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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张晓岚:那一年我差点没有通过政审关

2017-08-17 张晓岚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张晓岚,北京十九中68届初中毕业,1969年上山下乡,1978年3月考入武汉理工大学学习,著有《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管理》,合著《北大老宿舍纪事——中关园》。       


本文作者


原题

我的1977年高考之路

 

我是一个没有念完初中一年级,历经文革和上山下乡共11年之后才进入1977年高考而成为大学毕业生的知识分子,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独特的遭遇。


我于1965年入初中,1966年6月4日停课闹革命时,还没有念完初中一年级。文革中,因为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一直当逍遥派,实际上处于被革命的地位,文革中没有穿过一天绿军装。


从1966年6月到1968年6月初中“毕业”,直至1969年4月的“文革”三年中,串联、军训、下乡劳动、复课闹革命中的许多事情都记忆犹新,但是这些记忆与一名学生的学习都没有任何关系,只有和同班同学应明一起从广州徒步1500里走到韶山和复课闹革命中在物理老师指导下做照相机这两件事,似乎还从中学到一些人生经验和科学知识,确有些意义。


从1969年4月24日离开北京上山下乡(这个日子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在火车上听到九大闭幕的消息),到1977年12月恢复高考的8年多时间里,生活之艰苦,都算不了什么,只是精神空虚、前途渺茫的感受,让人度日如年。1975年11月24日傍晚徘徊于长江大桥上,曾赋诗一首:

 

滔滔江水,滚滚东去。

疑是天上来,流进天边去。

千秋万载,一泻千里。

奔腾向东不回首,冲去污浊,

更显中华江山丽。   

   

人生百年,生死何惧。

可畏似蛆虫,蜷缩无意义。

生老病死,唯物主义。

精神却应如波涌,蓬勃向东,

平生永葆青春气。 

作者在宿舍学习。


也算是自己给自己一点鼓励吧!否则,前途渺茫的痛苦,真会让人窒息而死。


那时要想上大学,只有推荐工农兵学员一条路可走,但全厂每年限定两个名额,还不够厂里干部们的孩子哩!我是高知家庭出身,不可能享有此种待遇。但因为自己在信念上一直认为文化知识是作一个人所不可缺失的,同时也为了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写作,和厂里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朋友,进行研讨,互相学习,编辑车间、厂里的板报。


大约是1973年3、4月间,我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位老工人加班加点修理拖拉机支援春耕的故事。投给长江日报后,没想到长江日报同意发表,通过工厂宣传科和车间领导找到我,因为那时侯,发表文章也要政审,需要我的上司车间主任同意。


车间主任找我谈话,却是一顿批评:“写文章应该真实,不应该写虚构的东西。”好在宣传科的人还知道文学作品可以虚构。过了几天,领导终于同意我去长江日报和编辑见面。那位老编辑和蔼可亲,对我说:“这篇小说是你写的吗?”我说:“是呀。”他又说:“我们通知你已经很久了,你今天才来,你厂里有人说是你父母代写的,他已经重新写了一篇关于春耕方面的短篇。”


从语气上我能感到,那位老编辑并不满意厂里的做法,但是我的文章毕竟没有发表,我感到委屈,只是申辩了一下,文章是我自己写的,其它也就只好无可奈何了!如果文章发表了,我可能就走上学习文科的道路。无论如何,这段时间的业余写作对我1977年高考语文成绩的提高大有帮助。在真正进入高考复习后,我没有复习语文,语文方面的知识完全依靠这一阶段的积累。


1970年5月我所在的武汉东西湖农场准备建设棉纺织厂,我幸运地进了机修车间,先是学钳工,后来又学刨工。不论是钳工还是刨工,都需要一些对数和三角函数知识,我结合工作,把高中数学中的对数和三角函数学习了,这对于后来的高考大有裨益。


真正意义上的高考准备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那时我意识到高考制度将会改革,就从1977年春节后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早上7:00起床,8:00上班,下午4:00下班吃几块饼干后立刻开始学习,学习到晚上8:30,吃夜班饭后接着学习到深夜12:00睡觉。这样就把晚饭时间省了出来,而晚上8:30吃饭正是学习累了需要休息的时间。


按照这样的作息时间,我学习了9个月,把初中二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数学、物理、无机化学自学了一遍。学习的方法是先看概念,再做习题,最后总结每一章的内容,总结包括概念和习题的难点两部分。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父母不断来信,把招生制度改革的消息告诉我,鼓励我参加高考。


我深知:自己已经25周岁,以后可能再没有参加高考的机会,再没有回北京的机会了。作为一个初中一年级没有念完的学生参加高考,知识储备又差得很远,所以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


1977年10月21日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结束,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招生制度改革的消息,妈妈非常高兴,作了七绝两首送给我:


一夜东风送暖来,

红颜白发共开怀。

高峰有志能攀上,

四害清除广育才。


廿五年华莫恨迟,

读书正在少年时。

苏洵廿七犹发奋,

科技奇葩定满枝。

母亲彭兰作七绝二首,用诗的语言鼓励我参加高考。


妈妈彭兰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生,喜欢古诗词,她用诗的语言鼓励我参加高考。妈妈还请北京大学东语系的陈玉龙教授手书了这两首诗,我至今仍把它挂在书房,鼓舞着我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前行。


表哥傅再起当时在武汉市第26中学教书,高考前一个月经他联系我在该校高考班复习,收获很大。在那20天中,我第一次学习了有机化学,至少帮助我的化学成绩提高了10分。


高考前两天,因为边工作边学习,生活节奏过于紧张,休息不够,营养也跟不上,我感觉身体有些支持不下去,就决定停止复习,放松一下。那天武汉友好商场边的电影院放映影片《农奴》,我买票去看,电影没有放映完,我就突然晕了过去,10多分钟后醒来时,影院已经没人了,内衣也被虚汗湿透。我有些茫然,隐隐担心上天是不是要辜负我的努力呀。


考场是在武昌司门口的41中学,考试前一天我去看了考场,看考场后,按照母亲信中的嘱咐,准备了两枝钢笔、一瓶墨水和巧克力。考试是成功的,数学几乎没有错题。我是我们厂十几名考生包括66、67届高中生中的第一名。


考完试当天开始,我晕晕沉沉地连续睡了两个晚上、一个白天,第三天醒来,精神终于恢复了。从那以后,我认定,当一个人的目标没有实现的时候,精神的力量会支撑他决不松懈,直到目标实现。“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说的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吧。


1977年的高考仍然需要政审和推荐。1978年春节是在北京过的,春节后回到工厂,听说我的政审和推荐没有过关,有些人开始取笑:“某某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了,你不是第一吗,怎么没有录取呀!”我立刻给湖北省招生办公室写信说明情况,并打长途电话告诉父母,母亲立刻找父母所在单位北京大学党委,政审通过的信很快寄到了湖北省招办。


1981年底全班毕业照,作者后排右7。


爸爸妈妈的老领导黎智伯伯和魏克阿姨又找我厂的厂长,了解推荐的情况,魏阿姨问厂长:“为什么不推荐呀?”厂长说:“车间书记说这孩子只知道读书,影响群众关系了。”魏阿姨说:“我们现在就是需要爱读书的年轻人嘛!不能再因为是高知出身就不推荐了呀!”通过厂长的工作,推荐关总算通过了。


经历了11年的千难万险,1978年3月终于收到了武汉建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时距离报到的日子只差两三天了。虽然错过了自己理想大学的录取时间,我还是满意的,毕竟省招办考虑到我的成绩,最终把我分配到了从北京迁到武汉的重点院校武汉建材学院(现武汉理工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


对我更有意义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让我不再因高知出身而遭到歧视,我可以和其他所有考生一样并肩进入考场。一个歧视知识分子的社会,显然是一个非理性的、被颠倒的社会,现在,这个被颠倒的社会又回归到理性的道路上来了,这使我感到无限欣慰。


我当时还不知道西方的卢梭所讲的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是前几年从爸爸的书柜里翻阅了卢梭的书之后才了解到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的那种欣慰之情,也许正是出自人生而具有的一种向往平等的本能要求吧!


报到那天,我用自行车驮着行李到了学校。从那天开始,我怀着要追回被文革耽误的十年的愿望,进入了一个为期四年的埋头学习的新时期。


1949年以后中国的教育史上,可能只有77、78级大学生中的老三届,是历尽沧桑才进入高校的。那时上大学的意义和现在是不能比拟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上了大学,就意味着从前途渺茫的窒息和阴影中走了出来,由此而发生了命运的大转折。


在这个过程中,我应该感谢的人太多了,感谢父母是自然的,且不必说;我首先应该感谢的是邓小平以最快的速度改革招生制度的魄力,感谢他让社会重新回到了尊重知识的底线,回到了基本人权平等和公平正义的底线。我还应当感谢黎智伯伯和魏克阿姨,是他们用平等待人的道理说服人,才让我获得推荐的,最后当然还是要感谢命运,命运最终还是惠顾那些向着远大目标而努力奋斗的人。

作者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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