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杜欣欣：回忆史家胡同

杜欣欣新三届 2019-06-06

作者简介

1969年的作者

杜欣欣， 1954年生于重庆，在北京长大。1969年随母去东北下乡，之后当工人七年。1978年考入大学，1984年到美国留学，现居美国。曾出版过《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此一去万水千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原题

回忆史家胡同

作者 | 杜欣欣

1960年代，我在北京上寄宿小学。母亲经常去外地演出，于是周末我必须留在学校里。这样的日子一长，我家的老保姆黄士英（我称她褓褓）就看不下去了。那时褓褓已在张家帮佣多年，她请求主人让我去她那里度周末。

张家住在史家胡同。这胡同呈东西走向，西口位于米市大街，张家住在东口，靠近禄米仓。我往往先坐车到灯市东口大街，穿过米市大街，进史家胡同西口，走到张家。

据说在明清时代，灯市口、禄米仓、米市大街都是集市或粮仓，但我住在那里时，那些街道早与灯火米粮无关了。灯市东口大街两旁多是机关学校，唯一的小商店位于路南，就在与米市大街的交口处。那小店只有一扇门宽，里面一个很小的柜台卖糕点和冰淇淋。

灯市东口大街路北有一条不长的胡同，名为同福夹道。女十二中（前身是贝满女中，后改为一六六中学）和空政文工团就在那个小胡同里，因此常有些风姿绰约的青年男女到小店里吃冰淇淋。那时候的冰淇淋是稀罕物，店家用一把银亮的勺子，将冰淇淋挖成一个白色略带淡黄的圆球，放在玻璃盅里，小心翼翼地呈上。食客吃时，也有些“含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歪了”般的小心翼翼。2014年，我回北京，看到那家小店已扩充为三、四扇门宽的稻香村糕点连锁店了。

当时的米市大街也没有什么商店，街上行人稀少，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我印象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曾在街上设展示演出橱窗，窗内放了剧照和舞美图片。沿米市大街向东单方向走，不久就能看到路西的红星电影院，我大致记得那是一个红砖的两层楼房，影院最初只放映新闻纪录片，场子不大，观众不多，看起来有些老旧萧条。后来听说，那里原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初名“芮克电影院”。1947年1月，更名为“北洋电影院”。1949年后，改为红星电影院。

靠近东单大街的还有大华影院，它位于路东，比红星影院大，而且时髦。我记得, 进门的大厅墙上挂了很多知名演员的黑白照片，有赵丹、白杨、孙道临、上官云珠、秦怡、张瑞芳、王丹凤等。明星的成像角度绝非百姓的正面免冠照，相中人又风姿绰约，令人一见难忘。

进史家胡同西口，走不远就是史家胡同小学。我从小学的朱红大门看进去，只能看到不大的前院和影壁，里面非常安静。当时还未听说过重点小学，但这所小学的口碑非常好。过史家胡同小学，走上一阵，就是人民艺术剧院的大门。记得那里面有收发室、红砖楼房，但我从未进去过。我虽年幼，却也知道那个院子里住着一些大演员，每次走过都怀着没准能碰上谁的念想，最终谁也没碰上。

史家胡同里还有若干紧闭的大红门，红门旁青灰色的高墙很整洁，墙头不见树木。偶然遇到打开大门，探头看去，也看不出里面的名堂。后来我得知傅作义、刘文辉、徐向前、华国锋、荣毅仁、章士钊等名人都在这条胡同里住过。早年胡同里还有一处驻军，他们的驻地是一栋四层楼房，前有铁栏杆。当时胡同两边是一溜儿的灰墙，凹处多为小门小户，驻军的楼房非常突出。2014年，我再回去时，那栋楼房已改作旅馆。

在北京，很多胡同中都种了大槐树。春来槐花开，香了一胡同。夏天里，槐树经常长青绿色的软虫，虫子拉着丝吊下来，我们称那为“吊死鬼儿”。我们女生走过多尽力避开，而男生专门挑着“吊死鬼儿”吓唬人。可是史家胡同里并没有那样的大树，当然也不大有树下乘凉的人，北京的很多胡同里都有公共厕所，离得老远就能嗅出其所在，但我记忆中的史家胡同却无公厕。到了寒冬，很多胡同里的下水道周围都会结冰，冰面上冻结着剩饭烂菜，而史家胡同绝少此类现象，因此史家胡同的西口一带，干净得缺乏人气。

史家胡同，越往东，越有人气。夏天，胡同里的男人常常光着膀子，或者只穿件老头儿衫。姑娘穿短袖衣和裙子，有段时间人们管连衣裙叫“布拉吉”，我猜是俄语读音。旗袍是比较“旧社会”的衣服，虽然也是连身裙，但穿的人不多。冬天，上年纪的人多穿黑棉袄裤，黑袄前襟常见白点，那是北京人俗称的“饭格粑”（食物残渣）。中年以下的人喜欢在棉袄外罩一件布衫，颜色偏素，以黑灰蓝为主。小伙子比较经冻，有些人只穿厚毛衣。年幼的孩子或姑娘穿得稍艳，但孩子的罩衫鲜有合身的。

一般家里有几个孩子的，一定是大的穿小了，小的接着穿。我是独生女家，母亲总给我买大一号的衣服和鞋子，后来我有点儿平足，据说就是小时穿大鞋所致。我的罩衫短了就会露出一大截棉袄，瘦了呢？前襟下挤出一嘟噜棉袄。我记忆中有段时间流行线呢，花色挺好，但经不住洗，洗两水就缩了。材料又很结实，虽然小了，我妈还让我穿，结果罩衫罩不住棉袄的前襟，穿上不仅难看，而且棉袄也容易脏。那时的棉袄一冬都不拆洗，罩衣一个月至少洗两次，结果是干净罩衣护着脏棉袄。冬天里，男人戴栽绒帽子，女人大多围花格方头巾，戴个长围脖就显得挺洋气了。男女都喜欢戴套袖，若不戴套袖，袖口一准儿磨得油光光的。

北京的一些胡同是胡同套胡同，史家胡同内也套了小胡同，我寄居的地方叫东罗圈，就是一个套在里面的小胡同，与之相对的还有西罗圈。这个胡同很短，拐进去就有个“罗圈儿”似的小空场。张家住的房子是一个街门两户人家。进门一溜北房，房前一小窄院儿。平时家中只有爸爸、妈妈、女儿和老保姆。他家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大哥哥春节才回来，那时哈军工的学生都是现役军人，大哥哥回来时穿着一身海军军装，高高瘦瘦，很帅。

平时我们都在院子里玩，很少出街门。大哥哥一回来就带我们上街买年货买鞭炮。跟大哥哥出去的好处是他能做主为我们买些平时想要，但大人又不给买的东西，比如冰糖葫芦。腊月一起头，商店就开始卖糖葫芦，那零食和夏天的冰棍儿类似，便宜又好吃，但那时的小孩子就是没钱买。跟大人上街机会本来不多，即便有，妈妈总以“不卫生”为由，拒绝我那卑微的愿望。

记得那年好大雪，大哥哥在院里筑一道雪墙，邀请邻家孩子过来打雪仗。后来雪仗演变成混战，每个孩子的耳朵眼儿里都塞满雪块儿。晚上，大哥哥脱去军装，带着我们串胡同放鞭炮。北京人称住在胡同里的，特别是生长在胡同里的孩子为“胡同窜子”，而串胡同放鞭炮就是“胡同窜子”节庆时的典型作为了。

天一擦黑儿，我们就蹲在墙根儿背风处，或在某个叉道藏身。看到胡同里出现一孤身黑影，我们就点燃一只小炮，待那人走近了扔出去。随即便跑，身后传来鞭炮响，又听到那人叫骂。我们笑着跑着，一直跑到干面胡同。缺德吗？是有点儿。为了不被抓住，我们还运用当时电影里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那会儿北京没有夜生活，鲜少人因加班晚归，太阳下山后，行人就不多了。我们放鞭炮倒未必惊吓了很多行人，但惊吓的地区却涵盖了几条胡同。这诸如此类的坏事自然都是我们和大哥哥之间的秘密。

史家胡同东口的禄米仓大街当时只通24路公共汽车。这趟车来往于东直门和北京站口之间，但禄米仓之后，到东总布胡同时，24路变为环线，乘客很容易糊涂。北京火车站口的那段路弯度很大，商店离马路牙子又特近，有些地方还没有人行道，因此公车行驶到这一段时又颠簸又摇晃。早年北京公共汽车的司机座旁都鼓着一个大铁包，包里是发动机。冬天的车厢内无暖气，发动机包就会外裹一层棉被保暖。我小时候，最喜欢站在车头，把双手放在棉布大鼓包上取暖，暖暖的发动机颠得手发麻。

虽是街窄路不平，禄米仓街上的商店却比胡同东口多，比较大的副食店是“二店”。一入冬，“二店”就会挂上一扇棉门帘，门子的边儿很快就被人的手蹭黑一大片。棉帘子很沉，小孩不用劲还掀不起来。当时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也挂这样的门帘，也如此之脏，但之后却是亮堂暖和，而二店却总是黑天黑地，而且很冷。

无论夏冬，无论春秋，只要天晴，胡同里的居民或拎着一棵白菜或夹着一捆葱，要么托着一油纸的肉末或几块豆腐，边走还边打招呼：“他大妈，买东西去了？”“他大爷，二店来豆腐了，快去吧。”那时商店卖豆腐是放在屉里，一个小商店最多能分到两三屉，卖完拉倒。有时炒菜下锅，发现家里短油少盐了，大人就差孩子去买。买盐没什么意思，打酱油还有点意思。当时酱油分两种，一般酱油一角五分一斤，特级酱油两角六分一斤，讲究的人家用前一种炒菜，后一种拌菜，因此不能搞错。酱油多数是一斤半装瓶，打酱油最好用空瓶换，没空瓶还要单算瓶子钱。

那时候中国大陆的粮食、副食、肉类都是按月定量供应，购买需凭购货本或票证。副食类定量的有食油、白糖、芝麻酱、粉丝、鸡蛋等，月初或月末往往是购物的高潮。月初采买的一般是等着吃的，比如食油，月末是怕过时作废，比如粉丝常常就拖到月末才买。

去购物时，人们在塑料网兜或菜蓝子里装上瓶罐，这个是打油的，那个是盛芝麻酱的，还别忘了带上副食本。对城市居民而言，副食本、粮本、户口本都是全家的生命线，购粮除了粮票也要粮本。进“二店”，只见柜台前，街坊邻居排着队，聊着天。轮到自己时，对售货员笑着或陪着笑。买鸡蛋时，售货员先把鸡蛋一个个地放在一个有孔洞的箱子上，孔洞的大小正与鸡蛋相合，然后打开箱内的电灯照一照，通亮的就是“好蛋”。那时不兴假货，没有“坏蛋”的时候居多，但为了让买主放心，还是要照一照。

我最喜欢去商店打芝麻酱。装麻酱的容器不同，瓶口大小不一，售货员要先秤一下顾客带来的容器，然后根据购货本上的定量，加上瓶子的重量，再把秤砣拨到一定的位置，比如定量是三两，秤砣一般拨到三两多一点。然后，售货员拿起店里盛麻酱的大勺，在麻酱缸里舀，再将盛着麻酱的勺子高高举起，对着瓶口，很黏稠的麻酱顺着勺子流下，形成一条浅咖啡色的细线，慢慢流进瓶子里。

随着流入麻酱的重量加大，秤杆缓缓升起，这时，售货员要不断地转动勺子，控制麻酱的流量，并准备随时截断麻酱流。这是一手绝活儿，弄不好麻酱会掉在秤盘上，或者给过了量。我总盯着那只神奇的大勺，盯着盯着，就听她用京片子说：“瞧，三两多，没短您的。”

佩服之余，我又有些丧气。如果她不是这么“油儿练”，兴许我还能多蹭点儿麻酱，反正已经到了我的瓶子里，她再也拿不回去了。打完芝麻酱，回家路上，我用指头抹着粘在瓶口上的麻酱，边走边吃，真香！

那时我们小孩儿的零花钱都是以分计算的，三分钱一堆儿的山里红，三分或五分的冰棍儿。一次我表哥得到六元压岁钱，他还到银行正式开户。后来连本带利，他得六元二角一分，高兴得跟中了乐透似的。

作者和老保姆合影

我的老保姆很宠我，她常从二店买巧克力给我。巧克力在当时属于高级糖果，一块块包着银纸放在柜台里，怎么也要一块钱上下，而老保姆的月工资也就是十块吧？她自己几乎不花一分钱，却舍得花一块多钱去买一块糖给我。有时，为了不让其他人知道，她总是预先买好了，在胡同里偷偷塞给我，并小声嘱咐道：“在外面吃。别让人看见。”那块巧克力搁在她的口袋里，因体温而变软了，我接过来，飞快地把放进裤兜里，手伸到兜里，灵巧地剥开糖纸，掰下一小块，再去掉上面的锡纸，塞进嘴里，甜味在心里一点点儿地化开。

那时老保姆还不到五十岁，但在我的眼里，她已经很老了。听家里人说，她的丈夫被抓了壮丁，一去无回，唯一的孩子患麻疹夭折。她先是在四川我爷爷家帮佣，后来随着我父母来北京。我上幼儿园后，她就给我妈妈单位其他的人家当保姆。离开我家之后，她结过一次婚，嫁的是一个北京土生土长的炊事员，我记忆中还有她婚礼的片段——闹新房的人逼着新婚夫妻一起吃葡萄。但婚后不久，那个男人就打她，他们离了婚，她继续帮佣。

老保姆不识字，人极老实，个子非常矮小，大概只有一米三。她做事似乎也不很利索，我还记得母亲时常抱怨。大概在我四--五岁时，一个也是从四川跟到北京的保姆同乡说要回乡去，可为她带钱回去存。老保姆就相信了，给了那人二百元，结果可想而知。这件事一直是我母亲数落她的话题。数落归数落，但后来她又借钱给人，当然都是有借无还。

虽然老保姆离开我家多年，但她一直非常疼爱我，我家在北京没有亲戚，当我不得不在寄宿学校过周末时，她总要想方设法地接我回家。我在不同的家庭里住过，但在张家住的时间最长。1965年，我母亲去湖南参加“四清”运动，离开北京半年多，寒暑假我都寄宿在张家。寄宿他人家，我母亲都会给我的生活费并送礼答谢，当然老保姆因疼爱我有时也会引起雇主不悦。

一九六九年，北京很多机关都去了干校，我们也不例外，老保姆帮佣的那家迁去河南，房子被单位收回。史家胡同街道为她在东罗圈儿里安排了一间西房。那间房很小，只能放一张双人床，一个吃饭桌和一个火炉。老保姆没文化没工作没亲人也没有生活来源，于是我母亲每个月从东北寄给她十元钱。她靠着这点钱，还有其它人的接济过了三五年。那时我已长大，知道十元钱的份量，再想想小时候吃的那些巧克力，才明白她是多么的节省，是多么地疼爱我，由此也想到她那被骗走的又是多么大的一笔钱！

老保姆去世时，我已经出国，由她带大的另一个孩子王卫平送终。2014年，我重回史家胡同，回忆着矮小的她从小巷深处走来，一瘸一拐地走到我面前。她从蓝布大褂里摸出一块巧克力，那块糖因体温已经变软。

回顾平生，世界上总有一位爱我而不求回报的好人。

从老保姆帮佣的东罗圈出来，向西走一点就是史家胡同57号。那里住着我姑母的公公康心之老先生（1893－1967年）。大概是1960年，表姐康和在成都考完大学，来京看望祖父。表姐有心，念及我父亲不在身边，接我去康心之爷爷家同住。

大表姐1980年代初在香港

这是一个四合院，迈进黑色的窄门，过了门道就见青石铺地，榴花盛开。北京人喜欢种石榴，有“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一说。康家不是北京人，那石榴很可能是房东或邻居种的。

这个院子不大，只有两户人家。康家租住北屋，南屋住着一户医生。康爷爷家一进门就是客厅，客厅两旁分别是小起居室和书房，康爷爷的卧室在书房之后，我和表姐住在起居室。这样的居住环境与康家在四川的宅邸可说是天壤之别了。

在《我的引路人周恩来夫妇》中，康心之的二女儿康岱沙女士写道：“我家是四川有影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我的大伯父康心孚（1884－1917）是老同盟会盟员，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同乡至交，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李大钊也很要好。我的二伯父康心如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我的父亲康心之经营厂矿、地产、金融，还办了《国民公报》。我的四叔康心远是宝丰公司总经理。我家和国民党许多党政要人及地方实力派、民主人士多有往来。”

1949年以前，康家不仅有楼有山，有银行，还有矿。若说康家当时的影响力，也非三言两语就能说全，我只对岱沙姑妈的回忆做些补充。

自戊戌变法起，康氏兄弟就与时代的风云人物颇有交往，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历史。康心如在其遗稿《章氏丛书》中回忆道：“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间，章太炎师被袁世凯软禁北京钱粮胡同。余每从上海至京必去请益。师欲将平生著作编为丛书印行，余慨然承诺印行之责，适余任沪自设右文社以印书发行为业，故敢任此。返沪后，仿邓秋枚（实）印行之风雨楼丛书格式，排成样张，携京审定，师极为欣赏。晋谒时，呼女同看，匆匆一视即至案头，盖已盛妆将出也。师有不悦之色。是晚自缢死，始终不解是何原因。师作《亡女事略》……全书约一年余方完成。分订为二十四册。”（章太炎长女章㸚于915年9月7日晚自缢，康心如原稿为“叕”，此为笔误。据说章女用父亲的钱赌博，赌输了无法交代而自缢。）

作者与康岱沙、甘培根摄于2004年

抗战期间，康心如被国民政府指定为重庆参议会的议长，据说“陪都”一词就是他发明的。康心之爷爷个性豪爽，仗义疏财，好交际，人称“孟尝君”。据我大表姐回忆，康爷爷对后辈的教导是：“你若借人钱，就不要想到还，还钱是个意外。否则你就做小人，干脆不借。”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经济十分困难，康家曾给予捐助。据曾任宋美龄英文秘书的张紫葛先生回忆，康家曾给陕北延安运送过七辆卡车的医药和布匹（“康心之兄弟逸事”，张紫葛著《X个人和三个畜牲》。

除此之外，康家还资助陕北办学，赠送毛泽东香烟等。康心之位于重庆领事巷十号的住所曾是于右任和邵力子的临时居所，也是周恩来经常和民主人士聚会座谈的地方。（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第一集《风云途程》）。2006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还提到周恩来在四川有三位朋友，这三位朋友就是卢作孚、胡子昂和康心如。康心之的次女康岱沙于1938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后在重庆为共产党做了许多秘密工作。其间两次接到特务的恐吓信，后被绑架关入监狱。我祖父李肇甫（伯申）以身家性命将她保释出狱。她与陈叔亮于1946年在延安成婚，主婚人是叶剑英。1960年代，陈叔亮出任中共驻柬埔寨和罗马尼亚大使。

重庆多山，领事巷客多人众，开饭时佣人要从山上摇铃一直摇到山下。后来因客人太多，康心之又在主楼旁修建了一栋两层小楼，邵力子一家长年住在那里。我另一表姐单名为“协”就是邵力子先生给起的，意为“人民政协”。康氏兄弟也曾与张季鸾（1888年3月20日－1941年9月6日，中华民国著名报人、政论家）交好，并一同办报。张去世之前，就住在康家的别墅里。那座别墅位于重庆南岸汪山上，除了康家的别墅，那里还有蒋介石的一栋别墅。一次，康心如的幼子康国雄在山路上碰到蒋介石。蒋喜欢小孩，带他一起散步，后来他还去蒋的别墅玩耍。

作者2009年在重庆拍摄的康家领事巷故居外景

1950年，康心之将领事巷十号和煤矿等全部捐给政府，举家搬到北京。1956年康心之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心之以领定息足以生活，对全国政协每月致送二百元婉词拒收，为国家点滴节约。”（康心如文稿《哭心之弟》）文革中，拿定息却是他的一条罪状，因为那是“剥削”所得。

那年暑假，我刚到康家不久，就听到客厅里传来清脆的棋子声。通往客厅的竹帘上蒙着一块布，但并未蒙严实，我从门帘下看到穿着布鞋的脚。棋子声中，间或听到一些简短的话语，比如“提”“冲”等。但我听不懂，后来才知道都是围棋术语。这是我对康心之老先生的第一印象。

次日为庆祝表姐上大学，康爷爷在和平餐厅宴客。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白白的桌布，一长桌的人，我随着表姐，“姑妈姑父”“叔叔婶婶”的一通称呼。康爷爷坐在首席，他个子不高，却很威严。我完全不记得吃了什么，只记得刻花玻璃杯子和餐巾，起初我以为那些迭花的餐巾也能吃。

饭后回家，岱沙姑妈家的小霓姐和小甸哥也跟着过来。他们玩扑克，还教我怎么玩。后来此事被我妈知道了，她说：“以后再让我知道你玩牌，我就砍断你的手。”从此直至成年，我极少摸纸牌，我的博弈类智能也因此而完全未获开发。

康爷爷不苟言笑，多以下围棋消磨时间，而来家下棋的只有两三常客。即便是阖家团聚的大年夜，他也不大与孩子们说话，真难想象当年宾客盈门的孟尝君风采。后来我得知1957年，康氏三辈人，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康心之的三儿三女中，除了去美国的长女康彰，被称为“红色大使”的二女儿康岱沙，尚还年幼的康国启，其余三家都未能逃过一劫：我大姑父康国干，康国干的妹夫金融学家甘培根，三子康国隽。康心远的长子康国杰，康心如的孙子康宏道都被划为右派，而康心如本人则被划为极右。

1960年夏在颐和园，前右为大表姐，最前是作者

虽然康家不再是宾客盈门。但康爷爷依然是一副侠义心肠。甘培根姑父的姐姐育有六个儿子（其中两个是双胞胎），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大饥荒时，这几个孩子都正吃“长”饭。当时不仅粮食的定量不够，而且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康心之利用全国政协委员的“特权”，过个把月都会请这一家人去四川饭店、欧美同学会的餐厅或政协礼堂吃上一餐。吃饭时，康爷爷自己并不怎么吃，多是看着孩子们吃。甘姑父说若无这样的接济，这几个孩子日后很可能营养不良。

初到北京时，康心之元配吴毓兰夫人仍健在。吴婆婆是大家闺秀，善画。在领事巷时，康家自用的碗碟和汤勺都是定制的，而餐具上画的兰花都出自吴婆婆之手。当时吴婆婆年事已高，主持家政是另一个女人，我们称她“阿婆”。那时她还不到五十岁，皮肤白皙，嘴唇鲜红，穿着讲究，眉毛似也描画过。大概我所见的都是穿列宁制服的素面女人，头一次见到她，我就感到奇怪。她爱笑，喜欢讲话，说话很直爽，烧得一手好菜，颇能和我们小孩子打成一片。但自上学后，我被灌输了一通思想，再见面时，我在心里就给她贴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标签。后来听家里长辈提到她是康爷爷的小老婆，有段时间甚至把她和被妖魔化的“地主小老婆”相提并论。

文革初期，康家被抄了五次。当时康爷爷已73岁，他被拉到居委会批斗，并罚去扫街。但阿婆并未遭到批斗。后来我得知她本姓唐，原是穷人家的姑娘，因她苦出身，又年轻，为人爽朗敢做敢为。当康爷爷被罚去扫街时，她常出面代之。抄家、批斗、扫街，对一辈子要强又好脸面的老人打击很大，不久康爷爷就偏瘫了。偏瘫之后，红卫兵仍然骚扰不断，最后康爷爷只得搬到康力姑妈家去。力姑妈不仅房屋狭窄，而且她丈夫甘培根在右派劳改期间患病致残。这一家一个残一个瘫，真难！

康心之与孙辈在史家胡同居所

文革中，大表姐被发配陕西，与爷爷失去联系。1968年1月，她来北京看望爷爷，为了给爷爷一个惊喜，故意戴了口罩和头巾。待敲开57号大门，却被告知祖父已于1967年底去世了。康爷爷去世不久。阿婆就被赶到漏雨的厨房居住，在那里住了好几年。当时各家都是自身难保。我母亲1967年被群众专政后，1969年去干校，我们也与康家断了音问。很多年之后，我才得知我老保姆最困难的时候，那个被我认为是“地主婆”的阿婆曾送家具、衣物和钱给她。每次都是差我表哥送去。阿婆说：“她是贫农，我不能亲自去，免得街道上看到连累她。”

后来我的老保姆搬入敬老院，阿婆也搬出了史家胡同。她们去世时，大表姐、表哥和我都在北美。大概是2004年左右，表哥回北京时特意去了史家胡同。他说：“57号还在，但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大门朝向变了，房顶上长了很高的草。那只是一个门牌号码了，你回去时也不必去看了。”

不觉又过了十年，我回北京。走到干面胡同口，就看到一座法国建筑风格的旅馆（或公寓）。这建筑蛮大，一直延续至史家胡同口，胡同口也因之拓宽。此地的原住户都被搬迁了吧？但为何这栋大楼还无人住？进胡同口，向东走不久就见史家胡同小学。不久又经过人民艺术剧院的宿舍。不知是我记忆出错，还是里面又盖了很多房子，这个院子显得窄小。走着走着，看到一四合院门上写着史家胡同博物馆。

进去后，管理人说要关门了，您明天再来吧。我趁他不备，匆匆浏览了一下介绍，大致是某个院子谁谁住过。出博物馆继续向东走去，胡同北面的住房大多被保留下来，但南边的四合院大部分都消失了，即便保留也变成了小商店。我记得康心之家位南边，门牌是57号，但如今的57号却标在了北面，令我非常困惑。再往东，一直走到了东罗圈胡同。这胡同没大变，大概是不在明面上，没有什么可丢脸的，所以不在城市改造之列。

当年我老保姆住在这胡同的第一个小院，进院就是一公共水龙头，那个院子基本没变。我记得老保姆住在左手边第一间，非常小，大概能放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小吃饭桌。那房门敞着，我向里面瞄了一眼，还是那么小，但住了一家人，看着像外地来的。

院子里的几个人狐疑地盯着我，我解释说以前住过这儿，回来看看。出了东罗圈，再转回史家胡同，我还是找不到康家旧宅。其中的一个四合院位置大体对，但门牌却还是不对。我不甘心，走进那个院门，沿着山墙走过门道，我期望着看到那种着石榴的院子，却不想院子只有巴掌点儿大，哪里能种石榴。再看，发现它已经被另一座山墙分割了，但那座山墙里的院门又在哪儿？

此文收入《星辰凝视着潮汐》台湾远景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

杜欣欣阅览室

图文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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