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石伟波：一波三折的招工返城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石伟波，1968年作为知青从郑州市下到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农村插队；1972年返城，在一家集体企业郑州针厂当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省，从事公安教育工作。
原题
招 工
1971年，是我作为“知青”，从郑州市下到信阳罗山县务农的第三个年头。
这天早饭后，我和中武各自扛着架犁，牵着水牛去犁田。
我们这里是淮河以南的平原，因此很多块水田的面积都比较大。我们两个一走进田里，立刻就成了画中人！
四周的田里开满了紫红色的草籽花，真像是一大片一大片紫色的云和霞落到了我们身边！鼻子闻到的也全是草籽花浓郁的香味！我到农村后才知道，这种用来做稻田“绿肥”的植物，还有一个漂亮的名字：紫云英！
那个年代，农民种田还很少用化肥，每年开春犁田时，就把长到一尺多高的紫云英连茎叶带花翻进泥水里沤成肥料。可想而知，这种田里种出来的稻米，与后来上化肥种出来的稻米，二者的差别有多大！
犁水田这活儿对我和中武来说，早已是熟门熟路了，而我们俩犁的又是相邻的两块田，时不时地还有机会说上几句话，因此干着也不觉得寂寞。
犁田犁到半晌午头，突然听到有人叫我们俩的名字，扭头一看，只见生产大队的任会计沿着田埂向这边急走过来。他一面走还一面高声喊道：“好消息！好消息！”
任会计走到我们俩跟前，笑眯眯地说，郑州市饮食公司到公社来招工，公社向生产大队电话询问了我们俩的表现后，就向饮食公司推荐了我们，并让明天到公社去“面试”。
在河南省，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场运动，是从1968年下半年正式拉开帷幕的。例如说，我们这一大批知青就是在1968年的10月份下到农村的。在我们的前 32 45864 32 14988 0 0 2178 0 0:00:21 0:00:06 0:00:15 2970，还有一批青年学生是作为首批知青离开城市到农村来的。而城里单位到农村来招工这档子事，最早则是从1970年开始。这也就是说，当时河南省下乡的知青中，最早有在农村干了一年半就返回城里的。
按照那时的规矩，凡城里招工单位来农村招工，其一，除特殊情况外，招工对象必须是城里下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其二，招工单位招的知识青年必须由公社推荐并提供政审材料，然后由用人单位对推荐对象进行“面试”，以决定录用还是不录用。这里还需要捎带说明一点的是：公社向招工单位提供的所谓政审材料大都是由知青父母的单位开出的。因此，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大多数的政审材料实际是对知青父母做出的政治审查证明！
第二天早饭后，我和中武就动身去公社。我们大队离公社所在地大约有15里路，全是土路。那时别说公交车了，这里的农民家里有自行车的都极少。不过我们那时候走这么长的路也习惯了，再说我们是两个人，因此更不觉得路有多长。
我们俩一边走一边天南海北的神聊。聊着聊着，我的心念不知怎么一转，就向中武问道：“中武，你给我说句实话，文革初期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时候，你对他们动过手没有？我是没有动手打过谁，干的最缺德的一件事，就是用蘸了墨汁的毛笔在一个老师的脸上画了两道！”
中武说：“我也没打过，实在下不了手！老面打过！我亲眼看见他死命抽了我们学校的书记两个耳光。他那两个耳光抽完，书记的脸立马肿成了面包！”
中武说的“老面”，是他的同桌好友，下乡下到别的地方了。他聪明极了，就是说起话来特别“面”，因此获得了一个“老面”的外号！
“你知道老面为什么打那个书记？”
看到我投过去的询问的目光，中武说：“那一天，我们砸开了学校档案室的门。老面在他的档案里发现了一张表。这张表里有一栏是‘校方对该生高考录取的意见’，上面清清楚楚地写了一行字：此生家庭问题严重，建议不予录取。”
我听了大吃一惊，刹那间只觉得一股寒气掠过后脊梁！
因为我知道，中武和老面都是他们那所全省最顶尖高中的高三学生，而老面是高三年级四个班中学习成绩最出类拔萃的学生之一。学校里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一致认为，老面考上北大清华易如反掌！文化大革命是于1966年6月份在学校里开始的。这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搞文化大革命，老面、中武他们再有几个星期就该参加高考了。
我结结巴巴地问中武：“老…….老面还没参加高考，学校就已经给他判了死刑！是……是……是不是这个意思？”
两朵愤怒的火焰在中武的双眼中燃烧。他点了点头，咬牙切齿地说：“要不是我们砸了档案室，老面和其他几个同学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像他那么面的人，会抽书记耳光，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老面那么优秀的学生，学校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也是因为他爸的事？”
“那还用说！他爸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押送到大西北去劳改，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说：“操！你们那个书记挨两耳光还是轻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学生批斗，打骂，侮辱教师和学校领导的行为，无疑是及其错误的，是违法的表现！但是，在我们上小学，中学的年代，又有谁对我们进行过法治教育呢？另外，即使在文革之前，极左思潮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也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好多领域。而学校领导在高考前就给学生签署是否准予录取的意见的做法，也绝对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
我和中武来到公社。公社安排人把我们领到后面一排平房跟前，也没等多长时间，就让我们分别进入房间，接受招工单位的“面试”。
我走进屋子，瞟了一眼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准备接待我的工作人员。他有40多岁，个头不高，偏胖，虽说穿了一身中山服，但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干行政的人。我猜想他可能就是饭店里的一个厨师，临时抽调来做招工工作。
这个人倒是挺和气的，在与我的谈话中，油晃晃的胖脸上自始至终都荡漾着笑容。他先向我介绍说，市饮食公司这次招工主要是招厨师和服务人员，厨师要男的，服务人员则是从女知青中招。
随后，胖厨师就微笑着问：“要不，你先谈谈家庭情况？”
我知道这才是正题，于是回答：“我父亲解放前毕业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医大学，解放后在河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既当教师又做外科医生。”
胖厨师试探着又问：“你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没受过革命群众的批判？”
我点点头：“受过，文革初期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过革命群众的批斗。”
胖厨师的提问逐渐走向纵深：“听说你有个大伯父现在在台湾？”
“是的。我大伯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军军官，解放前夕跟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
其实，那时我对父亲和大伯父的情况也知之甚少。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父亲当时就读的是安顺军医学校本科部，1943年底毕业后，所有的毕业生成建制直接编入中国远征军。父亲参加的是战地手术队。远征军对日军的每一仗都打得异常惨烈。第二十集团军攻打腾冲那场战役，父亲他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做20台手术。
我的大伯父先是黄埔八期学员，后又从八期中选优进入杭州笕桥航校第二期。抗日战争后期，大伯父先是在陈纳德将军手下任中方参谋长，后被任命为滇西战区的空军司令。他指挥着中国的战机，在祖国西南的千里长空与日本飞机作最后殊死的搏斗。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我的父辈们都曾在抗战的最前线，义无反顾地贡献着他们的青春和一腔热血！
现在，无论什么时候想到这些，我都会因有这样的父辈而倍感骄傲和自豪！
然而，在文革和之前的年代，这些都曾像一块巨石，压得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子女抬不起头来！
听完我的讲述，那个胖厨师倒是用一种很同情很理解的口气说：“这都是长辈们的问题，不是你们做晚辈的错！”
我“面试”结束，告别胖厨师出来。不一会儿，中武也从另外一间屋子里出来了。看看时间还早，我们俩就踏上了回大队的路。
路上，我问中武:“饮食公司和我谈话的那个人八成是个厨师，和你谈话的那个人怎么样？”
中武兴冲冲地回答说：“绝对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半文盲！他让我谈谈我爸的情况。我告诉他说：我爸黄埔六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队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最后在胡宗南手下任中将军长！你猜怎么着？”中武一边笑着说，一边把拇指和食指拢成圈放到眼睛上比划，“那哥们随着我说的话，两只眼睛吃惊地越瞪越大，最后瞪得像铃铛那么大！”
我听了开心地哈哈大笑。
其实，中武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没少与日军打仗。记得我们头一次回家探亲，长途汽车开上罗山县与信阳市之间的那条沙河的大桥时，中武指着窗外已干涸的沙河河床告诉我，他那在省政协当参议的父亲听说他下到罗山县农村的时候就告诉他说，当年他就率领部队在罗山县西边的大沙河一带与日军打过一大仗。他父亲的一员爱将就因为杀敌太奋不顾身而中弹阵亡！为此老将军还伤心了好长时间！
几天以后，郑州市饮食公司招工结束，将招到的知青带走了。
不用问，肯定没有我和中武的事！
去不了饮食公司，我们俩倒是都挺不在乎的。我还笑着对中武说：“人家肯定是怕咱们俩当上厨师后，往锅里放毒药！”
一年以后，我从知情人那儿才知道，河南医学院给我开出的政审材料中，把我父亲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兼现行反革命！也就是说，全公社数百名知青的政审材料，我是最差的一个！
作者在农村时
一直到了1972年底，我们公社这一批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七类”子女才被最后“撮底”回到郑州。在这里，很有必要补充一点的是，河南省1968年和1969年下乡的这一大批“老三届”知识青年，在农村时间最长的也就是我们这拨，干了整整四年或四年多几个月。据说这在全国省份中还算是比较短的，外省市的知青在农村最长有十几年的。
我被分配到一家国营大厂下属的集体小厂当工人。当时，集体小厂工人的社会地位极低，比如说，国营大厂里任何一个女工都不会愿意嫁给我们这个小厂里的男工。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又恢复了高考。在1978年的高考中，同样在另外一家集体小厂当工人的中武以理工科将近四百分的高分考上了东北大学，我也以文科较高的401分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在一次假期结束返校的火车上，中武和我刚好坐在了一起。我们聊了一夜。当回忆起那次招工的往事，我们俩不禁都感慨万分！
时间又过去了将近20年。有一次，我们俩又相聚在一起。我对中武说：“当年我们这两个连当厨师都当不上的人，现在一个是国家的高级科技人员，一个是共和国的高级警官。类似这样的事，在中国可谓是比比皆是。历史开这样的玩笑，到底谁该负这个责任？”
当这篇文章写到最后一段时，从我的脑海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问题：中国从夏王朝开始至今4000多年的历史中，像上个世纪那将近30年里，老百姓因家庭原因而导致求学，找工作受阻的情况，不知道还有没有？如果有，算不算传承？如果没有，算不算史无前例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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