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 石明诚：上海知青在延边的历史记忆

知青丨石明诚：上海知青在延边的历史记忆

2018-02-12 石明诚 新三届

　　2012年2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的前夕，我在延边日报上撰文《四十三载春与秋，延边上海两地情》简略地写下了上海知青在延边发生的一些事，作为一段过往历史的回顾，以纪念自治州建州60周年。那时，我还在州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是作为一名在延边工作和生活了43年，并亲历了这段历史过程的上海老知青身份写下的。当时写这篇文章的着重点，还是放在了延边与上海的“两地情”上，即40多年来，上海知青在延边与延边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结下的深厚感情上；当然也有“留存历史，延续感情”之意。2016年，自治州政协成立60周年的前夕，考虑到上海知青在延边发生的许多事，很大一部分与政协有关，我又将此篇文章重新修改，并增加了一些内容，题目改为《上海知青与延边政协》，以纪念州政协成立60周年。

　　2017年是自治州成立65周年。算起来上海知青在延边已经48年了。州政协文史委向我征文《延边记忆》，即延边州成立至今所发生的各种历史事实。我考虑再三，还是想把上海知青在延边这样一段历史事实，在上述两篇文章的基础上，以时间发展的脉络再做一些拓展和充实，以期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上海知青在延边这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史。

尽管州政协文史委曾出版过有关上海知青的文史资料，但只是记录了那段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个别人物的经历和命运，没有从整体上去反映上海知青在延边这一历史的全貌。我先前所写的《四十三载春与秋，延边上海两地情》和《上海知青与延边政协》两篇文章，虽然是从总的方面写的，但还不是很完整，也不全面。好在退休之后，通过网络和知青交流，了解了不少情况，也查了一些有关资料。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以时间发展为脉络，将上海知青在延边的这一历史事实作一全面概括，以期用《延边记忆》这种史料方式把这一段历史留存下来。

　　一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那一段历史要追溯到1969年3月。

　　从当年的3月1日起，最早的一批2000多名上海知青到延吉县和珲春县，直至1972年11月28日最后一批129名上海知青分到敦化县、安图县、珲春县和图们市，先后共有17,785名上海知青，在那“文革”动乱的年代，响应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从黄浦江岸来到长白山下，开始了他们艰辛的知青生涯。

那时自治州的延吉县、珲春县、安图县、和龙县、汪清县、图们市的乡镇农村的沟沟岔岔，到处都能见到穿着统一发的、绿色的类似军大衣样式的短棉大衣的上海青年男女。其中延吉县最多，约5200多名，珲春县4300多名，安图县3300多名，和龙县2600多名，汪清县1700多名，图们市160名，敦化县42名（分在了沙河沿公社八家子大队）。

　　时值中苏交恶，珍宝岛事件的发生，边境趋紧。这批知青除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外，又多了一种“开垦戌边”的使命。其时的珲春处在边防的最前哨，出入是需要通行证的。大概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分到珲春的知青，仅次于延吉县，占了到延边的上海知青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这批知青就是“文革”期间所说的“老三届”。到延边的以67、68届初中生居多，也有少量的“老三届”高中生，最后一批到延边来的是72届初中生。他们的年龄大都在十七、十八岁左右。说是知青，实际上因“文革”的影响，大部分初中都没有毕业，有的甚至初中都没有念过。一下子从最繁华的大都市来到最偏僻的边境山沟里，从一个懵懂的不谙世事的学生到需要和农民共同生活和劳作，其艰难程度给这批知青造成的身心影响是难以用言语描述的。

　　当时的延边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大帮轰”的生产队体制，又处在“文革”的折腾和边境紧张的状态下，粮食短缺，不少村屯还吃着一种叫“糖渣”的返销救济粮。当这近1万8千名上海知青来到时，大多数生产队都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也来不及为他们建“集体户”的房子。因此，名义上组成的15-20人的“集体户”，实则上，刚来时，大多数知青都是分在老乡家里同吃同住。好在第一年知青的口粮是由上面调拨的，大多数生产队都派有专人帮助知青来适应东北农村的劳作和生活，使知青能够安稳下来。

　　总的来讲，延边各族人民对上海知青是同情的体恤的，在当年那样的困难的岁月里，他们用关爱和热情，接纳和安置了上海知青，给他们以温暖和生存下去的信心，使他们中的大部分坚持了下来，直至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知青大返城。

　　这一段历史前后大约是10年的时间，从开始的无法选择的共同命运，到最后3大返城全部离开农村，这近1万8千名上海知青的命运也因知青的上山下乡特殊年代的遭遇而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那时，一边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持续进行，一边是城镇里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学校还要办下去。因此，写延边上海知青这段在知青年代的历史，除了在延边的农村外，还要着重写一下当年被延边招工，招生而留在边疆的这一大批知青。

　　从1970年起，上海知青来到延边的第2年，延边州就开始了在知青中的招工。对1969年下乡的上海知青来讲，这比国家计划会议确定的经过劳动锻炼二年以上的知青可以作为招工对象提早了近一年的时间，也给广大知青带来了可以改变在农村命运的希望。1970年之后，每年都有大批的上海知青被招工，大部分是被州内的企业所招。

那时，州内的比较大的企业都招有少则几十名，多的甚至几百名的上海知青。如招工上海知青在300人左右的企业有：石岘造纸厂、开山屯化学纤维浆厂、图们铁路系统、省七建（含五个分公司）、卧龙钢铁厂、安图纺织厂，等等。100人左右的有：榆树川发电厂、凉水陶瓷厂等。30-50人左右的有：延边农机厂、延边电业局、延吉卷烟厂、省林建公司、三峰建材厂、延边皮革厂等等。招工到各县市重工、二轻系统所属的国营、集体所有制的上海知青也不少，但分到各个企业都是零星的几个人。

这期间，也有极少一部分通过招工离开延边的。比如，从图们铁路分到通化铁路部门工作的有近百人。1971年7月，从安图县3000多名的上海知青中，经政审挑选了33名入长春向阳仪表厂，代号5514厂，央企三机部直属企业（大三线）。1972年该厂又在和龙县招收了5名上海知青。此外，招工到州内各大林业局及各乡镇的上海知青也不少。

　　与招工同时进行的还有招生工作。最早于1970年8月，延边大学以“试办班”的名义，从知青中招收学员，其中也有上海知青被招入。1972年，吉林省作为高校招生考试试点，一批上海知青经过考试和选拔，进入了州内外大专院校。如延边大学，1972年正式向社会招生。1972年至1976年，不少上海知青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延大。

1977年秋季招生（恢复高考），仍有上海知青通过考试进入延大。前后约有近百名上海知青在延大读书或留校当教师。招生较多的还有延边财贸学校。从1973年至1977年，有近百名上海知青在该校学习或留校当教师。如果把延边大学合校前的延边师专、延边医学院、延边农学院等招生的上海知青计入，估计在那个年代，被延边大中专院校招生的上海知青约有300人左右。

　　1972年，为了解决农村缺少师资，延边州各县市举办了教师培训班，从上海、长春和本地知青中抽调了一部分知青进行了短期培训，培训结束后给予了教师编制，使一部分上海知青从此走上了教师的岗位。

　　自1970年底起，有一部分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上海知青进入“青干班”被作为青年干部的培养对象、后备干部，进入州内各县市机关。还要提及的是，1971年有极少部分政审合格表现突出的上海知青，有幸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在那个年代，也有少量的具有文艺、体育等天分的人才，被有关部门抽调离开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上海知青，通过“投靠亲友”离开了延边农村回到南方。

　　仅以珲春县1973年统计数据来看，上海知青被招工、招生、参军以及转往外地、病退回城就占到总数的35%。截至1975年末，全省农村剩余上海知青11,286名（包括四平地区的上海知青）。也就是说，将近有一半的上海知青已离开农村。

　　特别要提到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有了准备的上海知青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从1970年起至1979年知青大返城这十年间，在延边州农村的上海知青实际上处在一个变动和逐步减少的状况。那时段除了招工、招生、参军等途径离开农村外，通过个人、家庭、社会关系及政策因素转往外地、病退的上海知青也不少。一直到知青大返城，实际上最后仍留在农村的上海知青已经不到四分之一了。

　　这段上海知青在延边农村的岁月里，也产生了当时知青的典型和代表，如褚梅芳、宋爱敏、裴解放、傅义孝等。他们的事迹被中央、上海、省州新闻单位报道过。也有为了保卫学校、保卫乡亲们的安全献出宝贵的生命的、被中共延边州委命名为优秀共产党员，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的上海知青王启根老师。还有一些上海知青的先进集体的事迹被传颂，如延吉县太阳公社横道大队十队的知青集体户被评为全州先进集体户，上海市为此还奖励他们一台拖拉机。珲春敬信公社小盘岭大队的上海知青，在高寒山区试种水稻获得成功，受到省州新闻单位的报道。

　　这段起源于“文革”十年动乱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结于1979年底。原有上海知青的乡镇，除了在安图、珲春、和龙、汪清、龙井还留下极个别的与当地农民结合的已婚知青外，其余全部回到上海。

　　这是一代知青苦难和曲折的经历。无论是一直在农村直至大返城回沪的上海知青，还是被招工招生而留在边疆的上海知青，全部都在那艰难的岁月里，留下了自己的人生印记，付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对于这一段起源于十年动乱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作为亲历者，我只是想说，一场浩劫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也磨砺了一代人。这段特殊历史时代的知青岁月，塑造了知青这个特殊的群体，这段苦难而曲折的经历，也成了这个群体的生存和奋斗的动力。

在这知青年代离开延边的上海知青中，特别是通过各种途径才得以回城的知青，由于早年失学，加上青春的付出，之后的每一步都不容易。但正是有了这段苦难经历的对照，使得这批知青更能吃苦，更加勤奋努力，并承担了回城后改革的变化和付出。当然，也有一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有奋斗目标的上海知青中的佼佼者，不少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栋梁。如延边人民知晓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原国家发改委主任、现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徐绍史，原国家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原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卫平，原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求知等等。

直到现在，万钢副主席的办公室仍摆放着当年下乡插队使用的煤油灯，以此激励自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说:“40年前，1万8千多名上海知青来到延边，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在延吉县三道乡东沟村生活和劳动了6年半。我十分感激延边的父老乡亲和朝夕相处的知青朋友，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我学会了耕作，学会了生活，更学会了吃苦耐劳和真诚待人。在之后的日子里，无论是留学海外的苦读时，还是在科学研究的奋斗中，这种不畏艰苦勤奋劳动和精诚报国的品德与意志，成为我奋发努力的不竭动力。”

　　二

　　我于1969年3月14日，从上海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福兴公社福合生产队插队落户。1970年9月我被招工到延吉市机床修造厂（后改为延吉市锅炉厂），我在那家工厂工作16年后，1986年调到州政协机关工作。我进州政协时是35岁，到2014年省委组织部批准我退休，我在州政协工作了29个年头。从下乡到最后政协退休，合起来工作年限是46年，成为上海知青留在延边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和亲历者之一。我记得在2007年，州政协要编文史资料第十二辑《难忘的岁月——上海儿女在延边》，鉴于自己在边疆工作比较长的经历，曾用《留在延边》一文记述了自己在延边的经历，同时也把留在延边的其他上海知青的情况做了简要的概括。

　　2017年是自治州成立65周年。算起来，上海知青到延边已经过去48年了。虽然曾在延边工作的上海知青绝大部分已经离开了延边回到了上海，至今留在延边的上海知青已经很少了。但是，上海知青与延边这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事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延边与上海的情结，主要还是与这一大批曾经在延边生活和工作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乃至把全部的心血和汗水都奉献给边疆建设的上海老知青分不开的。

　　大批在农村的上海知青大返城之后，极少的留在农村的已婚的上海知青，通过省州当时的一些政策调整，得到妥善安置。受农村上海知青返城大潮的影响，那个时段，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招工到县市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上海知青，借“大返城”之机回上海的。一种是改变身份，将已调城里工作的手续再挪回原来下乡的农村，从而以农村知青病退的身份回沪；另一种是在本地工作并和本地人成婚的上海知青，通过“改变”婚姻关系再退回农村，达到回上海的目的。

　　返城大潮退去之后，留在延边各县市工作的上海知青还有不少，从工人到教师、职员和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社会各界都有上海知青。我记得，那时延吉市的企事业单位和机关，或多或少都有几名上海知青，全州没有确切的统计，估计尚有几千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十年，这三十年是延边经济社会因改革开放而得到快速发展的年代，也是留下的这批上海知青克服困难、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和边疆各族人民一起，经历了延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奋斗历程的三十年。这批留下来的上海知青，在延边各级党政组织及各族人民的教育、培养下，经过长期的在边疆生活，工作和学习，许多人成为延边州政治、经济、教科文卫等各方面的人才，他们为延边州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在写《留在延边》一文时，曾用了这样一句话：人生的经历有时可以简单的归纳为去留之间。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进步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给了人们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对于这批留在边疆工作的上海知青，鉴于各方面的原因，谋求更好的生存环境和自身发展的条件，设法能调回上海，或者调到离上海近一些的地方，始终是伴随他们的一个心愿和选项。在这里我想按照时代发展的顺序，来交代一下“大返城”之后仍在边疆工作的上海知青的去留情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因改革开放带来的改革变化，人才允许流动，个人有了更多的选择，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人才的上海知青，在那个时期以人才流动的方式调离延边。如延边大学，截至1986年，吴绍纨等17名留校的教师都以助教、讲师和副教授的职称身份，全部调到了上海、北京、浙江和江苏工作。记得那时我在企业搞行政管理工作时，曾接待过一名为筹建深圳大亚湾核电厂来我厂联系商调工作的人员。当他得知我是上海知青时，他便告诉我，这次他来延边商调二名人员，另外一名就是要从榆树川发电厂调一名上海知青。我很惊讶？便问他何以到延边来调？他告诉我说，都是通过部里的信息，得知榆树川发电厂的这名上海知青，是有十年工作经历的值班长，筹建大亚湾核电厂需要这样的人才。

　　那个时期，州暨各县市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一部分优秀的上海知青，大都是通过人才招聘引进和交流的方式调离延边的。如邵学建（原州轻纺工业公司总经理、延吉纺织厂党委书记）、黄建钢（原州财政局处长）、周培兴（原图们江工程指挥部高级会计师）等。也有许多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上海知青，是通过商调、对调，或通过亲戚、朋友和熟人关系调离延边。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市出台了一项知青政策，即符合条件的上海知青子女可以回沪就读。在延边工作的上海知青大都把子女的手续（户口）办回了上海。这项人性化的政策受到了在外地工作的上海知青的欢迎。因为可以“不献子孙”了，同时也意味着在边疆工作的上海知青迟早都要回沪的。这项政策也直接影响了留在延边工作的这一批上海知青，不少上海知青（主要是企业的）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放弃了在延边的工作，直接回上海，自谋职业为子女陪读。

　　特别要提到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的企业改制，又有一大批在企业工作的上海老知青下岗，失去了工作，这促使了这部分老知青回上海谋生。

　　在本世纪初的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中，也有一部分在机关工作的上海老知青，顺应了改革的潮流，保留了公务员的待遇，提前离岗回上海。

　　在此期间，也有极少数延边州培养的领导干部调到省里任职的。如卢尔群（原州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陆钧（原州税务局局长）、柯嘉（原州工商银行行长）。

　　1999年5月，我在州直上海知青建设延边30周年座谈会上了解到，仍有近千名上海知青留在延边。当年为了纪念上海知青下乡到延边30周年，延边日报特地编辑出版了《上海人在延边》一书，专门介绍了上海知青下乡到延边，为延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作出的动人事迹。书中记述了29名留在延边的上海知青中的杰出代表。

　　2007年，州政协编辑《难忘的岁月——上海儿女在延边》时，参考了延边日报编辑出版的《上海人在延边》这本书。州政协文史委的同志以此为蓝本，在广泛征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记载留在延边的上海知青为主体的“三亲”史料。就是那一次的征集，我写下了《留在延边》一文。文章的最后一句是：据我们不完全调查，留在延边的上海老知青大概只剩下200人左右。这200人左右的数据来源，是根据2004年州直暨延吉市上海知青建设边疆35年座谈会及其后我们每年聚会统计的名录所估计的。2004年上海知青建设边疆35周年座谈会，有54名老知青参加。2006年，37周年的座谈会，有71名老知青参加。

　　2009年为了组织好上海知青到延边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力图通过各县市政协，对留在所在县市的上海知青情况进行了了解和统计，当时反馈上来的信息表明，留在各县市的上海老知青，除了延吉、珲春比较多外，其他县市已经很少很少了。当年的4月2日，在州政协召开的州直和延吉市的上海知青建设边疆40周年座谈会上的统计的名册共72名上海老知青。根据我们的了解，在延吉市的上海老知青尚有30多名未来参加。当年的8月18日举行的上海知青到延边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留在延吉市的100多名上海知青，因为处在了退休年龄，有的欲告老还乡，有的要回上海探亲，实际参加的只有56名。配合当年的纪念活动，《民族画报》刊登了9名留在延吉市的上海知青的事迹。

　　我因退休得比较晚，40周年的纪念活动结束之后，我每年仍以州里的名义组织召开留在延吉市的上海老知青座谈会，只是参加的人数逐年减少。我2014年正式退休后，上海老知青每年一次的座谈会仍沿袭了下来，改为了老乡聚会，参加的人数也只有20人左右。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看，留在延边的上海老知青已经不足百人了，其中延吉、珲春居多，其他县市的乡镇只剩下极个别的早年与当地农民结婚的上海知青了。

　　48年过去了，我作为最后在机关退休的上海老知青，也是这段上海知青在延边历史的“亲历、亲闻、亲见”者，感慨良多。从当年的近1万8千名知青上山下乡到延边的农村，一路艰苦走来，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生活工作至退休，真是不易。因此，要说感情，要说付出，或者说贡献，当数这一批留在边疆生活和工作了四十多年，乃至把全部的心血和汗水都奉献给延边这块热土的上海老知青。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是：为延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原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李洁思和原州人大副主任周文宝；仍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的发挥余热的，做过图们市长安镇中心校校长、图们市副市长、图们市政协主席的董克敏；曾担任过延边文艺创作评论室翻译创作员、延边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翻译创作员、全国鲁迅文学奖评委、延边作家协会副主席、延边翻译协会副会长的陈雪鸿；从工人到施工队长，到被评为跨世纪的中国项目经理，为延吉市的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董改；曾获全州百名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当了25年小学老师的刘惠娣；曾被延边州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一直在延边商业服务系统工作了43年的原白山大厦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孙居巩；曾被评为全国统计系统劳动模范的原国家统计局延边城市经济调查队队长李忠福；至今仍被延边医院聘用，仍坚持在医疗第一线的副主任医师蒋伟根。

　　在记叙上海知青在延边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特别要提及一下曾经在州和县市政协履过职的上海知青。和我一样，在政协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最后在政协岗位上退休的有：原州政协文教委主任陈展朗，原珲春市政协经科委主任耿玉林，原敦化市政协经科委主任李根宝。曾经在政协工作过的有：原州政协祖统委副主任王善良，原图们市政协经科办副主任林永海，原安图县政协经科办主任付吉生。曾经当过州政协常委和委员的有：原州计委副主任奚国权，原延吉卷烟厂副厂长徐康乐，原州社保局处长张炎山，原省七建工程师虞佐成，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强震。

　　三

　　以上二个部分粗线条的记叙了上海知青在延边的四十多年的历史变迁。接下来，我想用较大的篇幅回顾一下，四十多年来，延边各级组织和各族人民给予上海知青的长期的特殊的关照，以及上海知青感恩和回报延边的一些事例。

　　我在《四十三载春与秋，延边上海两地情》文章里曾写道：“文革期间，从上海上山下乡到全国各地的知青61.5万。回过头来看，能够得到当地各级组织和各族人民群众长期关爱的，延边当属其首。”下面，我以时间顺序举例。

　　1989年4月中旬，我陪原州政协副主席卜孟琪外出考察回到单位，在整理文件时发现州委办公室的一份通知，邀请我4月1日到州委参加州委、州政府在延吉市召开的《上海青年支边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很遗憾，因为外出，我没能参加上这个活动。后来听参加的知青介绍，纪念会开得很好，在延吉市的州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大约有百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我后来看到了合影纪念的照片，当时的州领导李德洙、张进发、郑龙喆、罗昌珍、申昌淳出席了纪念活动。

　　1999年，时值上海知青到延边三十周年。延边州组成以南相福为团长，张龙俊、高勇、李洁思、金贞海等领导为主要成员的州党政代表团，并带上延边歌舞团，赴上海经贸考察及慰问原曾经在延边下过乡的上海知青。代表团受到上海市黄菊书记，徐匡迪市长，孟建柱副书记等党政领导的会见和热情接待，并在上海市邮电俱乐部同几百名上海知青欢聚一堂，共同纪念上海知青到延边三十周年活动。正是这次考察访问活动，进一步加强了两地的联系，也促成了延边州输送干部到上海挂职锻炼的先例。同年5月7日，以中共延边州委、州人民政府的名义，在白山大厦国际俱乐部会议室举行了“州直上海知青建设延边三十周年座谈会”。原延边卫校陈雁鸿副校长和州税务局张理敬处长分别代表留在延边的上海知青发言。

　　会议邀请了一部分已回到上海的老知青来延参加，并和留延知青代表一起同南相福、黄铄、高勇、宋晓娟等州党政领导在州委大楼门前合影留念。

　　2004年春，从全国“两会”到我们地方“两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成为议题。在延边工作的上海知青三十年后陆陆续续回上海的，以及尚留在边疆的一部分老知青，因各种原因成为弱势群体。州政府高度关注这部分困难知青，出台了优惠上海老知青退休的政策，让这部分老知青没到退休年龄，提前得到养老金。州政协通过全国政协、上海市政协和吉林省政协等人民政协的渠道，反映情况，呼吁各级政府关注和切实解决成为弱势群体的这部分老知青的困难。

　　2004年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按照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会议精神，开始着手征集上海知青在延边上山下乡的史料。

　　2004年4月2日，李洁思代表州政府在白山大厦召开了州直暨延吉市上海知青建设边疆35周年座谈会。

　　2005年，安图县政协曾对仍留在安图的生活困难的上海知青的情况进行过调查，并将相关情况报县委、县政府，使这极少部分生活困难的上海知青得到了关照。

　　2009年7月16日，在上海知青到延边40周年纪念会活动前夕，州政协高勇主席、金敬燕副主席和我特地驱车前往和龙崇善，看望了仍在边境生活的上海老知青佘林妹。高勇主席叮嘱和龙市的同志：“一个女知青，从大上海来到边疆，40年了，靠她柔弱的身体，支撑了一个朝鲜族家庭，非常不易，一定要关照好她的生活”。2010年，经和龙市委、政府、政协等多方协调，佘林妹一家已幸福的生活在和龙市的新居里。

　　2009年，上海知青到延边四十周年。为了延续和扩展延边同上海知青这种珍贵的难以割舍的感情，不断加强和促进延边与上海的人文经贸交流，经中共延边州委和州人民政府研究决定，邀请部分上海知青代表，举办上海知青到延边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本次活动由州政协承办。州政协高度重视这项活动，并将这项活动列入全年的工作计划，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高勇主席统领这项工作，安排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金敬燕主抓这项工作，并请原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我们上海知青的老大姐李洁思担任筹委会主任，责成我为执行副主任，与州政协秘书长邱功辰同志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筹备活动的办公室设在文史委。为充实工作力量，筹委会还从留在延边的上海知青中，抽调了原州城调队副大队长李忠福、原州供销社副主任施国强、原州石油公司书记范瑞龙、原州司法局处长王武斌四位上海知青协助工作。筹委会从三月开始筹备，直至8月18日召开纪念大会，历经了半年时间。期间，先后召开了4次由8个县市政协参加的州暨县市筹备工作通报沟通会。当年的5月4日，筹委会还组成了由原州政协主席黄铄为团长，李洁思、金敬燕、石明诚为团员的延边州赴上海政协邀请团，在上海市政协会见了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副主席李良园。当天下午，筹委会还在上海市政协俱乐部，召开了20多名上海知青代表（8个县市的联络员）的邀请工作会议，落实了相关工作。

8月16日至17日，州政协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和20多名留延知青参加了被邀请来的上海知青到延边的接待工作。8月18日，州里在延边艺术剧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包括徐绍史、杨凯生、王卫平在内的1200多名上海知青参加了欢迎大会。会议特别邀请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主席王新奎以及长期在我州工作的正地级老领导一起参加了欢迎大会。

欢迎大会由州政协主席高勇主持，省委常委、州委书记邓凯致欢迎词，返沪上海知青柏文礼和留在延边的上海知青陈雪鸿代表发言，州委副书记、州长李龙熙作了重要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给大会发来了贺信。延边歌舞团为知青做了专场演出，以“千年阿里郎”为主题，穿插上海知青当年喜爱的经典老歌，将上海知青对延边的感激之情推向高潮。

欢迎大会结束之后，州政协主席高勇，副主席金敬燕、李顺卿、崔哲云、闫永刚、石明诚、金顺爱、朴惠善分别到接待8个县市上海知青的住宿地举行了欢迎午宴。午宴后，1200知青和260名家属分赴以前下乡的8个县市，参加了县市举办的各项纪念交流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一名上海老知青游览长白山时不慎摔伤，生命垂危，筹委会主任李洁思协调有关方面抢救，并指示我代表州里去延边医院慰问。住院期间，留延知青孙居巩、施建平、刘小妹奉献爱心，在家属未来之前始终在医院陪护。

　　在2011年8月延边上海知青组织的“延边之夏”旅游考察活动中，当得知一部分知青在境外食物中毒后，珲春市委、市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关心并组织有关方面全力救助。

　　在这40多年的时间里，各县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或招商引资、或纪念活动，密切与上海之间的联系。曾在上海挂过职的车光铁、朴松烈、高杰、孙景远、黄龙锡、崔哲云、赵龙等领导，以及老领导张龙俊、张富奎、金贞海、玄洸虎等一直与回沪上海知青保持着联系。

　　一个地方连续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给予知青这种政治上的关爱和待遇，这在全国也是很少的。连结这种现象的纽带不仅仅是上海知青到延边四十多年结下的情愫，更多的是延边各级组织和各族人民四十多年来对上海知青的关爱之情。许多上海知青通过州政协文史资料，通过他们的回忆录或报刊、网络上的文章，反映最强烈的就是这种关爱之情。如《追寻第二故乡的根》《返乡随想》《怀念阿妈妮》《朝鲜族妈妈许顺姬》《延边那个温暖的家》《探望房东老‘媪妈’》《难忘恩师安主任》《难忘割舍的情怀》等等。这些文章倾诉的都是边疆人民对知青的关爱之情，作为历史，它已深深地印在上海知青的心中。

　　四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四十多年过去了，作为第二故乡的延边始终是曾经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近1万8千名上海知青魂牵梦绕的地方。他们深深地眷恋着延边这块热土和各族父老乡亲，并通过各种形式为第二故乡的发展做些实事，出点微薄之力，以感激和回报延边给予他们的关爱和培育。

　　上海延边相距遥远，但是回第二故乡探望乡亲，始终是广大上海知青的心愿和首选。他们无论条件怎样，都想回去看一看，以表达自己的心声，亲口向当年关照自己的乡亲道一声谢谢。我曾经看到上海知青到延边四十周年时的一份向县市领导和父老乡亲表示感谢的材料，很是感人，我把它摘录下来：“……随着岁月的逝去，我们想回家看看的欲望越发强烈，不少知青带着爱人或者子女，已经回来过寻找当年的足迹，看望故乡的亲人。我来之前，去医院看望了一位已经身患绝症的知青朋友，她躺在病床上一边吸着氧气一边说，孩子已经成家立业，我即使走了也能放心，唯一遗憾的是这次不能和你们一起回和龙看看，如果我还有好起来的那一天，一定要回去一次。她已经知道癌细胞已广泛扩散，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候还想看和龙，这种情节只有我们有过共同经历的人才能理解。其实今天在座的许多知青朋友，大多已经退休，收入有限，平时也舍不得外出旅游，但一听说要回故乡的消息，大家毫不犹豫报名，很多人说，即使全部自费，我们也要去，要去踏一踏第二故乡的山山水水，探望难忘的家乡父老乡亲……”

　　一位在延吉市企业工作当年曾经在和龙头道公社龙明大队五队下乡的上海知青，几乎每年都要回房东家看望，并像当年一样，在房东家住上一段日子。他与我说，习惯了，每年都要去，就像在家里一样。房东阿慈妈妮对我太好了，照顾我的起居，连牙膏都替我挤好，还帮我洗衣服。那时很少吃到肉，如果有二块肉，只有她丈夫和我有份，其他人都吃不上。以前我年轻没有什么感觉，现在老了，每每回想起来，都想哭。这位上海知青知恩图报，每次他去房东家都要给上几千元，以补贴房东家用；房东的二位亲戚，先后得了重病，都是他在上海联系医院和医生，最后因医治无效死在上海，连后事都是他帮着操办。

　　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万钢、徐绍史、杨凯生、王卫平、薛求知等这批知青出身的领导和学者，多次去延边视察、交流工作，看望和慰问父老乡亲。2011年7月1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延吉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揭牌后，再次视察了延边，并向延吉市三道湾镇中心卫生院赠送了医疗设备，同当年他插过队的三道湾东沟村的乡亲亲切座谈。

　　在这四十多年时间里，许多在延边下过乡的上海知青，纷纷以“集体户”的名义结伴到他们原来下乡的地方探望、慰问和感恩父老乡亲。2005年5月，原下乡在延吉三道公社东沟村的上海知青，经过六年的谋划，一行12人回到当年的生产队探望，他们自费购置了二台笔记本电脑赠送了乡亲们。2012年在汪清百草沟平安三队下乡的上海知青原上海社会劳动保障局办公室副主任盛祖欢、上海交大教授张宪华、上海制造工艺研究所工程师张佩华、上海电路设备研究所工程师贾文义结伴回到下乡的村屯，看到村里没有活动室，就主动集资四万元，为村里购买了八十多平米的房子，解决了村里的办公娱乐场所。

　　2010年7月，安图县遭受特大洪水，曾在安图下过乡的肖俊峰、郑辛逸、杨培源、曾丽馨、姚导平、陈雅君、周泽洪、杨金伟、刘依群等139名上海老知青纷纷从报刊、电台、网络或直接致电县及乡镇领导，了解灾情，慰问乡亲，并捐出了13万多元。当年8月25日，延边日报第一版刊出《上海知青情系延边，慷慨解囊为灾区捐款》。

　　2010年4月，上海世博会临近，我和延吉市筹委会的负责同志与延边歌舞团的领导赴上海，协助他们进行各自的筹备工作。我本人还承担着筹委会交给我的组织上海企业家和上海老知青参加世博会的任务。4月7日，我邀请了15名上海老知青（均为上海知青到延边40周年纪念活动时的8个县市的联络员）在上海市虹口区海虹宾馆召开会议。向他们介绍参加世博会的活动安排，并动员他们积极去组织延边州在世博会期间需要上海老知青帮助和参与的各项活动。在上海老知青（8个县市联络员）的支持和帮助下延吉市和延边歌舞团顺利地完成了世博会的筹备工作。6月1日，我应邀参加了“延吉日”开幕式，和赵哲学市长、上海老知青、虹口区政协副主席杜善金、州政府副秘书长马景峰（后为州政协副主席）、上海老知青代表瞿心刚一起按下开幕按钮，率先拉开了延边州参与上海世博会各项活动的帷幕。在6月3日“延边日”的活动中，有200多名上海老知青担当起了志愿者，还有许多上海老知青慕名前来参观，有的还领着穿上朝鲜族儿童服装的“第三代”，为“延边日”助阵，其感情之浓烈，着实让人感动。在“延边周”的活动中，8个县市有近千名上海老知青参加了志愿活动，许多老知青还主动当起了东道主，热情接待来自第二故乡的各级领导和父老乡亲。

　　2011年的8月，石兔瑛、苏建文、张理敬等上海知青，精心组织了225名全国各地的上海知青参加“延边之夏”旅游考察活动，为宣传延边，推介延边的旅游出力。

　　2012年8月，在自治州成立6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上海延边联谊会石兔瑛、黄海、徐家进组织了《我和我的延边——回乡省亲活动》。他们参加了自治州组织的百名朝鲜族老人的花甲礼，10名上海知青代表给老人们敬酒，感谢当年他们对上海知青的关爱；作为一批特殊的观众，为延边·韦特恩国际自行车赛助阵；还参加了和龙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在金达莱村举办的欢迎上海知青回乡省亲的大会和篝火晚会。

　　2014年，百余名上海老知青专程回延边，他们在延边老年公寓为老人们慰问演出，和延边老人们一起过了有特色的老年节。

　　2015年，安图县政协成立扶助贫困学生教育基金会，曾在安图下过乡的近30名上海老知青自愿捐款1万元。

　　延边是“老少边穷”地区，许多老知青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深知山区学校办学的艰难，农村和困难家庭孩子上学的不易，因此采取捐款助学的方式，去帮助那些家庭生活困难的贫困学生。

　　早在1995年，曾下乡和龙县东城公社光东二队的上海知青柏文礼（原上海市统战部处长）资助卧龙乡卧龙中心小学学生许哲福，整整十年，让他完成了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毕业的学业。1999年，柏文礼还专程回和龙，特意探望了许哲福学生。

　　1997年，张理敬和他的家人张志敬，通过延边日报的报道，得知龙井市有位叫美英的烈士遗孤，是一位正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朝鲜族女孩，家庭生活很困难。于是，他们找到了美英家，当场交给美英奶奶5000元钱。此后的十年间，每学期开学前，他们都会给美英寄去4000元，从未间断。

　　原下乡汪清东光镇五人班村的上海知青邬学枚（曾担任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大副主任），2008年到2014年的六年间，资助了汪清大明社区三名贫困学生,每年出资助资金2000元，六年共资助了一万两千元。

　　曾在和龙崇善下过乡，当过森警的上海知青金铁炎（原上海审计局国资鉴证审计处处长、上海国际集团盛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和他爱人张丽华（也是下乡和龙的上海知青，原同济医院分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自愿认领一名贫困生，和龙市政协推荐了两名朝鲜族学生让他挑选，金铁炎舍不得去掉，结果两个都认领了。更可贵的是，在他们退休后他们让自己的女儿、女婿接替他们去扶助这两名学生。我后来又得知，去年和龙遭水灾，他们又通过和龙市红十字会给崇善镇政府捐赠了1000元人民币。

　　今年，安图县上海知青联谊会通过安图县政协牵线，经安图县教育局与当地学校筛选，确定了两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朝鲜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各一名），自今年秋季高中开学伊始，他们将受到原下乡在安图县松江公社上海知青许辛华（上海智源会计事务所主任）和原在安图县新合公社下乡的上海知青唐瑞昌（原江苏省吴江县纺织公司总经理）两位上海老知青予以的经济资助，资助时期为二年和三年，资助金额为每人每月500元。他们已一次性将所承担的资助款全部汇入县政协的爱心账户，请安图县政协按时予以转交。

　　延边是经济欠发达的边疆地区，第二故乡的经济发展一直受到一部分上海老知青的关注，他们积极为延边的招商引资工作牵线搭桥、献计出力。如陈明觉、瞿心刚、程德元、张理敬、洪国颖、陆克澎、胡平、邵学健、袁建刚、倪和喜、管玉兰、朱文龙等，自2009年后，有的每年都要来好几次，为拓展经贸往来、招商引资牵线搭桥，或引团队、台商来延边考察、旅游。下乡珲春上海老知青王元诚（原州总工会延边职工技术协会办公室主任）在为汪清县成功引进上海方便面项目后，积极与上海职工技术协会沟通协作，为各县市的招商引资项目对接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今年8月末，瞿心刚、张理敬受到延边州委、州政府的邀请，作为长三角企业家代表参加了延边州举办的“回归工程”大会。

　　在关注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作为后知青时代的部分延边上海知青，充分发挥他们在文化上的专长，为宣传延边、认知延边和感恩延边，扩大延边的对外影响和交流尽力。

　　成立联谊组织和网络平台。2005年4月11日，珲春市上海知青联谊会经珲春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2011年12月，在沪的原下乡在延边的上海知青成立上海延边知青联谊会。2012年3月1日，上海知青网吉林频道（新版）开通，原下乡在珲春的上海知青周培兴担任主编。同年3月18日，延边上海知青网开通，原下乡在和龙县西城公社西城大队的沈兴宝（曾任延边州总工会党组成员，经济工作部部长）担任主编。联谊会和网络平台的建立，集聚了知青的沟通交流，也为感恩和回报第二故乡做了许多好事、实事。如2012年10月在沪的上海知青认购1500箱“爱心苹果梨”。珲春上海知青联谊会的金达莱舞蹈队和延边上海知青的虹馨舞蹈队、合唱队，作为上海市的志愿者，经常下社区、到部队参加各种纪念活动和慰问演出，为宣传延边、弘扬中国朝鲜族文化艺术、活跃社区市民文化做出奉献。

　　发挥专长，感恩和回报延边。2009年8月19日，珲春市政府和政协部分领导与500多名回珲春的上海知青为“知青纪念碑”揭幕。碑文“激情岁月、青春无悔”系原下乡珲春的上海知青高晓虎（曾任职吉林外事服务中心、国家一级美术师）所书，上海知青还向珲春慈善基金会捐款三万元。2009年之后，著名书法家，原下乡安图的上海知青金中浩（曾任吉林书画院副院长）多次率团到延边企业和部队进行交流指导。2012年，为庆祝自治州成立六十周年，曾下乡安图二道白河的上海知青徐梦嘉（当代知名文化学者、书画篆刻家，台湾书画篆刻研究会会长），特意书写了一幅作品献于第二故乡珍藏。

　　自1998年至今，《白山黑水》（作者范文发，原插队珲春的上海知青，后系浙江绿城集团房地产公司顾问）、《炕上无眠》（作者周培兴，原下乡在珲春县敬信公社金塘一队的上海知青）、《我与南溪》（作者：吴绍釻，原下乡延吉县烟集公社南溪大队上海知青，闸北区教师进修学院副教授）、《南溪语林》（作者：吴绍釻）等，当年下乡生活在延边的上海知青写的书，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在延边农村的生活，也充满了他们情系延边、难忘延边的感情。

　　2012年7月，为纪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60周年，由上海知青祁秀娟、王宏刚、周培兴三人发起，祁秀娟、范文发、曹平生、金立芳四人自费赴珲春采访，延边州和珲春市的一些领导和朋友热情相助，珲春的上海知青积极捐款资助，由范文发、金立芳作主编，于12月由延边出版社出版了《边城盛放金达莱》一书。2013年1月30日，珲春市委、市人民政府给在沪的上海知青的感谢信中，对《边城盛放金达莱》一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它为宣传珲春，提高珲春的关注度与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海知青和延边的故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束。这些年来，上海知青陈明觉、肖俊峰、倪扣喜曾分别被汪清县政协和安图县政协聘为特邀委员。2016年末，在安图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肖俊峰、许辛华、徐华丽、倪晓菲（系知青二代）又担任了名誉委员，继续为第二故乡的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为上海与延边的联系牵线搭桥。

　　后记

　　本文部分资料和数据参考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事录》、《难忘的岁月——上海儿女在延边》、《上海知青在延边》、《四十三载春与秋延边上海两地情》、《延边州政协60年记忆实录》、《不种不收》、《美好的青春在这里闪光》、《青春岁月——上海知青在延边》、《延边上海知青情况》、《上海知青与延边大学》，并得到了上海知青网吉林频道、上海延边知青网（论坛）两位主编和众多知青朋友的指点与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本文所述的这段历史，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又限于本人的所见所闻和文章的篇幅，难免挂一漏万，或有数字上的出入，敬请谅解。

原载上海知青网201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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