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 冯印谱：陌路父亲的双重痛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我有一个为之骄傲的父亲，我有一个为之感伤的父亲。
自打记事起，父亲是大队卫生所所长兼医生，而且是唯一的一名医生。他经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制服上衣，衣服上有四个口袋，上衣左口袋别着一支钢笔，下面大口袋里时刻装着听诊器和扎针用的银针包。父亲留着分头，黑乌乌的头发特有精神，脸上总是洋溢着慈祥的微笑。春秋，父亲有时戴一顶浅灰色布单帽，我在人群中找寻他回家吃饭，这顶帽子就是最明显、最独特的标志。
中年的父亲
大队卫生所设在村里一家四合大院里，整洁而幽静。有时看病太忙了，晚上父亲就睡在卫生所。我上小学一年级，夏天也跟父亲一起睡，父亲的床上有蚊帐，不担心蚊子叮咬。有时我脱光衣服钻进了被窝，遇到大人来找父亲看病，他们常常把手塞进被窝，要摸我的狗鸡鸡，羞得我直往被窝里面钻。
父亲去别人家看病，我有时跟随他去，有的人家硬要留父亲吃饭，我也跟着蹭饭。病人家的爷爷奶奶、大伯大婶、哥哥姐姐，对我可亲哩，不仅陪我玩，还送给我很多好吃的，甜杏呀，核桃呀，红枣呀，我的小口袋经常被塞得鼓鼓的。从大队干部，到普通社员，人们只要看见我，总会当着父母面夸我长得帅气，聪明，将来长大了一定有出息。
几乎一夜之间，父亲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被造反派赶出了大队卫生所，回生产队当社员。批斗会上，他跟村里的地主、富农、坏分子、“右派”站在一起，头上戴着高纸帽子，胸前挂着大纸牌子，上面用粗毛笔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冯某某”，名字上打着血红的八叉。批斗会结束，造反派勒令他们游街，这伙人个个耷拉着脑袋，灰头土脸，步履沉重，从这条街走到那条巷，身后是愤怒的革命师生一阵阵呼喊口号。
如果仅仅挨批斗倒也罢了，造反派还搞出种种花样来，给这些人更大的侮辱和整治。他们在每个黑五类分子家大门上，钉上一块大白纸牌，上面用黑字写着“地主分子之家”“富农分子之家”“反革命分子之家”“坏分子之家”“右派分子之家”，与那些挂着“光荣烈属”“光荣军属”红底黄字的木制牌匾形成鲜明的对照。
对黑五类分子本人，要求在胳膊衣袖上戴一个白布袖章，上面写着“地主分子某某某”的黑字，与造反派的红袖章截然区别。造反派说，这样做是为了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外村的人来到我们村，不清楚这些坏人的底细，贸然接触，受到阶级敌人的伤害。
父亲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外，还经常被大队革委会治保股叫去，做许多义务劳动。这些活计有每天清晨扫大街，冬天给大队部抹煤饼，给大队砖瓦窑拉水，给学校清扫厕所，下雪天清扫积雪，等等。反正，他们所干的净是贫下中农和普通社员不愿干的又脏又累的活计，名曰：接受劳动改造。
老年的父亲
父亲完全变了，变成了我不认识的父亲。那身洁白整齐的衣服不穿了，换上了对襟黑棉袄黑棉裤；白球鞋脱下了，换上了母亲缝纳的牛鼻子黑布懒汉鞋；那顶灰白帽子不戴了，剃掉了一头浓密的长发，留成了光头。他的双手磨出了老茧，脚后跟常常皲裂好几道口子，疼痛难忍，要贴上好几层胶布才好受些。过去，他抽纸烟，现在换成了旱烟锅，抽自己种的旱烟叶。以前十分健谈、慈祥微笑挂在脸上的父亲，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苍老了许多。
我参加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原本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可是，最最让我难堪的，就是如何面对父亲。宣传队上县城或公社参加大会演出，清晨早早出发，中午需要携带干粮。每一次，大队治保股就会派上两位“黑五类”分子跟随我们，为我们服务，主要任务是当我们进行文艺表演时，负责照料我们几十号队员的服装、道具和干粮袋。
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尴尬的情景。
我在台上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地表演革命节目，演出结束中午休息吃干粮时，看见父亲可怜兮兮地蹲在那里，身边堆放着一堆五颜六色的衣物和干粮袋。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父亲，父亲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我，父子俩四目相望，目光中隐含交织着多么复杂的情感啊！我痛感有这样一位父亲而蒙羞，父亲会因为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怎样？
于是，我常常有意躲避父亲的目光，父亲也常常极少跟我说话。吃干粮的时候，我要跟父亲分开，我跟队员们在一起吃，有说有笑；父亲和跟他一起来的人躲在一边吃，没人理睬他们。当着老师和其他宣传队员们的面，为了表示我跟阶级敌人的父亲划清政治界限，我甚至连一杯开水也没有给父亲送过。他是他，我是我，似乎我们不是一对亲父子，而是两个陌生的路人。
遇到学校宣传队夜晚在本村舞台演出，父亲他们“黑五类”分子的任务就更繁杂了：打扫舞台，在后场看护火炉，打冷水，烧开水，供几十名宣传队员洗漱、化妆和饮用。演出结束后，观众和演员散场回家了，父亲则需要睡在漆黑冷清的舞台上，负责看护台上的演出服装和道具。
想一想此情此景，当我对着镜子化妆时，当我每演出一个节目上场下场时，当我到火炉边倒一杯开水时，当我演出结束兴冲冲上台跟观众谢幕时，有意无意，我都会看到父亲往火炉上添加煤饼，或十分艰难地往舞台上拎一大桶冷水，或孤零零默默地坐在后场的某个角落。
偶尔，我跟父亲的眼光遇到了一起，他立刻露出一丝只有我能觉察出的微笑，这微笑里隐含着鼓励、期望、希冀和骄傲，也隐含着歉疚、自卑、幽怨和无奈。然而即便就是这一丝微笑，也会在父亲的脸上稍纵即逝。
我无法站在父亲的角度审视眼前的一切，更无法揣度他当时的心情。我想，他的内心一定相当难受，痛苦，煎熬，愤懑，无奈。一个父亲应该给儿子很好的教育，一个父亲应该给儿子很好的保护，一个父亲应该给儿子很好的帮助。但是，所有做父亲的应该做到的一切，父亲都无法给予自己的孩子，这难道不是父亲内心深处的伤痛吗？相反，父亲不仅不能给予儿子这一切，反而还会将自己的罪衍——连自己也搞不清楚犯了什么罪——残酷地施加到无辜的儿子身上，影响儿子，连累儿子。这又是另一重伤痛。
大队治保股让父亲跟着宣传队做各项服务，父亲不敢也不能有一丝不同意和反抗，他只能顺从，唯唯诺诺、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情。他必然会跟儿子见面，接触，一见面，一接触，别人就会发现，就会联想，更会遭到恶意的曲解、联想及诬陷。在这种时候，父子俩形同路人，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父亲的身心承受着双重的伤痛，而这伤痛只能埋藏在心底，像山林中一只猎豹无端受了枪伤，无处求助，只好用舌头一点点舔舐伤口的鲜血，一任时间慢慢抚平伤口。
父亲无处诉说？该向谁诉说！
作为儿子的我，登台演出是轻松的、兴奋的、激情的。然而一回到后台，看见父亲的身影，心头立刻滚过一片乌云，眼前立刻飘过一道阴影。我的心情是沉重的、难过的、创痛的。轻松与沉重，兴奋与难过，激情与创痛，时时刻刻缠绕交织在我的心头，翻滚在我的心头。
也许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学校宣传队的老师和队员们，对待父亲的态度，远胜于对待其他“黑五类”分子。对待别人，他们往往粗暴，抱怨，当面训斥，背后诅咒。不是挑剔开水没有烧热，就是嫌弃炉火烧得不旺，一会儿叫喊放置的东西找不见了，一会儿又埋怨后场太乱了。在场服务的“黑五类”分子听了，慌忙点头哈腰，连连道歉，然后迅速予以弥补，以便挽回影响。
我亲耳听到老师和队员们的抱怨：“瞧这些人，做事情懒懒散散，磨磨蹭蹭，就得让他们好好改造改造！”“他们在旧社会享福惯了，时刻都在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哼，善于伪装，出工不出力，干活心不在焉，对革命宣传怀有抵触情绪！”说这些话的人，说这话的当儿，一扭头瞥见了我，立刻意识到了，感觉不好意思，或转身走了，或歉意地笑笑，立刻会把话题扯向别处。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幼小的心灵，播种下的不是阳光、快乐、平等、尊严，而是郁闷、痛苦、歧视、胆怯的种子，以致影响了一生的性格。
2013年6月3日与凌空书屋
2014年11月修改
2018年1月2日再改
（原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家族往事》一书）
作者一家在纽约
冯印谱读本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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