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丨冯印谱：悲伤！我没能当上“红小兵”

冯印谱新三届 2019-01-0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悲伤！我没能当上“红小兵”

作者 | 冯印谱

“文革”伊始，我所在的高村公社丁樊村地处偏僻，不通公路，也没有什么与红色革命相关的名人、纪念地和名胜古迹，自然显得冷冷清清，平静如水。

忽然一天，一队不知从那里来、也不知要往那里去的学生，男男女女十多名，进行革命大串联，途径我们村。他们在大队学校的教师灶上吃了一顿饭，当场向师生们演讲了一通全国的政治形势，散发了一些红红绿绿的传单，便匆匆离去了。这伙红卫兵打着的鲜艳红旗、身穿的草绿色军装，还有他们左臂衣袖上那个鲜艳的“红卫兵”袖章，让全校师生以及村里的社员们感到格外新鲜、好奇，禁不住啧啧称羡。

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学校的教师也照猫画虎，自愿组合，呼啦啦成立起好几个造反战斗队。教师们左臂佩戴上红底黄字的“红旗革命造反战斗队”、“井冈山造反战斗队”等袖章，顿时显得精神抖擞，神气十足，耀眼夺目。不过，他们的风光，跟女同事陈老师比起来，就“稍逊风骚”。陈老师身材高挑，端庄秀丽，是全校唯一的一名“红卫兵”，左臂佩戴着唯一的“红卫兵”袖章，犹如鹤立鸡群，吸引眼球。此前，陈老师在学校默默无闻，因为她家庭出身贫雇农，她的爱人又是一名解放军现役军官，根红苗正，政治条件十分优越，无人可比，于是“红卫兵”的光荣称号便非她莫属。

此后，学校开大会批斗“走资派”，顺理成章，陈老师成为其他造反派心目中的老大，端坐主席台正中，众星捧月，发号司令，神气了好一阵子。日子不长，陈老师在校园消失了。知情者说她已经调往省城工作，跟解放军军官丈夫团聚去了。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学校就没了“红卫兵”。

资料显示，“红卫兵”最初是北京青年学生的群众组织，正式的名字指“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简称“红卫兵”。我们这些小学学生年龄小，文化低，似乎担负不起这个重任。这时候，上级要求在小学生中建立“红小兵”组织，即当保卫毛主席的“红小兵”。“红卫兵”袖章是一块红布，红底黄字，佩戴在衣袖上；“红小兵”袖章则是一块菱形硬红布，也为红底黄字，比“红卫兵”袖章小了许多，用别针系在左臂衣袖上。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学生，都有权利参加“红小兵”组织。

刚一听到成立“红小兵”组织的消息，我心里甭提多高兴啦。那些日子，看到陈老师佩戴“红卫兵”袖章，看到老师们佩戴战斗队红袖章，看到社员们佩戴造反队红袖章，风风火火召集各种批斗大会，怒发冲冠揭批“走资派”的罪行，身临其境，耳濡目染，做梦，也盼望能像他们一样，佩戴上鲜红的袖章，投身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跟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到底。

我兴高采烈地向班级老师报了名，日夜盼望着梦想的实现。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跟母亲在院里脱玉米粒。有个同班同学风风火火跑进来，兴冲冲地告我说：“听说咱们学校的‘红小兵’袖章制作好了，现在就可以领取，我看见好多同学都去了，咱俩也一块去领吧？”

“真的？那太好啦！走！妈妈，我们去学校啦！”我惊喜地站起身，撇下手中的活计。“……别！”没想到，母亲说：“今天，不要去，帮妈妈把这筐玉米剥完。”接着，她扭头对那个同学说，谢谢你了，你先去吧，印谱要干活，明天上学再去领吧。

“为啥？”我很不高兴地质问母亲。平时，无论参加学校什么活动，父母亲可支持哩。这次意外的阻止，令我十分不快。

母亲没有回答，那个同学只好走了。

我撅着嘴，满脸不高兴，极不情愿地捡起玉米棒子，一粒一粒扒拉着。

母亲深深叹了口气，语气缓缓地宽慰我：我娃，不是妈不让你去，你知道，你爸爸，人家给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前不久，你姐姐在学校加入造反战斗队，申请了好多次，都没能得到批准。妈不是不让你去，妈是担心，万一人家不要我娃，你去了会伤心的。人家要不要你当红小兵，明天上学就晓得了。让你当，我娃就好好参加；不让你当，我娃也不要太伤心，老师和同学们瞧见不好。我寻思，……慢慢的，事情总会好起来……

我姐姐是64届高中生，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考上大学，回本村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姐姐申请参加战斗队碰壁，我耳有所闻。听母亲这一说，我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酸酸的，涩涩的，苦苦的。

整夜失眠，一分一秒地煎熬。

第二天一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学校，一打听，果然，学校的红小兵组织名册里没有我的名字。啊！没有文化的母亲，竟然如此料事如神。原因嘛，就是我本人的政治条件不合格。全校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响当当的“红小兵”组织，只剩下极少数像我这样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一个班级也就三两个学生，被拒之门外。

平日在学校学习和劳动等方面争强好胜的我，委屈极了。我独自悄悄跑到校园后面的操场，眺望着远方起伏无垠的田野，抱住一棵白杨树，“哇！”地失声痛哭，泪流满面。宣泄过后，冷静想想，这件事，多亏了昨天母亲阻拦，给我稚嫩、兴奋、渴望的心田浇了一点凉水，设置了一个缓冲台阶。否则，我跟上同学兴冲冲跑到学校，看到同学领到了“红小兵”袖章，而我却大失所望，该如何接受这残酷的打击？

所谓的“政治条件不合格”，指的就是学生本人的家庭出身。有的学生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有的父亲是反革命，有的父亲是坏分子，有的父亲是右派。在这极少数学生中间，还存在稍许区别。有的学生家庭虽然是地主富农成分，他的爷爷曾经是地主富农分子，现在已经去世了，他的父亲并不是地主富农分子，属于地富子弟，那么，他则是子弟的子弟，其原始的“罪衍”，似乎比父亲是地富分子的学生要略轻一点。但是，他们同样也被剥夺了参加“红小兵”组织的权利。

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划线，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学生，一夜之间，跌入了人生的黑暗泥潭。同学们参加校内批判大会，不允许我们参加，只能一个个龟缩在空荡荡的教室，耳听室外波涛般飘过的口号声，趴在窗户上偷偷观望一下，随即离开。同学们激情澎湃、敲锣打鼓上街游行示威，我们跟随在全校学生队伍的最后面，一个个耷拉脑袋，神色灰暗，无精打采，像霜打了的茄子。

每天放学后上地给猪羊割草，不少同学不愿意跟我们相随结伴，就像害怕被传染上瘟疫一样。更为恶劣的是，个别当上“红小兵”的贫下中农子弟，故意找茬儿欺负我们。他们骂我们“狗崽子”，我们无力还嘴；他们挑衅打架，我们不敢还手。好多次，我被个别同学打得鼻青脸肿，只能忍气吞声，回到家还不敢告诉父母亲，生怕他们知道了生气、难受。

有段时间，我把自己“封闭”在家，不愿意见人，不愿意找同学玩耍，不愿意参加任何公众活动。感觉自己没能参加“红小兵”组织，低人一等，非常丢人，非常没面子，花草树木没了色彩，生活失去了意义。这种政治歧视造成的压抑、负重和摧残，在我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烙印，留下一道难以抹去的浓厚阴影，甚至影响了终生的心理和性格。

一天，学校造反派组织全校师生上村里街道游行，大张旗鼓展开“破四旧”活动，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浩浩荡荡的师生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走在最前面的是各个造反队的队旗方队，语录牌方队，接着是吹打洋鼓洋号的乐队，再后面，是各年级各班的“红小兵”方队，他们左臂上佩戴着崭新的“红小兵”袖章，一遍遍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英武雄壮地穿行在各个巷道。鼓乐声、歌声、口号声，打破了村庄的安详寂静。

社员们放下手里的活计，纷纷跑出家门瞧热闹。游行过后，不知是谁一声令下，队伍解散了，“红小兵”三人一群，五人一伙，见门就进，见屋就钻，冲进家里后，不问青红皂白，翻箱倒柜，搜查他们眼中的“四旧”物品。

不一刻，社员家墙壁上悬挂的字画被揭了下来，摆放在桌子上的花瓶被抱了出来，存放在柜子里的古籍书被翻了出来。这些查抄出来的东西，有的堆放在巷道，有的当场被点火焚烧了。男女老少社员哪里见过这阵势？只好默默站在一边，任凭眼前的“红小兵”瞎折腾。偶有胆大的社员，他们的家庭成分肯定是贫下中农，愤怒地谴责红小兵的野蛮行为，并企图从红小兵手中抢夺被拿走的物品，结果，立即遭到更多“红小兵”的围攻。

有一些年龄大点的“红小兵”搬来梯子，攀登上社员家的门楼，拿斧头狠狠砸毁门楼上方的砖雕和门匾上的题字。有的砖门楼解放前是地主富农的四合院，土改期间就分给了贫雇农，真不晓得“红小兵”们肆意毁坏，是针对地主富农，还是贫雇农。凡是“红小兵”经过的巷道，口号声，叫喊声，咒骂声，哭泣声，不绝于耳，满街满巷，一片狼藉，纸灰飞扬。村东头有一座小庙，不知供奉那路神灵，被红小兵砸了个稀巴烂。庙里的两尊塑像，通体着彩，造型生动，被“红小兵”扔了出来，放在校门口，任凭日晒雨淋……

我们十几个“黑五类子女”，尾随在游行队伍后面，没有呼喊口号的资格，没有唱歌的资格，当然，更没有闯进社员家“破四旧”的资格。看到“红小兵”的革命行为，我既羡慕，又羞愧。羡慕的是他们的英雄壮举，就像书本电影里描写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小英雄一样；羞愧的是自己没有出生在一个成分好的家庭，无缘当上“红小兵”，只能窝里窝囊充当一名艳羡他人的“看客”。

“印谱，印谱，你爸在前面砸东西哩！”

记不得那个同学冲我喊了一声，把我从苦闷中唤醒过来。抬头一看，游行队伍已经前进到了村中央十字路口，距离我家很近。我急忙挤到前面，踮起脚跟，透过黑压压的人群，看见父亲手中握着一把头，身边放着一只大筐子，筐子里盛满了琉璃制作的香炉、蜡烛台等物品。每年过春节，这些物品是我们家敬奉神灵使用的，一个个造型各异、玲珑剔透，我可喜欢呢。

每年到了小年、除夕、元宵节夜晚，母亲领着我把这些香炉、蜡烛台擦洗干净，一一摆放在天地神、灶爷神、土地神、财神爷的供桌上，在蜡烛台上栽上长长的红蜡烛，点燃红红的火苗，在香炉里插上几根香烛。顿时，空气中氤氲着香烛的清香，笼罩着神秘的气氛。然后，我在各个神灵前的供桌上面，摆放上母亲特意制作的白面馒头、麻花、肉食等贡品，接着便是给一个个神灵作揖、磕头、祈祷……

“噼啪——”

我看见，父亲从筐子里取出一只香炉，放置在大门口一块石头上，高高抡起䦆头，朝着香炉狠狠砸去。䦆头落处，精美的香炉被砸了个粉身碎骨。接着，父亲又取出一支蜡烛台，再次高高抡起䦆头。每每砸碎一只，围观的人群就爆发出“啊！”“狠狠砸！”的叫喊声。

亲眼目睹父亲这一反常行为，他每每砸一声，那䦆头彷佛落在我的心头，浑身一阵战栗。有必要这样做吗？父亲是不是惧怕红小兵进家里搜查，搜出这些香炉蜡烛台，进而批判他大搞封建迷信，强加给他一条罪状？父亲是不是这样思考：与其让“红小兵”抢走砸毁，倒不如自己来一个“主动交代”，“坦白从宽”，“将功折罪”。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父亲肯定没有瞧见我，他太投入于自己的“打砸”行为了。我敢断定，此时此刻，善良的母亲必定躲在大门后面，一颗心紧紧揪着，偷偷隔着门缝，窥视父亲的一举一动，眼里噙满了泪水……

历史的浪涛退潮后，留在沙滩的除了贝壳，还应是沉重的反思：像我这样亲身经历过“文革”的“50后”，当时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绝大多数均参加过“红卫兵”、“红小兵”或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组织，均佩戴过“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类战斗队的红袖章，均豪情万丈，冲上街头，张贴大字报，奋勇“破四旧”，揭批“反动学术权威”，砸烂“牛鬼蛇神”，揪斗“走资派”，直至动手打人，不少人还参与了一次次血腥的武斗事件。众人把愚昧当理想，把造反当神圣，把野蛮当本领，把破坏当革命，导演并参与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

虽然，由于特殊原因，我没能当上“红小兵”，没有做过上述事例。但是，我曾经为自己没能当上“红小兵”伤心痛哭过，我曾经十分羡慕“红卫兵”、“红小兵”的“革命行动”，我曾经为那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取得的节节胜利欢呼雀跃过。假如，那时候，我也能荣幸地佩戴上“红卫兵”、“红小兵”袖章，也同样会“激情四射”，“冲锋陷阵”，以过激的“革命行动”，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表现对伟大战略部署的步步紧跟，表演出做“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革命接班人的耀眼风采来。

我们这代人痛饮的这杯愚昧加疯狂的苦酒，是谁酿造的？是如何酿造的？又是如何让狂饮者熏熏然的？

2013年5月12日写于凌空书屋

2014年10月修改

2018年9月2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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