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丨炮司大院：吃食堂饭长大的孩子们

原题

炮司大院：

吃食堂的饭长大

（外两篇）

作者：李晓梅

原载微信公号北京大院

01

小小的大院  大大的优越感

在众多的大院里，炮兵大院不属于面积大的，而且在部队的在兵种中也是小小的。社会上，对于我们从小在部队生长起来的孩子们，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总带有一种羡慕。炮兵大院院子不大，远不如总后大院、装甲兵及三零一大院，我们小时候还曾对我们院为什么没有人家院大进行过“剖析”，想知道为什么我们院后面跟着的是工程兵一家研究单位，为什么炮兵大院没有从复兴路一直占到沙窝这条街上。生长在部队大院，让这些孩子从小就有一种与外面小孩格格不入的现象，不是我们的家长不教育，而是现实生活让我们的确有无数的情况让我们“优越”。例如：部队的等级制度，父母的职务决定你家里的待遇，决定着你的生活条件（住房），这些也决定了你的小朋友圈子。
部队自己有幼儿园、小学、中学。生活在自己的小国里，这就是优越的来头。大院周围的小学或中学是后来从部队院里牵出去的，如培英小学（以炮兵孩子为主）；友谊小学（装甲兵、301的孩子为主），总后那边是群英小学等等，部队大院之间也分得很细的。部队大院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外人不知的优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部队大院就是一个小社会，我们不用出院子就能解决基本生活。

02喇叭当闹钟  排队是生活

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里，生活起居是随着大人们的时间，每天清晨是起床号把我们从深睡中叫醒，记得那时候好像家里没用过闹钟，楼道里和院里道路上的喇叭起了重要作用。起床号响起后，大人们会定期出门进行院落卫生大扫除，干净的院子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号声分：起床号、出操号、上班号、中间操号、下班号等等，这种号声各有不同，只有常听才能分的出来。我们就是在这种号声的伴随下长大，以至于后来参军到了部队，毫无新鲜或陌生之感，太适应这种生活环境了。
军人服务社在大院西门内小平房，面积不大，也就是百十平米。这个军人服务社服务于我们几十年,这对于我们部队孩子太熟悉不过了,家里需要什么都到那里购买,打酱油、买盐，最乐的是每月会拿副食本在那里买麻酱，会看着阿姨用手打麻酱时的情景，更希望阿姨能多给一些，回家后蘸上白糖好吃极了。这个副食小店解决着每家每户的吃喝问题,旁边的粮店更是我们每月要用政府下发的粮票，购买米、面，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负责这个粮店的工作。
每年放寒假家长会让小孩去排队，买过节政府配给的瓜子和花生干果，同学在一起玩着、等着就把节日的好吃的买回了家。我还记得冬天买白菜、买白薯的情景。当年生活的艰难在今天回忆起来却都是乐儿了。

03订单式午餐

大院食堂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但吃饭的形式已和快餐形式差不多，而在过去，我们是根据大家们的工作来决定是在司令部食堂还是政治部的或是后勤部的食堂吃饭。食堂当时有序号，记得我当时在“三食堂”吃饭。
吃饭的方法很有意思，每天早晨去食堂，拿饭票买个馒头后就会匆忙离开，因为上学会晚的。但有一件事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要订中午的饭菜。怎么订呢？食堂大门里面有个内门。内门是块玻璃窗框，挂着一个布，布上分着许多小兜，小兜有号是我们每家的号牌，我们要拿早餐发的午餐和晚餐的预订单，在吃早餐的时候填写好午餐的需求，如菜是几号菜，饭是多少。这样食堂就会按照大家的预订准备午餐。
中午放学后，我们会到食堂，先拿小兜里的菜牌，再去窗口取菜和饭。食堂不会出现哪个菜不够吃，哪个菜做多了的现象，真的是有计划的安排，部队的孩子差不多是吃部队食堂饭长大的。

04八一篮球队训练和露天电影

部队大院都会有大操场，那时候八一篮球队在“文革”后刚刚恢复成立时就驻扎在我们大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刻苦的训练与其他球队的比赛。还在操场一角为八一举重队修建过训练楼，也让我们从小对举重这一体育项目有所了解。也是这个操场，晚上是部队大院放映电影的地方，每周一、四是定期放映电影的时候，晚上6点的时候，熟悉的广播室会通知大院全体人员注意，晚上放映国产革命影片，尽管那个年代文化匮乏，但在这个操场我们没有觉得生活枯燥，特别是刚刚恢复播放老片子的时候，许多朋友都用笔纸记录演员的名字，表现出对老艺术家的热爱。看电影时，大院人都会搬着自家的大木椅子（那个时候部队的家具都是配给的，有折叠椅的家庭很少）早早在大操场占地方，一家人很喜欢坐在一起，朋友爱扎堆儿，先是聊天，到开演就是专注看电影。
那时候，不论是放什么电影，都会放新闻剪报或常识片。我记得夏天放电影时，很爱加演卫生常识片，至今我都记得不能生吃黄瓜，会肚子疼。再就是游泳时的注意事项，深水区如何踩水，遇到水草怎么办，腿抽筋怎么处理。总之，这些生活小常识都是那时候学到的。

05五毛钱一张游泳证

总后、装甲兵都有游泳池，炮兵也不例外，虽然没有总后大院高级，他们有室内的。我们是室外游泳池，两个池子，小池子最深处1.5米，而大池子最深处是3米。这个游泳池是我们暑期的主要聚集地，每年6月1日开始，游泳池开放，游泳证5角一张，我们会计算一共要游多少次，不仅每天晚上会去游，星期天我们一般都是游两场，即下午2点到4点；晚上7点又去了，衣服都是湿漉漉的，仍不能挡住我们的玩性。

 同时期的大院游泳证

当年游泳池的冲洗条件简陋之极，只有几个凉水喷头，洗头也就是洗衣粉或肥皂，我们却喜欢得不得了，以至于家长们都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学会游泳的。可能我们是放养吧，大院的游泳池让我们学会了至今不忘的游泳技能，简陋的游泳池没有出现过溺水事故，起码我们院的人没有出过事故。

毛主席左边便是我们炮兵大院的知名人士——孔从洲副司令

06“我们大院”

炮兵大院也有许多知名人士，最著名的要数毛主席的亲家孔副司令，我的小学同学——毛主席的外孙子孔继宁；再就是子女出名的是吴副司令家的孩子，在社会上要说起是炮兵大院的人，一般了解部队子女圈子的人定会认识吴副司令家的孩子。 值得一说的是，当年学校组织同学一起外出，回来时乘坐338路公共汽车时，有位客人问路，估计是说到这个院的哪里，我们同学骄傲地说：“我们大院”。那口气、声音透着自豪，这也是我们从小对外人最爱说的一句话。
总之，我们对自己的父辈是军人感到骄傲，为我们从小有幸成为大院子女而自豪。
宽阔的操场还在，“露天电影院”已成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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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子楼里的饭菜飘香

作者：范宇梅 

原载微信公号北京大院

对于生长在军队大院的六零后们来说，童年的日子是充满欢声笑语的，无忧无虑的，一生中最最美好的记忆。炮兵司令部大院坐落在海淀区五棵松沙窝地区，东边是总后大院，西边是装甲兵大院。那时候，院门的建筑就很是雄伟，高高的白色大理石的柱子，顶梁上悬着红色的国徽。门口总有身着绿色军装的士兵站岗，身材挺拔，英姿飒爽，不仅让我们这些小鬼羡慕崇拜，也使过路人肃然起敬，不敢在门口闲逛，也不允许向院子里东张西望。
01等着爸爸回来

正对着院门口就是一个小广场，广场坐南朝北高高竖立着毛主席挥手的雕像，四周围绕着青山翠柏。每天清晨六点当起床号吹响的时候，父亲和其他军人们都要整装跑到这里出操，还有上午和下午的广播体操也是在这儿。我没有看见过他们出早操，但是有好多次目睹他们做广播体操的情景：大喇叭里声音洪亮，是那个年代最熟悉的节奏，军人们队列整齐，动作一致，望过去像一片舞动的绿色的海洋。每每此时，都使我小小的心灵涌动着震撼和些许激动呢！
有一年父亲们去野外拉练，回来的那天，所有的妈妈们孩子们，都聚到门口的小广场，翘首以盼。那是凉爽的初秋，阳光灿烂，天蓝蓝的，水洗过似的，男孩子们在毛主席雕像下面奔跑打闹；女孩子一拨儿一拨儿地跳皮筋，唱着“马兰花开二十一”的歌谣；妈妈们一边手里编织着毛线，一边家长里短地聊天儿。
忽然有人喊：“来了，来了！”大家都停下手里的活计，目光指向大院门口。几声清脆的汽车喇叭声后，一辆绿色大卡车的车头出现在门口，人群沸腾，孩子们开心地大叫着“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一条绿色的长龙驶进大院，一字排开，面向毛主席雕像，我看见军人们的面庞晒得黑红黑红的，却一个个英姿雄浑，使我想起了铜墙铁壁，坚不可摧。爸爸们举起了孩子，妈妈们的笑脸如花般明朗。我和弟弟扑向爸爸，我抢着要背爸爸叠得整整齐齐的背包，弟弟跳着脚把爸爸的水壶往自己身上拽，这情景至今想起来，还湿了眼眶。
大院的东南是幼儿园。1971年春，当我五岁多从父母的老家来到炮司大院，从这里开始了北京人的生活。幼儿园前身是一个资本家的宅院，中间是半个口字形的两层小洋楼，楼门口砌着白色的石头栏杆，楼的所有木制部分都漆成中国传统的红褐色，整个建筑非常和谐雅致。院子里种着许多芙蓉花，五月开花的季节，满院飘香，娇红的花朵随风摇曳。那时的我满口四川话，小伙伴们经常被我的口音逗得哈哈大笑，而我丝毫没有女孩子的文静和害羞，外公外婆的娇惯养成了我“胆大妄为”的川妹子性格，常常与那些笑话我的男孩子们“大打出手”。
那个年代标准的姐弟“造型”
02扛着小板凳抢地去

那时的我，最不习惯的是吃馒头。南方人喜食米饭，而幼儿园的主食大多是馒头花卷之类。我不喜欢吃，而老师要求晚饭不吃完不能回家。因为大家都住在大院里，中班以上的孩子吃完晚饭，都自己回家。为了能早点出去“疯跑”，我总是把半个馒头强塞进嘴里，鼓着腮帮子对老师说：“我吃完了。”老师知道我的把戏，也不勉强，叮嘱：“走吧，走吧。别噎着！”
幼儿园的北面是“大操场”。细想起来，这个地方比四个足球场排成“田”字还要大。操场四周是高高的杨树，春天杨树“长毛”的时候，满地都是“毛毛虫”，小孩子们总是捡回家，吓唬那些正在专心帮助父母做家务事的大哥哥姐姐们；或者带到学校，放入女同学的书本里，惊起一片呼声。
操场的东西两面有好几个篮球场，每年军人们都组织篮球赛，每年的“赛季”是孩子们的“欢乐节”。爸爸在哪个队，哪就属于“我们拨”。孩子们放学后，书包一扔，就奔向操场，除了喊“加油，加油”，还帮着给爸爸们倒水喝，要不就是在边上与“敌对”的伙伴之间“互殴”。
操场也是放露天电影的地方。有电影看，是那个年代比较奢侈的娱乐。银幕立在操场中央，两面都能看。要放电影的那天，人们总是早早地吃了晚饭，拿着各式各样的小凳子、小椅子、木墩子等家伙什儿，纷纷来到操场。为了坐一个好位置，一般家里得有人先来占地方，而我是老大，干这活儿理所当然。饭后约着楼里的同伴，扛着两把小凳子，我们飞快地跑到操场，抢占上一个好位置，一溜儿排开我们的“家伙什”，有时我们就在旁边跳皮筋；有时我们唱着歌谣玩翻绳游戏；有时伙伴多，就扔沙包。
《地道战》《地雷战》不知看了多少遍，《智取威虎山》、《渡江侦察记》百看不厌。如果是暗香浮动的春夜和凉爽宜人的傍晚，看一场露天电影是多么畅快的享受啊！在我的记忆里，也不乏闷热难耐的夏季，猛扇着扇子，一边驱赶蚊虫，一边看得入迷，等电影结束的时候，腿上能数出十多个又痒又红的大包；最受罪的是冬天，即使穿着厚棉袄，大棉鞋，戴着能护着耳朵的大棉帽，坐一会儿，脚指头都冻僵了。一场电影看下来，回到家里，好半天才能暖和过来呢。我记得看电影的人最壮观的是朝鲜片《卖花姑娘》和港片《少林寺》。电影里那些催人泪下的故事，那些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那些平凡人的不凡经历，感动着我的少女情怀。

03南方人北方人都有拿手菜

大院的南面和西面就是家属楼。当时除了很少的单元住宅，大多是筒子楼。筒子楼一律都是东西向两层的，分成上下左右四个大单元，每单元南北向各有八个房间，中间是一条公共走廊，住着七八户人家，每家一般会分到一南一北两间房。人们一般把北面的房间当做餐厅，每家的火炉子就放在北屋门口。大家共用一个大厨房和男女厕所。
我记得我们住的是西面二层的两个房间，左邻右舍分别是来自上海、湖南、湖北、天津和东北等地的爸爸的同事们。每天傍晚时分，楼道里就响起锅碗瓢盆交响曲，家家户户忙着做晚饭。时而李家的汤开了，张阿姨看见了，赶忙跑过去：“李姐，锅开了！”；一会儿，王家发现醋瓶见了底儿，对邻居喊一声：“老黄，倒点儿醋啊。”那边上海人龚阿姨，正在做拔丝红薯，我们一群孩子围着流哈喇子，“别急，别急，每人都有哈！”而我家和湖南人的辣椒肉丝经常能盖过其他的味道，呛得大家不是咳嗽就是喷嚏；人们一边煎炒烹炸，一边聊着天，一边数落着孩子，一边享受着空气里南北菜系不同的味道。
每年最开心的“美食节”不外乎春节和十一了。每当此时，食堂会做许多平时没有的美味，大家要到食堂提前预订。我印象最深的是四喜丸子和红烧黄花鱼，这两样我家年年都会定的。同时，每家也会准备自己的拿手菜。上海人用自家腌制的玫瑰花做小饼子，甜甜的，孩子们特爱吃；我爸爸拿手的是酥肉和蛋卷；东北人往往做一锅乱炖，大家分享；湖北人用老家带过来的腌鱼炒青蒜；除夕夜，全楼的孩子们没有在家老实呆着的，那时候没有春晚，刚开始几年也没有电视，孩子们楼上楼下到处跑，东家串串，西家逛逛，主人家都拿出糖果糕点打发孩子们。鞭炮可以随便放，往往是几个大人，带着全楼的小孩儿，在楼前的空地上放炮。那时常见的只有小鞭和二踢脚，这是男孩们的最爱，我们女孩只敢玩拿在手里放的那种小礼花。这个时候是楼里最热闹的时光，人声、鞭炮声、收音机里的歌曲声，声声欢乐，真可谓“火树银花不夜天”。
还有一件乐事是打槐花，吃槐花饼。大院里有许多高大的槐树，每年五月，雪白的槐花盛开时，满院都是那种清香，沁人心脾。邻居张叔叔会做槐花饼，又软又香甜。爸爸们用竹竿和铁丝做掳花朵的长杆子，挑一个阳光明媚的休息日，全楼的人一起打槐花。有的站在树下，有的直接从二楼自家的窗户伸出长杆，调皮的男孩子干脆爬上树使劲摇树枝，我们女孩和一些妈妈们抻着干净的布接花瓣。那边厨房里有人拿大盆，和了面，加上白糖，有时打几个鸡蛋，等着花瓣儿来了，放进去一通搅和，支上大油锅，面倒进去，一会儿香香甜甜的味道就满楼飘起来，每家的孩子拿着碗，按家里人口数领，如果有多的，再按孩子数发。孩子们往往是吃着嘴里的，盯着盘子中的，心里惦记着锅里的。至今我都喜欢闻槐花的香味，只是再也没吃过槐花饼。
筒子楼我们住了十三年，从懵懂的儿童期一直到我上大学。如今想想当年其实很艰苦的。一家人隔几天才能吃到二两肉；早晨一个女厕所造成的尴尬和焦急；邻里间不太能有隐私的那种窘迫；一周只能去公共澡堂洗一次的无奈；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穷样子；然而记忆里留下的都是甜蜜和快乐。
大院里的最后一幢筒子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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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司大院筒子楼的鸡毛蒜皮

作者：张启贵

原载微信公号北京大院

炮司大院是首任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等领导选择的地址。大院的十多栋筒子楼是当年苏联专家设计的，红瓦、红砖墙，楼道地面为水泥地面，室内地面是木地板，每间室内还设有一个壁柜，并有暖气设备。

电视机时代

 我1970年代初从广州军区海南岛某部调入炮司大院后勤部工作的。从那时起至今共搬过5次家，其中两次是住在筒子楼内，约15年左右。后来就逐步搬入两间的、三间的单元楼房内了。当时我是单身干部(未婚或家属未随军的干部)，与另一位单身干部同住楼内一间房。
电视未普及，只有一台公用电视机放在办公楼会议室内，且用木箱装好加锁保存。后经领导同意，我就成了保管电视和每晚开电视的负责人。每晚都有干部、战士、家属、孩子来看电视，凳子不够，站着看的人也不少。大院操场每周有时放映1至2场电影外，主要就看会议室的公用电视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1970年代中期我住的8号筒子楼还没有一户有电视机，直到1980年代初才逐步凭票购电视进入家庭。当时我还买不起电视机，我的第二个孩子经常到邻居家看黑白电视，邻居家开门打开电视让大家去看。
一次我刚满两岁的儿子自己去邻居家看电视，而邻居在共用水房洗菜，孩子自行爬在椅子上看电视，突然孩子大声叫起来，发现是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一只手动不了，送到大院门诊部确诊为右手骨裂伤。为此，邻居感到不好意思，我和家人也感到自责，但谁也不责怪对方，筒子楼内左邻右舍还是那样和气。

蜂窝煤带来的乐趣

住在筒子楼内买蜂窝煤是一件大事。我家住在二楼，卖蜂窝煤的车只能将煤送到楼下门口马路上，将蜂窝煤一块一块搬到二楼就是各家的事了。每当购买几百块煤要搬到楼内就成了各家的大事。
每次我买了煤后就动员全家人，围好围裙，拿好托煤的木板或脸盆，将煤搬到楼上炉子旁存放好。两个孩子每次搬煤都高高兴兴参加，事后还把搬煤的事写进了作文中。
一年四季买煤、搬煤、烧煤、换煤、捅炉子、开炉子、倒炉灰等一个也不能少。

珍贵的牛奶

那时大院购买牛奶是凭出生证到军人服务社订购牛奶，一个月订购一次，每次可订购1至2瓶(玻璃瓶装的)。军人服务社有专人用三轮车将牛奶送到筒子楼下，摇着铜铃让订户拿着订奶凭证取奶，从每月1日至月底，取一次画一次钩。但有时大院服务社也通知订奶户自行到服务社去取。
我记得一个姓肖的邻居，一次让他的二儿子去服务社取奶，但其儿子在回来的路上将订奶凭证丢失了，儿子去找也未找到，孩子吓得大哭起来。邻居们见了心情也不好受，只好劝说不要哭了，大人也不要打孩子。这些都是凭票时代的记忆。

公共浴室

筒子楼内无洗澡之地，给孩子洗澡只能用盆在房间内洗。我家离筒子楼东边的小阳台近，夏天给孩子洗澡就在阳台上进行。
大院为了解决洗澡问题，从1950年代开始至今都设有公共浴室，但直到1990年代后期一周只能开放一次，只有星期日才能去购票洗澡（有时也发放福利票或交现金）。其余的洗澡只能自行解决了。

洗衣晒衣苦中作乐

洗衣晒衣是筒子楼的难题。筒子楼内两头各有一个水房，每个水房约20平方米，周围有6个水龙头，淘米做饭、洗手洗菜、洗衣洗被都在这个小房。我对洗衣服和被子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星期天洗完澡换下来的衣服多，而且每家都要有洗的衣服，10余家共用一个水房。
有的先把衣物放在盆内泡着，让别人先洗完后自己才去洗，互相谦让是常事。洗被单一个人在大盆里洗还可以，但洗完要拧干时一个人就费劲了，不过谁见了就帮一把，两人同时各拧一头将被单拧干，这成了不行文的规定，这个难题就习惯性地解决了。
大院为了解决筒子楼住房晒衣被问题，将大院内11栋筒子楼外的马路两侧均设置了铁柱铁丝晒衣架，不论春夏秋冬，只要天气好，衣架上晒有军衣、便衣，有军被也有不同颜色的被子，也有童装、女装……很多次到了晚上七八点钟了，衣架上晒的被子还没人收回去，邻居陈大姐就在楼下大声喊“谁家晒的被子还没收回去？天黑了，快收吧！”她总是提醒别人收衣被。从这些晒衣架上的小事也能体现互相关照的风尚。

军号声作息

大院筒子楼内的楼上楼下中间防火门两头均安有两个广播喇叭，由大院广播室一位女战士担任广播员。从早上起床直到晚上熄灯都播放军号声（除周日外）。住在筒子楼内的干部、战士、家属、子女都习惯了按广播里的军号声作息。

楼道文化

打扫楼内公共卫生一户也不能少。筒子楼内日常打扫楼道地面、男女厕所、水房的卫生，是挂牌轮流值日进行的。楼内有一块“卫生值日”木牌，由楼长自己先挂在自家门把上开始一天打扫公共卫生，一般情况下早晚各打扫一次，晚上熄灯前将“卫生值日”牌挂在隔壁的一户门把上，并口头告知“明日请你家卫生值日”，如遇此户外出无人在家时，则将此牌往下一户挂牌告知，只要家中有能力打扫卫生的人在家，就必须接牌担当起第二天的公共卫生清扫工作。
遇到特殊情况须说明原因才能往下一户挂牌。这种挂牌轮流打扫公共卫生的办法是当时筒子楼内维护公共卫生不成文的老规定。今天来看，我认为这也是“楼道文化”的体现。

现今炮司大院原有的十余栋筒子楼，只剩一栋待撤除的7号筒子楼了，这也是大院整体规划中要撤除的最后一栋筒子楼。今天回忆起来，曾经住过筒子楼的军人中有离休干部、有退休干部、有战士，也有复员、转业、退伍到了家乡的干部和战士；还有跟我一样转业成为大院职员干部的一批人。很多曾经住过筒子楼的人们，走出炮司大院，走南闯北，把炮司大院的筒子楼文化或叫楼道文化或叫楼道传统带到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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