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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 葛有彦：父亲从兵荒马乱中一路走来

原创 2017-10-23 葛有彦 新三届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葛有彦，1947年出生于河南济源北官庄，1963年从济源五中考入郑州一中，1966年支边援藏，风雪高原10年；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2年分到河南农业厅，1984年应聘山东德州农村发展学院，任学院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1988年到河南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负责资金项目工作；曾获国家、省级奖多次，参加编写经济类书籍3本，发表学术论文、译文，文学作品、评论数十篇。

原题

真实记录

1918-2002中国平民百姓生活的缩影

内容摘要：父亲12 岁从济源去信阳学徒；父亲的第一次婚事；第二次婚事，在兵荒马乱中娶了母亲；飞蚂蚱吃了秋庄稼；灾荒年春天捞鱼草，秋天逃荒去漯河；我们家乡解放了，我们家第一批参加农业社；父亲和我来北京，父亲双眼在北京工农兵医院作了手术；操劳了一生的父亲，晚年和我在一起。

我的父亲，1918年农历3月20日（属相马）在济源北官庄出生，下面还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只有他和我的一个叔叔活了下来，其它几个都病饿死去。

从济源去信阳学徒，那年才12 岁

在我们本家的排行里，我父亲排行老六，叔叔排行老七。由于弟弟妹妹多，家里生活很难，父亲只上过两年小学，12岁跟随我本家五伯去信阳学徒。

那年农历5月16日，父亲和五伯离家走了两天，到黄河北岸，每人1块钱坐火车到南岸，当时大水冲坏了铁路，一直走到驻马店，又坐火车到信阳的长台关。

夜里下火车后，因天黑不小心掉到水里，住店换下湿衣服，后到长台关西面45里的平昌关杨家杂货铺当学徒，两年多后，杨家生意“倒庄”关闭了，给了父亲4块钱，他又到长台关余子岩家杂货铺学徒干杂活。那时，“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吃剩饭，受窝囊气”父亲慢慢熬过来了，也挣了一点辛苦钱。

后来，日本人打到长台关，炸毁了长台关桥，父亲逃出来，住在余家的佃户家里，发疟疾打摆子，生了一场大病，又被日本人抓去修路。

余家的杂货铺开不成了，父亲离开了余家。那是民国28年（1939年），父亲21岁。父亲和我本家三伯（也在那里做生意）一起回济源，每人拿一把雨伞，父亲的伞把里装了180块钱，是卷起来塞进去的。两人走到驻马店，又向西北走到洛阳，当时黄河渡口不通，又经渑池，到垣曲过黄河，经邵原、王屋，回到家里。

父亲的第一次婚事

父亲回来后，爷爷用他带回来的钱，买了几大缸盐和和其它小杂货，在我们村大街集上，摆了个杂货摊，爷爷看摊，父亲每天挑着担儿，一头是杂货，一头是油，串乡换油（用油换回棉籽或现钱），卖杂货，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着落。

爷爷奶奶开始张罗着给父亲成了家，还是那一年（1939年），父亲21岁。父亲的妻子姓党，叫李梅（1924年生，属鼠），娘家在我们村西面七八里的莲洞村。父亲成亲后的第一个春节（1940年初），父亲和她一起走亲戚，去娘家。后来，她生了病，住在娘家。

父亲成亲后的第二年（1940年），我们那里遭遇了一次日本人的袭击，父亲说是“跑日本”，他挑了一个担儿，一头是油，一头是糖、盐，还有花生，一直往北跑，藏在山沟里的一个窑洞内。

我们村北是大山，有好多条山沟，我们村西头明元的奶奶，在山沟里的一个窑洞内，让日本人用刺刀隔着被子捅死了，我们本家金元的爷爷，在总沟双合石被日本人用枪打死了。日本人那次没进到父亲藏的那条山沟里，父亲挑的东西，让村里逃荒的人都吃完了。

父亲成亲后的第二个春节（1941年初），父亲是一个人去走亲戚，看望岳父、岳母和妻子，她的病还没有好。过了春节，父亲在春天时，又去岳母家，住在那里，伺候了她一个多月，后来病故了。

她在病重时，可能觉得自己的病没有希望了，常和我父亲说起她本家的三嫂，她们常在一起说话，一起做针线活，她说三嫂是怎样怎样的好，脾气好，针线活做得好，但三哥出外做生意，听说是在路上被土匪打死了。

她的这个三嫂，后来成了父亲的妻子，我的母亲。

第二次婚事

父亲在兵荒马乱中娶了母亲

我有个本家奶奶，她娘家和我母亲的娘家都是西许村。经她从中牵线说合，父亲第一次去和母亲见面。那是1941年，母亲（1922年生，属相狗）19岁，来到莲洞村已3年了，住在思章家的院子里。

那时已是冬天，父亲去莲洞时，拿了一升白面，一瓶油，天气寒冷，母亲给父亲笼了一盆火，让他烤，用白面和油炸了一些油食，两人说说话。

父亲回来后，过了很长时间，没有听到母亲的消息，经本家奶奶联系，才知道母亲回西许娘家住了。那是转过年的农历4月16日，父亲和我本家奶奶一起去西许，父亲在村东头的一个院子里等候，她去叫母亲过来。那时是灾荒年，院子里荒草很深，这家人去逃荒了。

母亲过来后，说了一会儿话，就定了下来。她从莲洞回来，已给我姥爷姥姥说过，都是同意的。那时，兵荒马乱的，姥爷姥姥身体不好，也不举行什么仪式了，约定农历4月19日，母亲过门来家。那天，我的小姨（小名白女，1932年生，属相猴），把母亲送到西许和北官庄之间的闫庄，我父亲去接她们，一同回到北官庄的家里。

灾荒年逃荒去漯河

母亲来家的那一年是民国31年（1942年），豫北发生蝗灾，飞蚂蚱吃了秋庄稼，蚂蚱飞过来时，黑压压的，遮天蔽日，落地两三寸厚，禾苗叶茎尽被吃光，秋庄稼颗粒无收。

民国32年（1943年）春天，家里没啥吃，父亲每天到河里捞鱼草鱼缐，再掺些榆树皮面、粗糠、野菜，一家人就这样过日子。

农历6月，父亲被李正德的自卫团抓去训练，爷爷到处借钱，托人说情，花了5大张鬼票（当时我们那里使用的货币），8月父亲才被放了出来。

那年种了麦以后，到10月时，父亲、母亲，还有我10岁的叔叔，跟着我五伯，去漯河逃荒，走到怀庆府时，遇到西许我大舅（我母亲的远房哥哥），带着我表哥金卷去洪洞逃荒。父亲母亲叔叔跟着五伯，经新乡、郑州、商丘，又走到亳州，再从周口坐船到漯河，投奔我五娘的三姐小朵儿家。

父亲和五伯在漯河落住脚以后，他俩去汝宁府挑过几次香油，父亲还在车站摆摊卖过笔墨文具。五伯会做澄渣糕，父亲跟他学了以后，也做澄渣糕卖。到第二年快要收割麦子的时候，才逃荒回来。

我们家乡解放了

日本投降了，解放军来了，我们家乡解放了。

父亲在我们村民兵组织的饭铺里干，后来又在民兵的粮行、药铺里干。村里大参军那一年，参军走的人多，股金都抽走了，粮行、药铺关张了，分红结算，把药柜分给了父亲和葛家林，父亲就和家林在我们村开药铺杂货铺，父亲还担任商联会主任，一直到1953年底。

1954年3月，我们村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五四三农业社，我们家第一批入社，葛家哲担任社长，我父亲担任会计，我们家的土地、农具、大骡子都交给了农业社，后来听父亲说，牲畜、水车、犁、耧等作价，记在各家名下，主要靠劳动工分分粮食。就是在这一年夏天，我已6岁多，上学了，在我们北官庄村的小学。

父亲还喜欢看报纸。我记得五年级时，我在家里楼上找到几张旧报纸，其中一张报纸上，有李凖的小说《不走那条路》，我看得津津有味的。不知道是过去农业社订的报纸，还是父亲去乡里开会时找来看的旧报纸。

1958年大跃进时，父亲没有去大炼钢铁，而是到我们公社在张汾岭的小煤窑去了，在那里的仓库工作。大跃进结束后，父亲回到村里担任生产大队的保管。

1960年至1963年，我还在村里上学，不过，上的是办在我们村的济源县五中。1963年毕业，我从农村考进省里的重点中学——郑州一中。

1965年，父亲又带着10多个社员，建起了我们大队的桑杈园，栽桑树，制作桑杈，这是过去农村打麦场上，用来翻场，挑晒麦子、搭麦秸垛的工具。

1966年我从郑州一中毕业，去西藏支边。到西藏后，我写信说想家了，家里寄来了全家福的照片，这是父亲第一次照相。

1967年全家福，右起叔叔、父亲、奶奶、母亲、婶婶

1975年，我们大队筹建酒厂，又让父亲到酒厂，做管理工作。

父亲和我一起来北京

1978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时，父亲虚岁已61岁，身体慢慢不行了。操劳了大半辈子，开始腿疼、坐骨神经疼，眼睛有时也开始疼，发胀。那时，他还在大队酒厂工作。

1980年夏天，我暑假回老家，我们村逢会唱大戏，父亲白天还在酒厂上班，晚上，我给他搬了一个大椅子去看夜戏，看戏回来时，还没有什么感觉，但到天快明时，他感到眼睛发胀，疼得很厉害。

我赶快扶着父亲，到村外的公路上拦去县城的车，还好，很快就拦住我们村的一辆四轮小拖车，到县里医院后，医生诊断是青光眼，赶快输液（甘露醇），降低眼压，医生说是急性发作，幸亏赶来及时，要是晚了，眼压持续升高，压迫视网膜神经，治疗不及时，就会造成眼睛失明。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病情好转，眼压降下来了，但出院后，需要长期点一种眼药毛果芸香碱(匹罗卡品)滴眼液，我记得1980年代，这种药在我们县还不好买，我在北京和郑州托人买了带家里。医生特别交代，青光眼病人绝对不能抽烟，我父亲还是很有毅力的，他大半辈子没断吸烟，从那年起，就彻底断了。

1981年，我暑假回去，听说父亲眼睛视力下降，眼睛有时还会胀，疼。我想，时间长了，父亲的眼睛还难免会出问题。我就决定，提前返校，和父亲来北京看病。我们来到北京后，就住在学校的宿舍，暑假同学们都回家了。

父亲活了大半辈子，这是第一次来北京，我想在去医院看病前的两天，先让父亲看看北京的天安门，我们看了故宫博物院，在天安门广场留了影；第二天去了颐和园，回来在双榆树照相馆给父亲照了一张单人相片。

1981年父亲和我在天安门广场

父亲在双榆树照相

父亲的两个眼睛都作了手术

第三天我们就开始看病，我们去了北京海淀医院、北医三附院，医生给父亲看眼底，检查视力，测量眼压，都是说需要作手术，效果会好些，但我父亲害怕做手术，担心有意外，想保守治疗。我们接着又看中医，看是否可以不做手术，通过中医药治疗。几天中，我们去了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东直门医院、西苑医院和广安门医院，有的医生说可以用药物维持现状，有的医生说药物维持不一定能控制住继续恶化，还是作手术，效果好些。我尽量按父亲的想法，看怎么能不做手术又治好病。

在看病的那些天，我去书店买了一些有关青光眼的医学书，了解青光眼的病理知识，也知道了眼睛的前房、后房；青光眼的开角型、闭角型；眼内房角狭窄，眼房水排出受阻，眼压升高一些常识，医生问病情时，我和父亲回答，医生还问我，你是不是学医学的，后来我们班的蔡昉同学还说我“父久病，儿成医”。

在看病中，我们听人说，北京最好的眼科医院是同仁医院，我也想和父亲去那里看门诊，让医生诊断确定是否做手术。但是，当时去同仁医院看病的人太多，挂号是很不容易的，找专家看病更不容易。经我们的班主任解红老师介绍，我去找了我们农经系的周诚老师，他的夫人薛玉玲老师是同仁医院的儿科大夫，他和薛老师都是很热心的人，见我带着父亲从农村来北京看病不容易，薛老师就帮我们挂号和看病。

那已经是1981年的9月7日，我们在医院大厅里等，薛大夫给我们拿来了挂号证——“北京市工农兵医院挂号证”。在文化革命中，同仁医院改成了工农兵医院，，挂号证上是工农兵医院，不过，病历本封面上还是同仁医院。

北京市工农兵医院挂号证

北京同仁医院病历本

我和父亲拿着挂号证和病历本去看病，眼科医生是一位女大夫，她详细询问病情，测查视力、眼压、眼底状况后，她的意见很明确，建议做手术，她说，保守治疗不一定能维持现状，病情有恶化的可能，她写病历，开处方，并记录在病历本上，我一看病历本上医生的署名是邓慧娟，觉着这个名字很熟悉，仔细一想，原来我前些时买的医学书中，有一本《青光眼》，就是她编写的，能让著书立说的医学专家看病，薛大夫费了不少的心啊，后来，我问起薛老师，她说是她的同事和朋友。这本书我现在还保存着。

邓慧娟大夫编写的《青光眼》

经过这次门诊，我和父亲就下了决心做手术，9月11日住进同仁医院，右眼作了巩膜咬切术，左眼周边虹膜切除术，在医院住了43天，10月23日出院，住院证上还是北京市工农兵医院。

北京工农兵医院住院证

父亲住院期间，学校已经开学了，医院不允许家人夜里在病房陪护，每周有两次探视时间，我就去医院看望父亲。父亲出院后，又在学校住了几天。我向系里请假后，把父亲送了回去。父亲两个眼睛手术后，一直没再出问题，视力还可以，眼药还用着，没有再胀疼过。父亲回去后，休息了一段时间，又在村里酒厂上班了。

父亲的晚年和我在一起

1982年春节，我寒假回家，我的小姨，就是我父母成亲时，来送母亲的白女小姨，和姨夫从沈阳来到我们家，我的表哥也从西许村来了，我们一起去照相馆合影。

春节合影，前排右4、右5父母亲，后排右2作者

春节后，父亲还在酒厂上班。我很快就要毕业了，我想，我毕业后，家里的经济情况会好一些，我就劝父亲不要再去上班了，父亲一直工作到1982年底，才离开酒厂，回家休息。

我大学毕业后，先是分配回河南工作，为解决家人户口农转非，又去了山东，尽管父母户口也农转非了，但父母年事已高，不想远离老家去山东。后来，我工作合同期满，父母还在老家啊，我就决定又回河南，照顾父母也方便些。但回来后，没有住房，漂泊不定，先是住在单位的招待所，后又到都市村庄租房，回单位报销房费，我很想把父母接到身边来，但一直没有分到住房，连基本的生活条件也没有，我也只能往家寄些钱，我多想把父母接过来，尽尽孝心，却一直不能如愿。

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单位给我分配了住房，居住条件好些了，我把父亲接到郑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三居室的房子，父亲自己住一间，我有时夜里和父亲睡在一起，和他说说话，解放前的一些事，大多是他晚年时讲给我听的，他思路很清楚，过去的岁月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连一些生活中的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老伴尽量把饭做得软和些，把菜做得可口些，有时是单另再用小锅给他做，有时再买些水果、糕点，调剂着变换着样儿，尽可能让他吃得好些。我们还买了一辆三轮车，有时星期天拉着父亲，去金水河边听戏。

2002年阳历6月17日，父亲病故，我和老伴、儿子、儿媳陪伴在他身边，那时我的小孙女8个月了，他看到重孙女了。15年过去了，我的心里一直记着父亲，有时还会梦见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亲、母亲的恩，我们是报不尽的，对父亲，我多少尽了一点心意，对母亲，我更是一直不能心安。在我能够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时，母亲却过早地离去了，她没能活到那一天，没有和我们一起生活，我没能在她身边尽点孝心。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母亲的过早离去，使我抱憾终身，我还想接着写写《我的母亲》。

2017年10月修订于郑州

【附：校友跟帖】

辑哲:

令人感动。绝大部分中国平民百姓的人生缩影……

老葛的父亲比我爷爷小8岁，比我父亲大12岁。我父母都80多岁了，身体状况不佳，近地夕阳，余辉无多……

伟光：

绵绵的回忆，浓浓的亲情。老葛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