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朱志宏：我在木瓜会种瓜看瓜偷瓜

Original 2018-01-19 朱志宏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插队时

朱志宏，1956年生人，山西太原人。1974年高中毕业到木瓜会大队插队，1976年被召入太原钢铁公司当工人。1977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读本科，1982年分配到沈阳黄金专科学校，1985年调入山西省委党校。1986年考入中南大学社会科学系读研，原系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974年7月我们高中毕业，12月22日我来到太原市古交区木瓜会大队插队。由于我的姑舅大哥在这里搞过四清，大队照顾我，把我被分到了林业队。林业队里都是一些有技术的老头，就我一个年轻人。

作者18岁时的留影

我们村叫木瓜会，由于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木瓜，就对这个村名感到奇怪。我问村里的人：“咱们村为什么叫木瓜会？”他们说：“因为这里有木瓜。”我问：“我怎么就没有见过？”他们说：“只要山里才有。”有一天我们到山上劳动，他们指着一个大沟里的木瓜树说：“你看，那就是木瓜。”只见几棵木瓜树在半坡上，能够够的着的木瓜早已被人摘去，还有几个木瓜挂在半山腰不值得人们冒险去摘。改革开放后，我在超市见到木瓜，于是买来尝了尝，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我是带着怀旧的心情品尝木瓜的，感觉木瓜吃起来有些淡淡的甜味和一些土腥气，恰如我在木瓜会的人生经历。

野生木瓜

木瓜会虽然不盛产木瓜，但西瓜和香瓜却在古交区很出名。除了是因为种在沙土地外，种植方式也是重要原因。比如，我们村种西瓜的时候，要先挖一条沟，并在沟里放上一种上等的肥料——豆饼。我们村还有几十架葡萄，葡萄的品种也不错，在古交也是畅销货。此外，我们村还有几棵苹果树，苹果的口味一般，每年也收不了多少。所以，每年各家可以分到几斤。据林业队的老头们说，我们村原来苹果树桃树很多，由于不符合以粮为纲的精神，大部分让公社逼迫砍掉种庄稼了，这几十架葡萄藤大部分也是最近几年繁殖起来的。

我在木瓜会不仅学会种西瓜和香瓜，还学会了挑西瓜和香瓜。挑西瓜的秘诀是一看二拍三挤压。成熟的西瓜一般有棱，越是突出就越熟。但并非越熟的瓜越好，有些瓜熟透了就成为了空瓤瓜或娄瓜。所以，这就要用手去掂量和拍打。用手一掂，轻飘飘的就是空瓤瓜。把西瓜放在一只手上用另一只手拍，如果声音是嚯嗒嚯嗒的，感觉像是拍暖水袋就是娄瓜；如果是声音清脆，像是拍一块石头，就是生瓜；只有托西瓜的手能够感觉到上边拍打的震动传下来才是好瓜。最后一招是一个损招，因为经过挤压的西瓜容易坏，但这一招也是最容易学的一招。抱起一个西瓜，把耳朵贴在西瓜上用双手挤压，如果听到“沙沙”的声音就是好瓜。

最损的挑瓜法

据说，林业队几个人曾经到太原办事，在一个瓜摊上买了个西瓜。他们一边吃，一边品头论足。市民知道他们是种西瓜的，就纷纷让他们帮着挑西瓜。结果他们一挑一个准，把瓜摊上的好西瓜都快挑完了，惹得卖瓜的把他们大骂了一通。我的挑瓜技术没有那么绝，但有几年也还是有人请我帮忙的。不过现在这种技术没有用了，因为西瓜的品种改良了，又大又甜。而且卖瓜的打开半个让你尝了以后再买。

我们村的葡萄藤每年秋天都要下架埋入土中，春天再挖出来搭在架子上。这样就可以保证葡萄藤不会在冬天冻死。葡萄藤在下架之前还需要剪枝，以保证主干在冬季可以得到充足的养分供应。到了春夏之际还需要剪枝，把一些枝枝杈杈结不了多少果却占取养分的枝条剪除，以保证结果的枝条营养充足。对于苹果树也需要剪枝，道理是一样的。我在高中时曾经在农科院学习过苹果剪枝技术，但还买了一本果树栽培的书拿来看。我一边认真向这些老果农学习，一边把我从农科院和书上学来的东西介绍给他们。这些老果农感慨地说：“咱村就你一个是真正的知识青年。”

架子上的葡萄

林业队的队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头。他的脾气很好，办事总是与其他老头商量着来。他对我也很好，这既有看在我大哥的情面，也有我每次回来都要孝敬他的缘故。开始我偷偷给他塞包烟，或晚上拿一斤点心去看他。后来他得知我母亲是五金交电售货员，就求我帮他买灯泡。我怎么好意思收他的钱，每次来都给他送一两个15W的灯泡。

这个消息传开后，村里人纷纷让我替他们买灯泡。我不好意思收钱，林业队长就给我出主意，说：“大家知道你孩厚道，但让你孩贴钱大家也不忍心。这样吧，我给大家说说，以后让他们拿绿豆换你的灯泡。”我开始不愿意，但又不忍看着村民买不到灯泡而袖手旁观，也就同意了。以后成了惯例，我每次回家都带几十个15W的灯泡，回家时背一口袋绿豆。由于这种交易，我与村里很多人成为朋友，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我们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一帮老头把村里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翻出来聊。我听得津津有味，由此对中国农村有了一些了解。这个经历是一般知青所没有的。许多知青在农村学会了农活，却并不了解农村和农民。他们在知青点吃住，往往自己扎堆在一起干活聊天，所以与当地村民接触不多。

林业队老头们最津津乐道的是我们村的一个寡妇，据他们说是个破鞋，村里有好几个男人与她有勾搭。这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长相一般，只是穿戴比村里的妇女精干些而已。我认识这个妇女后，见识过她的利害。有一次，一个人讽刺她，但她却有恃无恐，站在高坡上她家的门口，指桑骂槐地破口大骂。结果，那个人还了几句嘴，就钻回家不敢出来了。

这里的农民称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为“旋门子”，即偷偷把门旋转开溜进去之意。“旋门子”这个词非常形象，感觉比“搞破鞋”更加贴切。有一次，我与一个当地的后生开玩笑，说他“旋门子”。他真恼了要和我动粗，当然我也不示弱要和他打。后来被其他人劝住，并说了我一通。我这才知道当地人是如何忌讳说别人“旋门子”的，于是向那个后生道歉了事。

不过我听当地的农民说，在古交山里的一些村里时兴换妻，即两个男人交换着到对方家里去睡觉。我当时对这种风俗感到骇然，不过细想，在连电也没有的小山村，这也许是他们唯一的娱乐吧。2010年网上报料一个副教授组织了一场换妻游戏，结果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这位副教授说不定就是在这种风俗的环境下长大的，才有了这种荒唐的举动。

农村虽然没有报纸电视，但消息传递的速度却也飞快。不仅村里发生的事很快就会传遍全村，而且区里发生的大情小事也很快就被从区上回来的人口中在村里传开了。人们对于村里舆论十分在意，因为村民们常常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搬出来反复说。这些舆论不仅对当事人有压力，甚至对他们的后代也有影响。谁家祖上干过什么缺德事，其坏名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难以消除。我住的窑洞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村里的故事有些比这孔窑洞的历史还长。由于村民生活在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社会中，所以做事都有分寸。

类似于木瓜会村头的大榆树

我们村有三个村民们常常聚集的地点，一个是官道旁靠近村头的大榆树下，一个是饲养室，另一个是康队长家。在没有微信的年代，村里的各种消息主要是从这几个聚集点散布开的。村头大榆树非常大，四五个人才能够合抱住。大树底下用石块垒起了一个很大的台子，上面能坐十几个人。这个地方是女人们会聚之处，天气暖和时，女人们就坐在大树的台子上一边做针线活，一边东家长西家短的扯闲话。当然，这地方也不是妇女们的专属地，出工的男人们也常常聚在这里一边聊天，一边等人聚齐了听候队长的分派活计。

饲养室则是男人们聚集的专属地，因为这里住着的饲养员全是男的。饲养室似乎是专为男人们聚集而建的，屋子很大，一个大通铺上可以躺八九个人。而且饲养室就在官道旁边，来此也比较方便。男人们没事的时候喜欢躺在饲养室的炕上抽烟聊天，炕上躺不下就坐在地下的木敦子上。特别是在雨天无法出工，这里更是挤着一屋子抽烟聊天的男人们。

康队长家之所以成为聚集地，原因之一是他家就位于大榆树的旁边，出工的人常常在他家里等待分派活计。此外，他家的房子也多。他老爹住一间很大的房子，里面有一个能躺八九个人的大通铺。老爷子八十多了喜欢热闹，人们躺在他的大炕头就和躺在自家炕头一样自在。所以即便不是等待派活，人们没事时也喜欢聚集在他家聊天。在大榆树旁边还有一口井，很多人家都从这眼井里打水。打水的人有时候把水桶和扁担放在井旁，到他家里聊几句才再去打水。

这里的村民酷爱山西梆子，几乎人人都会唱几句。他们对区文工团的演员了如指掌，常常如数家珍地评价他们看过的每一出演出。我带了一台半导体，一到地头休息，林业队的老头就让我给他们找山西梆子播放。此外，村里家家安装了喇叭盒子，播放统一的广播节目。这样，村民们就可以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当然，广播站也播送一些文艺节目。每当山西梆子响起时，总有村民跟着哼唱。

小时候我不爱听山西梆子，一听到梆子响就觉得土掉渣了。由于长时间跟着村民们听山西梆子，我也渐渐感了兴趣。有一天，屯村演戏，村里能够走动的人几乎全部出动了。屯村离我们村只有二里地，我和一群年轻人一起去看戏。那天成千上万的农民四面八方赶来，戏台前人山人海。屯村的民兵拿着长竹竿维持秩序，前面的人只能蹲着或坐着看。如果有人站起来，民兵就用竹竿打。我们来晚了，根本挤不到临时搭起来到戏台近前。于是就找了几块石头，站在石头上抻着脖子远远的看。

沙家浜中的郭建光

经过一年多的熏陶，我对山西梆子也有了一些感觉。那天虽然演的还是革命样板戏，但由于是用山西梆子唱的，听来别有一番滋味，所以我也坚持到了最后。山西梆子最大的特点是常常插入“哎嗬嗨嗨嗨，哎嗬嗨嗨嗨……”据说，演员一忘记台词，就一边哼“哎嗬嗨嗨嗨”一边想台词，最多的一个演员哼过七十二个“哎嗬嗨嗨嗨”。当然，那天的坚持也付出了代价，我的脖子酸了一个星期才缓过劲来。

林业队队长和几个队员，原来是华国锋的部下。华国锋在屯兰川一带打游击的时候，他们是村里的民兵或武工队队员。后来华国锋南下湖南，附近村里有几个武工队队员跟着南下，就成了南下干部。而大部分舍不得老婆孩子的人，就回村当了农民。我问他们是否后悔，他们说：“谁长的后眼呢？”

这几个老头有的还打过日本鬼子。他们说，日本人刚刚进来的时候他们很害怕，因为一场仗打下来只见到咱们的人的尸体，见不到日本人的尸体，就以为日本人打不死。后来才知道，日本人每次打仗都要把尸体抢回去。知道了日本人也是人不是神，就不害怕了。

秋季是我最美的季节，看完西瓜地看香瓜，看完瓜再看葡萄和苹果。队长还特别放心我看瓜地，因为我与村民不熟能拉下脸来。而村里人不是亲戚就是邻居，往往人家到地里摘个瓜不好意思管。但实际上我也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可靠的，我可以做到不让其他人偷吃，但却做不到自己不偷吃。我看什么偷吃什么。当然，我再偷吃，也没有别的队员连吃带拿偷的多。也许正是因为如此，看瓜果的好事才总落到我的头上。

我们看瓜地一般晚上是两个人，后来我就叫另一个人回家睡觉，我一个人在晚上看瓜。我们林业队还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武功高强，七八个后生也不是对手。这事也不是一点影也没有，我曾经在和村里的一个最壮的后生打闹时，用学来的摔跤技巧将他掀翻。我那时候的武功虽然没有他们吹乎的那么高，但胆子确实大。瓜地在离村较远的山坡上，不远处还有一块坟地。晚上常常可以听到猫头鹰的叫声，确实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不过，经过高中时一个人住半个校园的锻炼，我真还没有害怕。

西瓜地里的看瓜棚

看瓜果地，使我有大量时间看书。我在瓜地的高处搭了一个遮风避雨的简易棚子，一边看瓜一边看书。我带到村里许多书，主要是政治、历史和古籍方面的。其中，有马恩列斯毛的原著，有《史记》，有诸葛亮的出师表等等。后来，我还在村里淘了些类似的书。那时候，提倡城市支援农村的文化建设，我们村得到了不少捐献来的书。村民们没有人看这些书，都拿来卷纸烟抽。所以，他们对于我从一大堆书里挑一些拿走，并不心疼。村民们通过我，对知青的印象大为改观，说：“咱们村只有你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

此外，我还到大哥那里借来一些小说看。那些“文革”中的小说水平太差，看着来气，不看又没有轻松的读物，所以也就将就着看了一些。看到后来我居然有了写小说的冲动，这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的确，这种水平的小说我也能写。但在村里，我只写过一篇“论偷窃的起源”的论文。这是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启发而写的一篇习作，可惜早已经丢了。

由于看了大量马列主义的书，而且与高中几个同学常常交流心得，所以我那时思考了一些政治问题。此外，还由于经历了八年“文革”，所以我的政治敏感性非常高。1975年秋季，从广播里不断传来批宋江的文章。开头我不明白是何意，慢慢就听出这是针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哀悼。林业队长到古交看到了周总理葬礼的电视节目，回来逢人便说宋庆龄八十多岁了，还是“嫩艳艳来地，一掐一泡浮（水）”。

到了清明节，北京发起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并且传出来不少悼念诗。后来，“四人帮”残酷镇压了天安门的悼念活动。我当时与来村里下乡的干部聊天，断言这是有人故意制造事端镇压群众。不久“四人帮”在全国各地追查所谓“造谣”“传谣”人员。我怕这几个太原来的干部记起我那天说的话，就请假躲回家里。等那几个干部走了，我才又回到村里。

不久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接着又传来批判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即批判他在75年主持工作时形成的三个文件：《论全国全党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我那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力，对于这些批判气愤异常，担心国家又将陷入灾难。

黄土高坡虽然贫瘠荒凉，但也有美丽的时候。1976年清明节刚过，有一天我们在山上劳动中间休息。我站在高坡上，看到川里一片桃树林的桃花盛开，官道两旁的杨树刚刚发芽，地里的庄稼也吐出了新绿。官道上有一辆牛车在悠闲走着，驴车上的老汉正唱着信天游，那种景象真是美不胜收。

桃花盛开时节的山乡美景

在离开木瓜会时，我把买来的果树栽培的书留给了林业队长。在木瓜会种瓜看瓜的日子丰富了我的人生，我感觉远比在太钢当工人的经历有趣得多。现在很多知青回忆插队时的经历，无论是感觉不堪回首，还是像我一样痛并快乐，都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知青阅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