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梅长钊：苍凉的归途
作者简介
梅长钊， 1947年出生，1966年武昌实验中学高中毕业。后经历文革 、下放、招工、高考，1982年武汉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任中学高级教师。1989年起，除发表专业论文外， 在《长江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瞭望周刊》《南方人物周刊》《新民周刊》《雨花》《杂文月刊》等报刊发表多篇作品。
一九七零年年初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我挑着近七十斤重的担子， 行走了七十里路程，终于在黄昏时赶到了汉水边的小镇泽口，准备坐第二天早上的小火轮回汉口过春节。
担子里挑的是几十斤糯米，二十多斤花生和七八斤油，这是生产队河滩地的“ 黑田”里的收成“ 瞒产私分”的。加上分得的五十多元现金和口粮，这些便是我辛苦一年年终分配的全部收入。说起来，这一担东西现在已算不得什么了，可在那一个月只有二两计划油，过年才有半斤花生的日子里，有这一担东西挑回武汉，无疑是会令人羡慕的了。
傍晚的泽口镇冷冷清清，看不到什么行人，经过紧闭着店门的街道，我径直赶到河边的候船室里。准备稍事休息一下，再去买点烧饼什么吃的。就在这时候，一胖一瘦的俩中年人走到我的面前。
“喂，你有没有省粮票？麻烦帮我换一下，我们吃饭还差半斤粮票。”瘦个子中年人请求地对我说，一边将一张半斤的武汉市粮票递给我。
我很快地从口袋里找出一张一斤的省粮票，不吱声响地递给了他。
“ 哎呀，这怎么办，我没有粮票找给你。”
“ 没有找的就算了，不要紧。”我静静地对他说。
我的话一落音，他们互看了一下，后面的事情就出我意外了。或许他们觉得我的回答够朋友，胖个子中年人走上前来，一只手在我肩上一拍，一边大声对我说：“ 你还没有吃饭吧？何不我们一起去吃？”他见我在犹豫，又紧接着说：“ —— 我们请客。”
“ 不，谢谢，不用，再说我要看行李。” 小时候每次跟父亲外出，父亲总是叮嘱我要看好行李的。
“ 这有什么要紧？”瘦个子中年人瞥了一眼我的行李，不以为然地说。“ 喂，麻烦你帮看下行李，我们吃了饭就来。”他扭头对坐在离我不远的一位候船旅客打了声招呼。
“——这下总可以了吧。”说完，就不容分说地拉起了我。
盛情难却，我被他们半拖着走了。一边走却一边耽心：放在候船室里的行李安不安全，要是那个人马虎，看丢了行李怎么办？边想边走， 很快拐过一个街口，来到一个店面关着的餐馆，推门进去 。
餐馆里人不多，却灯火通明，热气腾腾，香气四溢。那两个中年人拣了张里厅的桌子坐下来。
我等着吃碗热面，赶快回去，不料服务员来后， 他们竟一气点了五六个荤菜，还要我也点两个。我不好意思地推辞了，他们又点了两个菜。
菜和酒端了上来，在我们面前摆开，对于三个人来说，这是多么丰盛的一桌。 不用说我在农村一年难见几片肉， 就是家里过年做的菜 ，也没有这样精美可口。
那一胖一瘦的中年人不断地劝我吃菜，我一边吃，一边却不住地挂念我的行李。“ 糟了！”我突然感到大事不好—— 要是他们认识那个帮我看行李的人，合伙骗了我的行李，岂不是有苦说不出？
想到这里，满桌菜肴虽然诱人可口，我却巴不得早点结束。碍于礼貌，好不容易都吃完，我想该可以走了，他们却又倒来几杯热茶，还递给我一杯。我的疑虑越发重了，匆匆喝了茶水，告辞了就走。
一出店门，我立刻三步并成两步，向候船室跑去，心悬得厉害：要是行李不在就完了。拐过路口，远远看见候船室的大门里，我的行李还在长椅上安然无恙，旁边的那位旅客还在那里打盹，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只是心里又添了几个问号：这两个人怎么这样阔绰大方？他们是干什么的？
天完全黑了下来，我把行李移到靠里面的长椅上，在长椅上躺下，头枕在行李上，这一夜就这样熬过了。
到四点多钟的时候，有人在售票处窗口排队，我赶紧拧着行李赶过去。售票口仍紧闭着，在一起排队的十几个人，便在售票口上的灯光下，东南西北地拉扯起来。
一个穿铁路制服的胖胖中年人不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跟谁都谈得拢，讲的也十分有趣。我问了他铁路上的一些事情，他说他是跑上海——乌鲁木齐一线的列车员。我问他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说是来看他的一个朋友。他也问了我到哪里去，还笑着问我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售票时间快到时，买票的队伍已经变得很长了。售票窗口打开，我从拥挤的人群中挤了出来，总算买到了船票。
外面，天已吐亮，泽口镇醒了，不顾刺骨的寒风喧闹起来。小火轮的汽笛响了，我挑着担子，随着人流上了船。在二楼后舱找到一个地方安顿好，这才松了口气。
轮船在又一声长鸣中离开了码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河岸，忽然我看见前舱那边围了一群人，正在往里面看什么。我跟上前去看，只见一个比我小两三岁的下放小知青正蹲在地上啜泣，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回到行李边，过来一会，见昨晚请我吃饭的那一胖一瘦的中年人正向我这边走过来，他们也看见了我，远远地和我打招呼。
“ 知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走到我跟前时 ，我指着前面那堆人问他们。
“ 跟你一样，是个知青，被人骗了。”胖中年人慢慢地对我说，声音有些低沉。“ 买票的时候，有个人对小青年说他的钱包被人偷跑了，回不了武汉。小青年同情他，给了他五毛钱，让他买一张最近一站的船票，等上了船再说。这个人万分感激，一同上船时，见小青年东西多，就说帮他背一点。谁知上船后直到船开，小青年到处找不到这个人的踪影。”停了一下，他又说， “听说这个骗子，是个穿铁路制服的胖中年人。”
“ 我的脑子突然炸了一下，那个穿铁路制服的胖中年人和我谈话的情景一下浮现在我的眼前。难怪他要问我带的是什么东西，难怪他和那么多人谈得那么亲热。如果他要骗我，我恐怕也是跑不脱的。然而我并不觉得庆幸，想着那在地上啜泣的小青年的身影，想想同是知青，同样不佳的处境，只是涌起一种物伤其类，兔死狐悲的感觉。
“这个小青年被骗去了几十斤油和肉，”胖中年人继续告诉我，“特别造孽的是，小青年没父母了，跟着哥嫂过， 嫂子待他不太好，他这次特意多带了点东西回去，却又被骗落到这个地步。”他叹了口气 ：“我和他刚才一个人给了他五块钱。”他指了指旁边的瘦个子。
“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这样慷慨大方？”过了一会，我终于向他们问道，我想解开心中的困惑。
“不瞒你说，我们有点手艺，会打老虎灶，从武汉下乡来，一次做几个月回去，一天一个人挣个九、十元钱不是什么难事。”
我心里马上明白了，这正是当时报上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人，其实就是现在的手艺人，个体户了。
小火轮在苍凉的天空下缓缓地行驶了一整日，凛冽的寒风不时把船栏杆边的防寒帆布篷掀起一角，远处是缓缓后移，没有尽头也没有生机的河滩地，间或见到几株在寒风中抖瑟着枯枝的树木。天黑了下来，只是从愈来愈密的两岸灯火中知道，汉口快要到了。这时，天空竟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
我担着行李，回到了家里。父母亲见我归来，高兴自不用说。黄黄灯光流泻下的小屋充满着那么多的温馨，显得那样暖和，母亲替我拍打着身上的雪花， 父亲笑着对她说： “真是风雪夜归人啦！”
时间已过去几十年了，我的父母都已先后作古，然而这一段旅途上的经历却让我时时忆起，不知那一胖一瘦的中年人现在怎样；那小青年想已脱离了困境，我祝愿他生活幸福；至于那穿铁路制服的胖中年人，不知现在是否已改邪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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