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田晟：有一朵花儿无枝可依
田晟， 1956年生，正高职称，初中毕业下乡当知青，1978年考入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毕业后做过两年语文教师，1984年调入大连广播电台任编辑记者。2016年退休，现任大连艺术学院客座教授。
本文作者
初冬时节，已经收割完毕的土地显得空旷寂寥，惟有残存的红叶点染着凋零的世界。我驾车沿着滨海公路从庄河返回大连，一路上听着澄澈空灵的竖琴音乐，觉得像是在述说我自己的故事，内心悲不自胜，泪水止不住模糊了双眼，以至于几次在荒野中驻车以平复翻腾的情绪。
这次远道而来，是为祭奠一个女孩的亡灵，她叫刘凤花，是我中学时的同学。38年前，她刚涉世不久，便香消玉殒，魂归他乡，一朵初露苞蕾的花儿随风飘落，无枝可依。
在中学时，我和刘凤花同一个年级，她是八班的学生，而我则属于六班。刘凤花天生丽质，在学校文艺宣传队担任领舞，是众人瞩目的校花。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大约是在初二时一个郁闷的下午。学校在操场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当时像这样的集会隔三差五就能有一次，大家坐在地上无所事事，集体打着瞌睡。我懒洋洋的目光偶尔巡游一下四周，看到的不是麻木的脸庞，就是低垂不动的后脑勺。就在我要收回目光时，突然一个女孩明亮的眼神和我交汇在一起，眸子中分明有一种无声的话语。我的心一阵悸颤，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青春萌动。
我知道她是文艺队的领舞，但不知道她的名字。从此以后，我们经常在校园里以目光交流，却从来没有说过话。最接近打破沉默的那一次，是在寒假的一天下午，我到学校的图书室借书。时间还早，我在教学楼楼梯的缓步台等待阅览室开门。校园里静悄悄的，很难看到一个人影，我透过楼梯窗户看着街上过往的行人，以打发无聊时光。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一阵上楼的轻盈脚步声，来人转过楼梯与我打了一个照面儿，定睛一看正是她。
面对这不期而遇的场面，双方都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她走到我的跟前，脚步停滞下来，脸上蓦地浮上一抹红晕，与我对视的眸子分明是在鼓励我先开口说话。我的心狂跳不已，想与她搭讪，又不知如何说起，我是一个寡言少语，性格内向的男孩。她闪动着眼睑，像是催促，又像是在等待。而我终于没敢开口。对视了片刻，她挪动起脚步，与我慢慢擦身而过，向楼上走去。望着她的背影，我在心里骂自己是个不中用的胆小鬼……
我与她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临毕业的前夕，学校召集我们最后一批入团的学生开一个庆祝会。与会的也就十几个人，想不到她也在其中。等轮到她发言了，我才知道她叫刘凤花，她的嗓音略显低沉，不像别的女孩那样娇嫩脆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些含沙量的那种女声。
1975年7月，我们中学毕业，走出同一所校门，纷纷扬扬地各奔东西，尘埃落定后发现落脚点却大同小异。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每个人都是批量生产出的产品，相似性是我们的标记。尽管我们没有学到什么知识，但大都别无选择地以知识青年的名义上山下乡，随父亲的单位分配到不同的农村务农。
过去我们的师兄师姐们都是以学校为单位下乡，但从1974年开始转变为“厂社挂钩”——毕业生父亲的单位与相应的农村社队联手，一条条流放城市青年的传送带便宣告完成。刘凤花被输送到庄河，而我让人发配到新金县夹河，我们相距一百多公里路程。
下放到农村，我感觉就像跌落到泥沼中，无休止的体力劳动，有如在泥泞中挣扎，你越手忙脚乱，你就越是浑身无力疲惫不堪。你要是什么都不干，躺在土炕上偷懒歇息，睡意便马上袭来。一觉醒来，就会觉得整个人在沉沦，莫名的渺茫和恐惧感悄然涌上心头——什么时候才是尽头，难道一辈子就这样无意义地生活下去？倦怠，迷茫，无聊，荒唐，物质匮乏，感情饥渴……阴郁的空气，忧伤我的心。我隐隐地感到我们受到了愚弄，于是我学会了怀疑和愤怒。
我想念城市的家，留恋学校生活，也经常想起她……相隔一百多公里，在当时是一个相当远的距离。我最接近刘凤花下乡的地方，是在1976年的夏天，我到新金县磨盘公社去看望一个刚刚下乡的发小。那天大约凌晨两点，火车到达终点站城子坦。
我背着包走出老旧的车站，周围黑黢黢一片，心里琢磨是往东走，还是向西行？兜里又没有住旅店的盘缠，在街上徘徊踌躇，不经意间走到一处建筑工地的巨大沙堆前。我无奈地坐了下来，斜靠在沙堆上，仰望着星空，像个孤儿似的心里空荡荡的。夜雾氤氲，虫鸣低吟，不远处传来两个姑娘的窃窃私语，间或还会响起一阵歌声。
寻声细听，原来她俩就在这堆沙丘的背面，从她们断断续续的谈话内容中推断，她们也是大连的下乡知青，我们同乘一列火车，在终点站城子坦下车像我一样没地方栖身，在这里等待天亮再继续赶路。同是天涯沦落人，在异乡露宿在同一个沙堆的两侧，未见其人，只闻夜半歌声，如泣如诉，尽管时值炎热的夏天，我隐隐感觉到一阵彻骨悲凉袭上心头。多少年之后，每当想起那个夜晚，当时那种戚戚的滋味还是那样的真切。
1977年春节放假，回到大连，我找中学时的哥们儿刘家喜，向他坦露我和刘凤花的隐情，想让他帮忙从中牵线搭桥。在中学时，刘家喜在学校宣传队拉小提琴，对刘凤花并不陌生。
“她死了，你还不知道呀？”突然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看着我疑惑的神情，刘家喜用肯定的语气说：“几个月前，她被一个当兵的擦枪走火打死了，那个当兵的是她下乡青年点附近部队的。咱们同学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事。”
我像被人当头猛击一棒，心里一片空白，只觉得浑身无力，梦游似地回到家，一头栽到床上。后来经过几个同学的传述，刘凤花的噩耗渐渐有了一个完整的情节：她下乡不久，便被选拔为公社广播站广播员。一天，当地部队的一位首长带领一个警卫员，来到南尖公社的大院。首长让警卫员在广播室等候，自己则在会议室与公社领导谈事。警卫员是个18岁的青葱小伙子，与刘凤花这样一位漂亮的姑娘待在同一个房间，不免有些羞怯。为了掩饰尴尬，小伙子拿出手枪慢慢地擦拭，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刘凤花的骨灰就埋在当地。
她去世的时候，正是“文革”结束之际，知青们望眼欲穿的回城路上曙光乍现，而她却在黎明前倒下了。
1978年秋天，我考上大学，知青们也陆续地因招工、接班、当兵等不同门路各奔东西。那些年趁着青春热血还在，只顾一门心思地埋头赶路，没有时间去哭泣过去，因为眼泪会迷住双眼，遮蔽向前看的视线。读书，找工作，寻觅对象，结婚离婚……当走遍了人生的全过程，你才知道它的起点。
大约在我50岁的一个夜晚，在外面觥筹交错后回到家，照着镜子看到自己迷离的眼神和倦怠的面容，扪心自问：30多年来我为什么没有长成一个大树？除了上大学和1980年代那些充满激情的日子之外，30岁之后几乎每天的生活都在重复，渐渐消沉。西方有谚：三十岁死亡，八十岁埋葬。这时我想起了她——刘凤花，心头不禁难过起来。
如今我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她却孤单地栖息在一座荒山上，如果她没有过早地凋零，命运会怎样呢？想必会不错吧，听说没出事前，长春电影制片厂到她下乡的公社选演员，初选时她还被选中，但复试遇阻，没有走成。
不过“自古红颜多薄命”，假如她活着也许会遇到不少磨难？也可能一帆风顺，春风得意。我应该去看看她。不知为什么，自从50岁之后，每当我和过去的同学或朋友聚会，酒醒后常常会想起刘凤花，而且还颇感愧疚：怎么还没去看看她？
2014年，我在单位退居二线，有了大把的时间。深秋里的一天，我驾车从大连奔赴庄河。临行前，经打听得知，现在南尖乡已不复存在，它与栗子房镇合并，政府办公地设在栗子房镇。过去我一直以为刘凤花生前在南尖公社当广播员，所以我就直奔原来的南尖公社所在地兴隆岗村，由于时值下午，村委会大门紧闭，空无一人。我辗转来到边防派出所，值班警官说他们一般三四年就转业，几乎是全部换一茬人，将近四十年前的事，太久远了不可能知道。
无奈我又闯入附近的南尖村，村委会刘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等明白了我的来意，他说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事。看得出来刘主任是个热心人，怕我此行落空，打电话帮我四处打听，还询问了栗子房镇的一位退休副镇长，他在当地生活和工作了大半辈子，但他也没听说过刘凤花的事情。
看来，时间的尘埃能淹没一切，不管是国色天香，还是村姑民女，一律都是平等的无声无息。茫然地走出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座渔港，港湾大坝逶迤延伸到很远的海中，站在坝头上望着夕阳下粼粼波光的海面，心想脚下是这片土地的尽头，“南尖”的地名也许由此而来。心里很空旷，怅惋若失。古人说过“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大地有边际，而人的心思却无远弗届。
冬日西沉，海边一片寂寥，人迹稀少。我逡巡不前，是朝东走呢？还是向西行？一时不知去向，还是到原来南尖公社的所在地兴隆岗村去碰碰运气吧。兴隆岗村有几百户人家，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穿村而过，路两侧约二百米长的距离构成了村子的主要街道。我开车来到公社广播站的旧址，向老乡打听38年前那出悲剧的由来，人们大都漠然地摇摇头，“太久远了！没听说。”
太阳已经靠近西边的山岗，我边走边朝路人询问，心想待会儿天黑了，找个旅馆落脚等明天再说。沿坡而下，来到一处较繁华的路口，看到道边上有家麻将馆人气挺旺，门口有几个50多岁的男人在抽烟聊天。我过去打听，没想到有两个老乡知道此事，“那姑娘可漂亮哩！太可惜了。”这位刚说完，那位接上茬儿，“刘凤花当初不是公社广播员，她是大谭村的大队广播员。你看就在北边，有六七里地。”
来到大谭村，老乡把我引到山脚下的一户人家。这家主妇名为戚爱卿，是1974年大连的下乡知青，后来在当地成家，丈夫叫邹德俊。夫妻俩唏嘘不已，“走了都快40年了，难得有人来看看她！”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刘凤花那段淹没多年的往事，渐渐地浮出水面：
1976年秋天，有一支部队拉练路过此地，在村中稍事休整。那天中午时分，刘凤花在大队部广播室忙完了工作，来到村民老邱家玩，她和老邱家两个女儿年龄相仿，关系处得不错。当时老邱家住了几名解放军战士，刘凤花进了里屋站在门口，看到一个警卫员正坐在炕上擦拭手枪，她好奇地问他一些部队的事儿。小战士一边得意地回答着，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完活后想和面前的这个漂亮姑娘开个玩笑，举起枪吓唬道：“举起手，我毙了你！”
谁也没有想到，随即一声巨响，一颗子穿透刘凤花的身体，打中门框，又飞向窗外……一个二十岁花季女孩，在那个艳阳高照的中午，没留下一句话，溘然玉碎，匆匆走完了一生……
刘凤花质若兰芷，形如翠柳，性情开朗，擅长唱歌跳舞，走到哪里就能把快乐带到哪里，是深得大家喜欢的女孩。她走后，遗体在庄河县城火化，村里组织知青和村民开了一个追悼会，现场悲恸之声不绝于耳。
她的归宿坐落在山南屯西边的木耳山上——刘凤花下乡第二年春暖花开时节，她和青年点的女伴到木耳山踏青，看到映山红如火如荼地开满了山头，景致如画，一时情绪激越，随口说出：“将来我能埋在这里就知足了！”随即响起一阵姑娘们的笑声。
谁能想到，女孩不识愁滋味的一句戏言，半年之后竟一语成谶。刘凤花的父亲当过兵，家里深明大义，诚恳地请求部队不要处分那个失手的战士……
当天晚上，戚爱卿、邹德俊夫妇一再挽留，盛情之下只好客随主便，享用完丰盛的晚餐后，借宿于此。次日清晨，山村四处炊烟袅袅，鸡鸣狗吠相闻。邹德俊带我去祭扫刘凤花的墓地。他指着后山上薄雾秋岚中的疏林黄叶，“你看，就在那个山岗上。等到春天，她的坟四周映山红花开火红一片，在几里外的公路上都能看到。”
趑趄前行了半个多小时，临近山岗。在松树的枝叶掩映下，刘凤花的坟茔静卧在一处土坎上，墓地很小，孤零零的，由石头砌成，半米高的墓碑用水泥浇铸而成，上面阴文铭刻着：刘凤花之墓，1976年10月2日。
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异常激动，终于找到了多年梦牵魂绕的地方。此刻才似有所悟：自己之所以一直想来此地，一个是缅怀初恋的姑娘，二来是悲悼我们这代人蹉跎的青春岁月。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有20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一些同龄人一去不复还，骸骨遗落在他乡僻壤。
夭折的亡灵具体数字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仅仅我们“七五届”的大连下乡知青，就有十几人长眠于“广阔天地”的黄土之下。真切地体验到悲剧的细节，才能感受到什么是彻骨的悲凉，就像传媒界流传的那句报道箴言：“一千万人的死亡只是个统计数字，一个人的死亡才是悲剧。”
山上是静谧的世界，山下是滚滚红尘。我抚摸着墓碑，想起哲人斯宾诺莎的话：“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生的沉思。”从刘凤花埋香的山岗望去野旷天低，山下的一条大路车水马龙清晰可见。当年她俯瞰着一起下乡的同龄人陆续从这条路上离别，回到大连。
假如她地下有知，也许会问：如今你们怎样了？
我回答：我们发奋拼搏过，爱过恨过，得而复失，包括我自己有不少人还孑然一身。我们也曾风光过，现在大都失魂落魄。你没赶上，现在是市场经济，我们也曾损害过别人，见利忘义，攀附权力，把良心兑现成金钱。我们天命已定，有人心满意足，有人萎靡不振，但大都心如止水，寄希望于下一代。还有一些同学已经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们走过了人生的大半路程，又回到了起点。
我问：假如你没有那场意外，你会怎样？
山林无语，鸟雀有声，周围复归一片沉寂。
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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