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丨邵学新：吃饱了，不要忘记挨饿的日子
原题
吃饱了
不要忘记挨饿的日子
作者 | 邵学新
关于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回忆文章，在网络上看到大多是回忆农村的，那时城市里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本文是当时生活在中国十大城市之一武汉一个中学生眼中的众生相的一鳞半爪，其中所涉及到的事或人都只是那段历史画卷中微不足道的碎片和细节。殊不知，历史的真相正是这些真实的微不足道的碎片和细节堆砌而成的。
1959年，我考入了武汉20中，别看我们是初中生，我们那时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7斤，仅次于工人的粮食定量。可是好景不长，37斤吃了两个月，定量就开始渐渐降低，36、35、34、32直至31.5斤。
因为爸妈工作忙，祖母年老体衰。家里请了一位年过六旬的保姆，我们都尊称她姑太。姑太虽文化不高，但是悲天悯人且性格坚强。困难初期菜市场还有少得可怜的计划肉卖，姑太隔几天中餐都要单独给我蒸一小碗汽水肉，并说服我的众弟妹不要与我争：“你们哥哥造孽（武汉土话:可怜之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到了1960年，由于肚子的油水越来越少我们的饭量也就越来越大，全家用一个锅煮饭吃的日子结束了，姑太找来大小不一的碗，叫母亲买了一杆秤。每餐饭就按每人的定量蒸饭吃。
姑太的两个儿子57年都被打成右派，并下放劳动。老人家顿时失去生活来源，便出来帮工。一次大儿子来探望母亲，看到母亲现在的窘迫情况，不禁伤心地痛哭流涕。老太太没有流泪，还安慰儿子：“东家对我蛮好，你就安心劳动改造吧。”
可是过不了多久，坚强的姑太还是向饥饿投降了。她向我母亲辞职，应聘到一位老红军家做保姆，其唯一优于我家的条件就是保证一日三餐能够吃饱饭。
武汉地处长江之滨，多少年多少代主食就是大米饭，即使面粉也是早上吃热干面吃上一点。可是从1960年粮店就开始供应各种杂粮代之以主粮大米和面粉，我们先后吃过高梁粉、玉米粉、大麦粉、荞麦粉、蚕豆和红薯干。大米的配给量则逐月减少，最少时无论大人小孩每人每月一斤碎米。幺妹那时才三岁，每次吃饭就对着这些杂粮馒头哭泣，不肯吃。于是祖母下令全家都不吃碎米，让给她吃。可是过了几个月，粮店连这点碎米都没有供应了，幺妹也只得每餐饭一边哭一边吃杂粮馒头。
姑太走后，冬天买菜的任务交给我了，（祖母冬天怕冷。）每天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和邻居的小伙伴跑到菜场去排队，在那里也只能买到发紫的包菜、发黄的白菜和干瘪的萝卜、土豆。除了春节的计划供应，那里绝对看不到鸡鸭鱼肉。
在最困难的1960年到1961年，一年到头闻不到肉味，连每月半斤的食用油有时也不能保证。象我这样一个“半个小子，吃死老子”的中学生，每餐饭一吃完肚子就饿了。整天幻想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一日三餐吃饱饭就好了。有一天晚上上床睡觉，饿意如期而至。我别出心裁地想出一个抵御饿意的方法，拼命回忆从小到大我吃过的美味佳肴，来一个“精神会餐”。没想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饿意不但没有消㳽反而变本加厉袭来。折腾得我那晚一夜也没睡好觉。从此我再也不敢在饿意到来之时做这种“精神变物质”的春秋大梦了。
不知是哪一年元旦放假，父亲回到家里。看到几个儿女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的可怜样子，他返身出门。过了好一会，只见他汗渍满头地抱着一块羊板油、小五斤大米和一把香葱。父亲对母亲说，他把他的瑞士“山度士”手表卖了。于是全家老小饱餐了一顿羊油香葱炒饭打发了那年的元旦。
在人人都吃不饱的那个年代，我们兄弟姊妹无时不刻地感受到亲情的关切和眷顾。
在省财政厅工作的远房亲戚四孃孃打电话给母亲，说他们财政厅红薯大丰收，于是她帮母亲第二天把小百斤的红薯从武昌弄回汉口。
郑州的秀兰姨听说母亲因病在家休息，于是写信邀请母亲带上幺妹去郑州住上一段时候，特别提到不要带粮票去。这样可以省下口粮给剩下的孩子们吃。
大概1961年初，有一天突然接到从香港寄来的一个包裹，收件人是祖母。寄件人地址和姓名语焉不详，打开一看，一个马口铁听装的一公斤重的熟猪油。显然是我家香港的一位亲戚既想聊补家乡亲人的饥馑之炊又不想给亲人增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寄来这听猪油。此时祖母既不想去搞清寄件人是哪位七姑八姨、也顾不得海外关系带来的严重后果。吃了再说。于是她每餐饭给我们一人一小勺珍贵的凝脂，或伴在饭里或夹在大麦馒头里。猪油的那个香味至今难忘。就这样，熟猪油不定期地由香港寄来，收寄双方彼此心照不宣没有一点只言片语的通信往来。一直持续到1962年国内经济全面好转才停止。
一位同学的父亲在湖北省粮油进出口公司工作，他经常从家中带来一种叫“花生饼”的零食到学校分给大家吃，其味道其香味让我们每天神往。好多年后才知道那是粮油加工厂生产花生油后的下脚料。正常年份是猪的饲料。
1960年下半年也是初二上学期，我们的老师中，肝炎、浮肿、营养不良等由于饥饿引起的疾病大比例上升，武汉市教育当局不得不宣布所有的中小学老师暂时停止授课，学生所有的课程改为自习，期末考试也全部取消。叫做“劳逸结合”。对于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小子们来说，世上还有什么比读书不考试更快活的事啊？当然，世上又有什么比饥饿更难受的事啊？记得那时每天上午第四节课是我们最难捱的日子，看着窗户台上的阳光一点点挪向我们事先用粉笔画好的印记，真有度秒如年的感觉。
到了1962年春夏之交，随着大地暖意渐隆，国家的经济也渐渐好转，一个标志是粮店供应的大米配给量逐月提升；另一个标志是湖北省对全省2.5万名高级知识份子给于一定的营养配给,父亲有幸成为2.5万分之一。这个营养配给的内容别的不记得了，只记得有5斤/月黄豆。母亲隔几天就用酱油八角做一个红烧黄豆。父亲说这个菜能补脑。那年我初中毕业考取武汉二中，大妹小学考取武汉六中。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现在到餐馆吃饭是既普通又享受的事情，或三五好友或一家老小进到一家餐馆，找到合适的餐桌。服务员递上菜单，点好心仪的菜品，就静等美味佳肴了。
三年困难时期人们到餐馆吃饭的场面是现在年轻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奇观”。
餐馆还没有营业，外面已经挤满了饥肠辘辘的食客，门一打开，人们蜂拥而入，刹那间室内所有的十围大桌被坐满（中、小桌子早已被撤），腿脚慢了一点的人只得站在坐着的食客后面等着下一轮，甚至下下一轮。
那时在餐馆吃饭除了要钞票、粮票还要“进餐券”（这是当时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局发的一种“进餐资格”的凭证），没有它即使有钞票和粮票也没法在餐馆吃饭。
过了一会，餐馆售票员来了，一桌一桌、一人一人把“两票一证”收讫完毕。又过了一会，服务员端来菜式一样的盖浇饭一人一盘，客人们便开始用餐。
现在想想这种吃饭的场面十分搞笑，十个素不相识的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吃着同一种饭菜，后面还围站着十几个人睽睽而视地看着你们吃。此情此景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今社会贫富不均，必然导致一些刑事案件，如杀人越货，偷盗抢夺时有发生。三年困难时期在武汉的街道上也时有抢夺事件发生。但绝不是抢什么金项链或名贵包，而是抢夺人们手中的食物，经常是一位女人或一位男人在马路上一边行走一边吃着什么食物 ，突然从后面伸出一个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掉食物，还没等到被抢者醒悟过来，抢夺者已经从地上把食物捡起并且一边往口里塞一边逃之夭夭了。有时遇到被抢者不服气，还想把食物抢回来。抢夺者也有办法，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往食物上吐上一口唾沫，这时被抢者是抢回还是不抢回呢？一般只好自认晦气，阿Q式地骂上一句：吃了去死吧！
今天，吃饱肚子已经不是什么事了，但是不能忘记曾经饿肚子的日子。忘记了，就对不起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几千万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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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