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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印谱 2018-05-23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欢乐又苦涩的乡村庙会


 

乡村的集市贸易,俗称庙会,均有固定的时间,如逢阴历三六九、二五八;有固定的地点,通常设在交通便利的镇上或较大的村庄。庙会当天,从四面八方村落赶集的农民聚会在一起,出售自家的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购买自己需要的大大小小商品,了解各方面信息,品尝各种美食小吃,享受文化娱乐活动以及特有的庙会气氛。汉民族农耕文明源远流长,集市贸易恐怕也有数千年的历史。

 

小时侯,笔者经常跟随父母赶庙会。家乡最大的庙会要算贾村镇庙会,距离我村10里路。每逢庙会,早早的,我们就兴冲冲上路了,有时父亲骑自行车带上我,有时我跟母亲步行。一路上,男女老少,络绎不绝,有肩挑背负的,有骑自行车的,有推拉小平车的,还有赶着骡马猪羊的,人人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充满轻松喜庆色彩。

 

庙会最圆满的时候,大约在上午11点左右,贾村镇的东西南北几条街道,被摆摊设点和赶集人拥挤得满满当当。庙会上设有食品市,卖油糕、凉粉、醪糟、麻花、羊杂割等美食;有牲口市,从体型高大的骡马,到吱吱乱叫的猪娃,应有尽有;有木材市,大料小料,桌椅门窗,一应俱全;有妇女市,小脚老太太和年轻姑娘摆出自己织的土布、绣件、针头线脑……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空气中飘散着各种美食馋人的味道,夹杂着各种响亮的叫卖声和喧嚷声,每一次庙会,就是当地农民生活中的嘉年华。


赶集去

 

乡村庙会有时还请来戏班子助热闹。不过,大多赶集社员没心思看戏,顶多瞄一眼戏台上有没有名角儿,便忙自己的事了。庙会上另有不少看似平常却又有趣的情景。比如在牲口市,有好几位活跃的中老年男人,在人与牲口中间穿来梭去,或摘掉头上的草帽遮掩,或伸进衣袖间,或撩起衣襟下摆,悄无声息地跟他人捏手指头,“眉目传情”,摸来捏去,一桩牛马买卖生意便谈妥了。这些人的职业叫牙客。

 

少年不知愁滋味。每一次随父母赶集,他们卖什么,买什么,我一点也不操心。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一次父母会给我买什么小吃。或一碗醪糟,或一盘炒粉,花上几角钱,坐在摊贩的小板凳上,细细品味,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有一次,我在庙会上走丢了,酿成一起不大不小的风波。

 

那时我四五岁,父亲一人带我上贾村镇庙会。中午吃过美食,我犯困了,父亲就把我安置在街面一个熟人的铺子里睡觉。我睡着后,他自己出去办事了。一觉醒来,我发现屋子里没人,便溜下炕,独自出门,上街寻找父亲。拥挤的人群裹挟着我,也不知道东西南北到了何方。等父亲办完事回到铺子,发现我不在了,询问房主,房主也回答不上来。

 

“一个四五岁男孩丢失了!”顿时成为庙会上的一大新闻。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还担任乡卫生院院长,熟人多,一传十,十传百,好多热心人分头在庙会上帮忙寻找,还有人急急赶回村里,看我是不是被熟人领回家了。在家的母亲听说我丢失了,焦急地哭天抹泪。从我们村,到贾村镇庙会,以及沿途,人们都在议论这档事。


满载而归

 

我在街上找不见父亲,望着周围黑压压的人群,吓得哇哇大哭。一位摆摊卖土布的老太太瞧见了,一面哄我,一面询问:


“这小娃,你叫啥名字?”

“我叫冯印谱。”


“你是哪个村的?”

“我家是……丁樊村。”


“你爸叫啥?”

“我不知道,我爸是医生……”

 

也算凑巧,我的伯父也来赶集路过此地,听见“丁樊村”“医生”,扭头一看是我。伯父立即带我回家,并托人转告我父亲“孩子找到了”,一场风波最终化险为夷。虽说虚惊一场,但20世纪60年代初乡村的社会风气可见一斑。

 

等我上了小学,“文革”开始,父亲就很少领我赶集了。他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驱赶回生产队劳动改造。到了20世纪70年代,农村的庙会已不复往日繁华热闹了。父亲跟社员们在自留地里栽种了旱烟叶,晒干的烟叶要拿到庙会出卖。1974年,我在离家30里的闫景村闫景中学读高中时,家里有一辆自行车,但我上学很少骑车,每个周末放学上学回家全要靠步行。假如我骑自行车上学的话,整整一周,自行车都在宿舍闲放着。这样,父亲就不能骑自行车赶庙会卖烟叶了。

 

有一天,闫景村逢庙会。中午休息时间,我上街闲逛,跟前来赶集卖烟叶的父亲不期而遇。父亲在街边地面摊开一块包袱,上面放着两捆烟叶,自行车倚靠在墙角,车子后座上绑着尚未摆出的烟叶。父亲口干舌燥,唾沫飞溅地向来往行人顾客兜售烟叶。我站在父亲身旁,一边询问母亲和家里的情况,一边感觉脸红心跳,十分窘迫,尤其惧怕过往的老师和同学,瞅见我有这样一位卖烟叶的父亲。


父亲是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黑五类分子,是阶级敌人。那个年月,摊上这样一位父亲,做子女的是相当没面子的,相当丢人的。而且,我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渴望做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多少次在入团申请书上庄严表态,要跟父亲划清政治界限,正在接受学校团组织对我的的严峻考验。


作者父母和小外孙合影 

 

太阳当头照,父亲额头浸出一颗颗汗珠。这时,父亲说:“娃,你帮我照看一下摊位,我去上个茅房。”父亲擦着汗水匆匆走了,我站在父亲的位置,临时充当卖烟小贩。有的顾客过来询问:“这烟叶多钱一斤?”我机械地回答,声音只有对方才能勉强听见。有的顾客过来翻看旱烟叶,我不知该说啥才好。在我身边,兜售其他土特产的摊贩扯破嗓子叫卖,竭力炫耀自己的商品如何价廉物美。我不敢抬头,生怕看见熟悉的老师和同学。我更不会叫卖,也不好意思叫卖。我盼望父亲快点回来,又希望能够替父亲卖出一点烟叶。时间一秒秒过去,父亲回来了,他说:“你快回学校吧,别耽误了上课。”我点点头,心中不舍却又快步跟父亲告别。

 

坐进学校教室,我才感到非常后悔,非常内疚:大热的天,我怎么没想到给父亲送去一杯开水呢?初步体验了一下父亲赶集买烟叶的滋味,我痛恨自己无能,又死爱面子,没能帮父亲卖出一两烟叶。而父亲呢,一年中要赶无数个这样的庙会,起早贪黑,忍饥挨饿,来回奔波,卖完一包裹又一包裹旱烟叶,然后用卖烟所得供我读高中,给家里买粮食,买油盐酱醋。父亲跟所有的农民一样,在参加集体劳动之余,渴盼着庙会,依赖着庙会,同时也维护着庙会,庙会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乡村庙会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状况的晴雨表。

 

每每想起闫景村庙会那一幕,我都为自己因政治狂热而泯灭了人性,感到深深的愧疚,对父亲有一种难以洗刷的负罪感。


庙会上的农副产品 

 

可是,这样的庙会仍然逃脱不了政治的干预。农业学大寨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报纸广播宣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滋生资本主义”。除了学大寨,报纸还宣传过辽宁省河套地区取缔传统集市,创办“赶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当时,我们运城地区革委会“一把手”是从昔阳县调来的“昔阳干部”,此人顽固地推行极左路线,下令在运城地区13个县全部取缔乡村集市贸易。

 

刚开始,社员们不理这个茬,仍然携带农副产品赶庙会。县、乡革委会执行上级命令,派出一队队基干民兵,开着卡车,奔赴各个庙会,手持步枪,蛮横肆意地撵集。致使赶集的社员如惊弓之鸟,跑得快的溜走了,跑得慢的就被凶神恶煞的民兵将农副产品没收掉,并把他们关押在公社大院,责令各大队干部来公社认人、领人,领回大队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检查批判。几年间,往日繁荣、祥和、自由、欢乐的庙会,被折腾得鸡飞狗跳,风声鹤唳,最终一片肃杀、销声匿迹了。

 

在中华大地延续了数千年的庙会,即便在战争年代也没有中断过,在和平时期,竟然采取宣传加暴力双管齐下的手段,遭到无情扼杀。这难道也是“文化大革命”结出的硕果?这难道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这难道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标志?这难道也是劳动人民翻身做主、扬眉吐气?

 

庙会没了,围绕“以粮为纲”,自留地不允许栽种旱烟叶,父亲也不用起早贪黑赶庙会了。那些马列主义喊得震天响的领导,只记住生产能够产生财富,忘记了流通也能够产生财富,消费同样能够产生财富。堵死了集市贸易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结果,并没有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富裕,反而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庙会里各种美味小吃

 

1978年,我考上大学时,我们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分红8分钱。进大学后享受国家助学金,在填写家庭经济状况表格上,学校有关部门看到一个劳动日分值8分钱,大惑不解,以致怀疑我填写的真实性,特此给我家乡的公社发函调查,公社回函证明确实如此,我才得以享受每个月21元钱的助学金。这笔助学金不仅够用伙食费,而且还有结余钱可以买书和日用品。

 

全国乡村集市贸易得以恢复,还应当归功于我家乡的干部群众和新闻媒体。

 

1978年7月21日,《光明日报》刊发一封读者来信《农村集市贸易应该恢复》,写信人是山西省运城地区稷山县武勤英同志。他在信中反映,粉碎“四人帮”已经1年多了,当地的集市贸易仍未恢复,街上仍然贴着取缔集市贸易的“十大好处”一类标语,群众赶集仍然遭到工作人员的驱逐(当地群众称之为“撵集”),给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家庭副业生产带来极大困难。他呼吁: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恢复农村集市贸易。

 

   8月4日和8月18日,《光明日报》又连续刊登了来自运城地区读者的两封来信:《陈寿昌的信说得好》《不能再“撵集”了》,并加了编者按。新华社对后一封来信和编者按发了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予以播出,《人民日报》也全文转载。8月29日,《山西日报》登载了新华社转载的《光明日报》读者来信。山西省是“文革”中推行极左路线和学大寨运动的“重灾区”,这些来信在全省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反响强烈,迫于舆论压力,几个月后,运城地区最终恢复了集市贸易,传统庙会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同样是制定政策,一个“封闭”,害苦了百姓;一个“开放”,富裕了农民。这期间,二元户籍制度管辖下的乡村农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笔者年过花甲,久居都市,常常怀念农村集贸市场那熙熙攘攘的氛围,怀念那坐着小板凳的凉粉摊、醪糟摊,怀念那曾把我丢失了的传统庙会。

         

 2017年2月24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7年2曰25日修改

           2018年5月16日再改 

熙熙攘攘的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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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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