定响应党的号召，奔赴三线。散了会，我很高兴，因为我师傅的技术极高，人也善良，能有师傅和我在一起，心里觉得踏实。可是又是那个大学生对我说：“你师傅不会去的。”我说：“不可能！”言外之意，我师傅可不像那些说谎的小人。
这次他说对了一半。师傅没有按日子和我们一起出发，拖了大半年，但是最终抗不过以“停发工资”相挟的组织，终于还是去了沟儿里。我哪里能够体会师傅的难处。师傅老说他是“千顷地里的一颗苗。”——他的爷爷是独子，他的父亲是独子，到了他这一辈，还是独子。师傅的爷爷奶奶，父母亲那时都还健在，全是北京远郊区的农民。他自己膝下还有两儿两女，最小的刚出生不久，大的才上小学。这四老四小的一大家子，师傅一走，就全靠师娘一人支撑。这其中的艰辛、寒苦和悲酸，那时连饭都不会做的我，如何想象得到！
师傅到了陕汽，申请工会救济和行政借支成了家常便饭。可是工会救济的原则是“救急不救穷”。师傅家里不死人，没病人，就“不急”，申请多半不获批准。行政借支，家在北京的老工人几乎都有困难，不能每次都摊到师傅头上。师傅常常因为家里老人或孩子出了事，赶回北京。花路费不说，请假还没有工资，更是雪上加霜。我真不知道那些年月师傅是如何过来的。
几年后，工厂来了一个陕北的老干部——杨书记，他下了个大决心，凡家中有困难，支援三线来的北京老工人都可以申请回京。他真是老师傅们的“杨青天”呵！直到今天他们提起杨书记，还是感恩不尽。我师傅终于回了北京。但是一直到多年后，四个老人相继辞世，儿女们长大工作，才渐渐还清了行政借支，生活有了些起色。
如果说，西沟儿的生活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充满了浪漫的诗情，对于这些老工人则更多的是苦涩和无奈。不过没有人发牢骚。一来那时的社会共识是：三线建设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党和国家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大河水满，小河涨，没有国家，哪有小家？很少有人质疑过在山沟里建厂的荒唐。二来，即使有牢骚，敢发吗？说了让人听见，轻则被认为是落后，重就有破坏三线建设之嫌了。
其实“小河没水，大河干”才是真理。但是那个年月，我们这些年轻人在毛泽东的教化下离真理太远。我因为没有看出三线战略的荒唐，所以没有不理解的苦恼，反而因为远离了专制的母亲，只感受到在沟儿里十二万分的解放和愉快。
“三边”方针
陕汽是那个年代毛泽东“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三边方针的典型产物。我们车间第一批学员到达西沟儿时，厂房连地基都还没有，车间是刚刚收了麦子的庄稼地。车间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我们这些学员就和宝鸡建筑公司的工人一起建设自己的厂房。有的时候连续24小时突击挖厂房支柱的地基坑，真是年轻啊，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我们车身车间因为有大型冲压机，在从北京来的车间主任的坚持下，厂房是水泥支柱，钢梁，砖墙。可是驻厂的军代表说，三线厂怎么能不体现大庆精神？结果硬是将底盘车间盖成了“干打垒”。还没开始正式启用，墙体就裂了缝。只好墙体外又加砌水泥，造价比正常设计高了一倍。不过军代表算的是政治账，没人敢用经济账和他们论个高低。
军代表还有更绝的，说是使用冲水的厕所“太修”了，楼房设计让采用农民的“干厕”。可是楼上“干坑”的粪便如何向楼下排放？估计是设计师们实在想不出方案，向军代表要主意，他们却只具革命精神而没有革命智慧，也拿不出什么高招，结果宿舍楼得以保留了冲水厕所。
但是我们的车间则没有设计厕所，工人们要方便，需到车间外面的“干厕”解决。几年前，我和先生带着女儿回了趟沟儿，车身车间竟然还保留着“干厕”的格局。军代表终于给陕汽留下了一点“革命传统”。
陕汽的产品当年是单一的五吨越野炮车，我们进厂时仍在“三边”之中。到厂大概一年多后，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大名鼎鼎的孟少农到沟儿里来当了总工程师。他立即提出了要民用、军用并行，发展多型号、多车种的建议。但是他竟然不被见容于北京来的副总工程师，几年后被排挤到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在那里他的才华才得以施展。
记得我在厂办七二一大学上学，孟总是我们的校长，给我们讲课。他谈到中国特色的设计，说：“什么是中国特色？难道把汽车的尾灯设计成红灯笼就是中国特色？”那个年代，说出这种实话、真话，给我印象极为深刻。到陕汽的第四年——1974年，第一批车，记得是四辆样车造了出来。车身的大部分部件是靠扳金工敲出来的。全厂几百号职工出四辆车，这种“业绩”大概只有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是可仍以为“自豪”的。
咋吃给牲口吃的东西
岐山县靠近关中平原，虽算不上十分富庶，但是风调雨顺，很少灾害，农作物以小麦为主。老乡主食是面条和馒头，但不懂吃菜，所以辣椒、盐、醋，外加一点生洋葱是当地农民的副食。老乡家的面板有一张单人床那么大，擀面杖很细，只有北京人用的擀饺子皮的小面杖那么粗，但足有半丈多长。
守着这么个出小麦的地方，政府却不让工厂从当地买粮，一定要吃国家统一调拨的粮食。结果我们的主食成了细、粗参和，粗粮为主，而粗粮有很长时间又是以高粱面为主。食堂为了怕纯高粱面的窝头卖不动，就将白面和高粱面和在一起做，做出来的馒头黑里透红。如果高粱面是新粮，应该并不难吃。但是国家统销的粮食一般都是三四年的陈粮，因此那二面馒头的味道极差。
我们只有在过节、过年才见得到纯白面馒头。如果有一天食堂做高粱米，便会出现空前的盛况，那场景常常让我想起电影《乌鸦与麻雀》中从人头顶上爬过去抢换金条的镜头。机修车间的男女学员非常团结，不像我们车间男女界线极严，很多年，男女学员间都不能正常说话。卖高粱米的那一天，若让机修的男学员抢到了最前面的位置，我们就惨了。
那几个男学员扒住卖饭窗口的木框，坚守住阵地，后边的女学员将饭盆一个个地递过去，盛满了高粱米后再一个个传出来。不管我们在后边如何抗议，他们只是充耳不闻，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女学员离去。如此一番，如果我们排队的位置稍微靠后，轮到时则只有那黑红馒头可买了。
主食如此，副食就更困难。有一年的春天不知何故，突然断了蔬菜来源，食堂连白水煮茄子都做不出了，好几个星期只有咸菜汤卖。我们就出去挖野菜，男学员们会想法儿去逮青蛙。有一次从山里跑出了一只迷途的野鹿，车间的男学员加老工人围追堵截，最后将那只可怜的鹿抓到手，杀了、吃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残忍。可是那时候大家馋呵！
当地老乡似乎比我们强，每年宰一次自家养的猪，他们会用醋把大肉做成梢子，用瓦罐装起来，吃面的时候挖出一点拌在里边。省着吃，可吃一年。我们这些拿着城市户口，住在农村的三线工人的大肉供应却成了问题。粮食有国家从外地调给我们，可猪肉的统销却没有把我们这些沟儿里人计算在内，因此厂食堂肉的供应完全没有来源，需要工厂领导自己就地设法解决。
开始用钱还可以向当地的公社或者县里买到猪肉，可是他们很快就学刁了。国家统购统销的农副产品不供应农民，工业用材就更没有农民的份儿。当地政府要买点儿水泥或钢材什么的，连管这些物资的衙门口朝哪儿开都不知道。感谢毛主席的三线政策，把工业材料送到了农民家门口，哪有不利用之理。
想吃肉吗？好啊，没问题，拿水泥和钢材来换。
厂领导刚开始还抗着，说是专材专用，工厂没有权力把国家调拨的物资私自出售给地方。
行，你不给是吧？我也不给你，看咱们谁抗得过谁。
全厂几千口子人，又大多是年轻人，活儿重消耗大，天天吃没有油水的白水煮菜，还时不时地喝上一阵酱油汤，厂领导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开始到了过年时，咬咬牙，匀出一些钢材给县里，换来一人两毛钱的肉票，让大家解解馋。后来干得多了，也没见上面怪罪下来，用水泥、钢材换肉也就经常化了。食堂得以每月发出一两次肉票，我们可以每次买上两毛钱的红烧肉开开荤。
全厂一共有四个食堂。沟儿里边的总装、车身、机修、工具和热处理车间共用一个食堂，叫沟儿里的食堂，在这个食堂就餐的人最多，伙食也最差。位于沟儿中段的底盘、发动机车间和厂办公室共用一个食堂，叫发动机食堂，因为有厂领导就餐，伙食要比沟儿里食堂好。沟儿口有个食堂，是为建筑公司在沟儿口办公的干部办的，但是厂车队和厂基建办的人也在那里就餐。
只有位于沟儿口外延处五丈塬下的铸工车间有自己单独的食堂，归铸工车间自己管理，而不是像其他三个食堂那样由厂后勤科统一领导，因此伙食办得要好得多。食堂大师傅粗粮细做，夜班还有面片汤吃，铸工的人从来没尝过沟儿里食堂那种黑红馒头的滋味。不但如此，铸工车间还最先有了浴室，工人宿舍设在办公楼里，冬天有暖气，他们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最绝的是，他们的领导竟然真能兑现当时一机部的工种补助标准，给每个第一线的工人在曹家公社弄到每月二斤猪肉、半斤白糖，半斤油的特殊供应。那时如果沟儿里车间的姑娘和铸工的小伙儿交了朋友，大家就开玩笑：“是不是那两斤肉、半斤糖勾的？”我的丈夫巴悌忠当年是铸工的炉前工，和他交了朋友以后，每个月可以吃上几次肉丝炒饼，算是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生活在沟儿里的九年中，我自己只得到过一次曹家公社大肉供应的殊荣。那是在曹家公社办公室和悌忠领到结婚证的同时，领到了一张两斤的肉证。办事员在结婚证上盖了公章之后，随手将结婚证翻过去又拿起一枚长方形章扣在了背面。拿过来一看，是“肉证已发”四个字，让我们哭笑不得。好在这四个字被盖在了结婚证的背面，至于如果办事员要把图章盖在正面，我们当时是否可能宁肯放弃这两斤肉的权利而不愿留下这不雅的印记，现在是不得而知了。
后来县里在沟口办了一个小商店，有时会卖些饼干。说是饼干，其实就是无油少糖，碱大得不得了的黄咔咔的小干片。我们给这种饼干起了个名儿叫“脚后跟儿”，其粗糙程度可想而知。但它毕竟是细粮做的，只要有钱，还是愿意一毛两毛地买来解馋。
再后来建厂初期大力提倡的艰苦奋斗意识渐渐淡薄了，人们开始琢磨自己做饭改善生活。不知是谁最先发现了曹家公社的商店虽然什么吃食也没有，可是有煤油卖。于是大家开始托北京的家人买煤油炉、挂面、酱油膏，有的家长还从自己的口中省下肉票，给孩子熬了猪油。但是如何带到沟儿里却是个问题。
出师后，我们每年有15天的探亲假，可以自己随身带些东西回来。酱油膏一次带够一年用的没有问题，可挂面和其他食品能够坚持两个月就不错了。于是学员们互相帮着带东西，这样可以保持小锅饭常年流水不断线。麻烦的是蔡家坡是个小火车站，北京过来的车在这里只停留两分钟，而且车站的政策是每个旅客只允许带两件行李出站。家长们把自家的手提袋给探完亲回沟儿的人送到北京站没有问题，但是车到蔡家坡，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众多的手提包卸下火车并且混出车站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极像一场亚战争。
记得能耐最大的是我的好朋友赵建民和她现在的丈夫、当时的男朋友王槿长公母俩，最多的一次他们竟带回了四十多个手提包，这些手提包整整占据了一个车厢一侧的行李架。赵建民的亲和力是一流的，火车开出北京不久，她已经是全车厢所有人的朋友了。
车到蔡家坡，只见一个窗口探出了赵建民的脑袋，一声“我在这儿！”的呼唤，散落在站台看得见、看不见处稀稀落落的人影顷刻间汇集成巨大的一群涌到了那一节车厢，只见靠站台一面的车窗已全部打开，在赵建民的指挥下，靠窗的乘客们把一个个手提包交到了一只只高高举起的手中，不到两分钟，四十多个手提包倾卸一空。
赵、王二位忘不了向肝胆侠肠的临时朋友们一一道谢，在火车即将启动的瞬间跳出车门。又是顷刻之间，还没等车站的检票员醒过闷儿来，这一群疯狂的蚂蚁已在与车站连通的小巷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赵、王二位各提着两个手提包，挂着一脸无邪的微笑出现在检票口。
渐渐地，老乡的胆子大了些，我们的小锅饭供应品有了就地开源的可能。他们会用自家产的鸡蛋和菜油和我们换粮票、换钱。可怜老乡们生怕被干部发现，割了尾巴，鸡蛋偷偷藏在篮子里用布盖着，待我们走近，悄悄问一声：“换鸡蛋么？”我们就把他们领到宿舍的楼道里进行交易。其实老乡的生活要求实在是低，他们做馒头连碱都不用，面发得恰到好处，吃起来略带点酸，非常可口。跟我们交易无非是闹点零花钱，买个针头线脑、盐面儿什么的。
即使如此，当地老乡的生活比起甘肃的农民要强多了。每年夏天，蔡家坡的火车站里就挤满了甘肃来的“麦客”。当地的队干部到火车站去选自己中意的“麦客”带回家，管吃管住，帮助村里收麦子，工钱是没有的。麦收过后，麦客们背着一袋袋从口中省下的，晒成干干儿的白馍，心满意足地又扒车回去了。
年复一年，到我们来了后，沟儿里的老乡不请麦客了。因为有了我们这些支农的工人，不用管住，只管中午一顿饭。那年我去帮助老乡收麦子，中午老乡用刚收下的麦子磨了面，给我们蒸了馍。我一辈子没有吃过那么香的馒头，一口气吃了四个，足有一斤多。老乡还用豌豆给我们熬了水解暑，我们喝了汤，末了儿还把豆子都吃了。老乡笑我们：这些娃儿真傻，咋吃给牲口吃的东西呢？
丰富的业余生活
一千五百个年轻人聚在一起，生活是不会寂寞的。我们比插队的同辈们幸福得多，一天劳作下来虽说吃的是粗粮和缺油少味的熬菜，但是我们毕竟有现成的饭吃，不用为拣不够烧火的柴草犯愁，不用自己推磨碾面，不用为口粮不够饿肚子。
下了班，吃完现成的饭，还有的是剩余的没有使完的劲儿。车间和厂一级工会组织成了我们大家的最爱。厂工会年年组织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联赛，文艺汇演。我们厂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的一台节目，舞蹈《工厂民兵》《乒乓传友谊》《小簸箕》《送弹药》《长征路上》，歌舞剧《青年突击队》就是现在拿出来，其艺术性也不逊色于当下舞台上的作品。铸工、发动机和总装车间还盖了灯光球场，后来又有了游泳池。
厂篮球联赛时观看人之踊跃，观众情绪随着比赛进程的跌宕起伏，绝不亚于看一场世界级比赛。要是有蔡家坡的西北机械厂或陕西棉纺九厂这些外厂球队来比赛，那就更是沟儿里盛大的节日。全沟人早早出动，都试图占据有利地形，开赛时连塬坡上，车间顶上都会站满了人。
最值得记忆的一次是为参加全国运动会，陕西省临时组织了女子排球队，听说岐山县有这么个聚集了1500名北京学生的工厂，觉得定是人材了得，特意到西沟儿来锻炼队伍，和我们厂的男子排球队打了场比赛。虽说总比分是3比0，我们的男队被剃了光头，但是每局都有个争头儿，实在是那个年月难得欣赏到的一次空前赛事。
我当年是厂乒乓球队、羽毛球队的成员，还当过一届岐山县女子排球队的队员。有一年实行拉练，又恰值中国开展了乒乓外交，县体委把我调去参加了县乒乓球队的拉练队，到农村去进行乒乓球表演，试图掀起岐山人人学打乒乓球的热潮。一日行进到一个农村，没有招待所，住在老乡家。
老乡家的被子里面都是黑色的，从新用到破从不拆洗，被头油亮油亮的。我怕有虱子，将内衣裤的口用鞋带扎紧就钻了被窝。睡得迷迷糊糊中被哭声弄醒，一看是睡在我旁边蔡家坡西机厂的那个杭州姑娘，她和衣坐在枕头上看着黑黑的被头，将腿伸进被窝，又迅速抽回来，反反复复，抽泣着：“怎么办？怎么办？”我差点笑出声来。可怜的她，就这么坐了一夜。肮脏的被子对我真不算回事，能够走出西沟儿，换个地方玩玩儿，还能吃上酿皮和白面馒头、红烧肉，这生活让我十分惬意。
那时的电影虽然没有几部，电影明星也只有西哈努克一位，阿尔巴尼亚、朝鲜是唯一的异国情调，《列宁在十月》演了无数亿遍，但是周末，只要沟口空地上的幕布一挂，大幕的前后就会放满了板凳和砖头。无冬历夏，莫不如此。以致多年后有人带着孩子回北京看日场电影，孩子不解地问：“白天怎么看电影？”问得当妈的直辛酸，觉得孩子在沟儿里呆得真是土得掉了渣儿。
早早结束的生命
当我们这些人不再十分地年轻，谈恋爱就成了一件大事。特别是男女比例极为失调的状况，更使谈朋友成了件不易的事，有人竟然因为恋爱的挫折走了极端。一年春节，探亲回北京的人特别多，厂里没有剩下多少人。当我们回到工厂后，听到了让人伤感的消息。
工具车间的一名女学员因为男友另有所爱，几经哀求，见对方没有回头的可能，将自己吊死在宿舍的门背后，以死示其痴心。女孩儿的父亲从北京来办后事，愤怒地说：为了这种事情轻生，是我家的耻辱。没有为女儿的死掉一滴眼泪。那个男友更是无动于衷，甚至耻笑她太傻。
还有一件事是女方另有所爱，男方百求不得回心转意，竟然将自己的小指垛下一截，装在信封里送于女方。女方吓得不敢上班，领导将她调到另外的车间完事。
可能是西沟儿的天地毕竟太狭小了，每年只有可数的十几天可以走出山沟儿，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期盼的事情太少了，人的感情也就不自觉地变得脆弱，心胸变得憋屈，一点挫折，竟会产生如此不幸的后果。
除了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随着生产的渐渐开展，开始有了事故，有一年，一连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们车身车间的一名钳工。他新婚不久的爱人是我女十中的学生。那时车间使用的乙炔罐很简陋，地下放个铁桶，装上乙炔石，加水、盖盖儿，呲呲一出气，就可以用了。那天这名工人在干气焊活，乙炔气不足，他就去动压在桶上的盖子，没想到盖子一下蹦了起来，从他的头顶冲上去，将车间的水泥顶棚凿了一个洞，才落下来。他当场就死了。
另一个是车队的一个工人，在车间门口等去蔡家坡的班车，他和女友要乘当天的火车回北京结婚。等车的功夫，他看到同伴们在修车，正在卸轮胎，就走过去帮忙。没想到两个人使的力量不均匀，轮胎钢轱一下弹了出来，正好打在他的额头上，将头骨掀去一半。人还没被送到医院就断了气。未婚妻和正在等待办喜事的双方家长如何能接受这样的事实！现在忆起，仍然觉得心里发寒。
悌忠是铸工车间冲天炉的炉前工。炉前挖一个三米见方，两米深的大坑，铁水包就放在坑里。出铁水时，扒开出铁口，一千多度高温的铁水从炉口流入这个铁包。炉前工们这时要将草木灰倒入铁水中搅拌，稍有个闪失，人掉进铁包，就只是一股清烟，什么也剩不下了。好在那些年，他们从未出过事故。
我自己的冲压工种也是汽车厂相对危险的工种。在沟儿里的九年，陕汽一直没有形成大批生产的能力，冲压工相对比较清闲，因此也没有出过太多的事故。倒是我在北红汽实习的那一年多最为险恶。冲压工是危险工种，按文化大革命前的国家劳动法本是不允许做大夜班的。在北红汽支左的军宣队却硬要工人们给党的九大献红心，要求12小时对班倒，造成冲压工段恶性事故频发，而且多出在清晨时刻。
最惨的是一个在厂文艺宣传队吹笛子的工人，他和徒弟对面干，他取活儿，徒弟送活儿。早晨五点多，他见床子对面的徒弟困得一个劲地点头，就说“咱俩换换吧。”结果他自己也困，一个迷糊，送料的手被落下的冲头齐齐地切掉了八个指头。听送他上医院的人说，在救护车上他反复念叨的只有一句：“我的笛子，我的笛子呵！”
有一次我下夜班，清晨骑车回家，骑着骑着竟睡着了，一跤摔在马路牙子上才醒过来。军宣队的心真是钢打的。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跟班干活。也许让他们自己干干，就不会这么往死里用工人了。
无价财富
多年之后，我们这一千五百多学员有三百多人回到了北京，少数人转到了其他城市。大多数人随着工厂迁至西安而离开了西沟儿，又成了城里人。但是铸造车间、车身的冲压车间等还是留在了沟儿里。
1998年我和悌忠带着高中毕业的女儿回了一趟西沟儿。女儿刚到沟口就蹲在老乡的酿皮摊上不起来了，辣得唏溜唏溜地吃不够。沟儿里有了不止一个像模像样的饭馆，朋友们招待我们吃的那顿饭和北京的水平不相上下。我们还去看了当年的宿舍楼，红墙已经褪色，楼道里静静的，没有我们在时的热闹。
朋友告诉我们，这里现在住的是本地招来的学徒工，周末都回家去了。沟儿中间的那条小溪仍像我走时一样被河堤上堆满了的垃圾挤兑着，清清、静静地艰难流淌着。厂房周围的庄稼地郁郁葱葱，一片丰收景象。只是田埂间满撒着垃圾。二十年了，垃圾还是在搬家——从工人的宿舍楼，搬到老乡的地里。
我们到朋友家吃西瓜，大家围着放在地上的脸盆，噗噗地往盆里吐瓜子。女儿说从来没这么吃过西瓜，真过瘾。吃完瓜，我的朋友拿着毛巾给女儿擦手，他们的孩子在和我女儿忙忙同样年纪的时候死于一种怪病。我看着辛酸地要掉泪。女儿说沟儿里的人真好，以后还要再来。
这些年，同时进厂的学员中有人因为心脏病、脑血栓、癌症早早地离开了我们。大多数人陆陆续续地退了休，开始了晚年的生活。聊起来，大家都觉得自己离老还远着那，精气神儿并不比年轻人差到哪儿。西安的朋友们还成立了合唱团，又重现当年的风采，在市里的歌咏比赛中连连获奖。
我们这一代人中去过北大荒的人爱说“青春无悔”。我们这极小的一群三线人，当年被领袖毛泽东“建设三线、准备打仗”的战略思想召到了麦李西沟，是否也认为“青春无悔”呢？我无法代表大家。我自己觉得，当初我们大多数人是放弃了升学的想法，自愿到三线的。虽然在沟儿里成家立业的人，没有能够像大多数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们一样回到北京，但是我们有工资、我们有假期、我们有现成的饭吃，我们还掌握了一门技艺，相比后来只能去插队、去边疆农场的同代人，我们生活在天堂里，我们无疑是老三届中幸运的一小群。
这段经历对我个人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我的人生之路从此一步步走下去，没有转弯、没有断痕。我从一个工人干起，后来成了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从一个开大型冲压机的工人，到今天在美国一流的国家实验室做一名技术领域更为开阔的机械工程师。西沟儿那九年的生活对我无论是知识的获取，还是人生的历练，都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我从未后悔过当初的选择，我庆幸自己当了一名三线工人。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实现了自己年轻时以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做一名工人工程师。
二ＯＯ六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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