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丨周初：我与王小波都曾住过的教育部大院

周初新三届 2019-06-17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周初，北京理工大学附中高68届，1969年延安插队，其间任公社干部。1982年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日本政治。1986年作为公费研究生入日本一桥大学，后考入该校社会学部博士生。1992年入日本住友信托银行研究所，1994年入日本松下电工株式会社海外总括部，负责中国投资项目。2011年退休。

原题

我的回忆录3

从端王府夹道到教育部大院

（大木仓胡同35号）

作者 | 周初

被貼大字报的滋味

为了解决我们这些没有窝到处乱串的小麻雀的问题，父亲申请到了教育部院内的住房。地点在和乐堂的东配楼。其实这地方我没事乱串时也去过，只是觉得那里全是住家，没有好玩的地方，所以不常光顾。

大木仓胡同35号的教育部大院原是一座王府大院，是清朝的郑王府。据史料记载，这郑亲王叫济尔哈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侄子、庄亲王舒尔哈齐的第六子。崇德元年（1636年）因军功赫赫被封为郑亲王，是清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

大院正门面临大木仓胡同，北至辟才胡同，东临大木仓北一巷，西接二龙路中学（原也是郑王府的花园）、协和医院（原邮电医院）。大院的东半部是典型的四进院落。进了面朝大木仓胡同的正门就是前院。前院的西面有个西跨院，最初是解放军警卫排的驻地。后来变成了少年之家，有一段时间，少年之家还设有住宿班，由部机关专门派的干部当老师，还有阿姨等勤杂人员，管理那些父母长期在外没人看管的孩子们。东面有个东跨院，一直是日托幼儿园的领地。弟弟周敦一直在这所幼儿园入托，听他说他最后还当上了幼儿园孩子们的二王和大王。

前院四周的其余平房都是司机班的车房等用地，全机关的大小车辆都停在前院。住端王府夹道时，乘班车下班车都要这里集散。

从前院通往中院，要上台阶通过二宫门。这二宫门实际上是一座大殿。门洞的两边各有一个大厅，用途多种。有时是乒乓球室，有时又成了电视放映室，有时又成了孩子们演节目的排练室。还有一段时间是少年之家的学习室。

二宫门给我留下的记忆诸多。在这里的少年之家学习室，晚饭后可以进行晚自习，有少年之家的老师进行辅导。我和一帮同年龄的孩子们一起在这里写过作业，背诵过课文。有一天，我好像是背诵毛主席写的“长征”课文，“长征是播种机，是宣言书……”背了半天就是背不全，总是丢字忘段，头顶上的荧光灯吱吱作响，再加上夏天天热，在这里还真留下了自己认真学习的回忆。

每当晚自习快结束，大家有点困乏时，就会一致要求辅导我们学习的许老师给我们唱个歌。许老师是男高音，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满头黑发中略有几根白发。他唱的“革命人永远是年青”最受大家欢迎。这首歌也是许老师的主题歌，只要有活动，只要大家要求许老师表演时，他准是唱“革命人永远是年青”。

许老师还教我们制作简单的飞机模型。不知他从哪里搞来制作飞机模型的材料、胶水和砂纸等，教我们怎样把飞机的各个零件用胶水组装成小飞机。还教给我们许多调整飞机平稳飞行的小技巧。如飞机模型飞行时不平稳或偏向打弯时，就要用砂纸修理飞机的翅膀，反复檫磨，反复试飞，直至把飞机模型调整得能够平平稳稳的飞行，能够在空中笔直滑翔好长一段时间。我制作的飞机比较成功，使得在一旁看热闹的老大爷也给我个喝彩：“诶，这小孩的飞机飞得好啊。”这还是我人生第一次体会到制作的成功感和愉悦感。

可这二宫门，也使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贴大字报是什么滋味。那还是文革前1950年代的事情。一天，忽然家人告诉我，在教育部的食堂门口，我被人贴了大字报。大字报的作者是办公厅的段升能，段叔叔。批评我们几个小孩头一天晚上在二宫门捣乱，人家幼儿园正给孩子们排练节目，说我们在外面敲窗户捣乱，影响了节目的排练。被点名批评的有段小洛、段小京、张鲁生等七八个孩子，其中有我的名字。这下子大事不好了。父亲整整批评了我一个晚上。我还是有一些不服气，说自己并没去敲玻璃，只是在场的旁观者……父亲哪里会相信，愈加批评我强词夺理。但是我始终还是觉得有点冤枉。

没想到，第二天，段洛夫副部长的儿子段小洛和段小京很快就写了检讨书，段叔叔还把他们的检讨书张贴在了食堂门口。其他的孩子也都陆续写了检讨书，就剩我一个人没写了。这天晚上我自然又是不好过了，在父亲的反复督促下，我也写了份认错的检讨书。次日，我拿着写好的检讨书，到办公厅找到段叔叔，低头认错并交上检讨书。段叔叔拍了一下我的头说：“好，承认错误就好。”当天中午，食堂门口就见到了段叔叔贴出的大字报，题目是：“小周初也承认了错误”，大字报下面还附上了我的检讨书。

这段叔叔可是教育部的名人。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四通集团公司的老总段永基。段叔叔脸黑体大，个子足有一米八多，声音洪亮。上世纪60年代，他是教育部安定农场的场长，把安定农场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办起了养猪场，还开办了制粉丝的工厂等。为教育部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做出了不少贡献。暑假期间，我们一群子弟们还被组织去他的农场学农锻炼过。在扛锄下玉米地除草前，段叔叔会给我们训话。他让我们学习老农民，干活时尽量少喝水，说如能做到干活一天不喝水才算是学农过了关。

到了1980年代，段叔叔、我父亲这一代都离休了。有一次，父亲从北京图书馆回来，告诉我碰到段叔叔了。說他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废寝忘食翻阅郭沫若的著作，说是要彻底的批判郭沫若，振振有词，侃侃而谈……

我家的邻居们

再回到二宫门吧。进了二宫门就是中院。中院的主建筑物是和乐堂，一座大殿。平时是空着的，有时作舞厅，有时做过羽毛球球场，时不时举办和外单位球队的羽毛球比赛。中院内，已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建满了宿舍楼。原来，这里是一片片的花坛，用木栏围着，里面植满芍药花，一到春天就发芽长出芍药枝叶，过些日子就会开放出一朵朵鲜艳的芍药花。据说，上世纪60年代，曾计划在这里修建游泳池，旁边的一口枯井都快挖出水来了。结果部长没有批，说是怕破坏了风水。现在，这中院里建满了宿舍楼，哪还管他什么风水不风水了。

中院的周边基本是平房，住满了干部职工。进了二宫门往东数起，第一家是邢泰家，他家的邢西武比我小点，一起玩过。再往东就是蓝若天家，他家的张鲁生是我的发小，常在一起玩，一起打架。再往东就是尚大明家，他的父亲叫尚志，和我父亲比较熟，都是从东北调来的干部。大明外号叫“老子”，还有马边强、“小豆”（胡平军）等，都是少年之家小足球队的队员。

许老师是我们小足球队的领队兼教练，他真有办法，不知从哪里把教育部女子排球队的运动上衣找了出来，给我们每人都套上一件。球衣胸前有“教育部”三个大字，后背还印有球员号。穿上球衣出场，还真是有模有样的。我好像是3号球员。

许老师组织我们和新华社的小足球队踢过比赛。记得比赛是在先农坛附近的育才学校的体育场进行的。我们都是排着队走去走回参加比赛的。新华社的小足球队也有老师带队，还有高年级的大哥哥们作指导，双方都非常认真卖力的比赛，但踢得很文明，全场比赛双方几乎都没有犯过规。只是在最后快结束时，对方被罚了个点球。比赛的结果是2：0，我们胜了。大家非常高兴，许老师还给我们摄影留了念。遗憾的是照片没能保存至今。

过了尚大明家，就是拐角了。往北数第一家就是后来成了名人作家的王小波家了。他家孩子不少，他家的母亲叫宋华，是教育部的干部。再往北就是张德庭家，他原来和父亲同在工农教育局，后被调任某位副部长的秘书。再往北是食堂大师傅，人称老葛的家。因这排房子东临大木仓北一巷，所以在1980年代，葛师傅家还把临街的后墙开了个洞，卖过炸油饼。

这排房子再往北就是公共男厕所和女厕所。厕所北面接的是一座配殿，比较高大。被分为三家住。南边一家是杨黎初家，文革中，杨叔叔和我们楼上的徐非光叔叔都是一个派的头目。后来杨叔叔也受到批斗。在院里，我亲眼看到他在批斗台上不服斗，被对立面的人打得鼻孔出血，可他就是不低头。当时我心想，不管怎么说，这杨叔叔也是一条汉子啊。

中间一家是沈芬家，沈芬的父亲好像是位民主人士。再北边就是赵安北家，他家的父亲叫赵红军，是老红军战士。听说还是飞夺泸定桥的十八勇士之一。他家有五六个孩子，只记得赵安北的两个妹妹都是聋哑人，小孩子们都叫她们大哑巴和小哑巴。

赵安北原来比我高一年级，后来蹲班，和我成了同班同学。安北有哮喘病，不爱学习，上课总是扰乱课堂纪律。老师拿他没办法，就叫我去请安北的家长。可是请来请去，安北的爸爸身体也不好，也管不了孩子。每次都是让我先回去。这样，赵红军伯伯就认识我了。

有一次，我也犯了错误。用石头把院内的废电线轧开取出铜丝，卷成卷后拿到废品公司去卖，换点零花钱，主要是用来买电影票看电影。没想到，被废品公司的人把我当小偷了，把我带到了教育部机关行政处，说我有破坏公物的嫌疑。正好撞到了赵红军伯伯的手里，赵伯伯是行政处长。他一看是我，就让收废品的先回去吧。我心里挺紧张，生怕赵伯伯找家长。可赵伯伯淡淡的说了一句下回注意，就放我走了。我还担心赵伯伯会不会事后把这事告诉我父亲。可是过了好几天都没事。我好感谢赵伯伯，感谢他开恩放了我一马。以后，只要见了面，我都会主动的叫：“赵伯伯好！”

赵伯伯家再往北是两排二层楼的住房，人称和乐堂东配楼。楼下南边第一家是白杰家，他的母亲是教育部的职工。然后北边就是郭小慧家，她的母亲叫郭文兰，是个女强人。然后隔一个上二楼的楼梯口就是我们家了。夏天天热，邻居们常拿个小板凳坐在一起聊天，和郭小慧还有她楼上的同学马德秀等就比较熟了。

那时郭小慧和马德秀是实验二小的同学，常听到她们讲参加各种活动，还参加业余体校的游泳训练班等，心里总是非常羡慕她们。后来得知，她们在升中学的考试中，马德秀考的最好，考入了师大女附中。郭小慧考的也不错，考取了女三中，都是好学校。

我家北边的邻居是高明寿叔叔的家，他家有两个女儿，后来又添了个儿子，起名叫高大地。高叔叔得子喜形于色，常常大声的呼喊他的小儿子：“高拉稀！高拉稀！”平时总是歪着脖子的高叔叔经常逗得我们哈哈笑。

我家对面台阶上是迄今为止最好的邻居。这家邻居住的是和乐堂的东配殿，配殿是一座很高很大的房子，只住一家。是唐司长家，他家有三个男孩，唐祥、唐怡、唐小平。家教极好，一到冬天，可以看到三个男孩从大到小排成一排，冰鞋一致都挎在右肩上，说是去北海滑冰去。按说老二唐怡和我年龄相仿，但他的哥哥唐祥却和我非常要好。我常去找唐祥玩，把他们家的门坎都快踏破了。因为他家可以随便出入，堂屋、东屋，甚至他们父母住的西屋我都随便出入。

留下印象较深的是唐祥母亲的大照片，一看就知道是大家闺秀，和电影上的一二九运动的女学生一模一样。我们两家不只是孩子们互相来往，也常见到父母和唐司长夫妻交谈。唐司长为人和气温和，很有长者风范，却没有一点架子。总是说孩子们还小，应尽量让他们玩耍。唐祥的妈妈谈话时的笑脸就像姐姐哄妹妹那样，真诚无暇。可以感觉到，父母对这对夫妻分外尊敬。

我那时是小学四五年级，唐祥已是中学生了，是男四中的学生，可见他的学习成绩有多好。他每次来我家时，会带来他的集邮册，有大册有小册，布满了各种邮票。还不厌其烦的给我讲集邮的好处，集邮的乐趣，集邮的技巧等。他告诉我，可以到西单商场里的书店门口和其他集邮爱好者们交换邮票，以物换物。

刚开始，我不以为然，只是好奇的看看邮票。心想，我可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去买邮票啊。没想到，唐祥果然开始劝我也集邮了。他真是耐心，真是诚心诚意，甚至是哭丧着脸哀求起我来了。我看他那几乎快哭的样子，就答应他了。当我再看到他破泪为笑的表情时，不知为何，自己的心情也似乎得到了许多解脱。现在想起来，如果唐祥是个传教士的话，我肯定会成为他的小信徒。他是真心诚意想把自己爱好的乐趣传授给他人，让他人也和自己一起享受快乐。

这样，我就成了唐祥集邮的小徒弟。买了一本小小的集邮册，在唐祥的指导下，很快就装满了一套套的邮票，翻开看看，还真有点成就感。其实，这些邮票大部分不是买的，是和其他集邮爱好者换来的。因为，我可以在院内文书室的废纸堆里搞到一些奇缺的邮票或外国的邮票，虽然不成套，但因稀缺，就能换来较便宜的整套邮票。渐渐的我也觉得集邮蛮有意思的。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唐祥家就搬走了。估计，唐祥大哥肯定早就成了集邮的大家了，而我的集邮却未能继续下去。

日子越过越糟

和乐堂后面还有一道跨门，过了跨门就是后院了。后院的主建筑物是逸仙堂，是院内最大的殿，一直作为开会用的大礼堂。部内的大会、作报告、演节目、放电影等都在逸仙堂进行。小孩进不去时，就会在外面爬着窗户往里看。记得在逸仙堂听过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作的报告。

英雄们给我们讲志愿军战士和美国兵进行肉搏战时的情景，美国兵身高体大，中国兵个小体弱，但肉搏战时并不甘弱，利用咱们身低的优势，专门司机抓住美国兵的老二（生殖器）不放，打得美国兵最怕和我们近战夜战。这故事是在小说和电影上不可能听到看到的，高兴得我们这些小孩们跑到讲台上，一直坐在英雄们的脚跟旁边，聚精会神的听着。

在逸仙堂还举办过全国推广普通话的汇报演出大会，好像开了不少天。小孩们没事也去看表演，都是各地方来的代表。主要是用普通话表演各种节目，中间还掺杂一些地方话，有的甚至是方言土语，我们一点也听不懂。即使代表们说的普通话，听起来也有点别扭，应该是掺杂着地方音的普通话。

大会的最后一天晚上是总结演出，请来了中央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井宽和林田，还有夏青。这才是超标准的普通话，把代表们镇住了。然后，有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和郭启儒上台演出，还有孙敬修老师给讲了一段西游记，大会又被推上一个高潮。

陈永贵也到逸仙堂给干部们作过报告，由部长陪同。小孩是不允许入内的，只好爬窗户看看陈永贵的真人像。

从逸仙堂往东有一条路通往食堂，这是我们一天三顿饭必到之处，太亲切了。这食堂办得可真好，食堂的总管叫汤荣，是个胖子，四五十岁，颇有本事。食堂是定员制，八人一个方桌，桌的正中放一个苇制的簸箩，上面盖个白色的小棉被，是用来装主食馒头米饭等。

午饭时，桌子上会放着一个小木板，夹着一张长条纸和一只铅笔，纸上打印着第二天的食谱，早中晚。然后在下面印有本桌的职工名字，家属是不上名的。每个职工要代表家属订好第二天的饭和菜。很简单，用阿拉伯数字在食谱下写数字就可以了。有点像现在的港式茶餐厅的做法，只是第二天才上菜而已。每月根据职工的订菜单，从该职工工资里扣除伙食费。

我们小孩淘气，偷偷在司机班叔叔桌的订单上乱划起来，好像在某位叔叔的名下划了100个馒头。第二天，那位叔叔大怒，拍着桌子大吼：“我什么时侯一顿饭能吃100个馒头？简直胡闹！”赶紧找食堂管理员更改。我们小孩们在一旁暗笑不敢出声。

食堂的饭菜不亚于饭店。光是早餐就花样百出，有肉丁包、麻酱花卷、银裹金、银丝卷等，还有三鲜水饺……

午餐、晚餐的菜品更是五花八门，天天不重样。菜名都十分有考究。在家里做个面疙瘩汤是老土的饭，可到了食堂，这面疙瘩汤就有了美名，叫“珍珠汤”。后来听了刘宝瑞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才知道它的来历。像“东坡肉”“佛跳墙”“豆豉鱼”“咖喱土豆”等都是在这食堂才知道的。每到逢年过节，汤荣师傅要亲自下厨，他的拿手好菜是红烧鱼。每当看到他围着白围裙，带着白厨帽给每个盘子上的鱼浇汁时，就知道今天可以品尝到汤师傅的美味红烧鱼了。

从东北来到教育部的食堂，给我的感觉，真是有吃有喝，没有丝毫吃喝犯愁的事了。虽然不知天堂是什么感觉，但这食堂使我有十分的满足感。可是，好景又是不长，1959年以后就开始供应紧张了，食堂也变样了。饭桌定员制被取消了，改成了饭票制。

三年自然灾害又接踵而来，美味的菜肴没有了，对汤荣师傅露一手的期待感几乎也变成了绝望。排队买饭时，期盼的是能给自己的碗里多给加点油水，多几个面疙瘩。食堂最受欢迎的菜谱是烩饭，烩饭中的米粒稍微硬一点，就会非常感谢了，因为吃下可以经饿，能节省点粮票。

那时候总是宣传形势大好，老百姓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我总想找一个和“芝麻开花节节高”相反的歇后语来形容一下自己的感觉。可是始终没能找到，有个“黄鼠狼下仔一窝不如一窝”，但也觉得不太对题。总之，以我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的感觉，是好景总是不长，每况愈下，日子越过越糟。

记得在东北时，1950年代初，六一儿童节时，我们会远远的看见父亲从工作单位回来，两手抱着两个大纸袋，说是单位给儿童发的。一人一口袋，打开一看有花生瓜子，有糖果，小孩们兴高采烈。

我家住的沈阳皇姑区的南新村附近有个食品商店，起初，副食品供应丰富多彩，有鱼有虾有肉。星期天，家里正要包饺子，说再买两只对虾放进去就更好吃了，于是就派小孩去副食店买来两只对虾。

可是到了1956年我家临进京之前，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东北的供应极为紧张，什么都买不到了。为了过年，姥姥排了一天的队才买回了一块肉。菜没有了，只能吃夏天晒好储存的干菜。煮在锅里，满屋子里充满了煮干菜的味道，和往年过年时煮肉的香味相比，可就凄凉多了。

来到首都北京，虽不敢比作进了天堂，但也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天天吃的机关食堂让我大开眼福，大包胃福。然而，算起来，这好日子也就是1957、1958年两年左右。到了1959年就开始越来越来差了。到后来三年困难时期，就更没法提了。人人餓得浮肿，大便干燥。粮票粮本、肉票油票、副食本，限制定量，节日供应，“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太上茅房”等等，大家都适应了。

快过节了，为了给家里买上半斤肉，我曾半夜起床到西单菜市场门口排队。天还没亮，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了。天冷大家没事就一边跺脚驱寒，一边神吹海哨起来。当时最流传的是东北的大蟒吃人事件，男女老少，你一句我一句，把那大蟒吃人的事说得活神活现的。

快到菜市场开门时，突然从后面走来了小学教体育的李老师，人称大李老师，和我关系非常好。因排队的人太多，他排在后面怕买不到，就求我帮他买点，我欣然答应。买了一块长条肉，只好拿到学校伙食房，请大师傅切成两份。其中一份是肥肉多的，毫无疑问应该让给李老师了。排了半天队没能买来肥肉，只能向父亲说明情况。父亲笑着说：“挺好，将来长大了怀念老师时就不会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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