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丨严向群：打捞喜报胡同73号旁门的少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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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丨严向群：打捞喜报胡同73号旁门的少年记忆

严向群新三届 2019-06-1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严向群，曾用名陈创，山西财经学院贸易系78级。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供职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去年退休。

原题

经历篇之七：

喜报胡同73号旁门

作者：严向群

1973年初，我和班上最后一批同学告别黄湖，踏上了返京的旅途。没想到，离开干校时的心情，竟然和当初离京赴黄湖时一样复杂，颇有些依依不舍。现在看来，这三年多的“再教育”还是颇有功效，稚嫩的心灵很容易接受荒诞理念：“滚一身泥巴，炼一刻红心”。那确实在当年是深入人心的“真理”。

记得是坐了一夜的火车，早上到了北京站。团报一行老少二十几人，被报社的车给直接接到喜报胡同73号（旁门)。这里原来是辛寺胡同10号院一个不怎么打开的偏门，现在是与东边的辛寺胡同17号为邻，门牌为“辛寺胡同19号”。

现在的门牌号

这个地址挺有趣，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我当年入托的团报幼儿园西院，正门在东面。小时候站在院子南北西三面高台上看雨中彩虹的情景还能记起。可那“高”台却仿佛忽然变得又窄又矮，居然一步就能跨上去，怎么会呢？只能归结为十几年过去了，自己的腿长长了吧！

这个胡同位于东四十二条和十三条之间，西面只能从十二条进入，然后向北拐，到头再向东拐。原名辛寺胡同，应该是在文革中改名喜报胡同，大约与当时的所谓喜报频传有关，现已改回原名。

辛寺胡同（文革中的喜报胡同）

刚回到北京时，恰逢寒假，四处去搞电影票，安排每天能看几场电影，似乎成了头等大事。对于在干校实属稀缺的文化生活形式，在北京似乎好了不少。其实也只限于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因此有了“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打打闹闹；中国电影新闻简报”的顺口溜。由于满脑子都想的是看电影，难免夜有所梦。

有一天我率先睡下，却梦见要去赶场看电影。朦胧中忽地坐起，问宿舍里的诸位：你们怎么还不走啊？把大家都弄愣了。这一问反倒把我自己问醒了，倒头便又躺下。这时就听见他们蹑手蹑脚地凑到房中间的炉子边，轻声细语地聊起了各人所知道的“梦游”。只记得苏黎说如果惊醒了梦游者，会有如何了得的严重后果……躺在被窝里假寐的我，不禁哑然失笑。第二天我找了个机会跟苏黎说，他昨晚说的我都听见了。这一下倒把苏黎给说愣了。

由于看电影，扬波也和我们走到了一起。他骑个自行车到处去找电影票买，有多的就给大家捎回来。有一次不知他去买票还是去等电影院开门，看门的老头姗姗来迟。在外面等得不耐烦的一个小青年就甩出了当时的“京骂”：“这个老西瓜皮，老棺材板，老煤球炉，老煤烟油子……扬波回来学给我们听。最近再问他，说完全记不得了。

叶扬波

新世纪后好几年了，高昕从美国回来探亲。我们班干校部分同学聚餐后，我送他回家。途中兴之所至，拐进了喜报胡同。当年的铁皮包的红门已经不知所踪，门洞倒是还在。走进门洞，还没下坡，就被院子里塞满的、密度极大的几溜平房堵住了。沿着东墙有一个小走道。当年我们打球的场地、老徐头种菜的菜地呢？院子已经成了纯粹的大杂院，当年开阔的院落，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

正当我和高昕指点江山变色之际，一个住户过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连忙解释当年住过这，那人这才放心回房。我和高昕也是兴意阑珊地退了出来，去隔壁寻当年我们61中的李老师去了。

进院不久，我们男生就被安排在西面靠北的大宿舍里。在院里随意走走，就碰到佘群激动地喊高昕的名字。我们中间他只认得高昕，激动的原因是冷清的院子瞬间为他平添了这许多玩伴，对于赋闲养病在家的他，确有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这间男生大宿舍进门右手依次的床铺是：俞翎、我、魏人刚、丁众，在宿舍的东侧；西侧自北往南依次是：叶扬波、高昕、苏黎、程可心、赵捷。我和俞翎的床之间有两张桌子，叶扬波和高昕的床之间有一张桌子，赵捷的床前有张桌子。挺大的屋子也显得很拥挤。

我们宿舍的南边与报社的工勤人员徐学增家相邻。记得是程可心给他起了个外号：“老徐头”。后来在我们中间一直这么称呼他。老徐头，鲜族人。小眼往里抠，个子短小精悍，小光头总是刮得倍儿亮。他收入不高，老婆是家庭妇女，却生了一大窝孩子。我们去时，他的老大都要结婚了，最小的女儿还在上小学，可见其间跨度之大。凭他那点工资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家门口有个精致的小厨房，显然是出自自给自足能力极强的老徐头之手。每次我们从他家门前经过，去他家南面的厕所，都要经过这个“违章建筑”。那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别说盖个小厨房，给自己盖个别墅也没人敢管。京城无数个四合院变成大杂院，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徐家究竟有几个子女，我还真说不清。至少有六个吧，三男三女总是有的。大儿子在我们进院后不久就结婚了。二儿子徐炎后来居然在团结湖又与我为邻。小儿子徐东最神叨，回京养病在院子里打羽毛球，居然自己拿毛线针织了个羽毛球网。后来他又异想天开地看中了佘群的妹妹姚晓曦，老搬个马扎坐到佘家门前去与佘家人瞎聊，一度成为院中奇景。尽管佘家和全院的人都认为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也不敢直言相告，毕竟徐东是“根红苗正”，无人敢惹。

厕所南面就是院子的南侧一溜房子，是女生宿舍和一两间干校返京人员的临时住房。赵捷父母和妹妹就在其中住过。那时赵捷梦想当诗人，整日穷经皓首地苦读苦吟。结果尽是些“啊……啊”的抒革命豪情之作，成为他两个妹妹的笑料。只有一首写他父母的打油诗我记忆犹新：“穿衣却套裤，月明晒被褥。糊涂碰糊涂，一对老糊涂。”当年敢这么嘲讽自己父母的，也是绝无仅有。当然，他母亲在干校半夜晒被子的事，也够绝。

听说赵捷后来痴心不改，诗人是没当成，但有一首被谱成曲。最主要是被一度大红大紫的李谷一演唱，而成为“词作者”。前面能否加上“著名”，好像有点悬。那首歌叫《擦干吧，伤心的泪》，是李谷一试图向摇滚转型的问路之作。与她往日甜美婉约的风格截然相反，有点声嘶力竭和神经质，也应该算是掉坑里之作吧。否则“著名词作家”的虚名，赵捷是能捞着的。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名字是和名人谷建芬、李谷一沾上了边。

南侧这溜房子的东头是个套间，也是院子的门房。外间桌子上摆着个当年的稀罕物——电话，也是我们有事没事经常光顾的地方。里面一间是看门人李大爷的住所。他每天晚上定时要把大门中一个小门上的撞锁锁好，晚回来的要敲门等他开。那时扬波父母、姐姐家住仓夹道。他也不大合群，白天在家苦读数学，晚上回来睡一觉。他经常回来晚了，大门已锁，就跑到李大爷窗下喊：“开下门！开下门……”

叶扬波叫门处

由于没有称谓，惹得李大爷很生气，故意不给他开门。事后还跟我们学他叫门的腔调，并气愤地说：“谁叫‘开下门’呀？”我们又原封不动地把李大爷的山东口音学给扬波，他才改了叫门的方式。现在想来他那时真是书卷气得可以，也清高得可以。

李大爷后来把在山东乡下的亲戚接来北京，其中有个重孙子叫“小四辈儿”，让我印象深刻。四辈同堂在晚婚晚育、计划生育的年代实属罕见，所以李大爷对“小四辈儿”自豪有加，疼爱更有加。再后来，李大爷病逝，小四辈儿还按照他们乡下的风俗披麻戴孝。院子有门房的历史也从此结束。

院子的大门是个四合院式的，进门有个小门洞，然后一个小下坡，就进了院子。右手是东院的两排房子，之间有道墙与东院相隔。这道墙的前身是连接两个院子的一个月亮门，不知何时起幼儿园一分为二，东院率先变成了大杂院。下坡后一条向北的水泥路，直通到北侧一溜房子最东头的一个过道门。所幸那个过道门还在。穿过这个过道门，右手有几间大小不等的房间和左手第一间房子。吴文渊一家、老培叔一家、张焕章一家先后在这里住过。

北侧这溜房前有一排粗大的杨树，未迟经常爬上去玩，张阿姨叫他也不下来。现在一排大树仅存一棵。院子西北角的一棵松树幸存，从图中依稀可见。

那时未迟淘气得出格，所以常被张阿姨锁在房中。过路人常能看到未迟的脸贴在窗户上，央求帮他打开房门。未迟一旦出了家门，经常跑得无影无踪，引得张阿姨经常在院中大喊：“沈未迟！”佘群能够很快抓住南方人的发音特点：si、sh不分，ci、ch不分，“沈未迟”成了“sen(三声)未辞”。佘群模仿起张阿姨的口音还真是惟妙惟肖。老培叔一家在这个院子里住的时间不长，但有几件事我印象深刻。吃排骨、代人掌勺已另文有记，不赘。有一次他来到我们大宿舍，见到扬波张口就问：“扬波，你还是那么有学问吗？”在我们的哄堂大笑中，扬波喃喃自语：“这话问的……”

沈未迟

后来张焕章的儿子张志宇，取代了那一住户未迟小男主人的地位。有一次被来院里玩的胡子光撞见了：“这不是小狐狸吗？”我们由此才知道了他这个在干校就有的绰号，并很快在院子里叫响。因为他的眼睛还真是典型的狐狸眼，起绰号的人算是画龙点睛。张志宇的妹妹张声宇与性格腼腆的哥哥正相反，院子里常能听到她嘹亮的歌声。这可能像她的母亲，性格豪爽，心宽体胖。人送外号“杨胖子”，她也不以为怪。与她从内蒙古来，大块吃肉，很是吻合。

上面讲的那个过道门左手的第二、三、四间是被打通的三间房子，第二、三间的门都被封死，出入都从第四间。佘群家、后来是我家在这里住过。第四间一向被当作厨房，靠北墙还有个早先留下来的浴缸，但早已失去了沐浴的功能。记得佘群家把它当成洗碗池，经常堆满多餐未洗的碗筷。直到家中再无碗筷，才发动“总攻”。我家则把浴缸当成了堆放杂物的地方。

从这间厨房兼储藏室穿过向东的小门，是一张能摆两张单人床和一个写字台、一张餐桌的小房间。佘群在家时，佘群住这间。后来他妹妹姚晓曦从外地回来也住这间。他们都是已到工作年龄的“大男大女”，挤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可真够为难的。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司空见惯。这间再往东，又是经过个小门，就进到最里面一间，是佘群父母的卧室。里面可以放张双人床，放个大衣柜。到了我家时，我和弟弟住外间，母亲住里间。

左三为老佘

佘群的父亲佘世光，曾任胡耀邦秘书、中青报总编辑，我们在喜报胡同时，他任体育报总编辑，人称“老佘”。他个子很高，脸也很长，皮肤黝黑，说话有时会结巴。据说四人帮倒台后，体委斗庄则栋。说到庄跟在四人帮后面与总理为敌时，老佘激动地结巴起来：你还有良……良……良心吗？由于每天夜班负责终审，早上有专车送回家睡觉。这在当时已进入高干之列。一次我在院中指导弟弟跑步的姿势，老佘的夫人姚老师出来让我小声说话，这才想起老佘刚下夜班呢。

姚老师当时是育才学校的校长。我只知道这个学校很牛，前身是延安保育院，学生大都是高干子女。但究竟校址在何方却浑然不知。据说姚老师文革中被学生揪斗，还剃过阴阳头。姚老师与身材魁梧的佘世光反差甚大：个子矮小、微胖，总是笑眯眯的。样子与延安时期周邓的一张合影中的邓很像，我这么说她很高兴。姚老师当时好像已经退休在家，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比如我们与老徐头发生冲突，佘群要来参加，就被姚老师坚决关在屋里；再比如她送点什么好吃的给我家，总要包裹严实，免得其他邻居看见；又比如她家最先买了16寸黑白电视，就要把院中的各家都请来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姚老师

佘家一儿一女，昵称“小东”、“小西”。意为两个可爱的小东西，可谓圆满。但也不尽然。许多表面的风光，并不能掩盖神层面的不幸。佘群就是不幸的牺牲品。据说他在插队时，与一个垂危最后死亡的人同车而受到血腥刺激，结果得了癫痫病。很长一段时间在家养病。家里为了排遣他的孤寂，专门买了手风琴让他学习。我们去时他已经拉得相当好了，经常背着手风琴到我们宿舍来表演一番。他家门前的院子中央，也是他常常一展才华的舞台。

受他的影响，陆刚、高昕后来都买了手风琴。就连我母亲也曾问过我要不要买一个来学，钱不够可以先向别人借，被我一口回绝。虽然首先想到的是经济问题，但没有他们那么大的兴趣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那会儿说买个相机，肯定会激动得不得了。佘群的癫痫病虽然不是频发，但我们都见过多次。他的症状是悄无声息，人好像凝固在一瞬之间。有时坐在那一起聊天，他会戛然而止，一下变得面无表情；有时和我们打篮球，他会在投篮时动作突然凝固。

这时往往是高昕反应最快，赶快叫人搬把椅子扶佘群坐下来。结果就好像他短暂地梦游了一下，又从梦境回到现实。后来他分配到开关厂，工人称之为“停电”，极为形象。我们夏天常到青印厂去游泳，佘群羡慕得不得了。可姚老师不准，怕他水中犯病出意外。但经不住佘群的反复央求，姚老师为此专门到我们宿舍来，反复叮咛要我们照顾佘群，最后放行。

当年的我和身后的佘家

佘群的家庭环境可算是令人羡慕了，但结果也是喜忧参半。好的一面都看得见：琴棋书画，佘群大约只有画未涉足。手风琴拉得在我眼里已属顶级，有些难度极高的曲子，像《马刀舞曲》，真是拉得出神入化。记得小三儿的哥哥大明等几个人，就是为了听佘群的琴，专程来到院里。

夏天，佘群常陪他父亲在院子里下围棋，在当时可是高雅异常。两人下棋落子如飞，让当时完全不懂规则的我，看的瞠目结舌。老佘当时这样下快棋，显然是为了在一天的紧张工作之余换换脑子，但能和他纹枰对弈的，也就是佘群、扬波极少数雅士了。

佘群的毛笔字也写的相当好。记得有一次初三班主任让我抄份什么大字报。自以为字写的尚可的我，没想到拿起毛笔却是一塌糊涂。正巧佘群来宿舍玩，帮我一挥而就，让我钦佩不已。佘群的智商应该是不差，许多事情经他描述，会异常生动。比如说“夜灌”一事，就被佘群描述的宛如一部短片。

那时老徐头在院子里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院子中央开辟了一大片自己的菜地。浇菜园就自然要用水。可院中一个自来水管是全院唯一的水源，水费是要全院各户平摊的。老徐头为了避人耳目，半夜三更接个水管子浇菜园，一次被起夜的佘群撞见了。他后来描述说，夜幕之中，只见一个红点在闪烁。定睛望去，原来是老徐头蹲在田头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自来水汩汩流入他家自留地。

不好的一面就只能从结果来推断了。佘群后来在地安门附近的开关厂就业，所娶妻子也是同厂职工。我见过一面，印象还不错。但据说姚老师和老佘并不是这么看。所以那媳妇在家中总难融入“高干”及其“子女”们的“上流社会”。虽然后来和佘群双双调入中青报，女方却出现了极大的逆反。最后竟使佘群殉情苍天，大出我的意外。

究其原因，父母管教过严难咎其责。一般的看法是严父出孝子，越严越好。然而一旦过了度，就会出现相反的结局。佘群父母的管教不可谓不严。佘群稍有过失，就要极严肃地“个别谈话”，每到这时，我都能体察到佘群的高度紧张。我以为这是教育的败笔。所以我与女儿，从来是嘻嘻哈哈，玩伴相称。从来没有扳起脸来的居高临下的谈话，算是前车之鉴吧。

姚晓曦

佘家的家教也不能全数否定。比如女儿晓曦吧，就没有哥哥那样的倔强，整日笑眯眯的极像姚老师。对于徐东的荒诞追求，本来每晚在家门前乘凉的她，干脆闭门不出。她后来和我同年考入大学，此前在西城教师进修学院工作。准备高考时，她有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经常约我去听辅导班的课。我去时，经常见她的同事趴在窗前张望。当时傻乎乎的我，也不明就里。后来晓曦当笑话说：“他们都说是我的男朋友，我跟他们说：‘别看他那么高个儿，还是个孩子呢。’”

再后来佘家搬出喜报，与晓曦只见过两三面。但据说她在家里的高雅谈吐，让嫂子很是自卑。后来给彭佩云作秘书，官运亨通。不能不说与家长的社会阶层和关系密不可分。

上世纪末，未迟由港返京，我陪他去看姚老师。晓曦闻讯，为与我们相见，专门在家住一晚。此时佘群已经驾鹤西去，大家说话都十分谨慎。但回忆起喜报岁月，晓曦还是如数家珍，特别提到“夜灌”一幕。晓曦当时在党校局级班进修，已经做到父辈的官阶了。

再后来萨斯的时候，卫生部的紧急会议，她以部长助理的身份出线在电视上。照此推论，她现在做到副部长应是顺理成章。后来听她的邻居说我的预判没有应验。再后来从网上搜到她的照片和信息，2012年官至卫生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卫生部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2017年是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前者与我的预判似乎相距不远，后者应该是退休后的职务了。

后排右二：于邦本

佘家的西邻是于邦本家。于邦本当时好像兼负了些看管我们之责。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就是丁午先生干校时的漫画，几笔就把他下巴硕大的特征勾勒出来，还配了几句打油诗：“邦本大拿，大把抓盐，从来不抠”。画的是于邦本在干校炒菜的形象。于家两间房，打通改成个套间。两个千金住里间，邦本夫妇住外间。大女儿于建华，二女儿于建勤，小名分别为“小华”、“小琴”。大女儿与我们同年级，在五中就读。

这会儿就要说一下我们返京后的就读学校了。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五中是我们的首选。但经王怀倜老师的联系，五中只能接收我们这个年级六人中的两人。一个似乎重大的选择摆在了我们面前。不进五中，就只能进相对较远、名气远不如五中的六十一中。

在王怀倜老师把择校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时，扬波和魏人英不在场。高昕和我在干校的班里都先后当过班干部，此时自然要表现出“高姿态”，主动提出去六十一中。俞羚和陆刚则对五中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结果对未到场者“缺席审判”：我、高昕、扬波和魏人英进六十一中；俞羚和陆刚进五中，成为于建华的校友。但估计谁当时也没想到，俞羚最后成为于建华的老公，此为后话。

于家两姐妹形象各异，姐姐瘦弱，妹妹粗壮。由于“男女界限”，几乎没有交往。只记得有一次姐姐买菜归来，大院门被反锁。好不容易敲开，忿忿地说了句“人都死绝啦”，被于邦本好一通臭骂。妹妹似乎比较乖巧，想不起她的什么故事。

于邦本那时在报社上班，每天中午回家给两个千金做饭。几乎顿顿都是手擀面。从动手和面到面条端上桌，速度之快，令人称奇。于夫人杜阿姨，在地毯厂工会工作，性格外向。她有句总爱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每当别人说句让她感叹的话，她马上就会说：“嘿，好！”时间一长，宿舍里就有顽皮者将此冠为杜阿姨的代号。

于建华

于邦本家西面两间是北排房子的顶西头了，我们去时是陆刚家。这两间房子本是一间，用屏风和三合板隔开。陆刚和妹妹陆棉与父母同住，也应算大男大女。但比起佘群兄妹就小了许多。当时只感觉陆刚家挺趁钱，手风琴说买就买；自行车买了辆半链套的，又专门改成全链套的。这样的“改装车”在当年可不亚于今天玩汽车的李双江的儿子，透着有钱。过年放花炮，全院就数陆刚家买的多，大家围在他家门前观礼花，成为大院一景。

陆刚父亲穆珊，读来拗口，被俗称为穆三儿。人长得慈眉善目，终日笑眯眯的。在青年报也应该是个部门的主任还是副主任吧。只感觉他脾气超好，从无动过肝火。陆刚母亲陆叔平，由于面相，得一绰号“皮猴”。有一次她捧着个桃在家门口吃，被佘群看到并学给我们看——惟妙惟肖的一幅悟空吃桃图。

陆刚的妹妹陆棉小时候清秀可人，日后被张向东穷追不舍也在情理之中。可1997年我再见她，竟然让我产生幻觉，疑是陆母在眼前。陆刚则在干校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那时脾气很蔫儿，一说话就脸红。但他写得一手很工整的钢笔字，横平竖直，人送美称——“印刷体”。五中毕业后参军，后一直留在部队里。在空军，负责宣传。再后来进入CCTV军事频道搞制片，自称搞完60年国庆大阅兵，就告老还乡。

直到前两年，他才出现在干校校友聚会上，形象与我印象中的判若两人。大碗筛酒，大块吃肉，大嗓门吼歌，全无了往日的斯文。套用一句歌词：“咱当兵的人，就是这个样！”那次他把方坚林放倒，自己也喝的满脸通红，醉话连篇，反复不断。内容一个是首次披露干校时暗恋徐沁，至今痴心不改。直惊得小如同学连称：“徐沁要有麻烦了。”另一个是在我送他回家的途中，念叨了一路自己读哈佛的女儿。去到他家，见到他再婚的妻子，又反复问我和李斧：“怎么样？你们嫂子不错吧？”

前排中：陆淑平

陆刚家后来和老培叔家等迁居到新中街的楼房，我们的集体宿舍也几乎同时解体，只剩下我和扬波，搬进了陆刚家最西头那间；母亲和弟弟，搬进了陆刚家东面那间。我和扬波在那间由于和西排房子交汇而无阳光的小房子里一直住到高中毕业后。

扬波插队后，回京时也不时来住。有一晚我俩聊到干校学会的革命歌曲，兴致所致，不约而同地唱了起来：“风从东海吹来，越过江河山岭，吹佛着金星旗多威风！旗帜飘扬，军民欢腾，保卫家乡保和平！”一板之隔的母亲厉声制止了我们。第二天还在揶揄：“那么晚还聊天，最后还唱起来了……”这是一首1970年代抗美援越的歌曲，曲名好像就是《金星旗之歌》吧。

在这间房里，我受扬波影响不少。比如书法，扬波在琉璃厂买的《灵飞经》，我就借来临摹了很久。后来自己去琉璃厂，买到的就远不如扬波的清晰。再比如诗词歌赋，我从他那借了本《离骚》注释。这在文化禁锢的当年让我激动万分，找了个崭新的笔记本，全书抄录。还有一本《诗词格律》，当年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对于旧体诗词一度十分着迷，整日在背平仄，还胡诌乱吟了不少幼稚之作。

带着看官在院里转了一圈，又回到西排房子我们的大宿舍中。一进门正对的是赵捷的床，床前一张桌子，堆满各色书籍，赵捷埋头其中。我们也不时拿过一两本来翻阅。只记得有本外国名著有段当时感觉特“黄”的描述：“……他把手伸进胸衣，抚摸着她的……”这对于情窦未开的我是太过刺激。现在想来，真不知赵捷从哪里找来的那些在当时属于“禁书”的读物。而且敢于堂而皇之地摆在明处，确实胆大。

为了读书，赵捷还找来一个大瓦数的灯泡挂在床前。有天我因此跟他斗起嘴来，说他应该把灯泡挂在宿舍中央，普渡众生。尽管在场的俞羚和程可心都为我帮腔，却被赵捷一口回绝。一言不和，大约觉得自己是行侠仗义吧，“该出手时就出手”，上前便与赵捷开打。本来就支持我的俞羚和程可心，也在一边拔拳相助。尽管赵捷英勇抵抗，哪敌得过我们三人的拳脚。如不是于邦本闻声赶来，真不知要把赵捷打成何等模样。

这大约是宿舍中唯一一次暴力冲突，始作俑者居然是我。事过近四十年，想起依旧惭愧万分。赵捷如能读到这段文字，权且算作忏悔和道歉吧。

程可心

与赵捷桌子相隔的是程可心的床。程可心比我们低一年级，当年也是淘气得可以。门房李大爷就说过他：“你‘可’谁的‘心’呀？”但他在我们面前却是不敢造次，大约也是知道强弱明显，还是当个识时务的“俊杰”吧。但这厮争强好胜的性格那时就有显现-----尽管对我和高昕的训斥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但还是写信告诉他在干校的母亲程育之，说我和高昕“欺负他”。后来还真告到高昕母亲处，却被高昕母亲一句话驳回：“你家程可心谁欺负得了？”我真不记得我们有欺负他之事，常指使他跑腿办事倒是确有其事，但也是于他有利之事呀。至于是什么事，后面会提到。

自从喜报与程可心分手后，我再没见到过他。他的传闻倒是不时听到。据说他是三里屯26楼第一个买车族，一辆甲壳虫停在楼前很是扎眼。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还在王府井的《经济日报》办事，遇到程可心的父亲舒野，与他聊到程可心。才知道程可心是抓住了俄罗斯贸易的最佳契机，倒腾了几年电脑，淘到了第一桶金。此后好像再无什么大作为，买了个先富起来人聚集的楼盘，当起了寓公。

几年前在干校的校友录里，有人贴了一张程可心与宋祖英在他们楼盘的合影。我看后有感而发，写了句：这不是巴黎圣母院吗？考虑到会影响班级间团结，旋即删去。宋祖英愿意与他合影，已经表明程可心名人征程的起步。他这名人也是独辟蹊径，从带领业主与物业斗法，最后居然在人大客座个什么新兴专业的教授，也可算作世间乱象的一隅吧。直到今天还在各电视频道频频露面，作为嘉宾与他人掰持着什么，使我想起他童年时的不甘示弱，或者表面示弱，骨子里的不示弱。

网上还搜到一张他拿着话筒带头闹事的照片。估计是在政治环境还比较宽松的时候。现在借他个胆他也不敢啊。他变化最大的一是满脸沧桑，二是没改名却换了姓----转而用父姓“舒”，大号舒可心。个中原因想必与父母晚年离婚有关。他有两个姐姐：程眉眉和舒白白，加上他也姓程，母权强势，昭然若揭。至于他为何改姓，是否为了表示某种倾向，他的姐姐们是否也同时改姓，则就全然不知了。

最近一次听到他的信息是他们班干校同学聚会，有人揶揄他：“程可心你是名人啦，买单吧。”他马上回应：“咱是无业游民，穷人，哪有钱呀。”原来“名人”都这德性啊！

苏黎

程可心床北侧的是苏黎的床。他俩应是同班，性格却是迥异。苏黎的名字取父苏元璋母黎壁红两个姓而来，一度好像改“黎”为“犁”，是否因去干校要表示“扎根农村一辈子”？那就只能去问他本人了。苏黎最大的特点是高度近视，眼镜得有千度以上，看书几乎贴到鼻尖上，人送外号“闻书”，极为形象。苏黎在干校时一度厌学，曾公然宣布：本人知识够用了！他因此要求辍学，和大人们一起下大田，被传为“奇闻”。

老培叔还曾讲过一个他和裘小鲁的故事：苏黎在干校时以“鼻涕大王”著称，拖鼻涕的长度十分惊人，能拖到沾起地上的尘土。有一次裘沙的儿子裘小鲁央求苏黎表演一下，苏黎说那你得让我摸一下你的小耳朵。原来裘小鲁出生时面部畸形，一只耳朵奇小无比。一个要对方先拖，一个要对方先让摸，为了先拖还是先摸，两人争执不下。估计都是怕对方先得手后耍赖反悔吧。

苏黎好琢磨、动手能力强的特点，在我们进院后不久就开始显露。他在院里四下寻摸材料和部件，居然把一个早已废弃的独木篮球架修复，最终在老徐头家门前不远处立了起来。这不仅为我们开辟了课后玩球的乐土，也成了后来与老徐头纠纷的导火索。老徐头家人多房小，就用砖头在家门口铺了一片宅基地，摆上小桌，全家就餐。同时还养了许多盆花，美化环境。

自从我们每天傍晚在他眼皮底下打篮球，尘土飞扬自然让老徐头不爽，找碴除掉这眼中钉显然是他蓄谋已久。这个碴最后还是让我提供给了他。那次一个球砸在他的花盆上，老徐头大为不满，我去捡球，嘟囔了一句：谁让你放这儿，那不是活该。这话只有老徐头的小女儿徐杰听到，却迅即报告了老徐头。老徐头这回可算找到拔去眼中钉的借口，不由分说，摆出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架势，抱住了那根独木。

我当时看他那小矬个儿，料他拔不动。怎知他三下两下居然拔了出来，扔在一边。当时可真把我气坏了，直气得无言以对，真想上前开打，被旁人拉开了。这时高昕表现了超出我们这个年龄段人的冷静，上前据理力争，与老徐头舌战。苏黎也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被毁忿忿不平。最后于邦本闻讯出面，把我们劝回了宿舍；同时教训了老徐头，让他把篮球架修复立起。老徐头感到这样会太没面子，央求于邦本让我们自己去立，此事才算了结。

与苏黎在喜报胡同分别后，也是三十多年后才再重逢。此间听说他上大学读建筑结构，毕业后承包工程，走南闯北，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与我印象中的文弱书生大相迳庭。前两年与扬波和朱小兵到他在通县的家做客，才领略了他当年潜在本领的最大化-----他学以致用，在本来是一层平房的上面重新金属构件，建筑面积平添一倍，使本来面积就很大的房子多了个宽大的文体活动室，让远在美国的扬波都感觉眼界大开。苏黎唯一没变的就是高度近视，令他不能开车，只能骑个电驴子往返城郊。

我和高昕

苏黎的床再往北，就是与我历史最悠久的“发小”高昕的床了。高昕妹妹曾撰文，提到她问过高昕和我什么时候相识，高昕答曰：幼儿园。与此同期的其实还有张晓立、沈军等人。但一直保持长久密切关系的，非高昕莫属。从团报幼儿园，到干校前的团报少年之家；从干校的果园前后排宿舍，到喜报胡同大宿舍的床尾相对，直到初中高中的同一学校；即使上大学不在一个城市，高昕也是我唯一保持通信的哥们儿；直到他去国留学，除他家人也只有我与他机场惜别；跨世纪前，我带团去美，也只到他家造访；有年春节前夕他回国，我还与他同吃同住同游两三日；刚刚过去的金秋十月，我们两家人一起去了秘鲁，登上海拔5030米的彩虹山顶峰……

话题回到喜报胡同，当时高昕的老成持重，远比我沉稳成熟的多，处理和老徐头的纠纷就是最典型的一例。另外就是高昕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床铺衣着一向整洁。不像我等随性而为，得过且过，没有勤洗衣物的好习惯，最后居然生出臭虫来。这事很快惊动了报社的留守人员，最后专门派出当年幼儿园的老师王景红来管理我们的生活起居。“大辫子王”(王景红的绰号)是在一个晚上来和我们见面。

在这种前因后果下重逢，我们都感到无地自容，相约落荒而逃。只有高昕没有我们的耻辱，独自留在宿舍里独当一面。后来“大辫子王”烧了大量开水，为我们逐一滚烫衣裤被褥床单。也就是从那以后我才逐步养成较好的生活习惯，对高昕自然也是钦佩有加。我和高昕同入61中后，虽然不同班，但同吃同住同上学，周末出版社食堂关张，我们还要同买菜，同做饭。至于学校生活，将另文详述。

在高昕和北面靠墙的扬波的床之间，有张靠西墙而放的书桌，不同之处是书桌上放了一台老式收音机，应该是高昕家里留给他的。这个收音机虽然古老，但拾音效果却很好。一早醒来我们常常在其宏亮的声音中起床穿衣服。晚上经常用它来听体育实况转播，也是当年重要的文化生活组成部分。

这张书桌的两头就是高昕和扬波伏案作业的地方。扬波在宿舍做作业的机率极低，主要是高昕在使用。扬波把宿舍当成了旅馆，早走晚归。经常晚到熄灯之后，难免大家会有怨言。程可心这时就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放盆水或者沙子在门上。扬波有无中招我是记不得了，据他自己回忆是进门前要先踹一脚。但我想应该是中招之后吧。

扬波那时比较清高，离群索居。只有他的被褥每天要卷起来，以免别人坐脏了。扬波后来一度和俞羚关系密切，因此参加了我们周末买菜做饭的行列。有一次切黄瓜，他还指导操刀者菜刀要倾斜，我还以为他有多高的厨艺呢。今夏和他去济南，途中闲聊，他说在美从不做饭，因为妻子儿女嫌他做得不好吃。

我和扬波是干校相识，后来关系的密切程度甚至超过了高昕。除喜报胡同同宿舍外，61中同班，高中毕业后依然同宿舍，他去美后的往来信件好像比高昕还多，IT工具多样化之后，经常在校友录和博客、微博上见面、互粉，母亲退休前同在一个单位，从喜报迁出后，又同搬家到前三门附近相距不远的高层建筑之中……说是世交，也不为过。

丁众

与扬波脚脚相对的床，是丁众的床。丁众与程可心、苏黎同班，当时的个子却比他们矮小不少。丁众平时话不多，心计却并不少。自己的生活，都能安排的井井有条。周末我们AA制买菜做饭，他从不参与。周日却总能找到吃饭的去处。开始有人不时揶揄打趣他：今天又到哪蹭饭去了？后来就干脆给他起了个言简意赅的绰号：“蹭儿”，他也不以为怪。只是有一次他被高昕数落，我都为他感到尴尬和窘迫。

那是一次夏天傍晚打完篮球回来，大家都是大汗淋漓。我拍出点碎银子，吆喝程可心去买西瓜。买回来后，迅即切开，大家围在我和俞羚的桌前淅沥呼噜一通吃。正在大感解渴之际，高昕开口了：“丁众，你什么时候也拍出点儿钱来？舍不得钱也像程可心去跑跑腿。啥都不出，每次端起西瓜就吃……”丁众当时正在啃西瓜，闻听此言，满脸通红，放下西瓜，扭头就走。我们当时只觉得，一向温和的高昕，话说的有点太犀利了。

丁众床的南面，是魏人刚的床。魏人刚高我们一班，我和他也是在干校相识。他读书甚多，满腹经纶，少年老成，我们都叫他“老魏”，这应该算作尊称了。不尊的称呼大约源自他曾住过的三里屯23楼。那时小说《红岩》流行，其中有个反面人物魏吉伯，因为姓魏，而被安在了老魏的头上。不仅如此，还被引申，把“吉伯”引申为“鸡脖”，后加一个“子”，成为老魏的绰号。

老魏也是聪明过人，口哨吹得响亮。一度与扬波、高昕在宿舍里飙高音。由于要撅着嘴吹口哨，“鸡脖子”又被引申成“鸡屁股”了。老魏那会儿就开始写旧体诗了，至今已近四十年，他矢志不移，研读至今，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能不令人钦佩。

老魏的同班郭营，那时常来串门。有次见到大家都在洗脚，就奇怪地问：每周洗澡不就得了，还用天天洗脚？这或许就是后来臭虫乘虚而入的祸根吧？

老魏后来初中毕业被分配去插队，而赵捷却分配到北京日报社当排字工人，让我不明就里，但甚感不公。再后来老魏返城在呼家楼的灯泡厂当工人，后又当销售，有一次我在景山门口碰见他，他正在四处拓展销路。我为了找疏通下水道的火碱，还专门到灯泡厂去找老魏，最终解决问题。

在这之后就是在校友录上、博客上与老魏相逢。有年夏天由扬波做东，我们三人聚餐一次，算作从网络的虚拟世界又回到了现实吧。老魏退休较早，好像是因为工厂把地卖了。现在看来他们工厂是亏大了，因为那片地皮现在用寸土寸金已无法形容。狂飙了几十倍总是有的。老魏倒是安之若素，在家潜心研读古诗和成语，在网上交了一大批朋友，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魏人刚

老魏床的南边是我的床，中间隔了一个木板箱子，上面还有毛氏语录。当年许多人都有这种格式化的木板箱。里面放些我的衣物。我的床南面，隔着两张桌子与俞羚的床相望。俞羚也是我到干校后才认识的。他最大的特点是皮肤黝黑，绰号“黑子”。俞羚性格比较木讷，身体协调能力差了点。打球的动作挺卡通。

有一次高昕母亲从干校回来，在十条口那个很著名的“来济”(谐音)餐馆请我、俞羚和高昕吃饭。坐在那里等上菜的时候，钱阿姨随意问我们喜欢哪门功课。高昕先答喜欢数学；我虽然喜欢语文，但犹豫了一下，也说了数学；轮到俞羚，他倒是不含糊：“都不喜欢”，让那场面尴尬了几分钟，被其他话题岔开了。或许就是这个什么都不喜欢，让他最后没能考上大学，这反倒印证了梁启超先生的“兴趣主义”，对于未来的子女教育不无裨益。

没想到那个昔日的门牌，能够唤醒我这么多尘封的记忆。言多语失之处，还望看官海涵。

院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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