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留守在北大荒的老知青们

2018-03-11 贾宏图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一同走过四十年
第3集半生情缘

上海电视台《纪实》栏目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c053456nogd&width=500&height=375&auto=0

《我们的故事》
作者：贾宏图

收听
文章

点击以下视频，收听全文（时长：1小时08分36秒）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f05436qss9l&width=500&height=375&auto=0

目录

一. 我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

二. 山路弯弯

三. 风采依然

四. “站人”李颖的幸福生活

五. 归根

我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

我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但我要告诉你她的故事。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是因为某种承诺，但是故事肯定是真实的。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暂时称她为小荣吧。

几年前，我曾去北大荒采访，寻访那些被遗忘在荒原里的老知青。举世瞩目的中国知青运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衰落。战斗在北大荒的50万知青胜利大逃亡，陆续回到自己曾走出的城市。大概只有百分之一二的知青留在了北大荒。当返城的知青因北大荒的经历受到人们敬重的时候，而留在北大荒的知青还在默默地过着艰辛的日子。当“知青饭店”、“北大荒餐馆”成为城里人最时髦的去处时，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坐在自家的土炕上喝着自己酿造的苦酒。他们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甚至也被自己遗忘了。

不知为什么，每次参加城里知青的聚会，我总会想起他们。作为一个曾信誓旦旦“扎根边疆”如今却在城里幸福生活的老知青，我觉得欠他们一份情，欠他们一份债。于是我悄悄地离开喧嚣的城市，又走进这片曾洒下我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土地。也许我只有为留在这里的战友写点什么，我的灵魂才能安宁。

这是一次艰难的采访。三十多年前，北大荒的知青就像开遍原野的山花，随处可见，到处可采。可是现在寻找一个老知青，就像采一棵人参一样艰难。我到了黑龙江农垦总局，也到了十多个农场，谁也说不清楚，现在还有多少知青留在了北大荒。有的名在人不在，有的名在人在却不想接受我的采访。小荣就属于后者。

那一天，我风尘仆仆地来到三江平原腹地的一个农场，这是1958年王震将军带领10万转业官兵最早创建的大型国营农场之一。从1964年开始就有知识青年来这里屯垦戍边，到上世纪70年代初，这里的知青达两万多人。农场宣传部张部长说，现在还有知青大概不到百人了。他说，我认识一位女知青，是你们哈尔滨老乡，经历坎坷，在生产队当老师。明天我领你去采访。我说，最好先打个电话，否则到时找不着她，张部长说没问题。

第二天，场里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们去小荣所在的生产队。北大荒无垠的原野让人心醉，我们的吉普车像快艇一样在绿海里航行。景色依旧，然而农场的境况已今非昔比了。农场已划分为若干个家庭农场，显示出新的活力，但由于粮食价格不合理等问题，农场的经济还面临许多困难。半军事化的乌托邦式的田园诗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一个小时后，我们赶到了小荣所在的分场，领导说，已给生产队打过电话，小荣在队里等你们呢。10分钟后我们赶到生产队，曾是小荣学生的队长说，我已通知她了，让她在家等着。可是家里外头都找不到小荣。

张部长突然想起，刚才我们来的路上好像有两个女的正往分场走，其中有一个可能是小荣。说着他领着司机开车回头去追。不一会儿，张部长把小荣“抓”了回来。原来小荣有意回避我们，她听说我们要到队里来就往分场跑，走到路上发现后面有车来了，马上钻到路旁深沟的蒿草里。张部长把车停在路旁，大声地喊：“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了！”张部长在分场当过副书记，管过教育，和她很熟。小荣从草丛里出来说：“我哪还像个知青，没脸去见作家！”张部长说：“作家也是老知青，大老远来看你，怎么能不见呢！”就这样，张部长用车把她拉了回来。

在小荣和我握手的时刻，她泪眼蒙蒙，我也不禁一阵心酸。岁月给她留下了太多的痕迹，她的穿着和形象与村妇无疑，脸色黑黑的，皱纹深深的，头发像荒草一样凌乱，对她来说“知青”只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已。

“你原来是哪个学校的？”“你是哪年下乡的？”“下乡在哪个团？”

和所有的老知青一样，只要唠起这几个话题，马上成了无所不谈的老朋友。在挂满灰尘的生产队办公室，不一会儿，小荣就和我谈起她从不愿意对别人说起的故事：

“我是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下乡的。当时也是豪情满怀的，是一路唱着歌来的，和电影《军垦战歌》的情景一样。可是一到农场就傻眼了，什么兵团，和农村也没啥两样，都是一片大雪覆盖的土房。来到连队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是在雪里扒玉米，又冷又累，干了一天还看不到地头，我坐在地里就哭，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后来我就当炊事员，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大冬天到井沿挑水，一气要挑十几桶，开始一步三晃，肩膀都压肿了，后来挑水也不觉累了。以后我又到猪号当饲养员，这也是个又脏又累的活，又是挑猪食，又是起圈，一天也是紧忙活。到了猪下崽时整夜守着，有时把小猪搂在自己怀里。我养的猪又白又胖，可好玩了。”

说着她笑了起来，我依稀还看得出一个活泼天真的女知青的样子。

“反正连队什么苦活累活脏活我都干过，一直干到1976年3月，我被调到连队学校当老师，小学、初中，我都教过。我本来只有初中文化，为了教好孩子们，我真是下了不少工夫，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因为连里教师少，我放弃了许多出去进修的机会，结果连个大专文凭都没有，职称也没评上。”

“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问题也被提出来了。当时追求我的男知青也有，我却爱上了我们连的副连长老陈。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其实老陈也不老，只比我大6岁。他哥哥是1958年转业的军官，他初中毕业从广西来到农场当工人，也算个知青吧！他刚刚离了婚，那女人不愿意和他在北大荒受苦，扔下两个孩子走了。那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才10岁，小的是女孩，只有7岁。老陈工作很累身体又不好，拉扯两个孩子很不容易，看着让人心疼。当时，我对老陈说，我年轻身体好，什么活都能干，我帮你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吧！老陈说，那怎么行！你这么年轻，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你赶快返城吧，回到哈尔滨什么对象找不着！”

当时是1977年，大批知青返城了，我爸也给我办好了回城接班的手续。可是我坚持没走，和老陈结了婚，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连里谁都知道，我待他们特别好。他们也把我当成他们的亲妈妈。没想到结婚不几个月，老陈就得了病，到城里一检查是肝癌。我是泪水往肚子里咽，只能半夜里偷着哭。我领着老陈到处看病，花没了我们的所有积蓄，还欠了不少债。当时我正怀孕，什么也舍不得吃。

我生下儿子还没满月，老陈就去世了。他临死前说：“我真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才一年多，给你扔下三个孩子，太难为你了……”我说：“你放心吧，这三个孩子我一定给你抚养成人！”老陈死的时候都没闭上眼，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抱着我哭成一团，我对他们说，“你爸死了，还有妈妈，我已对你们的爸爸做了保证，一定把你们养大成人！”

说到这儿，小荣已是满脸泪水了。“那以后的日子你们娘几个是怎么过来的？”我难以想象，他们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她用手抹去脸上的泪水，淡淡地笑了笑。

“我也说不清那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当时我每月只有37元的工资，还要还老陈生病欠下来的债，还要抚养3个孩子，真是困难得没法说，可是我们总算过来了。1985年我又和队里开“康拜因”的老王结婚了。我们俩是苦命相连，他原来的爱人是个知青，因车祸死了，扔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别人撮合说，你也太苦了！老王人好，帮你一把，日子也会好过一些。这回我成了5个孩子的母亲，有老王和我共同支撑，我们的日子虽然很苦很累，但总算像个家的样子。

现在这5个孩子都长大了，老陈的大儿子，我一直供他读到中专毕业，现在我们附近的六队当副队长，是个很有能力的小伙子。老陈的大女儿长大后，让她生母接走了。老王的大女儿按政策回城工作了，常回来看我们。我的小儿子和老王的小女儿都在场部读高中，他俩正好在一个班，像亲兄妹一样互相帮助。”

“你现在还当教师吗？”我问小荣。她说：“早就不当了。生产队的学校都撤了，集中到分场去办了，有学历、有职称的老师都被调到分场。我啥也没有，只能留在队里。别人说，你应该到上面找一找，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怎么一下子变农工了！我说，算了，在哪都一样干活吃饭。再说，还有一个婆婆是精神病，还要我照顾，我哪也不想去了。我现在的活儿是看麦场，你没看我晒得这么黑吗！这都是老头干的活儿，队里也算照顾我了。场里有好几年没给我们开工资了，一共欠我们4万多元，补发后，我又从哈尔滨的家里借了一万多元，用这些钱我们从队里买了一台“康拜因”。老王用这台机器在麦收和秋收时给别人家干活。我们家的日子不比别人差。”

从她舒展眉心的笑容中看出她的几分满足。“难道你不后悔吗？下乡，还有婚姻？”她想了想说：“也没什么后悔的。下乡是我自愿的。别人返城时，是我不想走的。这些年也没白干。别的不说，就说我教的学生吧，有的考进了北京，还有的在农场都当了队长了。培养了这么多有用的人才，我也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嫁过两个男人，我真爱他们，他们也给了我爱。我为他们抚养了孩子，孩子们也爱我。作为一个女人，我知足了。”

在分手的时候，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最好别写，写也别写我的名字。我怕城里的亲人看见了心里难受。

她站在路口向我们挥手，眼看着我们一点点消逝在绿色海洋的深处。我回头看她，她却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清晰……

山路弯弯

她狂奔而来，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沿着完达山盘旋的山路。春风撩起她的短发，她好像在云中飞翔。

弯弯的山路，好长好长，而它的发端竟是宽宽的北京长安大街。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65年11月初的一天的傍晚，已经高中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并在外文书店工作了的郭文魁，鬼使神差地和三个女同学出来散步。她们从灯市口走到王府井，从王府井又走到长安街，那悬在头上的标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竟让她们心潮激荡。第二天，她们来到东华门街道办事处报名；第三天，竟上了北去的列车。当火车在鞭炮声和锣鼓声中启动的那一刻，同行的知青哭成一团，而她没有流一滴眼泪。

向北，向北！火车、汽车、马车，把她送进完达山怀抱中那弯弯山路尽头的云山农场。她和伙伴们住进了推开窗子能看见远处的山影和近处荒原的土坯房。她选择了让女孩子望而却步的岗位——当兽医。她的第一个伙伴就是那匹枣红马。她骑着它去场部取药，在山路上奔跑的时候，她对着大山唱歌和欢笑。在大山的回声中，她看见了天使般的自己。

然而兽医这活儿又脏又累又危险，连勇敢的男生都不愿意干、不敢干。给有病的马做内诊，得把整个手臂都伸到马的肛门里，为此她呕吐不止，几天吃不下饭。她还要干过去只有男兽医干的活——劁猪。第一次她按倒一头公猪，累得满头大汗，而且羞红了脸，拿刀的手都在颤抖。经过好一番的磨炼，她终于有了一身好本事，她可以给奔跑的猪打针，给各种大牲畜治疗疑难病症，而劁猪是她的拿手好戏，队里的职工都信得着她的心细手快。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女兽医。

弯弯的山路，好长好长，又洒下她长长的泪水，这泪水是苦还是甜，她一时也说不清。那一年她21岁，他29岁。他是友谊农场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拖拉机手，来到他们队里搞“社教”。任务完成了，他要走了。队里舍不得这个技术能手，他们想留下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队里给他找一个对象。队里领导想到了郭文魁，当时队里岁数最大的女知青。

“小郭呀，岁数不小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队长来找她。

“不，我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她回答得很坚决。

“早解决好，对工作有利。要听组织的话！你看友谊农场来的高本琦怎样，人老实，又有技术。”

她想起来了，高本琦，那个拖拉机手，不爱言语，干活有一套。她还知道，他１９岁从山东来“北大荒”，现在还抚养着上中学的弟弟、妹妹。心肠挺好。

“你还是考虑考虑吧！”还没等她回答，队长走了。

第二天一早，高本琦来找她，给她一封介绍信——介绍他俩到场部办结婚手续。她一看发火了，然后哭起来。

他不知怎么劝她。她在屋里哭，他站在门口等她。路旁停着送他们去场部的马车。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半天过去了。他在等着，马车也在等着。她终于擦干眼泪，慢慢走出房门，和他一起上了马车。是同情他，是被他的真情打动，还是屈服于一种压力，她也说不清。山路好长啊，只有马蹄声声。大山默默地注视着这个愁容满面的姑娘。

在办登记手续时出了麻烦。办事人很认真：“你们互相还了解不够，怎么这么草率就结婚！”她哭了，他也哭了。男人的眼泪很少，但比女人更有力量。后来 33 68395 33 23085 0 0 8454 0 0:00:08 0:00:02 0:00:06 8452，场里的领导来了电话：“行也得办，不行也得办！”工作人员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郑重地盖上大红公章时，他笑了，她大哭起来！她为自己的命运大声地哭泣，她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样子。

平静艰辛的生活开始了。队里给了一间土房，他们自己动手建了一个家。两套行李，两个板凳，是他们最主要的家当。搬家那天就举行了婚礼，她买了两斤糖块招待知青战友。老高在地里收大豆，没有赶回来。那一夜，她躺在热腾腾的土炕上，流了一夜的泪。这一切都好像天方夜谭，可是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后来她怀孕了，含泪放弃了当了4年的兽医。再后来她随老高调到了场部，他在机务科工作，她在托儿所当所长。开始她教孩子唱歌跳舞，以后又教他们学英语。孩子们回家嘀里嘟噜说个没完，家长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去问郭老师。她说：“放心吧，孩子们说的是英语，不是骂人的话。”

“我们的孩子会说英语了！”家长们笑了，这大荒原上的孩子会说英语成了奇闻。她被调到场部中学当英语老师。这一来，郭文魁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她初中的英语老师在国外当过领事，她高中的英语老师的母亲是英国人，郭文魁的英语是一流的。她成了场部中学的优秀教师、牡丹江农管局的优秀教师。1983年，她在场部中学教的高中毕业班有31个学生，当年高考30人被录取，另一个第二年也考取了大学。这是当地教育史上的奇迹，她成了当地教育界的名师。这时，她才觉得真正的生活开始了。作为知青，她认为对黑土地的最大回报、最大贡献，是给“北大荒”留下文化，这才是永久的财富。

已经成了农机专家的老高参加了开发抚远荒原的战斗。他们在人迹罕见的荒原深处建起了一个个垦荒新城。新城发展文化教育需要一流的教师。他们扣下了已经完成任务的老高，为了调来优秀的英语教师郭文魁。在她没调来之前，这里已为她家准备了一套新建的楼房。她到建三江中学工作一年就被评为全国农林系统优秀教师。她在努力地用自己的爱心和精湛的教学方法，把缺少文化、渴望知识的转业军人、农场职工和知青的后代培养成国家和垦区急需的人才。为了工作方便，她经常住在学校，节假日她的家里也挤满了学生。

在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北京的亲人在召唤着她，北京的同学也在召唤着她。1989年7月，她利用假期回京参加同学的聚会。在杯盏交错的时刻，有的同学说：“郭文魁是全国优秀教师，是我们的光荣！”有的同学说：“我们不是全国先进，但我们在北京！”这话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她不肯在北京多住一天，她想“北大荒”，想老高，想自己的两个孩子，更想自己的学生！那一天，同学们都到火车站为她送行。本来同学们商量了，一定想办法把他们的团支书调回北京，可她谢绝了。在列车开动的那一刻，大家都哭了。

那一夜，在建三江宾馆，我和郭文魁谈得很晚。第二天，我在建三江像长安街一样宽阔的大街上散步，又碰到了郭文魁，她去赶学生的早自习。她脚步匆匆。

我想起了她骑着马在山路上奔驰的身影。

风采依然

风雪呼啸的山林，回荡着青春的激越旋律。

“顺山倒喽！”随着一声呼喊，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松树地动山摇般地倾倒下来，卷起一阵雪的风暴。哈尔滨姑娘陈桂花举着手里的弯把子锯和同伴们一起欢呼跳跃。

当落日染红山林的时候，他们坐上返回连队的汽车。车在山林崎岖的路上摇晃，陈桂花昏昏欲睡，渐渐陷入梦乡。突然汽车向山沟里倾斜，陈桂花被扣在车下的一个雪坑里。车毁人亡的悲剧就要发生！感谢那一棵树桩支撑出一个空间，陈桂花身陷其间，虽然安然无羔，却从此改变了生活的道路。

陈桂花被吓病了，她住进了859农场医院。黄胆性肝炎、风湿性关节炎，一齐向她袭来。她身体浮肿，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这时又从哈尔滨传来母亲因癌症去世的消息，她以泪洗面，甚至没有活下去的勇气。经常到她床前探望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王福。他是从部队转业来农场的，在医院当烧水工人。他主动为病人送开水，对孤苦而重病的桂花格外的关照。桂花也知道，王福刚死了爱人，扔下4岁和35天的两个孩子。老王的命也真够苦的，她的日子也真难呀！桂花也常为他落泪，有时也涌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

在陈桂花出院的那一天，老王来送她，托她打听一下她们连队有没有奶粉，家里的孩子没奶吃总哭。几天后，陈桂花和一个女知青，带着奶粉和一些孩子吃的东西，来看王福。简陋的住房，寒苦杂乱的生活，嗷嗷待哺的孩子，又一次让陈桂花动了情。老王不知怎样感谢两位女知青，到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又到菜园子里割了一把韭菜，为她们炒了一大盘菜。天天在大食堂喝汤的陈桂花难得吃上一顿炒菜。但是她没有想到，为了这盘菜她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正好王福和陈桂花所在连队的指导员是老战友。几天以后，老王来连队了解陈桂花的情况。指导员说，小陈特别勤快，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身体好的时候，半天能给食堂挑15担水。老王又问，她有什么缺点？指导员说，她脾气暴。老王说，有点脾气好，不受人欺负。也许是指导员的摄合，也许陈桂花早就有意，就在王福的这次探访中，他们订了终身。当时的陈桂花很现实，对于她这样的病号，能走出大宿舍，有一个自己温暖的家，有一个知痛知热的男人，就足够了。再说，她真心实意地喜欢老王的两个女儿。

她给哈尔滨的家里发了电报。家里马上回了电报：你若和王福结婚，家里和你一刀两断！

谁也没能阻挡陈桂花走自己的路。她很快和王福结了婚。王福求领导把桂花也调到医院，结果，他们被调到更艰苦更偏远的连队。陈桂花靠病弱之躯支撑着破败的家。她一进门就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精心照料她们的吃穿，像亲生母亲一样培育她们成长。怕别人说闲话，她处处小心，宁肯自己多吃苦，也要让两个孩子比别人家孩子更健康更快乐。听她们一声声“妈妈”的呼唤，她不知道是苦涩还是甜蜜。能干的陈桂花把王家清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人们常常听到她开朗的笑声。大家都说王福真有福份。

三年后，陈桂花生下了一个儿子，分娩时大出血，死里逃生却落下了病根，节育措施失效，她又连生了两个男孩。作为一个知青，她也未能走出传统的羁绊。她和许多多子女的农民一样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苦难。

二十多年过去了，前房的两孩子已经长大成人，陈桂花帮助她们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她生的三个儿子也成了健壮英俊的小伙子。过去的日子曾一贫如洗，可是她还是走过来了。1979年父亲为她办好了返城手续，可为了这个她曾付出巨大代价的家，她没有走。

陈桂花毕竟是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她不会永远和千百万农民过着一样的日子，她要走和他们不同的路。1985年，农场改革，兴办家庭农场。在队里她第一个站出来承包土地，并张罗着要办家庭养牛场。她连借带贷准备了一万元，买回两头优质黑白花奶牛。可惜出师不利，3个月产下一头牛犊的大奶牛死了，刚生下的牛犊也死了。一万元就这样付之东流了。全家人都伤心落泪，王福蹲在门口叹气。陈桂花擦干眼泪说，我就不信能养活一大帮孩子，就养不活几头牛！

她打点行装回哈尔滨，到郊区的养牛户求教，又向妹妹借钱买回两头奶牛。这回她真下了功夫，全家动手盖了两栋牛舍，每天严格按科学要求饲养。她又养了300只鸡和3头肥猪。这一年全家收入一万二千元，不仅还上了借款，还有了零花钱。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如今（1995）陈桂花有奶牛17头，每天收奶50多公斤，固定资产3万多元，成了队里的养牛大户，农场授予她 "养牛状元"称号。队里的职工特羡慕她，人们说：“陈桂花真行，生孩子净是男的，养牛下犊净是女的！”

连着两天，我从场部坐车到陈桂花家里采访，都没有看见她。王福说，她到建三江的农垦中专看大儿子去了。陈桂花家最重要的财产是正在学农业经济的大儿子。她说，要办好家庭农场，没有技术不行，她希望大儿子早一点接她的班。老王招呼正午睡的两个儿子放牛，他们爬起身，赶着懒散的牛群向不远处的草滩走去。我看到他们全家挤在一栋土房里，一铺土炕占据主要面积。惟一值钱的是一台不大的彩电。院子里牛房猪栏鸡舍样样俱全，园子里果菜繁茂，一片葱绿。陈桂花不像人家说的那样富，他们一家刚在富裕的路上起步，还要走艰辛的路。

我为没有面见陈桂花而遗憾。有人说，陈桂花还是那么年轻漂亮，40多岁了风韵犹存，两腮边的酒窝还是那么深那么圆。有人说，陈桂花和劳苦的农村妇女没什么区别，没有一点知识青年的样子了。

也许不见面更好。我心中的陈桂花风采依然。

“站人”李颖的幸福生活

听说我要采访老知青，黑河日报王锋社长热心推荐。我说，最好是现在还在黑河的，命运越坎坷越好。他想了想说，还真有一位，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前几年他在爱辉区当副书记时，每年春秋防火，他都在下面蹲点。那一年春天，他住在二站林场，当现场总指挥。火情非常严重，扑火大军全线压上，给养都跟不上了，场部商店能吃的东西全抢光了，他们几个领导也和大家同甘共苦，只能啃馒头喝冷水。那天清晨，他们要跟着大部队上山，招待所的一位女饮事员，给他们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饺子，她说，今天是端午节。原来包饺的面和馅儿，都是她从自己家里拿来的。

为了这顿饭，她和来帮厨的女儿忙活了一宿。听口音，她们不是本地人。王锋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女人叫李颖，是上海老知青，已经在林场招待所当了二十年的炊事员了！她们的真诚让在场的同志都很感动。从这次打火以后，每次在二站路过，王锋总想着看看这位可敬的大姐。

王锋给林场打了电话，李颖还在。二站公社当年的几百个知青，李颖是硕果仅存了。我们从黑河出发，沿黑河到嫩江的公路向西南方向，直奔二站而行。我们走的这条路就当年为了应对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而修筑的古驿道。我请教了我省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兴盛，他说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清朝政府开始建立驿站，从肇源县的茂兴镇起始，经卜奎（齐齐哈尔）到墨尔根（嫩江）到瑷辉，共修２０个驿站，做为传递信息、输送粮草，迎送官员的接待站。我们要去的二站就是从瑷辉出发向墨尔根和卜奎方向去的第二个古驿站。

李先生介绍，当年驻守驿站的“站人”都是“三藩之乱”失败的吴三桂的部下和后人。吴三挂原是明将，后降清，被封为平西王，驻守云南。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吴和驻守广东的平南王、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谋反，结果被清平定，三藩的部属全部被流徙东北当了“站人”，而且不准他们迁移，不准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不准他们和汉人通婚。朝廷也不能奉禄，他们只能屯垦戍边、自给自足。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赶到了古驿站二站，看到的是郁葱葱的树林中一排排雅致的木顶红砖的房舍，已找不到一点“古站人”生活的遗迹了。接待我们的年轻的林场党委书记说，我就是当年站人――吴三桂的后代，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百多年了。早年还保持云南人自己的生活习俗，一点点也被当地人同化了。现在已分不出谁是“站人”的后人了。

没想到“新站人”李颖却完全保存着上海人的风度，她说着生动的上海普通话，一身清爽的裤褂，和在上海里弄里看到的中年妇女没有什么两样。没想到饱经北大荒风雪的她还是很年轻，说起话来爽朗明快，笑声不断。门可罗雀的偏僻的小林场，摆出接待外宾一样的礼仪，我们几个记者坐在长条桌的一边，场领导陪着李颖坐在我们的对面，中间摆着水果和茶水。我说，我也是老知青，我下乡的哈青农场离你们这儿不远。王锋说，那儿他也去打过火。不几分钟，大家像老朋友一样谈笑起来。但是李颖的故事还是让我们的心里很沉重。可她还是笑着说的。

“我是上海四平中学６９届初中生，１９５３年生的，１９６９年清明节那天，从嫩江下火车，坐汽车到了二站公社卫疆大队。一下车，我们２３个小上海全傻眼了，一个像睡着了小屯子，只有一片小土房，连电灯都没有。我们流着眼泪挤进老乡家的小土炕，吃着难以下咽的小米饭包米馇子，晚上连厕所都找不到。第二天，我们就自己动手盖知青大宿舍。盖完房子开始种小麦，地里的雪都没化，活很累，我们都默默地忍受着。这个地方，气温低，小麦产量低，一个工才分８分钱，老乡很穷。我们的日子也很难熬。后来队里让我到食堂当事务长，那是个很难很累很苦的活儿。缺菜少肉没油水，那伙食太难办了，我想了许多办法，尽量让大家满意。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此我不知掉了多少眼泪。

那时我们村里有个叫金殿文的机务队长，比我大六岁。常到食堂帮我，有时给我们挑水，有时帮我到黑河买菜，碰到什么难事帮我出主意。有了这样的依靠，我的日子好过多了。我从小没有母亲，在家对父亲特别依赖，现在我又特别依赖金队长了。村里孙书记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对我说：“姑娘，你在这儿太不容易了！早点找个主吧！金殿文是个好人，真心对你好！我看你俩准行！”后来金殿文自己也来找我，他不会说什么，只是说，我会对你好一辈了，不能让你再遭罪了！我给家里去了信，父亲和继母都反对我和他结婚！我想你们也救不了我，我还是自己安排我自己的命运吧！

1972年我和老金结婚了，自己盖了房子，日子很舒心，第二年生了儿子金龙，过两年又生了女儿金凤。日子越过越兴旺，全家人都很开心。当时有的青年开始返城了，也有办了离婚手续走的，可我一点也没动摇！我舍不得老金和我的一双儿女！大队后来还让我当了两年民办教师，搞复式教育，我同时教一二三个年级的课。我还当过接生员，学习过计划生育手术。后来全队只剩下了两个知青，又把我调到乡办企业工作。”

说起自己的种种经历，李颖谈笑风生。可是命运对她实在不公，1978年她的靠山崩溃了——正当盛年的老金得了直肠癌！李颖领着他到黑河住了四个月的院，他们花掉了所有积蓄，买掉了住房和家具。知青办给了她2000元的困难补助。李颖又领着丈夫来到哈尔滨的肿瘤医院，只住了３天，老金坚决要求回黑河，他不希望为自己再白花钱了！

回到家９天以后，他去世了。临终他对李颖说：“我对不起你了！你快点找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嫁了吧！为了你，也为了孩子，我求你了！但孩子别改姓！还有，结婚时你给我的那块上海手表，送给我哥吧！是他领我到黑河，才能认识你！留个纪念……”

李颖擦干了眼泪，领着６岁的儿子和４岁的女儿寻找一家人的生路。她是一个挣工分的农民，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她住在一个小土屋里，没有任何财产。她想到了回上海，可家里没有能力接纳她一家三口人。她一遍遍地领着两个孩子到黑河找政府，那时知青办早就撤消了。令人尊敬的县委书记吴龙洲一次次地亲自接待了她，为她安排住处，把她和孩子领到自己家里吃饭，离走还给她拿几百块钱。

开始县里想把她安排到冰棍厂当工人，但是那点收入是不能养活三口人在城里生活的。后来把她安排到了二站林场，因为她有文化，当了检尺工人，整天钻林子，冬天跟着在大风雪中拉套子。场里不忍心让她再吃苦，又把她调到食堂干老本行。林场又给了她家安排了一套房子，每天还有1.79元的固定收入，一家人开始了有了温饱的新的生活。

林场的热心人都关心着场里惟一的这个上海知青一家人，他们想方法周济着她们，有的送柴，有的送米送面。可这总不长久。大家张罗要为李颖找个老伴。正好场有个叫任国坤的山东人，人老实，能干活，又没过结婚。只是面像长得老，有点配不上细皮嫩肉的上海姑娘，那一年李颖才27岁。

别人介绍他们见了面，李颖只问他一句话：“你能不能对孩子好！”他实实在在地说：“你放心吧！我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儿女！”她还让老任作出承诺，她可以和他结婚，但不能为他再生孩子，这两个孩子能拉扯大就不容易了。老任点头答应了。就这样他们组成了新的家庭。李颖说，我不是为了爱情，是为了生存！为了孩子们能少受些苦难，能长大成人。这是他父亲的嘱托，我照办了，对得起他了！

结婚很久，李颖才知道，老任比他大十岁。为了和她结婚改他了年龄。结果出了笑话，李颖现在退休了，每月退休金１４５０元，而老任还在工作岗位上，每月６００多元钱。说着，李颖大笑起来，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啥们老头对我和孩子可好了！”这句话，她说了好几遍。她说，老任很能干，结婚后我们自己开了一片木耳段，养木耳挣了几万块钱，供两个孩子念书，他把儿子金龙送到教学质量比林场好的锦河中学，一直供到林校中专毕业，现在也在林场就了业。他总惯着孩子，想吃什么想穿什么，他想方设法给做给买。要是他们想吃月亮，他都敢上天去摘！孩子住校时，他跑几十里给送吃的。有时就是一罐咸菜，他也跑一趟。这老头心肠可好了！没想到后来也拿出山东人脾气和我“耍驴”――“你也不给我生个孩子，我这不成了‘拉帮套’的了！”后来我经不起他的磨，1984年又为他生了个姑娘，这孩子可孝心了！这三个孩子可亲了！老头每天掂念着三个孩子！全家人过得可热火了！”

上海的亲人也掂念自己的孩子李颖和她的一家。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写信让李颖领着孩子们回来看一看。他很后悔，在李颖最困难的时候没能给她们帮助！2003年李颖领着小三和她的男朋友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亲人的泪水化解了过去的所有恩怨。浦东浦西的巨变，让他们自豪，但是并不留迹。父亲和继母都想把李颖的孩子留在上海。小三小两口置办好结婚用品，就催着母亲回到了黑河。上海是他们的梦，而黑河才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家。现在李颖的两个女儿都在当地出嫁，两个女婿都很优秀！林场的领导说，李颖的两个姑娘都很漂亮，还是当年上海女知青的气质。

官方会见结束后，我们跟着李颖到她家看一看。一栋职工的红砖房，李颖家的小院和别人一样围着整齐的木栅栏，院里的甬道两旁栽着各种绿油油的菜秧，那是他家老任头精心栽培的，他知道哪个孩子爱吃哪样。可惜我们没能见到这位知青的亲人。进了屋，使我看到了别的职工家不一样的景色，屋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干净整洁舒适，如我们在上海看到普通人家的摆设和生活方式。李颖说，她退休后的生活是每周抽时间到山上看一看育林的老头，给他送点吃的，帮他洗洗衣服。再就是帮儿媳妇照顾小孙女。“新站人”李颖说着自己的幸福生活，眉宇间写满了笑意。

我想，李颖可能和那位已经当了党委书记的“站人”的后代一样，在这个古驿站上，一辈辈一代代地生活下去。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来到了这片祖国边塞的土地上，他们毕竟在这里流过汗流过泪，这里还埋着他们的亲人。当然也是他们生死相依的家乡。

归根

1979年，乍暖还寒的三月，双山火车站一片繁忙，也一片混乱。“胜利大逃亡”的知青们拥挤着从这里登上返城的火车，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段艰难的里程。十多年前，他们是在这儿（兵团５师师部所在地）下车的，然后投进了北大荒苍凉但很温暖的怀抱，欢迎他们的是热烈的锣鼓和热情的笑脸。现在他们又在这儿走了，欢送他们的是站台上老乡和亲人们低声的哭泣。他们走了，扔下了大地里无人开动的拖拉机、学校里无人上课的孩子、医院里无人医治的病人……

她，天津知青矫淑梅，怀里抱着一岁的儿子，望着车窗外满脸忧伤的丈夫，望着远处那片她生活了十一年的土地，禁不住热泪长流。还不太懂事的孩子用小手抹去她脸上的泪水，她拿起那只小手向丈夫挥动，“快和爸爸再见！”这时火车呼啸着起动了，卷起了站台上和车厢里的一片哭声。

矫淑梅本来是不想走的，她的生命已在这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她是1968年9月17日随天津第一批98个知青来到5师52团的。当时她不在动员之列，最后她自己强烈要求，还写了血书：“坚决上山下乡！”革命的激情把她烧到了北大荒。当她第一次面对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土地时，激情满怀。然而意想不到的困难接踵而至。刚到连队的那一天，宿舍还没建好，屋顶可以看到星星，火炕还冒着热气。她和同伴们在炕沿上坐了一宿，第二天就投入了“早晨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三顿饭”的秋收大战。北大荒的地太广阔了，一条垅长五六里，好几天都干不到头。

开始几天，大家还有说有笑的，接着就是沉默，谁也不愿意说话，又过了几天，年纪小的坐在地里大哭，别人也跟着掉泪。然而北大荒是不相信眼泪的，活儿还是要自己干，别人帮了一时不能帮了永远。只能抹去眼泪，挺起腰杆接着干！最艰苦的是割豆子，手被豆荚扎得鲜血淋漓，疼痛难忍。下雪了，那铺天盖地的大雪落到身上就被汗水融化了，衣服都湿透了。等到下午气温下降，衣服外面挂上一层冰，像披了铁甲一样，浑身冷得发抖。生性坚强的矫淑梅从没叫过苦、流过泪。她说我是写血书来的，是不会掉泪的。

经过５年农工排的艰苦磨炼，1973年9月，矫淑梅被调到一个新建的连队当教师。她深深地爱上了30多个渴望知识的山东移民和转业军人的孩子。她惊奇地发现，她的学生连“楼”这个字都不理解，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她让在天津也当小学老师的姐姐给她寄来许多画册、图片、教材、教具。她担负了一到三年级学生的语文、算术、政治、音乐、美术课，还利用课余时间为学生们开展各种开阔他们眼界的活动。她不仅让孩子们知道了“楼”为何物，还让他们认识了广阔的外部世界。在全团的统一考试中，她教的班级排前几名，她被转为正式教师。1978年她还入了党。这期间她失去三次上大学的机会，一次是因为张铁生的白卷事件，另一次可能被人顶替了，第三次她在全连推荐中得了全票，可是年纪过线了。她并不在意，她觉得这些孩子更需要她！

学校放假了，矫淑梅没有回天津探家，她除了备课、家访，就到连队的养鹿场参加劳动。这些顶着玲珑优美的鹿角、金黄色的身体上闪着银白色斑点的梅花鹿，让她怜爱有加。她给它们喂青草，为它们打扫圈舍。那些精灵们开始时躲着她，目光很警觉，后来目光变得温柔了，而且主动走近她，亲吻她的手和脸。

目光变得更温柔的是鹿场的兽医刘宪成。这个勤奋的山东支边青年，从下放劳改的一个老兽医那里学会了一身手艺，还自己引进了这群梅花鹿，建立了全团第一个鹿场。他知道这个身材高挑、眉目清秀戴着一副小眼镜的天津姑娘课教得好，全连的职工家属都喜欢她。但是没想到她这么爱鹿，这么爱他的鹿场。那些日子，刘宪成真有些魂不守舍了，他天天盼着小矫到鹿场来，如果有一天不来，他就没着没落的。

也说不清这个天津姑娘是先爱上了鹿，还是先爱上了养鹿的英俊精干的小伙子。但是她的爱情受到了女同伴的反对。她们说：“那个小山东脾气不好！”小矫说：“他对鹿可温情了！”知青们的不赞成和家庭的不表态没能阻挡这神奇的鹿场姻缘。1976年9月9日，刘宪成和矫淑梅在连队的大食堂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大广播里突然传来的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让他们的婚宴不欢而散。但是老百姓的日子还要过。两个年轻人的幸福生活还是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哀痛中开始了。洞房花烛夜，刘宪成对矫淑梅说：“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让你和孩子回天津！”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刘本超降生了，他的手脚竟像小鹿一样灵动。全家人陶醉在幸福中。

没想到疾风暴雨突然袭来了。席卷全国的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浪开始退潮，国家为历经苦难的二千万知青出台了返城政策。宽厚的北大荒人作出巨大的牺牲，为愿意返城的知青提供了所有的理由——尽管大量知青的突然离去使他们遭受了釜底抽薪般的灾难。百万知青开始了“困退”、“病退”的大返城。但已婚成了知青返城的一道坎，离婚是他们迈过这道坎的唯一办法，有的是假的，但许多弄假成真了。刘宪成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说：“为了你和孩子的前途，你必须回天津！”但是矫淑梅坚决不同意离婚。聪明的刘宪成终于想了个办法，他先把自己的户口转到另外一个城市，变成了城里人（这当然都是假的），再把矫淑梅的户口转回天津，他们就不用离婚了。尽管这样，在矫淑梅抱着孩子坐着蹦蹦车上双山火车站返城的那一天，刘宪成的父母大哭，悲痛得都下不了地为儿媳送行。火车开动的那一刻，老宪成感到自己的心被掏走了，他的家没了！鹿场的鹿看见他落泪，都难过得低下了头。

和所有返城知青一样，矫淑梅又经历了一番苦难，又开始了一次创业。她被安排到一个副食商店当营业员，30岁的她，每月有32元的收入。她先和全家人挤在一起，后来家里动迁了，她领着孩子搬进了仓库，住了两年。单位给她分了一间７.５平方米的房子，后来又分了一套１４.８平方米的房子，她很满足了。可是北大荒的孩子不适应大都市的生活，小本超总是有病，有一次住院，都下了病危通知单！没在北大荒流过泪的她，一次次泪洒天津。有时矫淑梅觉得在这个人山人海的大都市里，她是那样的孤独无援。刘宪成在每年秋收之后来天津和自己的亲人相聚，过了春节以后就急匆匆地回农场了，他知道他不属于这个城市。他也实在放心不下他的鹿场。

亲人们不忍心再看着这一家人长久分离的苦痛了。1990年，他们千方百计总算把快40岁的刘宪成调到了天津灯具厂，当了一名安装工人。如散养在山林里的野鹿不适应圈养的生活一样，在喧嚣的大都市里，刘宪成度日如年。在熬过半年的试用期后，他毅然停职回北大荒了！两年以后，矫淑梅也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北大荒，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她已初中毕业的儿子刘本超。当她和儿子走下他们熟悉的双山火车站，看到站台上微笑着的丈夫和亲人们，她和儿子都流下了眼泪。他们扑向自己的亲人，矫淑梅说：“我总算叶落归根了！”

矫淑梅祖孙俩

我是在九三农管局听说矫淑梅一家重回北大荒故事的。局宣传部的同志陪同我们到鹤山农场16队看望他们一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家，这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家庭鹿场。房舍如别墅，场院阔大，圈舍成排，一切都被绿树环抱着。老刘和老矫在像城里一样讲究的客厅里向我们讲述他们又一次创业的故事。这个已经创办十年的鹿场是全管局最大的，最多时养梅花鹿100多头，还养了30多头更有经济价值的马鹿。为了学习养鹿经验，老刘曾领着妻子和儿子到新疆考察，沿着天山脚下一直走到伊犁，每家鹿场都留下他们的足迹。

他们还从哈尔滨特产研究所引进天山马鹿的冷冻精液，对母鹿进行人工授精，培育新品种。他们用最新的工艺生产出口鹿茸和加工鹿产品，经济效益相当可观。老两口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是自费把儿子送到了农业院校，专门学习畜牧专业。现在他们一家已经成了当地的技术专业户和致富带头人。近几年他们先后无偿支持本队职工１０多万元发展养鹿，还把７只价值５万元的小鹿送给别的职工圈养。现在他们所在的第六管理区的养鹿户从一户发展到12户，存栏增加了200多只。

我们在老刘一家的鹿场参观，不仅看到了一圈圈活蹦乱跳的马鹿和梅花鹿，还看到了场院里的大型农用机械。老刘说，儿子的理想是建设一座机械配套农牧结合的大型家庭农场，做一个有知识有财富的农场主。现在他们一家除了养鹿，还耕种120多垧土地。

可惜我们没有看到在外深造的这位有抱负的新一代北大荒人。如果说，他的上一辈是被政治运动卷到北大荒的，那么他这一辈是自觉献身北大荒这豪迈的现代化大农业的建设的。他们当然是大有作为的。

知青矫淑梅、刘宪成夫妇和儿子一家三口

我看到了小小的北大荒人——抱在年轻的母亲怀中的刘本超的女儿。妻子是和刘本超在北大荒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女儿的目光和她一样的晶莹清澈。

文图来源：东北网、贾宏图的博客视频来源：西沟部落

本文由“老知青家园”整理发布

知青阅览室

明瑞玮：社员忆苦思甜不忘“三年困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