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丨黄艾禾：落户北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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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丨黄艾禾：落户北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黄艾禾新三届 2020-02-26

原题

落户北京：青春和子孙

作者：黄艾禾

原载《看历史》2012年第10期

1955年，北京，结婚登记处（选自网络）

我父母都是地道的温州人。父亲在家乡读完中学，就外出求学，后来经历战乱的颠沛流离，从浙江到贵州又到重庆到上海，那时候一定不知道自己最终会落脚在哪里。到北京之前，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还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或许如果他不来北京，后来的我就会生在上海成为一个上海人？

但是，父亲来北京是一种必然，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朝换代”的历史转折：新中国将要定都北京。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将要为之改变。

进京洪流

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崩溃之际，首都南京有130万人口，其中仅公教人员就有十几万人，在共产党的军队打来之前，他们人心惶惶竞相逃离，一部分撤到广州，一部分就地遣散，当时甚至有被遣散的数千公务员因疏散费不到位跑到政府门前请愿。而当时的北平，虽然不是首都，却同样演出着达官贵人争先逃离的场面，北平围城后他们在南苑机场挤成一片，仓皇登上美制C46运输机，向南飞去。

不管是逃到了广州后来又到了香港的，还是留在本地未走的，那些前公务员的命运已定了，他们不再是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他们被历史浪潮冲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位置，将要被新的人群代替。

而那些将要进京代替他们的人，大多还分散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南方的省市，他们多是投向共产党的青年学生和年轻干部，投身革命的那一天也并没想到，历史的潮流会把他们带到北京，一夜间成为国家中央政府的公务员。

1949年10月19日，新政权第一届中央政府的组成名单公布，除了政务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以及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监察等四个委员会，一共设了30个部，包括内务、外交、公安、财政、贸易、重工业、交通、文化、卫生、科学院等，这些机构的首长，大多数由从延安过来的中共领导人担任，小部分由拥护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及其他党外人士担任。此前周恩来与毛泽东曾反复商量，最后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政务院的人员基础，以华北人民政府的人马为主，然后陆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来补充。这个名单是一个包括500名副部级干部的队伍，但是各部委的中层以下干部，还在空缺中。

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27日的命令结束工作，正式向政务院办理了移交手续。

在政务院的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一个名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他向大家说明了新政府的组织形式、人事安排与干部来源。他说，政府草创之始，需要很多干部。人才的来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的干部，二是原国民党政府旧工作人员，三是社会上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

这三部分人中，对原国民党政府的旧工作人员，将在调查研究后“因才使用，合理分配工作”；中国人民大学与新政府的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等亦在1950年1月3日发出一个联合通知，分配出各地区各产业职工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名额。然而对于新政府来说，最能解“近渴”的方法，就是从全国各地调集干部。

“当时我们年轻”

1949年6月，我父亲黄宗甄奉调从上海来到北京。当时他34岁，除了“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的身份，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共地下党员。来北京，是为组建新中国的科学院。父亲刚加入中共时间不长，却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的建院骨干，可见当时新政府旗下科技人才之缺乏。

当时父亲的新职务是科学院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到北京，分配给父亲的住房在地安门，在一座大四合院里面给了我父亲三间房。我妈妈带着我大哥一同来到北京，当时大哥不足两岁，二哥和我还都没有出生。

这四合院原来定是属于一个大户人家的，至少有三进，当时里面还有假山，我听说这里曾经是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一处住所，但没有找到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它被用做科学院宿舍后，加盖了三排洋房和车库，住进了有二三十户人家，其中包括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和编译局局长杨钟健（后来任古脊椎与古人类动物所所长）等，可见这个院子之大。至今我还记得院里那两棵大白皮松，每到夜晚松涛会哗哗作响，伴我入眠。

但这并不是我们所住的地安门东大街上唯一的政府宿舍大院。我所知道的，在我家马路对面，有交通部的大院，再往东走，有外交部的大院，外交部的那个大院我觉得比我家住的这个院子还大，我头一次去里面玩捉迷藏，甚至都一度迷路了。在中共接管北平时，各个进驻的单位都是跑马占地，把闻风逃跑的国民党大员前朝阔佬留下的空宅统统接收，变成自己的单位属地。

实际上，我家住的房子是坐东朝西的房子，是原主人的两间餐厅和一间厨房。餐厅全部铺着木地板，隔扇都是精致的木雕格子，可见原主人日子过得很排场，虽然变成家居房间用并不那么适合。但是不久后，即使这样的房子也不容易住上了。从1950年开始，新政府开始大批从外省市调入人员，后来的人们许多刚到北京时，只能先住招待所。

据学者韩光辉的研究，1949年，当共产党的军队开进北京城时，北京城区住着约150万人口。而另一位学者朱谐汉的统计数字是，自1949年始，北京每年从外地选调人员支援北京建设，1950至1960年净迁入人口137.3万。也就是说，上世纪50年代的10年间，北京市区的人口膨胀了近一倍。仔细想一下，我上中学时班里同学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是一半对一半，倒也差不多。在我居住的那条地安门东大街上，每天我上学会一家一家地到同学家串，走进机关大院，也钻进胡同小平房，官宦子弟和平民百姓“胡同串子”就这样混为一堂，在一个屋檐下上课。

新生活开始了

刚到北京的南方人有两样最不习惯：一是风沙大，刮起风来头上要蒙纱巾；二是要吃馒头--南方人觉得馒头粘在嗓子里咽都咽不下。但是很快，他们就顾不得这些了：他们完全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翻看1950年1月16日的一张《广州国华报》，上面有一条“北京通信”，题目是“政务院规定地方人员单衣式样”：

一、五零年地方人员单衣颜色（军队及公安系统另规定）一律灰色。

二、样式：

①、男干部一律中山服翻领，四个明口袋，勤杂人员四个暗口袋。

②、女干部一律延安服（旧称列宁服）。

③、学校教职员与机关干部同，学员一律学生服，普通领子，三个暗口袋。

三、帽子样式：

①、男女干部及勤杂人员一律八角工人帽。

②、学生一律学生帽（即旧式的解放军帽）。

四、企业生产单位各工厂商店等职工，一律蓝色样式与行政机关人员同。

衣装只是新生活的一个侧面。新国家的建立，不仅服装变了，说话的词汇都换了，娱乐方式变了，整个社会生活翻天覆地。

今天的人们说到国有单位的大锅饭，会说到这种单位是多么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百无聊赖。但是从上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说起那时的工作气氛，都是一个字“忙”，加班加点，常常没有星期天。国家百废待兴事务肯定是非常多，但他们也花大量的时间在政治学习和搞运动上。“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四清”“文革”……这些政治词汇串起他们的青春岁月，串起一生。

他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是一家人分配简单的一两间平房，因为工作忙，孩子大一点就送幼儿园，而且是全托的，很多人的孩子甚至生病了都留在幼儿园不接回家。工作太忙，常常没有上下班，也没有周末，说出差就出差。

后来我上学后问过一些同样是从外地调北京家庭的同学，情况都差不多，基本都是在全托幼儿园长大，父母都顾不上管孩子。这一拨生在北京的孩子们，从小说的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常常会取笑父母的外地口音。我在回想，自己和哥哥从幼儿园回来，听到父母用温州话聊天，跳着脚要求他们“说北京话！”，那时是不是自认为自己才是纯正的北京人？但是长大以后我发现，我从小学到中学，最好的朋友却全是这种二代移民的北京人，极少有老北京。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以一种很微妙的气质同类相吸？

我从小生长的那个大院，基本没有一户老北京。院里的居民来自全国各个省份，每一户人家迁进来，都带着自己的原有风格，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我们都传说，有一户广东人家的老太太，进了北京后从来都赤脚走路，尤其是下雨天，说她“脚底板扎了按钉都没感觉”；我也看到我母亲学做饺子，不知饺子皮是怎么擀出来的，就擀出一张大面饼，再用小碗在上面一个个扣出圆形面皮……但是很奇妙的是，这里的生活气氛却深得老北京的神韵。像在北京所有的四合院一样，我们的生活全部在邻居面前透明，街坊间互相串门就像进自己家一样随便。到了吃晚饭的时光，家家在院里摆上小饭桌，小孩子们端着碗偏偏跑到别人家去蹭饭。有一次我哥哥不知什么原因被锁在屋里，到了吃饭时间家里也没人，邻居李叔叔就用凳子把哥哥从后窗接下来，到自己家吃饭。

级别决定一切

那时候，单位不但给分配房子，同时还配给家具：一张四方的八仙桌，4把木凳；1张书桌；2块床板，4个床凳。这些都是要付租金的，但租金很便宜，每月不过1～2元。

公家给配家具，这在当时的机关中成为惯例。我在长到十几岁，家要从地安门的院子搬出时，才知道其实家里没什么自己的像样家具，那沙发、写字台、书柜、床、凳子、五斗柜什么的都是公家的，只有两把竹椅子是从老家带来的，一张大床一个书桌是后来买的。所有这些配置，都是根据干部的级别来的。级别高当然配置也高。到后来，干部的供给制已经改为了包干制。也就是说，把原来公家包管一切的物品折算成钱发给你，用不完的可以归自己。

1949年前，中共的干部实行供给制，这是从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后来逐步推行工资制，到1954年时，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包干制亦在内）已经各占一半。到了1955年，中央机关干部全面实行工资制，设行政级别共30级，最低的20.88元，最高的649.06元。（详见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北京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是在五六十元，后来很多年也没有动过。

在很多早期进京的人员记忆中，根本想不起来自己的北京户口是怎么办的。因为那时还没有户籍制度。从1949到1957年间，中国居民是可以自由地在境内定居和迁徙的。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从1958年开始正式实行。从那时起，这一张北京户口，不仅意味着你在北京的居住权利，也意味着你的就业（无户口者没人会用），你的衣（布票和棉花票）、食（粮票，副食本）、住（房屋基本都来自单位分配）、行（不用说买自行车要凭票，连公共汽车的月票都要单位盖章），那张户口卡意味着你生活的一切。

就这样，我的父母一年年在北京生活下来。工资，定了级就不会轻易再动了，钱不多，但物价也不高，肉一元钱一斤，粮食两毛钱一斤，够维持一种水准不高的生活。每月除了领工资，还要领粮票，记得粮票的比例大概是面票占到55%，米票占到25%，剩下20%是粗粮，一般是玉米面。从小生在江南的父母到底不习惯面食，记得母亲说她吃馒头，“怎么就粘在喉咙里咽不下”。

到了初冬，父母就要忙着买冬储大白菜，买不到就会一冬没有菜吃；还要忙着买烟筒安炉子，一冬取暖也是头等大事。直到我们家搬到有暖气的房子里以前，我父母十数年吭吭哧哧与蜂窝煤炉作战，每天早上，我在浓烟中被呛醒，那是炉子又灭了，父亲正蹲在那里用旧报纸点火；每天晚上回到家，见母亲愁眉不展，蜂窝煤火只有一小半还有点微弱红光，封火又失败，看来3个钟头都吃不上饭了。现在想起来，父母这一代人，在适应北京的生活上所付出努力相当艰辛，虽然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看这一切却是自然而然：所有的北京人不是都要这么过的吗？

北京仍然在扩大，人口仍然在膨胀。从1961～1970年，净迁入北京的人口是100.7万。当然，这里除了从各省选调进京的干部，也包括分配来的大学生及复员转业等各种途径来京的人口。原来市区里的四合院和胡同平房不够住了，北京开始兴建新的干部宿舍小区，除了沿复兴路西去的一系列部队大院，最有名的小区有羊坊店、三里河、百万庄、二里沟、和平里……先后盖起了一片一片居民楼，里面大多住着各大部委的工作人员及家属。今天看这些小区的楼房，窄小，没客厅，非常简陋；但在当时，有暖气，有上下水道和厕所，令人羡慕不已。

所有这些来北京的移民们，他们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改造成北京人，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北京也在他们的改造中，成为一个非常不同的北京，她从古老雍容的古都北平，成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成为一个在严格计划经济轨道下运转的精密机器，每个人都被固定在既有位置上，过着不能逾矩却稳定而贫穷的生活，而且，每个人都成了充满热情的政治动物。--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之间，谁对谁的改造更大呢？

彻底成为北京人

一些进京的人员由于不习惯北方，想方设法又调动走了，但更多的人留在了北京，如今他们静静地在北京的居民楼里安度晚年。我的父母在退休后曾经回温州老家探亲，回来后对我说，已经不能适应家乡夏天的酷热和冬天屋里没暖气的阴冷了。不管他们刚来北京时心里怎么想，北京成了他们一生居住最长的地方，他们最终的归宿就是北京。

而他们在北京生、北京长的下一代成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这一代人是什么时候最终“归化”成北京人的？我的二哥给我讲过一段亲身经历。1969年，“文革”正搞得轰轰烈烈。我的父母都被揪斗关了起来，造反派勒令我们全家即日要搬出地安门的家。当时家里没有大人，大哥已经赴内蒙古插队，唯一能成为顶梁柱的是我15岁的二哥。他不知道全家三间房里这些家当怎么才能搬走，而院里的邻居们慑于政治恐惧几乎没人敢伸头帮忙。

二哥找到一个平板三轮车运输站。那几位五十上下的“北京板儿爷”相互看了看。其中一位微胖的大汉子只简单地问了问，就跟其他三位说：“怎么样？咱们都去吧！”又对哥哥说：“孩子，别着急，搬家的事情交给我们了。”哥哥一听就哭起来。他摸着哥哥的头道：“这么大了还哭呀。要经得住事儿啊，小伙子。男儿有泪不轻弹。”“现在想想，他们心里什么都明白。”二哥后来谈起这事说。

4个工人蹬来4辆平板三轮车，来回两趟共运了七车。搬完家都下午了，这才想起来他们工人还没吃饭。工钱一共是28元人民币。那微胖的汉子说“有就给点儿，没有就算了”。他使劲拍了几下我哥哥的肩膀，走了。哥哥回忆说：我记住他说的话，“男儿有泪不轻弹”，泪水在眼睛里打转，就是没让流出来。在这一刻，他已经彻底变成北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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