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初步回顾与思考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明瑞玮，1949年出生，四川省内江二中高68级2班学生。1969年下乡，1971年进厂，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回原企业工作，仼企业职工教育高级讲师至退休。
作为一个曾经的知青，岁月留痕，多少会有些所谓的知青情结。尤其距1968年底知青大下乡50周年越来越近，加上曾经知青的这代人也已经越来越顺其自然、势不可挡地进入社会组织的各层级甚至最高层，“知青热”似乎不火都不行了。
各地各种知青组织、集会、演出、书刊，风起云涌、不绝如缕。自己也听到、见到一些，有感触，更觉有不足，归根结底，直观表层东西多，历史性理性分析不足。这也难怪，几十年来，整个社会仿佛都只关注于现实具体的种种，而疏于或有意回避理性的反思。何况，既然高层也没有对这方面有过结论性的断语，升斗小民又何必自寻烦愁？
不过，没有反思就沒有理性意义的进步，甚至会重蹈覆辙。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当事人的1700万曾经的知青，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思考。因此不揣冒昧，就己所知所想，来一个个人版的回顾和反思。
如果把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时间设定为从上世纪50年代中开始，到1980年代初结束，大致经历了25到27年的时间。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这20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总共约有1700多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包括到兵团、农场落户，不包括回乡知青）。据说，1969年高潮时期，当年全国插队、到兵团、农场的老三届知青达260万人之众。
据相关统计，四川省在这20多年间，共动员知青下乡接近150万人，其中1961年至1966年近8万人，1969年至1978年141余人，1979年至1981年近两万人。
个人赞成对知青下乡历史阶段的下面这种三分法，而且认为，对这三个阶段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不可一概而论，应该区别分析。
第一阶段开始于1950年代中期，表现为部分大城市知识青年的边疆垦荒。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各项事业如火如荼，这时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朝气蓬勃，充满对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当时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要垦荒数千万亩，部分任务交给共青团中央，完成方式之一就是学习苏联老大哥青年垦荒运动的经验，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主要是高中毕业生）自愿组织垦荒队，开垦边疆，建设边疆。
1955年7月6日，共青团中央发布《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号召和动员城市青年去边疆垦荒。同年8月底，全国第一支垦荒队北京青年自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年底前后，全国许多省份共组织上万名城市知识青年加入边疆垦荒队伍。
共青团四川省委于1955年底向中共四川省委请示，准备动员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开垦若尔盖草地等偏远地区蛮荒地区。1956年2月，全省第一支垦荒队伍重庆青年自愿垦荒队300余人奔赴若尔盖草原。
据统计，截止1963年底，四川全省共安置插场插队知青47000余人。
当时，赴边垦荒运动作为一种尝试，只在部分大城市展开，并未作全国性的广泛推广。内江地区、简阳县这样的基层地区均未参与。
笔者认为，客观说来，这一阶段的知识青年边疆垦荒运动，其主流是应该肯定的。那时的政治运动如镇反、三反五反等，基本没有波及到年轻人的领域。那时氛围下的青年人，热情单纯，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自觉自愿地把垦荒戌边，当成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舞台。垦荒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二阶段始于1960年代中期。以党中央、国务院1964年初发布实施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为标志。
《决定》明确提出：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目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为了开辟城镇学生的就业门路，为了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并將其视为一项“城乡结合，易风移俗”的长期性任务予以高度重视。即此，我国开始了全国性、小规模的城镇知识青上山下乡动员组织工作，包括四川、内江、简阳这样的省、地、县都无一遣漏地尽皆纳入其中。
这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已经有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专门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成为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内容之一。有计划安排、有物质保障，强调自愿原则，注重思想工作，按照政策规定的相关程序有条不紊的进行。
据统计，自1964年至文革前，全国共下乡约129万人，四川省共下乡7万余人。
笔者认为，这一阶段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出发点表现为党和国家根据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城镇就业困难、农村和边疆缺乏有文化的建设人才等等具体国情，尝试把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同改变农村生产落后状况结合起来，并试图通过农村这片大有用武之地的广阔天地，探索培养锻练新型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道路。表现为既具有基于现实的思考，又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特点，其基本方面还是可以予以肯定的。
另一方面，这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只是作为青年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途径的选择方式之一，而且还不是主要方式。其动员工作至少在形式上还是自愿的，不强制要求。而这时下乡的知青，也大多还相信党和政府的号召，并且是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好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真诚的愿望，自愿加入其中的。我的初中同学中，就有人这样满怀豪情，下到简阳县贾家区五指林场去。
但是，这一阶段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始明显带有左的错误倾向，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对运动的影响。
自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示以后，我国在各项工作中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就过于严重地越绷越紧。尤其在高中、大学的招生录取工作上，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路线，致使大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或历史上有问题的优秀学生因此落榜，被人为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成为当时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员对象，甚至在下乡档案中把他们打入另册，归为受限制、改造的对象，对他们造成严重伤害伤害和事实上的不公平。
第三阶段以1968年底毛泽东发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著名“最高指示”为开始标志，到文革终结时还继续了几年，直至1980年代初才结束。是一场强制性的、遍及全国的、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的、几乎触及全国每一户城市家庭神经的大运动。
笔者认为，这一阶段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总体意义上说，是应该基本否定的。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曾起草过一份名为《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的文件，其中说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问题去搞，指导思想错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应该说，文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说的这段话，是比较客观的和符合历史事实的。
具体来说，首先，这场运动是文革的产物，注入了文革中左的思想元素，构成文革中各项錯误决策及实施活动的重要一环，起始并贯穿于文革的大部分时间。中央正式文件已经彻底否定了文革，作为从文革中派生出来并严重打上其烙印的此阶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顺理成章地也应该彻底否定。
其次，这场运动的理论依据，是极左的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判断，及由此推断出的“再教育”理论：所谓中国的教育事业已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要根本改变；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接受思想改造；学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根据这样的错误理论，按照当时四川省革委川革发【68】542号文件的说法，知识青上山下乡就成了高大上的所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实现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在这种严重背离现实的左的思想指导下组织的运动，从根本意义上说，能有何正确可言？
第三，从这场运动产生的直接原因看，完全是文革中各种矛盾剧烈冲突，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时的无奈之举和权宜之计：“走资派”已被彻底打倒，“新政权”（各级革委会）已全部建立，红卫兵的革命造反活动已成为恢复秩序的阻碍。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学生无处吸纳消化，大量积压的老三届高初中学生甚至老五届大学生，都面临迫不及待的出路问题。安置出口问题亟需解决。一套革命的大道理无非是那时习惯的，总要扯起的大旗而已。
第四，它荒废了整整一代人前后十余年的青春岁月，使他们该读书时不能正常读书，该就业时不能顺利就业，许多人甚至在乡下遭遇种种伤害和磨难。几经波折终于返城后，又面临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生存压力。可以说，由领导人在文革中的一句“最高指示”引出的这场知青下乡运动，让这一代人承受了党和国家决策失误的代价。1980年初的知青大返城，就是对这场彻底失败的错误运动的宣告和纠正。
第五，它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文明社会中人们在合法前提下的个人自由意志权利。用最高领导人一句话，强制性的决定了千百万知识靑年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的命运。
它同时也违背了社会文明由农村向城市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进歩的历史潮流，让知识青年整体性从城市倒退到了农村。实际上，我国后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政䇿适当，即使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也是完全可以实现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这个正常方向的。
邓小平1978年在关于知青问题的一次谈话中说，“国家花了三百多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李先念还加了个“国家不满意”。这些虽未见诸中央正式文件，但实际是可以看作当时的最高层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总结和评价。
当然，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始于文革期间的这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确实存在一些次要的、不无积极意义的方面，需要我们客观的、辩证的承认和肯定。比如：
知青上山下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將知识、文明传播到了相对偏僻的边疆和农村，对推动那里的文明进步，改变那里的面貌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广大知识青年在边疆和农村这个相对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劳动，少则两三年，多则十余年，使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意志品质得到了很好的锤炼，对自己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和吃苦耐劳、踏实向上的良好品质的形成，有一定积极的作用，使这一代人能够成为日后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和实干者，并涌现出一批大能当重任的风云人物。
下乡知青在插队生活中，和社员打成一遍、亲身感受和学习到中国农民质朴善良、吃苦耐的好品质，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并加深了对底层社会、对人生道路的全面感触和认识，对于自已的成熟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类似的收获或意义，或者还可以举出很多，但无论如何，这些都只能是这场知青运动的附带、次要的部分，也并非运动发起者要达到的主要目的。
四川省简阳县知青和社员合影（1970年代）
在此，还想陈述点与知青运动有关的几点个人认识。
一是所谓的知青精神
27年的上山下乡，1700万人汇聚其中，今天回首这一切，确实可以而且应该思考和提炼这个深层次的问题。
目前所见，感觉关于此的种种表述仍多囿于大而无当、正确但空洞的标语口号，如不畏艰险、无私奉献、为国分忧、勤劳坚韧之类。这既不符合知青命运的实际，恐怕也很难为知青中的多数所认同。
笔者无意、也无能对知青精神作出恰如其分的概括，但感觉这种概括中至少应当包括：对隐忍和务实的首肯，对强力和谬误的反抗，对公平和正义的渴求，对坚持和追求的认可，以及对反思、批判精神的讴歌。
对此，尚有待大家共同努力，为早日作出恰当而有共识的概括而思者。
二是所谓的青春无悔
现在无论局内人还是局外人，说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常冒出的一句话就是“青春无悔”。笔者感觉，这表述似乎太轻松了一点。上千万知青命运各异，就某些当知青时比较优越、不当知青后比较成功的个体而言，有这样的感慨或许正常，也可以理解。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决不应该是广大知青的共识。知青中命运悲苦、甚至凄惨者，大有人在，他们即使悔了一念、恨了一声，又有何妨？只不过，最要紧的，是振着精神向前看，最应该作的，是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而已。
三是夸大地赞美知青生涯的苦难
恐怕人人都不能否认，总体的知青生涯中，艰难和痛苦远多于快乐，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苦难中的确也走出了许多人，他们当时和后来的成功确实都有苦难的营养起了作用，或许这就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辨证法。
作者的上山下乡证明书
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有理由从整体上，为这段荒唐知青岁月中的那么多苦难唱赞歌。
苦难可以成就人，但是苦难绝对更能够摧残人、毁灭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果我们有可能对苦难与成败的关系作出一个客观科学的数据分析，那后者的比例一定比前者大得多。这是绝不能本末倒置的。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我们赶上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空前规模的、时间跨度长达27年之久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既是不幸，又是荣幸。它使我们成为中国当代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具有特殊经历的“这一代”。
所以，昔日知青们往往喜欢“我们这一辈”这首最近流行的歌。因为歌里有悲叹、有自豪、甚至有“廉颇老矣， 尚能饭乎”的英雄迟暮之叹。
历史总是曲折向前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放到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知青阶段也就是其中的一段向前浪潮中的回湾。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了，就让历史去记载和评说吧。毕竟，走好现在的路，无论对国家、对个人才都是更重要的。
2018年1月8日
附记：本文汲取部分知青朋友的意见，参考网络中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相关文帖，引用孙成民的三卷本《四川知青史》（2015年7月版）中的部分资料和数据。文中未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的知青同学夫妇在乡下（19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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