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冯印谱：“一打三反”我家被抄
作者简介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本文作者
“文革”伊始，全国性的破“四旧”抄家风波，起源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陈伯达主持撰写的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红卫兵、革命造反派是如何疯狂抄家的，不少文章都有详细记述。我家是在“文革”期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遭受了一次抄家，参与抄家的不是红卫兵，而是大队干部和青年民兵。我当时在本村读六年级，就是七制校的初中一年级，前后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所谓的“一打三反”，是1970年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属于“文革”大运动里套着的一个小运动，主要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简称“一打三反”运动。这场运动涉及的地域之广、家庭之多、人员之众，是无法估量的，而造成的社会恐怖和影响也是空前的。
那是一个秋日，前一天夜晚，我和母亲在大队面粉加工厂磨面。过去村里磨面使用古老的石磨，由牛或毛驴拉磨，磨一次面需要多半天时间，还磨不出多少面粉。前两年大队刚安装了几台机器钢磨，磨面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但由于人多磨少，再加上经常停电，机器出故障及检修等原因，社员们把粮食送到加工厂，需要排队十天半月才能轮到。那晚，父亲被大队治保股召集去开会学习，我和母亲去磨面。原本按照排队顺序应该轮到我家了，突然有个大队干部的亲属又插到我家前面，无奈何，我们 37 41292 37 15288 0 0 3025 0 0:00:13 0:00:05 0:00:08 3026直等到最后磨完面，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回到家收拾完东西，一家三口很快进入梦乡。
大约凌晨六点多，嘭嘭嘭的敲门声把我们惊醒了。只听大门外有人叫喊：“开门！快开门！”父母亲以为有了患者叫父亲看病，以前半夜三更或是黎明，经历这样的叫门声太多了，所以没有往别处想，父亲匆匆穿衣起来开门。不料，大门一打开，门前黑压压站着一伙人。为首一人是一名复员军人、大队干部，平日跟父亲关系还比较熟悉。今天，他却板起面孔极为严肃地对我父亲说道：“冯某某，我们遵照万荣县革命委员会的命令，现在对你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家庭进行一次彻底搜查。你告诉家里人立即起来穿好衣服，不许乱说乱动，积极配合我们搜查！”
“文革”一来，父亲经历过多次戴高帽批斗会，经历过多次游街示众，但对家里搜查还是第一次。他唯唯诺诺点头，返回屋里，急忙喊叫母亲和我快快起床。这当儿，那伙民兵早已呼啦啦进来站满了一院子。
我那里见过这阵势，立刻被吓懵了。母亲小声向带队的大队干部请示，他特批准我可以上学去。母亲安慰我说，孩子，别怕，你去吧，有我和你爸在哩。我悻悻地背上书包出了大门，大门外面竟然站立一个民兵，手里端着一支步枪，威严地在门口站岗。
整整一个上午，我在课堂上心绪难宁。中午一放学，急急忙忙跑回家。在我家附近的巷道里，站满了左邻右舍的男女社员，他们在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我跑进院子，只见父母亲垂头丧气蹲在屋檐下，面色忧郁，悲愤异常。我家的四合院子里，横七竖八，胡乱堆放着各种家具、木柜、纸箱，满地扔着书本、杂志、纸张，跟电影中遭到土匪强盗哄抢过的场面一模一样。
作者母亲的遗照
见此情景，我叫声“爸爸！妈妈！”眼眶早已浸满了泪水。父母亲无限哀怨地望望我，没有应声。当时我家有北房和东西厢房，北房被生产队占为盛粮食的仓库，门上挂着三把大锁。我走进东西厢房，两个屋子里同样被翻箱倒柜，一片狼藉。
“妈，他们走啦？搜出了什么东西？”我问道。
母亲抹着眼泪，叹口气说：“唉，咱们家能有啥？谁知道人家要搜啥呢？折腾来折腾去，连放红薯的地窖也下去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啥也没搜出来。临走时，他们就把你爸平日里看病用的针管、听诊器、装药的瓶瓶罐罐都拿走了。这日子，真不让人活啦！”
正说着，在本村学校当民办教师的姐姐匆匆赶回来。她告父母亲说：“我在学校听说咱家被抄了，焦虑万分，今天咱村满共有十多户人家被搜查，说是全县统一行动，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家遭抄呢。他们没有对你们咋样吧？”
“那倒是没有……只是要你爸老老实实交代，问有没有私藏武器弹药？有没有私藏反动物品？咱家哪里会有这些东西？对了，他们还拿走了你婆家给的五块大洋。”母亲哭泣着说。
这五块大洋，是姐姐结婚前她婆家送的彩礼，按照家乡风俗，用大洋给姐姐打制结婚时佩戴的银镯子。母亲让我看过，明晃晃的，有的上面刻有袁世凯的头像，有的刻有孙中山的头像。母亲原先积攒有一副银镯子，姐姐结婚时，她多了个心眼，将自己的那副银镯子送给了姐姐，把这五块大洋“贪污”下来。母亲曾告我说，如今大洋是很稀罕的东西，世面上很难见到，留下它，将来好给你娶媳妇用。谁知道……失去五块大洋，母亲真是心疼极了。
姐姐安慰说：“妈妈，只要人好好的就行，东西没有了，以后再想办法。你和我爸在众人面前，千万不敢流露出什么怨气，弟弟也不要跟同学说啥。好了，我还得赶回学校去，省得挨领导批评。”
也许听说当天全村有十多户人家遭抄家，全县还不知有多少人家遭抄家，父母亲沉重的心情稍许放松了一点，悲切的心情稍许缓和了一点。然后，我和他们一点点收拾整理被翻乱了的东西。
大约过了十多天，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去七八里远的薛店村参观阶级斗争展览，这个展览主题是宣传“一打三反”运动取得的胜利成果。我跟同学们步行去的，村子里大街小巷涌满了前来参观学习的各村社员和学生，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好不容易轮到我们参观了，大家整顿好队形，拥挤着朝前走。展览馆布置在薛店村学校好几栋教室里，除了毛主席画像、语录牌、花花绿绿的标语，展出的就是上次全县统一行动抄家搜查出来的实物，有皮袄，有砖茶，有绸缎被子，有旧时盛粮食的木斗，有称东西的大秤……这些物品我们学生虽然比较少见，但还不算太稀奇的。
作者的姐姐
再往下看，有用毛笔记账的发黄的账本，解说员说它是地主分子家私藏的变天账。有精致的水烟袋和精美的餐具茶具，解说员说它是解放前地主富农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见证。有蒋介石、阎锡山的戎装照片，解说员说它是阶级敌人盼望在台湾的蒋匪帮反攻大陆。还有一把日本人的军刀，解说员说它是阶级敌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武器……
越看，我越是惊奇，越是愤怒。真没想到，在全国文化大革命一派大好的形势下，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就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像冬天里的大葱——根黄叶烂心不死啊！他们念念不忘恢复失去的天堂生活，念念不忘复辟万恶的资本主义，念念不忘让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看来，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是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哪。
我挤在参观的人流中，一边听解说员义正辞严地讲解，一边倾听身边人们的议论——
有的说：“瞧这些黑五类分子，人前一面，人后一面，家里私藏了这么多好东西！”
“是啊，对这些家伙就该批斗，就该接受劳动改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心慈手软！”
忽然，一个展柜赫然吸引了我，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却是真真切切的事实。橱窗里的展品，有听诊器，注射用的针管，扎针用的银针包，药箱，还有许多装药的瓶瓶罐罐。展柜上面写着一行黑色大字：“历史反革命分子冯某某私设地下医院”。啊！这不就是那一天，我们家遭抄家被抄走的物品吗？我家被抄，我感觉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被抄的物品又被陈列展览出来，明显是一种耻辱；我又在现场参观，更是一种说不出的难堪。那一行黑色大字像锐利的银针一样，刺着我的双眼；那些看病器械像锐利的银针一样，刺着我的双眼；身边同学们瞅我的目光像锐利的银针一样，刺着我的双眼。
此时此刻，我脸发红，脸发烧，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激动，羞臊，惭愧，无奈，心里像打碎了的五味瓶子，甜酸苦辣咸一起涌上来。我真恨不得地下有一道缝，墙角有一个老鼠洞，让我立刻钻进去，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要让同学们看见我，不要让老师看见我，不要让熟人看见我。我不知道我的脚步是怎样随着人流一步一步挪出那间展览教室的。
作者父亲和外孙在自家院子合影，身后是北房，左为西房
最后一个教室展览的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某某某”，讲解员说，此人担任某公社供销社主任，多年来他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许多贵重商品，有绸缎被面，有时尚衣裳，有缝纫机自行车，崭新的手表就有几十块，整整装满了一屋子。
那年月，社员们上供销社购买商品，许多商品都需要凭票购买。这个主任竟然贪污了这么多贵重商品，参观的人们义愤填膺，表现得比参观前面的展览还要愤恨，边看边骂，说这个主任应当枪毙才解恨。在这个展室，我也是被人群机械地推拥着走出来的，我的脑子里萦绕的仍然是关于父亲的那个展柜。
参观终于结束了，同学们三三两两结伴，有的回家了，有的玩耍去了。我悄悄躲开众人，独自沿着乡间小道回村。
对于展室里父亲的展品，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思索着，怎么也想不明白。
我的祖上是行医世家，祖父、伯父、父亲、姑父、堂兄等，全都是医生，尤以治疗眼科而闻名。父亲原籍乡宁县石固村，解放前，祖父带着伯父和父亲到稷山、新绛、万荣一带行医，最后落脚到了万荣县丁樊村。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相约其他几位个体医生在村里创办了一家联合诊所，并把自家的私人诊所无偿捐给了集体，深受老百姓欢迎。
父亲为此被上级领导看中，送他到运城进行医疗培训，学习西医，又调他到高村乡担任乡医院院长。父亲逐渐成为一名中西医结合、尤其以治疗眼病、儿童病出名的医生，就是动外科手术，当时在万荣县也是一把好手。
天有不测风云。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中，搞人人过关，父亲被清查出来历史问题。原来，解放前他在新绛县董镇行医时，因为给该县阎锡山伪政权县长的母亲治好了眼病，该县长为了表示感谢，送给顺水人情，让父亲担任董镇伪边村代理村连长。他告诫父亲说，兵荒马乱的，挂个公家职务，没人敢欺负。
对此，父亲既没有答应，也不好当面推辞，回答县长说回家考虑商量后再定。没想到，该县长竟然把他的名单给报到上面去了。三个月后，新绛县就解放了。此事，父亲一直被蒙在鼓里，“四清”运动后期，组织上在敌伪档案里查出了这档子事，于是认定父亲隐瞒历史，混入中共党组织。
最后对他的处理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开除党籍，降级使用，免去乡医院院长职务，回丁樊村卫生所担任所长、医生。“文革”开始，大队的造反派竟把他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撵出卫生所，回生产队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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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社员的父亲，严寒酷暑参加劳动，学会了许多原本不曾干过的农活。上级给村卫生所派来一位新医生，可是新医生医术不高，大多数社员不信任他，患了病，仍然来家里找我父亲。都是乡里乡亲的，父亲实在不好推托，只能来者不拒，尽心治疗。
其实，父亲在家看病，无非是给患者针灸、注射、推拿按摩、点眼药，诊断病情，提醒告诉患者应吃啥药，打啥针，应该上公社或县医院检查什么病，完全是尽义务。再说这些治病的医疗器械，原本就是我们家私人诊所的，大队卫生所里还有更多的药柜和器械也是我们家的。
这次抄家展览，给父亲定的罪名是“私设地下医院”，听起来多么可怕哪！一个行医世家，在家里存放一些医疗器械，岂不是再正常不过吗？一个被剥夺了看病权力的医生，在家里利用业余时间免费给社员看病，这又犯了什么法？好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啊！但是，在那时，这个理向谁去诉说？又有谁会来评判？
由我家被抄的物品，由给父亲定的罪名，我又联想到在展览馆看到的其他物品，联想到解说员的解说词。展览会上那些发黄的账本，真的是地主富农记的“变天账”吗？那些照片和军刀，真的是地主富农要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复辟资本主义吗？这个疑惑在脑子一闪而过，突然意识到产生这一想法是极其不应该的，是反动的，是罪恶的。扭头瞧瞧，四下无人，才稍稍放心了。
我闷闷不乐回到家，天已漆黑了，忍了几忍，我还是向父母描述了展览会上的所见所闻。父亲听了，长叹一口气，端着旱烟锅默默抽烟。母亲生气又伤心地说：“我一直不同意你爸给人们看病，他就是不听，甭说别的，他每天干农活，挑大粪，手也洗不干净，细菌不知有多少。结果呢，你瞧瞧，看病没有看出啥事故来，反倒成了他的一桩罪过啦！”
“孩子，你看见哪里摆没摆放咱家的五块大洋？”母亲突然问我。
“没有，没有看见。”我竭力回忆，没有一丝印象。
母亲忿忿地说：“哼，该不会让什么人私吞了？”
“唉！快别说了，不怕惹事？”父亲嘣出一句话。
那五块大洋，以及那些医疗器械，直到1979年父亲的历史问题平反，也没有退还。
2013年6月5日于凌空书屋
2017年8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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