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张晓岚：那一年我差点没有通过政审关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张晓岚，北京十九中68届初中毕业，1969年上山下乡，1978年3月考入武汉理工大学学习，著有《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管理》，合著《北大老宿舍纪事——中关园》。
本文作者
原题
我的1977年高考之路
我是一个没有念完初中一年级，历经文革和上山下乡共11年之后才进入1977年高考而成为大学毕业生的知识分子，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独特的遭遇。
我于1965年入初中，1966年6月4日停课闹革命时，还没有念完初中一年级。文革中，因为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一直当逍遥派，实际上处于被革命的地位，文革中没有穿过一天绿军装。
从1966年6月到1968年6月初中“毕业”，直至1969年4月的“文革”三年中，串联、军训、下乡劳动、复课闹革命中的许多事情都记忆犹新，但是这些记忆与一名学生的学习都没有任何关系，只有和同班同学应明一起从广州徒步1500里走到韶山和复课闹革命中在物理老师指导下做照相机这两件事，似乎还从中学到一些人生经验和科学知识，确有些意义。
从1969年4月24日离开北京上山下乡（这个日子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在火车上听到九大闭幕的消息），到1977年12月恢复高考的8年多时间里，生活之艰苦，都算不了什么，只是精神空虚、前途渺茫的感受，让人度日如年。1975年11月24日傍晚徘徊于长江大桥上，曾赋诗一首：
滔滔江水，滚滚东去。
疑是天上来，流进天边去。
千秋万载，一泻千里。
奔腾向东不回首，冲去污浊，
更显中华江山丽。
人生百年，生死何惧。
可畏似蛆虫，蜷缩无意义。
生老病死，唯物主义。
精神却应如波涌，蓬勃向东，
平生永葆青春气。
作者在宿舍学习。
也算是自己给自己一点鼓励吧！否则，前途渺茫的痛苦，真会让人窒息而死。
那时要想上大学，只有推荐工农兵学员一条路可走，但全厂每年限定两个名额，还不够厂里干部们的孩子哩！我是高知家庭出身，不可能享有此种待遇。但因为自己在信念上一直认为文化知识是作一个人所不可缺失的，同时也为了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写作，和厂里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朋友，进行研讨，互相学习，编辑车间、厂里的板报。
大约是1973年3、4月间，我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位老工人加班加点修理拖拉机支援春耕的故事。投给长江日报后，没想到长江日报同意发表，通过工厂宣传科和车间领导找到我，因为那时侯，发表文章也要政审，需要我的上司车间主任同意。
车间主任找我谈话，却是一顿批评：“写文章应该真实，不应该写虚构的东西。”好在宣传科的人还知道文学作品可以虚构。过了几天，领导终于同意我去长江日报和编辑见面。那位老编辑和蔼可亲，对我说：“这篇小说是你写的吗？”我说：“是呀。”他又说：“我们通知你已经很久了，你今天才来，你厂里有人说是你父母代写的，他已经重新写了一篇关于春耕方面的短篇。”
从语气上我能感到，那位老编辑并不满意厂里的做法，但是我的文章毕竟没有发表，我感到委屈，只是申辩了一下，文章是我自己写的，其它也就只好无可奈何了！如果文章发表了，我可能就走上学习文科的道路。无论如何，这段时间的业余写作对我1977年高考语文成绩的提高大有帮助。在真正进入高考复习后，我没有复习语文，语文方面的知识完全依靠这一阶段的积累。
1970年5月我所在的武汉东西湖农场准备建设棉纺织厂，我幸运地进了机修车间，先是学钳工，后来又学刨工。不论是钳工还是刨工，都需要一些对数和三角函数知识，我结合工作，把高中数学中的对数和三角函数学习了，这对于后来的高考大有裨益。
真正意义上的高考准备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那时我意识到高考制度将会改革，就从1977年春节后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早上7：00起床，8：00上班，下午4：00下班吃几块饼干后立刻开始学习，学习到晚上8：30，吃夜班饭后接着学习到深夜12：00睡觉。这样就把晚饭时间省了出来，而晚上8：30吃饭正是学习累了需要休息的时间。
按照这样的作息时间，我学习了9个月，把初中二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数学、物理、无机化学自学了一遍。学习的方法是先看概念，再做习题，最后总结每一章的内容，总结包括概念和习题的难点两部分。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父母不断来信，把招生制度改革的消息告诉我，鼓励我参加高考。
我深知：自己已经25周岁，以后可能再没有参加高考的机会，再没有回北京的机会了。作为一个初中一年级没有念完的学生参加高考，知识储备又差得很远，所以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
1977年10月21日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结束，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招生制度改革的消息，妈妈非常高兴，作了七绝两首送给我：
一夜东风送暖来，
红颜白发共开怀。
高峰有志能攀上，
四害清除广育才。
廿五年华莫恨迟，
读书正在少年时。
苏洵廿七犹发奋，
科技奇葩定满枝。
母亲彭兰作七绝二首，用诗的语言鼓励我参加高考。
妈妈彭兰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生，喜欢古诗词，她用诗的语言鼓励我参加高考。妈妈还请北京大学东语系的陈玉龙教授手书了这两首诗，我至今仍把它挂在书房，鼓舞着我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前行。
表哥傅再起当时在武汉市第26中学教书，高考前一个月经他联系我在该校高考班复习，收获很大。在那20天中，我第一次学习了有机化学，至少帮助我的化学成绩提高了10分。
高考前两天，因为边工作边学习，生活节奏过于紧张，休息不够，营养也跟不上，我感觉身体有些支持不下去，就决定停止复习，放松一下。那天武汉友好商场边的电影院放映影片《农奴》，我买票去看，电影没有放映完，我就突然晕了过去，10多分钟后醒来时，影院已经没人了，内衣也被虚汗湿透。我有些茫然，隐隐担心上天是不是要辜负我的努力呀。
考场是在武昌司门口的41中学，考试前一天我去看了考场，看考场后，按照母亲信中的嘱咐，准备了两枝钢笔、一瓶墨水和巧克力。考试是成功的，数学几乎没有错题。我是我们厂十几名考生包括66、67届高中生中的第一名。
考完试当天开始，我晕晕沉沉地连续睡了两个晚上、一个白天，第三天醒来，精神终于恢复了。从那以后，我认定，当一个人的目标没有实现的时候，精神的力量会支撑他决不松懈，直到目标实现。“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说的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吧。
1977年的高考仍然需要政审和推荐。1978年春节是在北京过的，春节后回到工厂，听说我的政审和推荐没有过关，有些人开始取笑：“某某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了，你不是第一吗，怎么没有录取呀！”我立刻给湖北省招生办公室写信说明情况，并打长途电话告诉父母，母亲立刻找父母所在单位北京大学党委，政审通过的信很快寄到了湖北省招办。
1981年底全班毕业照，作者后排右7。
爸爸妈妈的老领导黎智伯伯和魏克阿姨又找我厂的厂长，了解推荐的情况，魏阿姨问厂长：“为什么不推荐呀？”厂长说：“车间书记说这孩子只知道读书，影响群众关系了。”魏阿姨说：“我们现在就是需要爱读书的年轻人嘛！不能再因为是高知出身就不推荐了呀！”通过厂长的工作，推荐关总算通过了。
经历了11年的千难万险，1978年3月终于收到了武汉建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时距离报到的日子只差两三天了。虽然错过了自己理想大学的录取时间，我还是满意的，毕竟省招办考虑到我的成绩，最终把我分配到了从北京迁到武汉的重点院校武汉建材学院（现武汉理工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
对我更有意义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让我不再因高知出身而遭到歧视，我可以和其他所有考生一样并肩进入考场。一个歧视知识分子的社会，显然是一个非理性的、被颠倒的社会，现在，这个被颠倒的社会又回归到理性的道路上来了，这使我感到无限欣慰。
我当时还不知道西方的卢梭所讲的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是前几年从爸爸的书柜里翻阅了卢梭的书之后才了解到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的那种欣慰之情，也许正是出自人生而具有的一种向往平等的本能要求吧！
报到那天，我用自行车驮着行李到了学校。从那天开始，我怀着要追回被文革耽误的十年的愿望，进入了一个为期四年的埋头学习的新时期。
1949年以后中国的教育史上，可能只有77、78级大学生中的老三届，是历尽沧桑才进入高校的。那时上大学的意义和现在是不能比拟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上了大学，就意味着从前途渺茫的窒息和阴影中走了出来，由此而发生了命运的大转折。
在这个过程中，我应该感谢的人太多了，感谢父母是自然的，且不必说；我首先应该感谢的是邓小平以最快的速度改革招生制度的魄力，感谢他让社会重新回到了尊重知识的底线，回到了基本人权平等和公平正义的底线。我还应当感谢黎智伯伯和魏克阿姨，是他们用平等待人的道理说服人，才让我获得推荐的，最后当然还是要感谢命运，命运最终还是惠顾那些向着远大目标而努力奋斗的人。
作者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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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