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梅长钊：30年后我回乡下设宴感谢乡亲们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1968年下乡前的我
梅长钊， 1947年出生，1966年武昌实验中学高中毕业。后经历文革 、下放、招工、高考，1982年武汉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任中学高级教师。1989年起，除发表专业论文外， 在《长江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瞭望周刊》《南方人物周刊》《新民周刊》《雨花》《杂文月刊》等报刊发表多篇作品。
原题
我拿什么回报你
——回乡记
那年暑假旅游完，返程由荆州回武汉，途中要过潜江。三十年前曾下放到那里，多年来常想回去看看，这次正好路过，且手中的旅费也还有多余，于是决定中途下车，到当年的生产队去探访下。
潜江城已变化得认不出模样，只剩几幢当年熟悉的红砖斑驳的老建筑引起回想。曾经下放的地点是渔洋区三桥公社，位于潜江的最南端，凭借方向的判断与旧感觉，没花多少时间，我就走到了通往渔洋的那条公路上。
眼前仿佛一亮，当年窄窄坑洼的碎石公路已变为宽阔漂亮的刷黑柏油路。车站路边停放着几辆中巴车，这景象在我各地的旅行中常常见到。中巴车启动，座位舒适，汽车飞驰，望着窗外后退的风景，揣度着下放地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兴奋和忐忑不停地交织在心上。
客车在“瞎子街”把我一人扔下后继续前行，这个当年的地名有点不好听。四望田野碧绿，远近却不见一个人影，茫然片刻后，终究老马识途，很快寻觅出通往前进大队的那条两米多宽的板车路，从这里步行到队里大约需要一小时的时光。
偏西的太阳已现金黄，路边水田里的水稻叶片密密匝匝，青绿挺拔，在微风中摇曳，好像比当年还实壮。一人独自走在曾走过多遍的，寂静的乡间路上，目光四巡，到处都有回忆，许多往事涌往心上。
不知道我们曾住过的房屋现在怎样了。
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下放时的景象：无情的寒风横扫着马路上的枯叶，一九六八年年底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的操场上，多辆卡车轰鸣，满载携带被窝行李，不知命运前途，即将远离父母的稚嫩学子。车到潜江渔洋，一学校的同学分散再分散，四男三女的我们组分到前进六队，最后被带到生产队高大的仓库屋旁。
刷得雪白的仓库巨大，以至挨着仓库侧边白墙搭好的知青房屋看起来只有一点点。屋里的土地上靠里直立着几根两尺高，拳头粗的树枝，再水平横竖绑着几根丈余长，稍细的枝干，铺上晒棉花用过的旧芦席，堆上蓬松松，褐黄色的稻草，这就是我们的床铺了。
第二天下午看着几个中青年社员在离我们住屋一丈远的空地上挖坑，他们熟练地立柱，上梁，檩条上铺草，屋角里起灶，架上大铁锅，半天时间我们的厨房便大功告成。
熟悉的百里长渠出现在前方。
上渠沿渠而行，两旁树木繁茂。记得刚到生产队不久的一天和社员们一起去长渠我们生产队所属的一段整枝，整下的树枝运回队里分给各户当烧柴。拿着借来的柴刀，第一刀向树枝砍去我便砍伤了自己的手指。左手无名指背上砍出一条近两厘米长，浅浅的伤口，细小的血珠从里面沁出，接下来我便小心翼翼地继续工作。这条疤痕现在已淡隐得几乎消亡。
向下面的渠水望去，大出意外，那水面竟被一层绿色的萍藻覆盖，显得十分粘稠和太过营养。而当年这里是清波荡漾，一看就令人联想到起“问渠那得清如许”的诗章。
那是下去后的五六月份，我们组的人经过这里。看到这么清亮的渠水，我和小李欢喜地下到水里游泳。起来后惊惶地发现小李身上密密麻麻地泛起了几十个红点，象被毒蚊叮咬过起的红包一样，我身上也有两，三处。半个月后小李被查出得了血吸虫病，回武汉治疗。我随后也提心吊胆地检查了多次，包括几年后调回城里参加工作后的一段时期，所幸没有问题。
一年之后，还是和小李一起，被队里派去修筑汉沙公路。
放工后的一天夜里 ，我俩并坐在汉水边的高坡上，四周黝黑静寂，下面看不清的江水中有一盏微弱的桅灯在往下游移动，有节奏的机器“突，突”声轻轻轰响。那是一艘拖船，正缓缓地驶往汉口方向。
“ 要是能回武汉就好了，哪怕扫大街我也愿意。”一直目送着那盏桅灯远去消逝后，小李子真心实意地地对我讲。
和1958年大办钢铁，浪费劳力，破坏资源，一声令下，全国每个中小学都修起高炉，学生停课捶矿石一样，把在校学生全部下放农村是中国人民本不该经历的许多痛苦磨难中的一样。
如果当年能有留城和下乡两种选择，大多数家长与学生定会选择留城。当然现在也有人放言“青春无悔”，赞扬“与工农结合”。但说这种话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会将他们现在正在读书子女或孙子送到田地里去“无悔青春”。
给知青带来苦难的不是农民，他们经历过更多的苦难历程。
每年冬天他们都要挑着铺盖行李和工具，沿着脚下正走着的这条路，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修水利。行进在挑着行李，干粮，工具的农民的队伍里，我想见了秦朝以来千年的农民，默默行进在服劳役，戍边疆的泥泞道路上的模样。
在工地附近农民家里堂屋靠板壁的泥地上铺好稻草，展开行李，晚上十几人在地铺上挤睡在一起。天不亮就穿衣下地，从河下担起沉重的河泥一步步艰难地向上。
沉重的劳役连农民都感到害怕，一个红烂眼眶，长着几颗麻子，外号叫做“麻瞎子”的农民忿忿地对我说：“这比国民党的时候还要‘拐’些。”
在生产队的地里劳动休息时，麻瞎子还睁大眼一脸认真地对我们说过：“ 林彪是个奸臣！”
那时离“ 九一三 ”叛逃事件还有两年，林彪还是“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麻瞎子的依据是林彪那一对粗黑竖起的眉毛，农村戏台上奸臣的扮相都是这样。说这话在城里会被捉起来，但贫下中农在这里说了无事，我们也就又一次认识了农村和城市的差异。
在农村要被捉起来的是目无干部，抗拒服水利劳役的人。
四小队的陈以汉和组里的另一位同学实在忍受不了沉重痛苦的水利劳动，他们从工地跑回队里，收拾东西准备回汉过年去。大队派人将他们抓回，挂起黑牌游工地。神经脆弱的陈以汉受不了刺激得了精神病，回武汉后送进汉口六角亭精神病医院。
他的家在武昌，父母都上了年纪，我家在汉口，曾煮过几次稀饭装在罐里送到医院去。
在那困苦的岁月里，农民关爱与帮助了我们。
那时十五六岁的农村少年也上了水利，他们一直生长在农村，比刚参加体力劳动的二十岁上下的我们还有力气。我在姚伢子的面前放下空框子，轮到他铲泥。他三铲一块，刷刷刷象切豆腐一样轻松地给我的一个框里装上了两大块方方正正，泛着青色光泽的河泥，那河泥一块就有二三十斤。两块放上后，他又抿嘴踩锹，乐呵呵地加上了第三块，脸上露出坏坏的笑意。
突然间，他发现一旁他的父亲正怒目瞪着自己，又赶紧低头将多上的一块铲了回去。
开饭的时间到了，炊事员将做好了的饭担上工地。社员们一涌上前盛完饭后，就各自端到一旁的地上蹲下，对着运输车辆从家里带来的菜坛子拈菜吃。那都是些用辣椒和面粉拌好用油炸过的“咂胡椒”，好的还会在里面加一点小虾子；还有酸豆角，酸洋姜，泡腌菜等。
我们小组的菜有时没带上，因为在家人自己的菜都很紧张。没菜嚥的我只好厚着脸蹭菜，一个菜坛伸一筷子，他们不曾拒绝。有的还远远地喊“小梅！过来‘哈’一点。”
1971年队里派往荆门漳河水库参加三线建设在宣传队，后排左1为我
红日西斜，四周一片静寂，我仍一人在田野小路上踽踽而行，在脚步声中将往事回想。
想到工地蹭菜，又想起一个笑话：因为不善管理又不够齐心，小组的菜地里野草长得齐腰深，这引得社员羡慕。一天，记工员“嚼筋老头”的老婆把我手一拉，笑着求我说：“小梅，把你们园子里的草让我割一点好不好？”
冬天来了，小组没菜吃，女生找到了李队长， “你们可以到队里猪场的菜地挑菜吃。”那一大块菜地离我们的厨房不远，菜地里有的是一指头粗的胡萝卜 ，于是我们一冬的菜就有了保障。
穷忙苦累的农村每年也有一段清闲和快乐的时光，那是阴历十五之前，我们在武汉过完年返回农村的时候。
那时还没有开始上工，即便上工，时间也短，且都是些轻松事项。
农历年还没有过完，家家都是早上十盘，中午十碗，乡里人好客，每家轮流派小孩来请我们知青去坐席。这是那里的风尚，早上的十盘通常摆在主人屋前台地上的小方桌上。真正的荤菜其实不多，卤藕，卤干子就算两盘，但总有些腊鱼腊肉，小鱼小虾，豆腐圆子什么的。餐前还会端上一碗热腾腾，白花花的糖水鸡蛋，这些都是一年的积蓄，平常哪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中午的十碗则摆在主人家的堂屋正中的桌上。
红日快要落到地平线，我已远远看见前面的那座熟悉的木桥。
过了桥便是我们六队的田地。六队的房屋是一字形由这里开始向远处的东荆河延伸排开去。我猛地想到这次来该拿什么做“节意”。
当年下放时，乡里习俗赶街回来的人或走亲戚的人都会买几根油条当作“节意”。“节意”就是礼品，现在常说的“手信”。在这次来队之前也听说有些老知青返回队里，见面时向村人分发香烟糖果，还听说我校一位当大官的同学，给县里有关部门打了招呼，批了一笔钱将他们队前小河的木桥改为水泥的。不过又听说拨下的这笔专款后来没有花费到村上。
转眼过了小桥，踏到了六队的土地上。
离我最近的那栋房是张传玉家的住房，这我很熟悉。张传玉当过公社干部，因生活问题罢官回到队里。他长得英武，见多识广，对人热情，农事样样精通，毫不费力。和我们知青很谈得来，农活上热心给我们指导帮忙。
走近他家土台，他正坐在门口乘凉，老了许多，也黑了一点。见我招呼，楞了一下后，惊喜地喊出我的名字。
“你怎么来啦！”他大声说道，把我引到屋里倒茶，招呼老伴赶紧弄饭，一口气又问了我好多问题。我随后也知道了他家和队里的许多情况。
当年他那两个八九岁的儿子神气漂亮，现在一个在镇农机站，一个工作在外地。他说队里已分田到户，这当然与1949年的分田有异。现在稻棉品种改良，农田灌溉，收割都用机械，交点钱就行，田地里劳动强度大大减轻。
“现在生活真是好了！”他笑得那样开心。
“冬天还出去修水利吗？”
“修水利都是国家的事！机械化进行。”他说得斩钉截铁，满脸高兴。
我感到欣慰，时代进步，没有人再任意役使农民。
“小梅，来！”他弯腰挪动一下凳椅，指着桌上道：“ 没有菜！我们一起吃。”
饭后聊天继续。
“现在村里，青年多半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多是儿童和老人。”
“李队长的女伢子在广州好多年了，她在那里发了财！嘿，李队长刚刚从广州回来。”
“书庭伯现在怎么样？”我关心地问传玉。
书庭伯胖胖墩墩，二老当年对我们最为关心。他在大队榨坊里管账，每到过年都要给我们每个人弄几斤香油带回武汉。二老无子女，一到他家里坐，就会拿葫芦瓢到里屋的缸里舀米泡糖出来给我们吃。那年招工一部分组员招走后，他们把三位女生接到他家去住。我总记得每天早上他一步一摆地往榨坊走去的情景。
“书庭两老都死了。”
我很惊讶，传玉说到这里停了下。
“是自杀死的。”他接着说道，声音低沉。
我感到震惊，如针刺心：“为什么自杀？”
传玉没有多说，好像是因过继儿子后家务上发生了矛盾。
沉默后又问过一些事，然后我想到了“节意” 。
工地上伸过筷子的一个个菜坛，过年时一家家请我们上桌的十盘十碗，冬日让我们任意采撷的生产队菜地，电影镜头般地在我脑中闪过。知恩图报，欠债当还，我当回请他们。
“还想和你商量个事情。”
“什么事？你讲。”传玉看着我，脸上漾着笑意，当年他和我们说话总是这样的神情。
“下放时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得到很多的帮助，我们心里一直很感谢。我想请大家吃个饭，这里有八百块钱，请队里帮办四桌酒，明天中午每家来一个人。”
“做饭人的工钱另外算。”我紧接着补充。
“那怎么行？怎能让你破费！”传玉捏紧我的手，扬起头变大了声音。
“你一定要帮我说说去！” 我态度坚决肯定。
“那好，我去李队长家里问问看。”传玉松了口，我看出他心里其实也高兴。
传玉是何等能干的人，不一刻便返回。
“走，我们到队长家里商量去！”
岁月也染花了李队长的头发，原先的会计和李队长坐在一起。
见面的高兴自不用说，几番推辞后大家接受了我的恳请。
“我们队增添了人口，算起来要办五桌酒才行。”李队长望着我缓缓说道。
“那不要紧，我再拿两百块钱出来！”我连忙说。
“这倒不必，我们农村办酒便宜，你拿的钱够了。”
“烧火人的工钱我还是要另外出的。”我又道。
“那也不用。”李队长道：“烧火人的家里多来一个人就行。”
真不愧是队长，我打心眼里佩服——这么简单就解决了问题。
接下来，他们就一起热闹地商量盘算要割多少斤肉，买多少斤鱼，在哪几家捉鸡，拖几箱啤酒，买多少斤鳝鱼，派什么人去办理。
第二天清早从传玉家出来，我早早来到小组当年的住地。
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厨房没有了，我们的住房屋没有了，就连那巨大无比的生产队仓库屋也没有了。
只有脚下生长着鲜绿庄稼的一片土地！熟悉的一切都杳然不见，唯有原先屋后边的那口清水池塘静静躺在那里。
我怔在那里，感觉不可思议。
万分感慨后，也想通了道理——阿房宫现在都没有了痕迹。
来到杨伯夫妇的坟前，这是一大片水田间几棵小树下的两座小墓，墓仅伞大的面积，一尺多高的堆土。我默思良久，低头行礼。
接下来往村外的东荆河走去，我想看看河那边的老新镇，它离我们队比渔洋镇还近。当年休息时结伴到那条老街上逛一逛，买根油条吃是能让我们快乐一整天的。
东荆河河滩地很宽，那里有生产队的“黑田”，生长着过年时我们带回武汉的花生。河水却很浅，一条大木船交通两岸，渡河一次两毛钱。船属我们小队，它使我们队的工分值高于别队。用一根竹篙撑船渡河的是队里的社员，坐在船头收钱的就是我们知青了，农民信得过外来的知青，却信不过他们自己。
东荆河也激发过诗人的灵感。寒风凛冽，江阔云低，一片迷茫的河岸边，脸厐长得有点象普希金，喜爱作诗的张友生登堤后昂头大喊：
“啊，东荆河……我的伏尔加！”
奇怪的是，回武汉扫大街都愿意的小李和诗人张友生第一批招工回汉后，怎么几十年都不曾在武汉相遇？
熟悉的渡船，熟悉的江天河岸， 站在渡船上我可清楚地看见当年坐在船头收钱的我的身影。但那个腼腆，懵然不悉社会的年轻人却丝毫不能料见到后来的招工，进城，教师的职业，与芹芹的姻缘，父母的亡故，社会的巨大变迁。料想不到两年后他会离开，三十年后的他又会从外地回来站到船头同一地。
“人生”二字在我眼前闪过。老的说法青年是十五岁入团到二十八岁退团的这一段时期，而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青春中又最为葱绿的三年，之后一晃，又三十年过去。
下船时船老大把船钱退回我的手里。
中午的宴席开始了。
五桌酒席设在两户挨在一起的村民家中，屋台下的路边上停放了不少的自行车和摩托车，屋里男女老少坐满，个个满脸笑颜。喧笑声响成一片。
满屋酒香，菜一盘盘端到每张桌上。一张张酡红、欢笑、晃动的脸，一次次碰杯、划拳，爆笑声连绵。看见乡亲开怀酣吃畅饮，我的心里满是快乐，还有感到卸掉了些许情债的轻松。
一位喝红了脸的老人对旁边人说：“分田以后这么多年都没有这样聚过了。”一个端着酒杯，在吃喝的坐客间侧着身子挤过来的年轻人边移边大声嚷：“早知这样，该把县电视台的记者请过来录像！”
“我要回去了。”
酒席终了，心愿完成的我向李队长和传玉众人告辞，准备动身，还是一个人步到瞎子街再乘巴士回潜江去。
“怎不多玩些时？好，你跟我来！”张传玉大声嚷道。
满脸通红的传玉执着我的手臂同我出到门外，话别几句后，他指着屋边一辆红色摩托车要我坐上。土台上满是人，一位青年小伙敏捷地跨上那辆摩托的前座。
在青年的身后坐稳，向大家挥手告别，停在这辆车前面两辆摩托车轰响，发动，向前加速。
身子向后一仰，座下摩托也跟着开动。这时候，众人站立的台地上响起了“噼噼啪啪”的巨大声响，震耳欲聋的红色挂鞭在弥散的青烟里燃放。
离别竟放鞭相送，这我万没料到。
奇怪的是，鞭炮声并没因车子的远离而减弱。
回头一望，更没想到，身后面还紧跟着四辆飞驰的摩托，最后面那辆车上一青年平伸着右臂，手尖向下拎着一挂燃放着的鞭仗。七辆摩托的车队逶迤向前飞驰，摩托车的轰响和清脆响亮的鞭炮声打破乡路的静寂，一路连绵不绝，飞向天际，飞向远方。
西哈努克亲王来汉访问的情景，在脑际浮上。
来时独行一小时，回去车队数分钟就到了公路旁。
停车后的年轻人聚拢来，从未谋面的那群后生个个笑容满面，我不知道村里一下子哪来这么多摩托车和年轻人，他们应都是我离队后方始来到世上。
鞭炮仍在马路边不停燃放，他们举手拦住一辆驶来的的士，一位青年拉开车门送我上车，另一位在前面的青年将到城里的车钱塞到司机手上。
小车开动前，又有两小伙麻利地将两大塑料桶香油放到我的脚旁。
依依挥手的年轻人和绵绵的鞭炮声很快远去。
出租车在公路上飞驰，眼睛凝望前方，回想送别情景，心里难以平静。
感动与感慨在脑海中翻腾。
我拿什么回报你？我淳朴善良的六队父老兄弟。
近照， 与孙女希希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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