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陆文宪：苦中有乐的下乡趣事
作者简介
陆文宪
陆文宪，当过知青、工人、公务员。如果不是体检查出高血压，应该是新三届之1979级大学生。1980年代在四川简阳的文学潮流前线以诗歌散文为主，兼有小说爱好。现已退休。
我是1971年到四川简阳上山下乡的知青，1976年招工进厂。
我们三个初中同班同学，插队分到简阳三岔区建国公社永安二队，具体地方是围绕“斑鸠山”的方圆几公里（好找。现在是成都二绕三岔收费站附近）。贫下中农喊我“陆同志”，我觉得，一夜之间长大了。成为“同志”，简直太伟大了……
下乡时合影。前排穿深色衣服是作者
为了腰杆不变形上访
十六岁的知青，年龄应该算小的。但是我们仨人的个子都差不多一米七了，看身高，在农村就是主要劳力了。第一天出工记得是浇棉花，要上一个有点陡的坡。我们在家也做过临时工，心里面开始没有把担粪上山当回事。我们跑得快呢，还嘲笑偷懒的农民，他们挑一来回就裹一杆叶子烟，慢慢地整。“磨洋工，磨洋工，窝尿裹烟半点钟”。可是半天还没下来，我晓得这个活路的艰难了，我们都喊来不起了。一问生产队农民，才知道这满满一桶有120斤左右！
桶是统一在供销社买的，换个小的已经不可能了。继续用，要收我们的小命。从此，我们开始了一场“大桶改小桶”的马拉松“上访”。
生产队毛队长，性格就像他的姓，是学大寨有点小名气的人。毛队长对我们没有毛。他说，慢慢锻炼嘛，开始不挑那么满嘛。副队长说话有点阴阳怪气，说，挑不满的话，就评不成主劳工分哈，只能算副劳。主劳十分，副劳6-7分。如果换算成钱，如果一天主劳十分值五角，那副劳只有三角左右，一年下来，差别不是小数。
我们就去找大队反映。
大队支书听了我们的来意，顿时一张脸码起，说话倒是干脆利落：“挑得起就挑，挑不起就做副劳。改啥子改，街上的娃儿，笑人巴傻的。”
民兵连长分管二队工作，找他再试试。连长是部队上的炊事班长回来的，说话喜欢拿炊事业务比喻。他说，我们这些人，当兵在云南干炊二哥。嘿，一开饭，大碗小碗明摆倒起，你爱拿大的小的随便。大碗少转碗，小碗跑趟趟。但是，粪桶不像碗，一天大一天小的。“将就哦，何必找些事来做。”
团支书听了党支书说了我们的事，晚上就自己主动来找我们谈心。目的不是帮助改桶，是代表青年之家共青团来对我们进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关键是他说，要争取入团撒，不入团咋个进步？要进步咋能随随便便换桶嘛？装起洗耳恭听，心头早已不耐烦。耗了我们的煤油，没毬得卵用。
以上程序就走了一个多月。
我们一个月下来改桶不成，工分倒是按副劳兑现了的。本来嘛，我们是听了毛主席的话，与贫下中农中的主劳一起做活路，虽然有时没有挑满，但是没有一会儿又裹叶子烟撒。所以，我们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生产组长毛幺爸给我们出主意，叫我们去找大队妇女钟主任。说她心好得很，爱关心老百姓。“你们知青同志，不也是老百姓哇？”
钟主任短头发，黑黑的脸，人很和气。男人是在简阳县城当干部的，据说官还有点大。所以她就懂街上的娃娃心思。“改，改，改！才十六岁啊，身体还在长，担重了，腰杆二天要变形。”我们喜出望外。接下来请示怎么改？钟主任让我们回去等消息，她找木匠问一下，还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咋个撇脱咋个改。”
几天以后，钟主任派木匠来了。木匠的方法简单，直接抽掉十余块板子的其中一块。但是取了一块后，感觉这桶太瘦了，样子怪怪的。并且这丑八怪样子，肯定逃不脱拿副劳工分。组长这时又帮大忙了，说“把桶底底垫高一寸多，起码少二三十斤，外人还看不出来。”
木匠说：“毛幺爸，就数你龟儿子精。你是木匠的话，我混不倒伙食，只有当讨口子。”
至今，我们的腰杆没有变形，必须感谢毛组长，感谢钟主任，还得感谢木匠。
能不能吃两斤面
听说要抽人去成都坝子上修东风渠，马上报名参加。
刚刚满了十七岁的我，俨然是老资格的水利战士了。一个漆黑的夜晚，一辆辆解放牌货车，把我们大批人马拖着翻过龙泉山，来到了成都平原的工地。
工地叫三岔营建国连，那时候兴军事化建制嘛。伙食团一个连一个。隔不远，都有认得的知青。去吃过，全差不多，不好吃。一个月一次哪天打牙祭，才是我们津津乐道的。但是，打牙祭打出大笑话，也不止一次。
记得那次打牙祭，还是十个人一桌，不，正确的说应该是一圈。十个人端起自己的盆盆碗碗，蹲在空地上围成一圈，就这么吃。我舀了满满的一碗光干饭（平时是粗细粮各一半）再用瓜瓢压得紧紧的，免得转碗时少吃几筷子肉。肉一端拢，人人眼睛绿了，贼贼地盯着中间盛肉的大钵钵。肉是切成条子的，有点像现在的红烧肉，但形状要瘦小些。肉的周围有菜，有红萝卜还有白萝卜。几爷子筷子狠狠地抢，嘴巴急急地咬，脸腮帮快乐得嘟起。吃罢，麻着肚皮，还有人说，“没吃安逸”。
当天晚上，好多人跑茅厮（厕所）。到后来茅厮不够，直接在外面屙，不，拉，拉稀！第二天，很多人喊拉得周身“耙得很”，都请假不出工。后来我跟炊事员马三爸研究原因，马说，跟我们伙食团莫得二分关系哈。马笑笑解释：“简单得很，肠子里头莫得一点油水珠珠，莽地进去肉，留不住，不拉出来朝哪榻跑？”
这以后，知青们只要有空赶场，就去附近的大面铺街上整伙食，主要是吃面。知青包包头有钱的少，从没吃够过。至于早先吃了不给钱的事，在成都这边的码头上，好像内江辖区知青们胆子莫得那么大。
一天我和另一个知青老九赶场。吃碗面后回工地。天麻麻眨眨要黑了，看见路边边有个摊摊摆起一把一把的干面卖，随便一问：“好多钱一把？”“收摊子了，相因卖给你们。”两个人把包包翻干净，钱刚好够买一把面。我又问他：“一把有好多哦？”他说，三斤有多不少，少了我跟倒你姓。然后把面塞进我的军用挎包。
回到住地，看到睡在通铺上的人有的躺了要睡，有的坐起吹牛。我轻悄悄的把装面挎包挂了，与老九递个眼色，也躺了下来。
装睡到吹了灯。我爬起来摇老九，他娃居然睡着了。“不吃面了嗦？”话音未落他娃翻身就坐了起来。我取了挎包，两个人蹑手蹑脚拉开门，朝对面的灶屋梭去。
这是租房给我们的房东应大娘的灶屋。应大娘的幺儿应四娃跟我们关系不错，是互相递经济烟的朋友。所以，我们才敢半夜三更的在人家屋头整面吃。烧水，水要开了，门被推开，拱进来一个光脑壳。问,大半夜的，你们搞啥子？一看是五队那个癞子，老九说，有你锤子事，老子烧点水，烫下脚板，有你毬事！光脑壳缩回去了。就听到外面窸窸窣窣的飙尿的声音。
水开了。我问老九，下好多面？吃两顿哇？
啥子两顿？整完。
三斤干面，一下子全部倒下锅了。
“遭了。水掺少了，有点起砣砣哦。”
“管它那么多，一样的好吃。”
“莫得这么大的碗哦？”
“拿盆盆干嘛。”
“找不到豆油呐？”
“乡坝头有啥子豆油哦，泡菜水，安逸得很。”
我和老九，边叽叽咕咕边用盆盆舀面。两人的盆盆装不下了，锅头大约还有二三两没有捞完的。
老九说：“算了。等哈儿哪个还吃得下，哪个又来整”。说完端起盆盆喊我把灯拉了，外头去吃。
有点晃晃月亮，吃相看不清楚，但是一定很酷。开始吃，声音呼呼的，还伴着喉节的下滑音。吃到中场，声音小了，偶尔有一根面梭梭的回音。吃来筷子与碗底底有接触音时，倏的灶屋灯亮了。吓一跳，正疑乎，传来我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八斤”的吼：“偷倒整伙食，不喊我呐，不落教。”
“喊你？睡得跟死猪儿一样，喊不醒。”我说。
“吼锤子吼！锅儿头，给你留倒的，自己舀，”老九说。
因为“八斤”插这一竿子，我们到底吃不吃得完剩在锅儿头的那几两，就没有答案了。
当会计变成了“陆干部”
1973年，我转队来到简阳三星区三星公社六洞八队。此时我已经是两年工龄的十八岁老知青了，特别是当了生产队会计，我从“陆同志”变成了“陆干部”之后……
话从六洞八队原来的付会计，快四十岁才结婚说起。
说起这瓜娃子结婚呢，闹得动静有点大。当天新郎喝得太高了，晚上还没入洞房就昏睡不起。新娘子嘴巴本来就是歪的，这下子气得嘴巴好像还稍微好看了些。新娘子喊了几个看热闹的，说："把他龟儿子丢倒猪圈去。”
会计新郎新婚之夜躺在猪圈里睡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下午。一身新衣服被猪儿拱得稀脏巴脏的来不及换，就被王队长带信喊去公社开年终决算会。睡得死靡烂眼的付会计迟到了，只有头排还有位置。会上，一身猪屎味的付会计的猪屎味薰得大家遭不住了，他周围的人就纷纷离开他越坐越远。台上讲话的领导也闻到猪屎味儿了但是又躲不开，脸色就越来越不好看。
会完了下来，公社领导责问大队书记说，搞啥子名堂？大队书记早就看不惯付会计了，就给王队长说，有没有合适的，把他换了。
王队长说，知青“陆同志”合适。
刚刚放下邮差自行车不久，我已成为“陆会计”，进而被人喊为“陆干部”了。
我还真是当会计的料。加上我跟公社大会计的读高中的儿娃子熟，有不懂的可以直接去他家问，所以办了年终决算下来，我就基本搞醒豁了。年终分配，那是当会计最恼火的。记得头一年，我奋战了一个晚上又一个白天，生产队的收益分配方案做好了。
晚上在生产队保管室开会。拭目以待的队长和队委，听了我的方案都说，这小会计还真有两刷子。这话好听。我虽然累，但心头特别舒服。有到场开会的干部散会时扯我袖子，问：“说你跟公社会计熟得很，找他告一下，我们这些倒找户，先把谷子称了，过了年再说，得行不？”
我琢磨过生产队挣分最多分红最多的人，往往不是最强壮的人，而是有一门手艺，盖房的、骟猪的，工分不少挣。以前做活路，比如打谷子我喜欢担水谷子。这活要力气，一般人做不下。一旦做得下，这活就安逸，因为担一挑到保管室嗮坝，要耍好久才动。现在，本会计一直在保管室，等到担水谷子的人来了，我捏秤杆子只负责称个重量，记个账。
又比如挖红苕，我最不喜欢。光挖不行，各人挖的各人还要把泥巴搓干净。你想想，十几天下来，没有累死，一双手，早被红苕浆浆搓死了。现在，本会计带个账本本，肩上挂杆秤，带了三个人，嘴没闲着：“这挑是卿富贵的，你快点担起走。”“陈中五，你是倒找户，你这挑要不成哦，要压你几百斤哈，把欠的倒找钱交了再说。”“要得。”“陆会计，听你的。”
每个生产队都有连队长都惹不起的“歪人”，他凭一张嘴也挣松活工分。我后来被一些大妈大爷评价到“陆会计越来越有杀气了”的高度，这话是夸我还是骂我不清楚，但是我晓得是因为我最后制服了“熊熊”这个“歪人”。
“熊熊”是刑满释放回来的，而且老家是其它大队的，是孤儿。公社领导怕他不安分，就估倒王队长接收了，说是我们队离公社近，有事好处理。这家伙因为偷盗判了几年，在里面根本没改造好，在我们队又偷。社员都怕他又拿他没法子，当面还巴结他，不愿结仇。
我一亲戚在重庆是部队上的干部，官是团级。年里来看我妈，转到生产队来耍。军官服四个兜兜，气势也是足得很。之前我也故意吹牛给“熊熊”听过，说团官是朝鲜死人堆爬出来的。
那天我灵机一动，把亲戚带到“熊熊”住的地方。团官主动递好烟给他，亲戚对他客气，这小人物受宠若惊了，进屋要倒水，团官摆摆手：“你才放出来，要学好，要规矩。我的战友在公安局当局长，可以关照你也可以把你再弄进去。”
闻言，“熊熊”唯唯诺诺地，说“我听陆会计的。”
嘿。要的不就是这句话？
会计一直当到1976年我进厂前，才移交。在工厂我1978年参加过“三分之一”运动，到金鱼公社查账时，靠我的会计手艺，又挖出一个贪污分子。公社领导表扬我，说“陆同志”年纪轻轻的，比我们那些老会计还得行。这已是后话。
买羊儿算是出美差
公社开三干会，要求发展副业。大队讨论时，书记明确讲，集体喂了猪儿的就再买几根羊儿来喂。下来王队长就问陶出纳，你那回在五凤溪买过麻羊儿，你带路？
于是王队长陆会计陶出纳决定，逢场天陶出纳带两人去五凤溪买羊儿。我说我算一个。王队长说要得，再把干脚杆喊倒。
隔了几天，我们出了发。六洞走五凤溪有四十来里，要天不亮就出门。龟儿子干脚杆莫的时间，下半夜两点过就跑来敲我的门。喊倒陶出纳就鬼火冒：“说四点走就四点嘛，做贼嗦，这么早？”
起床早了，脑壳昏戳戳的。我就和陶出纳说话。陶出纳有个兄弟，是成都铁路局的工程师。兄弟探亲我见过，戴眼镜，比出纳哥哥白净。听说她爱人讲究，每次来乡下，都是自己带一整套床上铺盖。我们后来听过外国人来中国简阳，跑回成都屙屎的龙门阵。这会儿天见亮了，要拢同合了，我鼓起胆子问陶出纳一直感兴趣的有个问题：“你兄弟媳妇，在你们家的几天，咋个屙屎呐？”
我以为让他很尴尬，他却不尴尬。张嘴就回我：“她是尿桶不敢用，茅厮也不敢去。哦，头回去茅厮屙屎，我兄弟说遭沾了一钩子粪点点，吵着要回成都。”老陶把叶子烟吧起，说，这回我想了个办法。现挖了个小氹氹，底下铺点谷草，做个木头盖盖，屙完一盖，醒豁了。
当时陶出纳的儿子已经初中毕业，投奔了工程师二爸。回乡知青进城，城市知青下乡，都有道理。像我这样，听着城乡一体化的龙门阵，瞌睡也跑了，时间也好混，也是快活。
早上八点过，五凤溪拢了。吃了豆浆油条，转到街后面的坡坡上，就是猪呀羊呀的交易市。
干脚杆的长处出来了。他懂羊。上回陶出纳私人买羊也请了他帮忙。他路上给我们讲“母羊好，好一窝，公羊好，好一坡”。王队长意思买一只公羊配种，再买几只小羊儿慢慢养。我和老陶跟在干脚杆身后，看他牵羊摸羊问羊，听他压价还价砍价。羊颈、羊脑壳颜色深的，耳朵大的，成交。
选公羊费力，干脚杆说，要找发育好，两个卵子（睾丸）一样大的。他看起一个满脸麻子老头那只黑公羊，但是价格太贵，就想压压价。压价方法简单粗暴，就是我和陶出纳分别各自装成另一个买家，见谁像真买主就横着去杀一杆子，抬价抢羊绳子，等把买主挤走，又东说西说地挑毛病，不买了。如此这般几翻下来，麻子老头都整昏了。稀里糊涂的，让干脚杆占了便宜。
吃饭时干脚杆说，今天中午咋个都要喝几口。陶出纳说，你不要看到我，这儿陆会计的官最大。我一边说老陶讽我，一边表态，说，喝嘛喝嘛，把干脚杆节约的羊儿钱拿来喝，都喝不完。
干脚杆喝麻了，一路唱起走。我和出纳一人牵公羊，一人牵三只小羊。我说，老陶，安逸哈，干部干活路，群众打甩手。老陶说，人家给我们唱歌哒，怕我们瞌睡。
中途公羊挣断绳子跑过一回，我们累惨了才追回来。回到三星场天快黑了。
晚上，倒在床上，才觉得脚杆疼得恼火，才晓得一天走七八十里遭不住。第二天，更疼。我都没有出工。
买羊应该是1976年初吧？几个 46 52080 46 24098 0 0 15593 0 0:00:03 0:00:01 0:00:02 15587月以后，我被招工离开了。后来分田到户，那些羊儿，也不可能再呆在集体那儿了。
老姨婆当知青保姆
今天，我家老姨婆仍然静静的卧在简阳禾丰场边的青山绿水旁。我们去扫墓遇见年长者，依然能绘声绘色地摆老姨婆当年的龙门阵，完了总是说：“不是知青下乡，我们咋个认得倒这个老婆婆哦……”
1969年，二叔的儿子我的堂兄文仿哥内江二初中毕业，到简阳下乡当知青。听我父亲说这个娃娃也可怜，有时饭都吃不上，好像瘦得很。第二年，从小就一直在我家带我们几兄妹的老姨婆（孤寡老人投靠我爸的），便吵着闹着撵到文仿哥乡坝头去了。老姨婆说：“内江远，我去看倒文仿，帮他烧锅煮饭。”并且，竟从此没有回到县城。这个地方叫简阳县禾丰区禾丰公社禾丰大队。
我和爸专门到文仿哥那个生产队，劝老姨婆离开乡下回城。老人说：“不管我，这个地方安逸，我不回去了。”这时，睡在阶沿上的一个农村娃儿，鼻龙口水地直喊：“曾婆婆，我要穿鞋鞋。”文仿哥说：“老姨婆说城里面闹麻麻的，这儿清静。”文仿哥又说：“来了几天，帮别个带娃娃，挨邻隔壁的人都喜欢她，忙不赢哦。”
我那时候也下乡了，在三岔。去过文仿哥那边几次，总感觉文仿沾了我老姨婆的光，农民们对他比我生产队的人对我好得多。这不，文仿哥和我，躺在床上烧起几分钱一包的经济烟，吐着烟圈，畅谈理想人生。直到肚皮饿了，文仿哥才大声地叫：“姨婆，饭煮好了没？”
1974年。七十多岁的老姨婆，在农村一晃住了三年多。在一个大雾天早上，老人家下阶沿没有踩稳摔了，便再也没有起来。我骑自行车搭着父亲从县城赶到乡下，老姨婆已人事不醒。爸爸决定马上抬回县城抢救。但是老人家突然醒了睁开眼睛，向我们摇一摇头。
当天晚上老姨婆离开了我们。
生产队的人一边念叨老姨婆的好，一边同意老人安葬在山上柴坡。木匠陈跛脚，赶制了一付结实的棺材。出葬时文仿哥和我披麻戴孝走着，父亲神情恍惚地随着人群移动，好几次差点摔倒，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伤心到这个样子，我紧紧地拽住他，一步不离。吹吹打打的场面，与乌云低垂的天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生产队的人已散尽，爸爸一屁股坐在新坟前，仿佛再无力气站起。嘴里喃喃道：“二姨啊二姨，你苦啊，我没有经佑好你。”
老知青文仿哥在老姨婆走了后长期在内江呆着。他是怕回去触景生情，与老姨婆的感情让他不敢回去。直到1977年招工返回内江，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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