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今日丨知青时代的革命化元旦

2018-01-01 寒江蓑笠/陈玉华 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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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的元旦

寒江蓑笠

1968年10月到鲇鱼哈， 1969年之前我们除了在雪地里掰过几天苞米，没干什么农活，天天就是吃饭、开会、开会、吃饭。除了星期天放假，有时从早到晚上都没人理我们，我们就疯做、疯闹。当年的“贫下中农们”看到这伙呼呼啦啦似乎从天而降的知识青年，开始也懵。珍宝岛事件是转年三月二号的事，虽然当时的战备还没那么紧张，但连里明令：按军队条例，参加革命不满两年不给探亲假，如擅自探家，按逃兵论处，而1970年前回家的必是“逃跑回家”，因此有一阵回家竟被称之“逃跑回家”。

1969年元旦放假，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一时回不了家，就到鹤岗照张相邮家去，省得家里惦记。照相，我还将就，用家里的老“蔡司”把人装里是没问题的，所以把上照相馆也没当回事。可别人却正式得很，梅瑞华跑老兵那借了个八成新的军大衣，梁英琪更是把早就洗得干净利索的黄军装铺在炕上，牙缸里盛满开水当熨斗，那军装真就变得笔挺，在旁边看得我是满脸的佩服。

元旦那天，连长房树松（兵团一号先进，曾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率领连宣传队到鹤岗市郊区好像叫团结人民公社去慰问演出，一大早饭也没吃我们便搭蹭车到了鹤岗。

鹤岗据说30万人口，却到处是煤矸石，过了“新一矿”就进市区了——“老街（gai）基”（市区就“俩基”，还有个“新街基”）。街道和两边的房子看上去和县城差不多，照相馆是有的。我们八个人——这个人数我一直记得很清楚，除了梅瑞华、梁英琪，还有我中学同学王殿成、李滨、陈云齐、杜恒元和小学中学都同学的王希民。挨着排地照，那张照片上的我不知咋照得怎么看都是一个“红缨枪”——儿童团。“老街基”的商店跟大车店差不多，就一层，却在卖不多见的尼龙袜，三元多一双，划拉划拉兜里的钱刚好够。

早上，房连长就告诉我们宣传队最后一场结束得晚上九、十点，这一大天我们就只好游神似的在大街上转。上午九点多在饭店吃的，下午三四点饿了就又开始找饭店。那时的饭店少，吃饭的人更少，要命的是我们的钱也祸害得没剩几个，大伙凑了半天就够买几个烧饼。冰凉的烧饼，没有菜，干拉儿。吃一半儿，王希民把酱油倒碗里，兑点水当汤喝，我也试了试，太难喝。

不饥不饱地糊弄完肚子，我们竟不约而同地提出“上车站”。

鹤岗火车站还不及眼下的三等小站。不大的小平房脏兮兮的，冷冷清清，只墙角的长木凳上蜷着个人，身上盖着件看不出颜色的大衣。屋中间码的砖头上平放个大油桶，插根烟筒就是炉子，但没火，冰冷，也不见工作人员。我们晃荡到站台上，冻得受不了，又钻进一列火车，车厢里就是比外头暖和。百无聊赖，我们一个一个车厢地窜，“咦，马英滨”，我的小学同学——他竟在车厢里，马英滨和另几个小学同学在5连。我和王希民凑过去“你怎么也在这？”“咋的，不行啊？”他好像很不高兴，一副带答不理的样。不用说他是逃跑回家，不愿让人看见，而这趟车确是开往哈尔滨方向的。“回家，”我们的眼睛一亮，但也就是眼睛亮亮而已，逃跑回家——胆子可没有马英滨那么大。火车快开了，我们才依依不舍地下来，目送它“呼哧呼哧”地开往家的方向。

家——那渺茫苍冷漆黑得不见五指的夜空。

我从不记道儿，只是跟着大伙在黑夜里走，两眼一抹黑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许一小时，也许两小时，猛地有人一掀棉门帘子，我们就进了一个和漆黑的旷野比还算亮堂的大桶子屋。屋子一头的空地上连里宣传队的曹玉成扮演的“高大叔”正敲着梆子，领着彩红（白萍扮演）和众民兵，在抓王玉扮演的“特务”，那是个歌舞剧。乐队有任富有的小号、胡志祥的长号、马宝仲的黑管、刘鹤滨的二胡、霍宝鑫和战再滨的笛子等。当年，连里的宣传队不仅在15团，就连鹤岗一带也小有名气。

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了这么一群我永生难忘的人们。

一群真正的农民，满屋子都是，老的、壮的、少的，男的、女的。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最起码生产大队一级的聚会场所，大小要比我们的大食堂还大，虽没舞台曹玉成们只能在空地上表演，但前边的人仍然向汽灯“吱吱”作响的方向使劲伸长自己的脖子。

屋子后面靠近门照例有一个横躺着的圆油桶——炉子，油桶里的炉火呼呼地响，油桶都成了暗红色。油桶的上方也吊了个汽灯，因没人顾上给它充气，只是有一下没一下地喘着。终于有人摘下它，气哼哼地充气，挂上，随后扔下一句“这帮犊子真他妈懒”，油桶下顿时白昼。

油桶四周是一群年纪和我们相仿的男女，男的在不无夸张地争先恐后地说着，那帮有着两个红脸蛋儿，脖子上扎着五颜六色头巾的女青年们饶有兴致地听，并不时地“窃窃”笑着。男女无一例外——那些嘴上没叼烟的则手里正用纸“索索”地卷，叼着烟的则不时地把手里的“毛克”（葵花籽）准确地抛进嘴里，抽烟跟磕瓜子合并同类项头一次看见。空气中弥漫着刺眼的旱烟味儿。

虽然生产建设兵团也种地，我们也干农活，但实事求是地讲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我都未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农民，而且是特定环境下的一群农民。

终于散场了，我们爬上拖斗，宣传队的加上我们，小小的拖斗塞得满满的。北大荒三九天夜晚的冷风无处不在，手脚冻得跟猫抓的似的，脸也冻得梆硬。四十多里旱路，到连里又冷又饿的我们几乎连车都下不来。

房连长听说我们还没吃饭，又亲自下厨给我们做饭。

这就是1969年的元旦，我离家以后，在兵团过的头一个节日。

原载黑龙江并图15团知青新浪博客

下

蹉跎岁月：冰天雪地度元旦

陈玉华

1970年的冬天出奇的冷，常常风雪交加，最低气温已经降到零下43摄氏度。

　　新年前夕，指导员传达了上级指示：黑河地区领导要来分场检查工作，元旦不放假、一律出工。话音一落，大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垂头丧气——这么冷的天还要出去干活，这不是要人命吗？

　　元旦清晨，值日生挑水回来，身后带进一股冷风，铁桶和搪瓷盆磕碰的咣当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睁开惺忪的眼睛，用嘴里呵出的热气温暖着双手，迅速穿好衣服，摘下冻得发硬的毛巾，在漂着冰碴的脸盆里洗漱，凝固的牙膏怎么也挤不出来了。

　　开饭的钟声敲响了，我们一路小跑去吃早饭，食堂里雾气腾腾、冷气森森，墙角处堆着的土豆冻得像黑铁蛋，一个个卷心菜晶莹透亮，像是冰雕玉刻般的艺术品。大家来不及细嚼慢咽，急慌慌地把早饭扒拉到嘴里，赶紧逃离这冰窖般的食堂。

　　匆匆回到宿舍，姐妹们把所有能御寒的衣服全都穿在了身上。两人一组，到仓库领出铁锹、柳条筐和小爬犁，在分场的大道和马号周围捡粪。

　　天空阴沉着脸，刮着凛冽的西北风，扬洒着雪花，空气冷得似乎凝固了。知青们拉着小爬犁，扛着铁锹，在冰天雪地里来回穿行。刺骨的寒风打透了厚厚的棉衣，一阵狂风呼啸而来，卷起地面的积雪，朝我们身上抛，我们在风雪中踉踉跄跄，不停地拉着爬犁在雪地里来回奔跑。每个人的后背、帽子和露在外边的头发都挂着一层白霜，口罩四周冻得硬硬的，眼睫毛上结满了冰珠，只得使劲地眨着眼睛，泪水和着雪水，挡住了模糊的视线。我默默背诵着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西风颂》里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苍白无力的太阳渐落西山，天色将近昏暗，一挂挂马车收工回来了。车老板揣着手，抱着马鞭吆喝着，头发和胡须上结挂着冰霜，活脱脱一副圣诞老人的模样。马儿昂着头颅，抖动着漂亮的鬃毛，细细的长腿在雪地里“嗒嗒”地奔跑，它的身上也披着一层白霜。几辆绿色的吉普车，渐渐地消失在茫茫的雪原里，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总算走了……

　　酷寒的一天我们终于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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