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丨葛有彦：三进郑州，从一个人到三代八口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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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有彦，1947年出生于河南济源北官庄，1963年从济源五中考入郑州一中，1966年支边援藏，风雪高原10年；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2年分到河南农业厅，1984年应聘山东德州农村发展学院，任学院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1988年到河南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负责资金项目工作；曾获国家、省级奖多次，参加编写经济类书籍3本，发表学术论文、译文，文学作品、评论数十篇。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家乡有一座王屋山，童年时，从语文课本里知道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我上小学，在我们北官庄村。上的初中是济源五中，还在我们村里，和我原来上的小学，只有一墙之隔。我从小学到初中毕业，最远只去过县城，从没有走出过济源县一步。走出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是我儿时的梦想。
一、1963年：
追梦少年初进郑州 援藏向西行
1963年夏天，我不满16岁，初中毕业了。就在那一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了，适逢省会重点中学郑州一中面向全省招生，新乡一中、新乡师范学院附中面向全地区招生。我们县属于新乡地区，往年只能报考济源一中，如今选择的范围大了，这对于我实现童年的梦想来说，确实是一个好机会。我第一志愿就报了郑州一中，第二志愿报了新乡一中，第三志愿报了济源一中。
清楚地记得，第一场考的是语文，作文题是《风雨之夜》。写什么呢？ 当时社会上、学校里都已经开始阶级教育，我脑子里突然冒出“凄风苦雨”这个词语来，我就根据父亲说过旧社会逃荒的事情，写在一个风雨之夜，父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我讲述在解放前的一个风雨之夜，背井离乡、出外逃荒的事情。
考毕，心中一直还在纠结：会不会所写的事情年代过于久远，太不入时呢？心情忐忑、焦急地等待张榜，传来的是喜讯——郑州一中录取了我！我是我县唯一被郑州一中录取的学生，要从穷乡僻壤的山区小县去省会郑州上学，全家乃至老师、校长都非常高兴。
去郑州上学，我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出远门，第一次走出济源县的地界，也是第一次坐汽车。
我背着铺盖卷走了20多里，到县城乘坐汽车去焦作，又乘坐火车到新乡转车到郑州。按通知书提示，从火车站乘坐1路公共汽车到国棉三厂下车，又背着铺盖卷走了3里多路，才来到伊河路1 号郑州一中。
当时伊河路还是土路，不像现在的柏油路那么平整，路两旁稀稀落落地只有很少的几个单位。郑州一中大门朝北，临街一座三层楼是学校里最高的建筑，也是伊河路上比较高的建筑了。我记得一直到1966年，中原路上郑州市委那七层的办公楼，就是当时郑州最高的建筑了。
我们学校的教室，是两层的教学楼，我们的学生宿舍是平房，上面盖的是水泥预制板，学校的南面，是一大片庄稼地，还有老百姓的村庄。
学校附近有个绿东村，那里有郑州砂轮厂和电缆厂的职工宿舍，周六晚上经常会放映露天电影。尽管高中的学习比较紧张，但我们学校从农村来的学生，总是挤出时间去那里看不花钱的电影。记得职工宿舍之间的空地上，栽着两根木杆子，挂着白色的幕布，我们有时去晚了，就在幕布的后面看。
就是在那里，我看了不少的电影，印象深的有《聂耳》《追鱼》《洪湖赤卫队》《柳堡的故事》《青年鲁班》等，有些电影插曲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如《洪湖水浪打浪》《九九艳阳天》《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郑州的文化生活比农村要好一些，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也很紧张。当时每个学生每月交9块钱伙食费，学校食堂实行份饭，每班的值日生负责打菜平均分给每个同学，同学们排着队由大师傅从大桶里给每人盛一碗稀饭、拿一个馒头。
每到开饭时，学校开会的大礼堂就成了饭堂(说是大礼堂，其实既无桌子也无椅子，空旷的房子前面有个水泥台子)， 10多个饭桶、馍筐一字排开，同学们排成十几个队列打饭。打了饭、分了菜，就蹲在大礼堂里吃饭，天气不太冷时，我们也会端着饭碗到外面的空地上去，夏天就在树荫下吃饭。
那时的伙食主要是稀饭、馒头、萝卜、白菜，最常吃的是熬白菜。有时没有菜，大师傅从桶里给盛一碗胡辣汤，那时觉得味道太鲜美了。
学校食堂偶尔也会改善生活，大师傅给盛一碗肉卤面，尽管只有星星点点的肉，可也是当时学校食堂里再好不过的饭食了。
家里条件好些的同学，在份饭以外也可在食堂另外加买一些饭菜。家庭困难的同学，国家实行人民助学金政策，每月助学金最高9块钱，等于把伙食费包了下来。我就是依靠每月9块钱的助学金，还有在县城当工人的叔叔婶婶的资助，读完了高中。
1966年毕业时，我19岁，文化革命开始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我去了西藏军区雪巴农场。
二、1982年：
曲曲折折二进郑州，秋分问桑麻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在那遥远的高原上，我们辛勤耕耘，屯垦戍边。风霜雨雪10年之后，我29 岁了，1976年按政策内调回河南工作。
1963年我从农村考进郑州时，户口落在郑州一中的集体户上，1966年支边离开郑州，我的户口从郑州一中的集体户口本上迁到了西藏，我和郑州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内调回河南时就不能再回郑州，只有回原籍济源县。我先在县化工厂工作，后又被抽到水利指挥部，在天坛山水库工地做宣传报道工作。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1978年，我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那一年，我已经31岁，孩子已经8岁，我上大学一年级，他已经上小学二年级。
在我们班里，年纪最大的是赵荣超大哥，32岁；最小的是漆腊应同学，才16岁；比我年龄大的还有马福祥同学。同学们对我们几个年龄大的，多在姓之前加一个“老”字，我被同学们称为“老葛”，有时戏称为“葛老”，也在我们班“五老”之列（还有1948年出生的顾益康）。
1982年，我 35岁时大学毕业了，由国家按计划分配工作。我们班当时只有我是来自河南的学生，有黄河水利委员会和河南财经学院两个名额供选择。我有些担心，如果去黄河水利委员会，万一再分配到黄河沿线的其它省怎么办呢？而去财经学院，自己认为语言表达能力不太好，不适合搞教学工作。
经过给系里领导反映，学校在我的派遣证上，没有填黄河水利委员会，也没有填财经学院，让我到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报到后再行分配。
从北京回郑州时，我们系78级的研究生李玉琴大姐，给1981年毕业已分回河南省计划委员会的贸易系研究生郭文轩写了一封信，我到郑州后就去找郭大哥，他和爱人都很热心，在我的工作分配问题上帮了许多忙。我在等待分配期间，行李和两箱书籍就寄放在他家里。
在等待分配期间，我听说初中和我同校、低两届的的同学赵和平，刚从郑州大学毕业分配到教育厅。我就去找赵和平，他们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住在教育厅招待所，一个房间4张床，正好有一个床铺空着，他就让我暂住这里。
一个多月后，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农业厅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处。
我1966年参加工作，是在农场；上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管理；毕业后，分到农业厅，管理农桑事。报到后，我在农业厅招待所住下。记得那时就要过国庆节了，处里发给我一张电影票，看的是斯琴高娃、张丰毅主演的《骆驼祥子》。
国庆节过后，我就跟随收益分配组的同志，先到驻马店平舆县搞调研，在乡村农家访问，召开小型座谈会，了解农民秋季收益分配的具体情况。随后，我们又从驻马店的汝南、上蔡，去周口的商水、西华、扶沟几个县，一路调研，回到郑州已过秋分时节。
我是参加工作12年以后又考上大学的，上大学时带工资，毕业后没有实习期。到农业厅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直接按大学本科毕业生实习期满转正以后的标准发给，每月54.60元，加上副食补助6 元，每月60.60元。
到公社处以后，处里领导和同志们都对我很好，很关心，亲切地喊我“小葛”。处里还多次找厅办公室联系，终于给我安排了一间住房。上班两个月后，我就搬进了农业厅招待所412房间，大约10平米左右，里面有两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这对于我来说已经很知足了。
1966年，我19岁时离开郑州去西藏支边，后来回到济源县又去北京上学。16年过去了，我35岁又第二次进入郑州，把户口落在了农业厅的集体户口本上，并且在这座城市里，有了一间可以由我支配的房子。
三、1982年后：
我在郑州有了家 情境终难忘
从1966年起，我长期在外地工作。1969年第一次回家探亲，和我的远房表妹结了婚，她在农村当民办教师。1972年我第二次探亲时，曾为爱人办好进藏参加工作的手续，但因我父母亲年纪大需人照顾，她不得不放弃了参加工作的机会，一直留在家乡，照顾一家老小。
我们结婚13年后，我的工作终于稳定下来，并且有了一间小小的房子，我准备把爱人和两个孩子接来郑州一起生活。但当时离放寒假还有两个月左右，学期当中转学不容易，我爱人就一个人先来到郑州，给我拆洗被子，又做了两床新被子，为寒假后接孩子来郑州上学做准备。我和爱人一起到纬三路集贸市场买了火炉买了锅，还买了一个小案板，和原先住在招待所四楼的职工一样，也是在筒子楼的过道里做饭炒菜。
春节前，单位放假了，本来我准备和爱人一起回老家，把孩子接过来。我爱人说她刚来两个多月，就不来回跑了，也可以省一点路费。
于是我一个人回到老家，看望父亲母亲。两个孩子放寒假了，大儿子上六年级，小儿子上二年级，他们和我父母的感情很深，当听说要接他们去郑州上学时，他们还舍不得离开爷爷奶奶，小儿子说：“我跟你去郑州住几天，看看我妈妈，还想回来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他这样说，不只是为了安慰爷爷奶奶，也确实是舍不得离开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也舍不得让他们走，但为了让孙儿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爷爷奶奶也只能割舍。
我在寒假前，主要精力都放在托人联系孩子的转学问题上，忙忙乱乱的，也没顾得上置办什么年货。我爱人手边还有一些钱，留她一个人在郑州过春节，我说让她自己买些年货过年。当我领着两个孩子回来时，才知道她有多么节约，她只是用一块多钱买了一斤猪肉二斤大葱，剁了一盆饺子馅，还没舍得吃完，我和孩子们一进门，她就给我们下了一锅热腾腾的饺子。我端着一碗酸汤饺子，用筷子夹起一个饺子送进嘴里，心里也是酸酸的，眼里噙着泪水。
春节前，孩子转学的事情还没有最后落实下来，我回到郑州又继续跑这个事。孩子的学习是大事，不能耽误。经过原来郑州一中时的乔彤同学、处里的陈明孝同志帮我联系，一直到开学前的一天，才最终把我的两个孩子转到纬三路小学上学了。因二年级学生已经满员，我的小儿子只得从一年级下学期重新上起。
我和爱人、两个孩子，终于在郑州团聚了。一家4口人住在那间10 平米的房子里，一幅大床单挂起来隔开两张大床，房间里七零八碎的东西挤得满满的。做饭时，桌子上放着案板，切菜、擀面条；吃饭时，拿掉案板，又成了饭桌，两个人坐在床铺边沿，两个人坐在椅子上，大人小孩围着桌子，粗茶淡饭也吃得津津有味。晚上，桌子又成了两个孩子的书桌，他俩读书写作业，我就着床头的台灯看书看报，爱人在灯下做针线活。
尽管生活并不宽裕，尽管房子太小，可家还是很温暖的。我们上班的地方，离农业厅招待所很近，步行用不了10分钟。中午和晚上，一到快下班时，我就坐不住了，好像心已先回去了。当我下班回来，走到我们住的四楼的楼梯口时，就会闻到过道里飘过来的饭香菜香。
孩子上学以后，我爱人就给我说，想出去找个工作做。经过原来在郑州一中时教我们政治课的郝忠老师托人帮忙联系，先是在教育厅印刷厂上班一年多，后来又经过农垦局办公室主任、人大农经系64届校友方庚申帮忙联系，到农垦局黄河鸡场在关虎屯办的印刷厂上班，每月可收入20多块钱，我俩每月的收入加起来有80多块钱，给家里父亲母亲寄一些，生活还是不宽裕。
我们处里黄克修同志的儿子在派出所工作，经他帮忙，我的户口从农业厅的集体户迁出，在花园路派出所单立了一个户，领到一个户口本，又办了粮本、煤本。每月可以领到一个人4两油票、1斤糖票、两斤鸡蛋票，也可以买到定量供应的蜂窝煤。尽管这样比在集体户里好多了，但一家4 口人吃饭，只有我一个人的口粮，缺口还是很大的。
当时郑州市区的集贸市场还没有卖粮食的，我们每月就要拿出一些钱来买粮票，再去粮店买面买米解决吃饭问题。我印象中那时粮店供应白面标准粉1斤一毛四，大米1斤一毛八，粮票1斤两毛钱左右，每月买粮票大约需要18块钱，在每月的生活费中占比还是比较大的。
我爱人为了能多挣一些钱贴补家用，白天在印刷厂上班，下班后还把工厂里的一些活带家晚上继续做。我记得主要是给工厂里糊大信封，我也过去给她搭把手；两个孩子做完作业后，也和我们大人一起糊信封，两个孩子很懂事。
记得小儿子的红领巾有些破旧了，我爱人去商店买了红布，给他做了一条新的红领巾。可他只戴了一天，就把新的红领巾叠好放在枕头下面，第二天又戴旧的红领巾了。我爱人问他怎么不戴新的红领巾了？他说，平时我还戴旧的，学校有什么活动时我再戴新的，这样戴的时间就会长些。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孩子们从小养成了勤俭的好习惯。
又过了一段时间，处里分到一张红旗牌的自行车票，领导和同志们把自行车票给了我，我很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到花园路与纬五路交叉口的五金交化商店买了一辆自行车，以后出门上街就方便多了。但家里缝缝补补，还缺一台缝纫机，如果做件新衣服，或者衣服鞋袜破了，都是我爱人用针线手工缝补。
又经过一年多的积蓄，1984年初，我们家在郑州百货公司花园路商店，花了153块钱，买回来一台广州出的华南牌缝纫机，家里缝缝补补再不用我爱人一针一线手工做了。
前些时，我拉开缝纫机的抽斗找东西，看到缝纫机说明书里还夹着当年的购货发票，就想起了我们家1980年代在郑州度过的那段岁月。
四、1984 年：
改革开放春风来，合家复东去
我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在郑州了，也算安顿下来了，但还都是农村户口，孩子一天天大了，怎么办呢？
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从南方吹过中原大地，也给我带来了好时运。看似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毅然决定，在我37岁时，第二次告别郑州，全家离乡又东去。
1980年代，我和周围的人们一样，把户口看得很重。按当时的政策，专业技术人员评定了中级职称，就可以给家属（配偶、子女）户口“农转非”。我没有实习期，1982年9月底上班，1983年初就可以评定助理经济师职称，但却因1984年全国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冻结而延误了。何时解冻谁也不知道，看来是遥遥无期、难以指望。
如果职称评定工作短期内不能解冻，我评定不了中级职称，家属户口就不能农转非，而我的大儿子已经14岁，年龄已经接近农转非的临界线，不能再等了，否则大儿子的户口就只有永远得留在农村了。这个问题迫在眉睫，怎么办呢？
当时，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个省之间已经开始人才流动。1984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山东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德州农村发展学院，面向全国招聘人才的消息，应聘者经过考试合格聘用后，家属子女户口农转非，工资浮动2 级，解决住房1套，并特别说明应聘者无论是否被聘用，都给报销往返路费。
从我当时的处境来说，这个消息太及时、太有吸引力了，且不说浮动工资2级，解决住房1套，仅仅是家属子女农转非这一条，就足以使我动心了。何不一试呢？
1984年国庆节放假的前一晚，我坐火车到山东去了。因为担心万一考不上，也没给处里的领导说，只有我爱人一个人知道。
到那里后，经过面试，山东方面对我的情况比较满意，领导当场拍板同意聘用，问及我有什么要求时，我说我是独子，只有一个妹妹，父亲母亲年纪大了，领导马上答复我说，那就连你父亲母亲的户口也一起给办理农转非。
在当时，一下子给解决5个人的户口农转非，还是很不容易的。我回郑州后，到家给我爱人说了情况，就去找处里的领导谈，不巧的是，处里主持工作的何天顺处长不在郑州，到外地出差去了，我给何处长挂了一个长途电话，向他说了我的想法，他很理解我的处境，说“根据你的情况，我个人的意见是同意你走，处里不会把着不放人，你再好好想想，我一两天就回郑州，等我回去后，咱们谈谈，你再确定走不走这一步。”
过了一天，何处长回来了，推心置腹地给我说了许多的话。他说：“从处里的工作来说，你干得不错，已有了助理职称，还提了科级，处里需要年轻人，我不想放你走；从你的具体情况来说，确实有实际问题，咱们省的政策现在还解决不了；不过你要往长远看，政策以后也许会放宽，你要慎重一些，为孩子做这么大的牺牲，你再好好想想……”
何处长是我同系的校友，62届的，我知道他是好心，也是为我好。可我想，万一孩子的户口问题以后解决不了，把孩子耽搁了，怎么办？我还是决定到山东去，我写了申请，何处长签了字，报厅人事处，经厅领导同意，1984 年10月底，我应聘去山东，一家人离开了郑州。
到了山东德州农村发展学院，根据领导安排，我担任了经济管理系筹建负责人，后又任学院党委委员，经济系总支书记兼副主任，负责系里教学工作。原国家兵器部一位退休的高级工程师任经济系名誉主任，我很尊重他，跟他学到不少东西，我自己也很努力，尽心尽责，力求把工作做得更好。
学院按照原来的承诺，工资浮动2级，山东的工资标准比河南高一些，我从原来的60.6元，增加到100多元；我爱人被安排在行政管理系，后来又到图书馆工作，每月40多元，家里就宽裕一些了。
两个孩子到山东时，大儿子已经上中学，小儿子上小学，学习都比较用心。小儿子原来在郑州用的课本，和山东的课本不一样，他就借同学的课本，把课本内容抄下来学习。我的邻居是一个从济南来应聘的老师，他的孩子和我的小儿子同班，有山东的课本，学习却不用心，他爸爸生气地说；“你看人家没书，抄书还学得好，你有书，却不用心学，再不好好学，我把你的户口‘非转农’，让你回老家去！”
1984年到德州农村发展学院工作时，院方与被聘用人员签订有聘用合同，1988年合同期满了。如果愿意留下，学院欢迎，如果愿意回去，学院放行。
我在山东工作了4年，对学院有感情，也留恋，但我这个人故土观念太重，总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结。尽管山东物质条件好，工资待遇高，但我对河南、对郑州，还是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这里有我高中时的老师、同学，一起去西藏支边的战友，还有从人民大学回到河南的校友，在农业厅一起工作的同事。该何去何从呢？
2003年我和老伴在张家界
五、1992年：
落叶飘飘三进郑州，归来随乡缘
我经过再三考虑，还是选择回郑州来。1988年11月，在我41岁时，又从山东回郑州联系接收单位。我知道这件事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办成的，就背着个铺盖卷，总不能一直住旅社吧，那费用也太高，我也不想住到熟人家里打搅别人。
到郑州下火车，来到车站前广场，风很大。我坐上了公共汽车，车窗外，路两旁的梧桐树落叶飘飘，天已经有些凉了。我来到农业厅招待所，找到原来认识的于忠民，他让我住到家里去，我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还是想想别的办法。他想了想说：“要不，你在我们办公室将就一下。”
有个地方安身已经不错了。我在郑州联系工作的一段时间里，晚上就在他们办公室里住。办公室没有长沙发，好在有3张办公桌平时是并在一起的，我就在办公桌上睡。
我先到农业厅去联系，我原来的工作单位——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处，已改为农业经济管理处，但编制已经满了。随后，我到河南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联系，所里同意，报到院人事处；同时我又到河南财经学院联系，在系里通过了试讲，也报到了院人事处，但都是要等待审批。我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太大的进展。
正在我有些失望的时候，原来在公社处一起工作的陈明孝给我提供了一条信息，1988年初，全国开始进行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河南省成立了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厅，是一个新筹建的单位。
当我听到“黄淮海农业开发”这几个字时，马上想到在山东时我曾参加过黄淮海农业开发方面的课题研究，在山东陵县张西楼做过农业生态村的试点工作，并且执笔撰写了课题研究报告，还和农业部的张壬午老师合写过一篇学术论文《黄淮海平原开发利用的一条新路子》，发表在中国科学院的《农业现代化研究》1988年第6期。
我找到带来的这本杂志，还有在报刊发表的一些论文、译文、调研报告和获奖证书，就去找开发办公室的领导，简要说明我的情况后，就把话题转到黄淮海农业开发上来。我说了我在山东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还谈了我的一些思路和想法，并提供了我带去的杂志和资料。
办公室的领导经过研究，把我安排在开发办的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投资公司工作。两年后，投资公司撤销，我又回到开发办，一直工作到退休。
我到投资公司上班的第一天，领导就给我安排住处，我就从于忠民的办公室搬到农业厅招待所309 房间住宿。我虽然上班了，但由于开发办机构编制方面的问题，我的正式调动手续当时还不能办理，暂时算是借调，我爱人和孩子还在山东。
1988年10月，我回河南前，大儿子18岁，已在山东参加工作；1990年，小儿子已上初中二年级了，学习很努力，成绩也不错。当时，一家人还分隔两地，我想把小儿子先接回郑州上学。
原来郑州一中的崔长文老师，当时在郑州六中教物理，我找崔老师帮忙联系，学校答复，无论在原来学校学习成绩怎样好，都必须在寒假以前，参加本校的期末考试，然后视考试成绩决定是否接受。小儿子在寒假前赶到郑州，考试后成绩还好，在全年级6 个班的前20 名内，1990年春节后，就转到郑州六中上学了。
1990年春天，我给单位领导谈，到外面租民房，孩子上学近，比我住招待所需要单位开支的房费还少。经领导同意后，我就在城东路附近的司家庄租了民房，和小儿子一起到那里住。房子里什么也没有，我就从农业厅招待所打条子借了两张床，又上街买了两个小凳子，儿子放学后，就扒在床上做作业。
我平时在办公室上班时，下班回来做饭，等儿子回来一起吃；我如果到外地出差去了，儿子放学回来，就自己下点面条，吃点馒头。有一次，我出差不在家，儿子上晚自习回来晚了，房东不知道他没回来，把街门上了锁。房东住的房间离街门口远，儿子喊不应，只好翻过院墙跳了进来。
为了照顾小儿子，我只好让爱人先回来了，把大儿子一个人留在山东。一家分居两地的生活，确实有很多的无奈，但为了重回郑州，就只有耐心地等待吧。一直到1992 年4月，河南省开发办的机构和编制理顺了，我才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随后我大儿子也调回郑州了。
从1988年到1992年，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我们一家终于又回到了郑州。单位还在东风渠北面，汽车北站附近的农业厅家属院，给我安排了一套房子，我还没来得及搬家，又随开发办的领导，到海南参加全国农业综合开发会议去了。
开会回来，已是5月了，我们从司家庄搬过来。当时，家属院的东面还是一片稻田，南面是苹果园，家属院门前是郑花公路，路西面是一条很宽的臭水沟。
几年后，臭水沟填平了，郑花公路加宽了，现在叫花园北路，路西边变成了绿地，种植有树木、花草，东风渠上的桥也加宽了，东风渠里的水也变清了，两岸还建成了滨河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
现在，我已经退休，安享晚年。退休后的生活是充实而快乐的，并且生活条件也比过去好了，3个房间都有电视机和空调。两个儿子都已经在郑州结婚成家，我们家在这座城市里的第三代——我的大孙女，已经上高中一年级了；2011年6月16日我的小孙女也出生了。
我们家在郑州落下了户，扎下了根，是这座城市里普普通通的一家人，也是幸福和谐的一家人。
从1963年我16岁考上郑州一中，由王屋山下的济源农村第一次走进省城郑州，到 1992年我正式从山东调动回来，其间两进两出又第三次来到郑州，我终于成了一个郑州人，并且从当初的一个人，变成现在的一个家，三代8口人。其中虽然也有曲曲折折，但终归天遂人愿，这也是我与郑州的缘分。
2006年4月我和老伴在苏州园林
2017年8月修订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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