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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 | 彭程：家住百万庄，记忆中特别的个性和美感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人民文学 Author 彭程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彭程，作家、评论家，现任《光明日报》高级编辑。北大中文系79级，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入选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散文集《漂泊的屋顶》《急管繁弦》《在母语的屋檐下》《第七只眼睛》等数种。曾获中国新闻奖、报人散文奖、冰心散文奖、《人民文学》征文奖等。
原题
家住百万庄
01
第一次走进这里时，我并没有想到它会有什么不同之处。
那是三十多年前，一九八七年的春末夏初时节。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将近七年，大学四年，然后是工作三年。那时候城区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膨胀，住集体宿舍的我，周末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里闲逛，自认为对很多地方都很熟悉了。
这一带就更是如此。读大学那几年，多次从海淀乘坐332路公交车到动物园总站，再换乘102路，经过二里沟、百万庄、甘家口商场、甘家口，在阜外西口站下车，再步行到《解放军报》社西边的一条胡同里，表姑家住在那里。因为经过的次数多了，虽然从来没有下过车，我对途中百万庄站马路东侧那一片叫作百万庄的地方，却无端地觉得并不陌生。
但真正走进这里，这是第一次。我是从南城虎坊桥的工作单位附近，乘坐102路来的，走的是和以往相反的方向。车降低速度驶入百万庄站，我看见她站在站台上公交车标牌前面的位置，身着白色运动衫和深蓝色灯芯绒裤子，望着前门，表情中有几分羞涩、紧张，但又努力装得平静。不知为什么，我原本忐忑不安的心情一下子变得轻松了。我故意移到后门下车，从站台后面的自行车道上走到她的身后，本来想拍拍她的肩膀，抬起手又放下了，只是叫出她的名字。
她惊讶地转头，有一点意外，但瞬间笑容浮现。
我跟着她，反身向后走不多远，就是十字街口，然后向东沿着百万庄大街，去百万庄午区她的家里。那时街口东北处是一个公共澡堂。从门前经过时，恰好几个女孩子推开门走出来，脸庞鲜艳红润，头发湿漉漉的，一股雪花膏的浓郁气味扑面而来。
走进这一片区域之初，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有些出乎意料。
前行不久，喧嚣的车水马龙声便隐去了，眼前是一排排的红色小楼。那时，城区内的建筑主要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楼房和大量的平房，高低错杂。但这一带的楼房样式，和别处居民区那种千篇一律、单调呆板的模样很不一样，都是三层高的楼房，一律红砖墙、坡屋顶，显得沉稳雍容，有一种特别的个性和美感，就像从人群中看到一位气度不凡的人物。
第一次的印象总是特别深刻。
初夏的阳光明亮灿烂，轻风摇动树冠，在地面上洒下跳荡的光影。楼房不是在别处看到的那样横平竖直地排列着，而是纵横围合，错落有致，掩映在绿树丛荫中。每个楼门都是木质门窗，阳光照射在红色的油漆上，格外鲜艳。有的楼门上方的屋檐上长了杂草，随风摇曳。楼门两旁，往往用木棍或者栅栏围起来一个长方形的小园子，里面栽种着花草菜蔬。
在楼群中穿行，仿佛处处相似，但又处处不同。记不得转过几个弯，好几次由西向东又由南向北，走到一个楼门口，她停下脚步说：到了。楼门左右有几棵槐树，正值花期，一簇簇洁白的花瓣累累垂垂，挂满了树冠。一阵微风拂过，一股带着甜丝丝味道的浓烈香气扑面而来，让我不禁有片刻的恍惚。
如同它独特的外貌，这一片被命名为百万庄住宅区的小区，的确身世不凡。它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建成，是当时的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的宿舍，可以说是第一批国家公务员宿舍。这些用数字命名的机构，也就是后来的机械部、电子部、航天部、地质部等部委的前身。这个苏式风格的建筑群，在当时堪称京城最高档住宅区，让无数人羡慕。
当然，这些是我后来才了解的。我还知道，这个小区的设计者是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天安门观礼台、国家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等知名建筑，都出自他之手。作为新中国最早自主设计的居住小区，百万庄住宅区是上了教科书的样板小区，曾对全国的居住区规划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因此，当几年后已经在这里安家时，在一次媒体同行的聚会上，一位北京出生长大的女记者得知我住在百万庄时，表情夸张地表示羡慕，说那里可不得了，那是“北京的曼哈顿”。当时，一本名叫《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书正在畅销。
第一次后，便是许多次，多到记不清次数。有时是乘坐公交，102路，或者是从小区东边展览路下车的15路，有时则是骑车。小区里的宽街窄道、房前屋后，两个人走过的脚步，总该以十万为基本计数单位吧？有几次看到一个中年人，拿着一个日本产的计步器走路，觉得很稀罕，女友说他是旁边楼门里的邻居，从事外贸工作。终于在两年后，我搬进了这里，从此生命纳入一条新的轨道。
我比大多数同龄人幸运。成家后，即住到了岳父母家提供的一居室单元楼房里，而报社同事那时正在为争取到一间集体宿舍做婚房而煞费苦心。妻子当时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百万庄离位于中关村的大学校园不远，上班方便，岳父母也舍不得女儿搬到外面住，便将他们老两口住的这间房子腾出来给我们，自己搬回去和妻子的外婆一同住，就是我第一次上门时的那个小两居，此前妻子一直住在那里。这个住处离那边不到一百米远，在午区的东边，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建造的那种个性模糊的房子。出了朝北的楼门，隔着一道围墙，就是部里的幼儿园。下一步的事情都不用操心了。
我感恩于这一份命运的眷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形，如今回想起来，就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影影绰绰，又仿佛写意画的境界，细节不甚分明。有两年左右，日子单纯轻松，周末两人一同骑着自行车，去附近的玉渊潭或紫竹院公园游玩，去红塔礼堂看一场新电影，去中国美术馆参观画展。生活和心境，都更像是此前状态的延伸。
然后记忆变得丰富鲜明起来，转折点便是女儿的诞生。一连串的画面烙印在脑海里。得知消息后，母亲第二天就从河北老家乘车来京，从永定门长途汽车站下车，再换乘102路到这里。进门时，她拎着一个很重的帆布包，气喘吁吁。包里装着她自己制作的一个门帘，是将旧挂历纸按照尺寸裁剪开，卷成一个个中间粗两头细的纸卷，用胶水粘牢，再用结实的丝线串起来，当时正流行。门帘很重，我提起来都费劲，何况她还带着别的东西。在开头的两三个月里，女儿放在姥姥家，因为早产，让她自然熟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常常要一边抱着她来回走动，一边哼着歌谣，才能催眠。看着她睡熟了，才敢小心翼翼地放到床上，但常常刚放下就又惊醒，哭闹起来。那段时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有一颗商业卫星未能发射成功，电视直播了现场画面，我们就把这种情况戏称为“发射失败”。
那时，妻子姐姐的男孩也才几岁，每次来时，都像看玩具一样地盯着婴儿看，做鬼脸和怪动作。家里电话一响，他总是抢着去接，奶声奶气地问：“您找谁？”有几次我给家里打电话是他接的，告诉他“找你毛毛姨”，他还不会人称转换，“找你毛毛姨啊，您等着啊！”几年前他也已为人父，对待宝贝女儿的耐心和细致，比当年的我可要强上多少倍。
还有姨姥姥，妻子的姨妈。那时她已经退休，数年中多次从新疆来京，因为儿子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每次来都会住上一段时间，陪伴九十多岁的老妈妈，也帮着照料女儿。当年因为家境贫寒，她出生不久就被送给别人抚养，那家人待她很好，几个哥哥像对待亲妹妹一样呵护她。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学毕业后，响应支边号召从湖南老家去了新疆，后来丈夫也是湖南人。家里有一张褪色的照片，年轻的她健康秀丽、笑容欢快，穿着洗得发白的列宁装，一条粗壮的大辫子搭在肩膀上。
几年过去，女儿上了家门口的幼儿园。每天早上我们送进去，下午岳父岳母接回自己家，我们下班回来后再过去接，通常都是吃过晚饭才回自己家。岳母做得一手好菜，人又热心，老家湖南江西一带不断有拐弯抹角的亲戚来，带着腊肉和腊鱼，以及有一股烟熏火燎味道的茶叶。
这样一些事件和场景，构成了我对那段时间的个人记忆：电视剧《渴望》热播，人们见面都会谈论它；街上到处跑着黄色的“面的”，十块钱起价；好像每个人都有BP机，蛐蛐般的叫声此起彼伏，公用电话前经常排队；装一部电话机要五千元，为了能尽早安装，托关系给电话局打招呼，还请上门的工人吃了顿饭；大街小巷里都有货摊，南边的百万庄大街上，农贸市场占去了半条街；很少下饭馆，都是在家里招待亲戚朋友，炒一大桌菜；农产品十分便宜，蔬菜水果一买一大堆。
我还记得一些邻居。
这里是国务院八个部委的宿舍，因此居民主体是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老一辈的人说的是各地的口音。对门的郝伯伯刘阿姨，都是一口浓重的山西话。外孙女跟着老两口住，一个胖乎乎的小丫头，喜欢坐在门槛上吃冰棍。女婿公派到英国读博士后，女儿跟过去陪读，后来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外孙女小学毕业后去了父母身边，前些年听说已经从剑桥大学毕业了。楼下对门那家，女主人江苏人，是旁边幼儿园的老师，独生女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模样有几分像当时走红的歌星程琳，后来全家移民去了澳大利亚。隔着马路，对面就是巳区了，正对着的单元里也住着一家湖南人，那家的老奶奶和外婆年岁仿佛，妻子姐妹几个都称她柳婆婆，前些年手脚还利落的时候，时常过来，纳着鞋底，用家乡话和外婆唠家常。
还有一些记忆是属于在这里长大的妻子的，是她的童年印象。她家住的楼房东边二十米，面对幼儿园，是一栋东西朝向的筒子楼。当年机械部的一位局长，把一儿一女托给一位保姆照看，就住在这栋楼里，夫妻两人经常走路过来看望。两个孩子当时也都是妻子的小伙伴，一同玩过家家游戏。几十年后，这位局长当了大领导。
著名女作家张洁
著名女作家张洁也曾住在这栋楼里，带着母亲和女儿。楼下是一片空地，有几棵大树，是周边几栋楼里的孩子们的天地。那时没有电视，作业负担不重，孩子们玩疯了不肯回家，家长也很少管，但张洁的母亲到时候就会来催：书包，该回家了！书包是张洁女儿的乳名。小伙伴们都知道，书包回家后姥姥就会教她读书。书包后来去了美国，嫁给了美国人，生了一对儿女，而张洁也在多年前移居美国，住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旁的一处公寓里，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几年前去看望过她。听他说，张洁女儿住在新泽西，每周都去看望母亲。如今已经年逾八旬的张洁，是否会经常回忆起她曾经住了多年的这个地方？
我还曾经到更南边的辰区，向《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约稿，老人站在楼门口等我，黄昏时分的光线照在一个被多种疾病折磨得衰弱疲惫的老人身上，看不到当年小说中英姿勃发的少剑波的影子。
人生何处不相逢。妻子工作的单位数年前与中央芭蕾舞团有过合作，觉得对方的联系人似曾相识，聊天时得知，原来她小时候就住在子区，小学也是展览路一小，中学时是学校舞蹈队的，后来考进了中芭，曾经跳过《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我带孩子在楼前的空场上玩耍，看到一个带着女儿的年轻妈妈，感觉有几分面熟，几天后聊天时得知她在某部委的法律部门工作，再一打听，果然是同一所大学法律系的校友，正是当年经常在男生宿舍楼门口走过的那个人，那个年龄段里我没有理由地留意过的众多异性中的一位。
照看女儿的小保姆小傅，一个质朴善良的农家女孩，十七八岁，个子矮矮的，四川巫山人，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她照料孩子十分上心，小小年级就显露了强烈的母性。有一次她从外面回来，气呼呼的，原来是别人家的小阿姨说女儿长得黑。每周她休息一天，回来时常常抱怨我们给孩子喂饭次数不够，或者脸没有洗干净。女儿生日那天，她跑出去用自己的钱买了生日蛋糕。女儿上了幼儿园，她去了别的人家。几年后，一次去紫竹院公园秋游，又看到了她，在给一对年轻夫妇带孩子，自己也要当母亲了，挺着个大肚子。她嫁给一个在北京建筑队上的四川老乡。她已经不像几年前那样活泼欢快了，眉眼间有一种淡淡的忧虑。
这一片住宅区中，还有一种生活，却更多是让人们想象猜测的，虽然近在咫尺。
真正弄清楚整个住宅区的分布情况，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是在住了几年后。
那时，百万庄中里一带的平房区拆除，在原址上盖楼，我们便把原来的房子调换了一下，从午区东边向西移动了大约七八百米，搬进了中里新建的房子。楼下自行车棚的东边，一墙之隔，就是展览路第一小学，妻子小时候的学校。又过了两年，女儿也进了这所小学，从楼门走到学校大门只需要五分钟。从房间北面的窗口探出头去，能够望见孩子们列队做早操，校服鲜艳，节奏齐整，口号响亮。
中里是整个百万庄住宅区的中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切都向苏联老大哥看齐，包括建筑。张开济在设计这片住宅时，也参考了当时苏联建筑学界流行的被称为“扩大街坊”的思路。实际上，美国同一时期，由社会学家佩里提出的“邻里单位”规划理念也正在盛行，即在不被汽车干道穿越的街区单元之内，通过合适的步行距离，组织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既安全又方便。这两种理论其实是异曲同工，都追求更加完整地满足家庭生活的基本需要，重新找回随着城市增大、交通快速化而消失的亲近感和归属感。这些，在百万庄住宅区的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整个住宅区按照传统文化中的天干地支纪年历法，用十二地支的前九支命名，被划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九大区域。这些颇有些洋气的房子，命名却又是地道中国式的。以中里为中心，北边是申区，东西方向则对称地分布着其他八个小区，布局上借鉴了古代八卦阵的样式。西边，从北向南依次是子区、丑区、寅区、卯区；东边，从南到北则分别为辰区、巳区、午区和未区。整体上看，是用一种逆时针的方式排序。八个小区，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八个组团，分别是前面说到的不同部委的宿舍。
为了适应北京的气候特点，每个小区的建筑都被设计成回纹环绕形状，以增加南北向的建筑，减少东西向的房屋。小区外形方正内部宽敞，每一栋楼中的每个单元的楼门，入口都是朝着外侧的公共道路，而内侧则是相对安静私密的院落，每家住户均有两个朝向的房间，分别可以看到外侧公共领域以及在内部庭院里玩耍的孩子。每两个东西对应的小区，楼房和庭院的布局都一样，体现了鲜明的秩序感。
根据规划理念，每个住宅区都要配备商场、粮店、理发店、幼儿园、学校、卫生所等设施。住区的核心地带是一片空地，种树植草，作为居民的公共活动空间，这也符合新社会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妻子说过，小时候外婆烙馅饼，和好了面剁好了菜馅，才给她几毛钱去买肉馅，出门走上几分钟，就到了合作社的副食店。
我新搬入的这一组几座楼所在的地方，按照当时的规划设计，正是社区中心绿地。其后许多年中，随着单位不断扩大，便在这里建了一些平房，给司机、厨师等后勤服务人员居住，慢慢因为私搭乱建，变得杂乱无章，三四十年后，陆续拆除平房，在原址上盖了几栋楼。楼房是最普通的样式，显然和周边原有建筑不协调，但当时没有人认为这是个问题。
我还进一步了解了它更早的历史。
这一带早先为北京城的西郊荒地，是城里人埋葬逝者的地方，散布着很多坟茔，俗称“百万坟”。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初，周边也还是人迹稀少，只有建设部的大楼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荒野之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城，范围主要还是在老城墙之内，最近的阜成门离此处也有两三公里。建造住宅区施工时，挖出不少无主尸骨，登报请人认领，没有人认领的，听说后来统一拉到更远的地方埋葬了。稍后到了“大跃进”时，还曾挖出过两座辽代的古墓。这就让人感到生命的渺小和飘忽。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一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又收纳和封藏起了哪些秘密？我及时地让想象止步，它们总是会让人望见虚无的广阔深渊。
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行了：在长久的荒凉死寂之地，新的生活热闹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住在这里，隐约有一种都市里的村庄的感觉。
这是一幅近景：自中里楼房四层的房间朝下面望，在这座楼和对面楼房之间，是一个茂盛葳蕤的花园，被齐胸高的铁栏杆围成一个完整规则的长方形。花园里有二三十棵大树，有更多的灌木丛，它们之间的空隙则被野草完全覆盖。那种葱茏恣肆的野趣，不像是位于城市楼群之间。有一株高大的桑树，树干粗壮，树冠像一把巨伞，遮住了一大片空间。夏季，树上挂满了紫黑色的桑葚，还有不少掉到地上，引来众多鸟儿啄食、腾跃鸣啭。我猜想它该是栽种于小区初建之时，那时这一片正是中心绿地。
走下楼去，我在小区里大小宽窄不一的各条道路上行走。这个过程长达十年之久。东边的展览路大街、西边的甘家口大街、南边的百万庄大街、北边的车公庄大街，将小区整个围了起来，而每一条街脚步都可以轻松到达。我从一个个组团之间的道路和庭院中穿行，得以完整地掌握了它的样貌，也深切地感受了它的氛围。
那些年，小区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没有多少汽车，显得很宽敞。街道旁有不少枝干粗壮的大树，远远高出三层的屋顶，我能认出的就有杨树、柳树、槭树、梧桐树等。有风的日子，白杨树叶会哗啦啦作响。到了五六月份，槐树会将浓郁的槐花香气向四处播撒，而被叫作“吊死鬼”的小虫子也会在半空中晃晃悠悠地飘浮，如果落在一个女孩子的头上，就会听到一阵尖叫。
每一组团中围拢着的楼房之间，有一种宽敞疏朗的风致。每个单元的一楼门口两旁，通常都各有一个小小的花园，用松柏矮墙围起来，种植着各色花草。窗台上往往也放着一排小小的花盆，有文竹、鸡冠花和俗称“死不了”的太阳花等等。有的地方种了爬山虎，密密的藤蔓一直爬到三楼的窗子顶端。妻子上小学时有学农课，学习如何养蚕，同学们就向住在斜对过单元一楼的爷爷要桑叶，他家小花园里有一棵桑树，每个孩子都得到了几片。
在这个地方也更容易感受色彩的盛宴。绿树、红墙和蓝天，构成了它的日常色调，而秋天到处飘坠的黄叶，又添加了一抹酣畅秾艳。当冬天来临时，一场大雪会让这里具有一种异域的情调。曾经从网上读到过一位百万庄老住户的文章，当年她谈恋爱时，第一次把男友带到家里那天，正赶上下大雪，白雪红墙就像一幅画，给男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还提起来过。
记忆中，那些年的雨水比现在要多很多，特别是经常在夜里降下。楼下花园里的树木，被灯光照射得绿幽幽一片，泛着隐约的光亮——来自枝叶上的雨水。邻近光源的地方，绿色显得鲜嫩而透明。将窗子打开一条缝，伴随着淅沥的雨声，会有凉爽清新并略带腥味的空气悄然涌进来。这样的夜晚，总是让我感觉到身体里的活力，生发出对未来的憧憬，想象一些缥缈而美好的事情。
回想起来，那些年也是我的阅读时光。那种沉湎的程度，此前不曾达到，此后也不复能够重现。
如果一个人天性不喜欢热闹和交际，不认为觥筹交错是什么荣耀的事情，那么，还有什么能够像读书那样给他带来丰沛的快乐呢？更巧的是，那几年我的工作就是编一份与读书有关的杂志，阅读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读书和买书，总是既如影随形又彼此怂恿。周边就有两个常去的书店。南边的百万庄大街上，国家外文局西边，有一家名为“地球村”的书店，是这家单位开办的，名字倒是十分契合它的工作性质。北边，车公庄大街对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旁边，有一家“席殊书屋”，造型很是独特，没有书架，书摆放在一个个带轮子可以转动的小车上，寓意“学富五车”。设计者是张开济的儿子张永和，也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那时正是实体书店最辉煌的时期，“席殊书屋”在北京就有多家。好几年中，我来这里的次数最多，购书也多，占到了家中藏书的相当部分。此外，甘家口大厦北边路边的一排新旧书摊，也是我时常盘桓的地方。
那些年里我读了数量可观的书，就像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游客，自由散漫，东张西望。除了因为工作考虑，对当时一些重要的或者走红的书需要留意之外，大多数的阅读是即兴随意的，从个人嗜好和关注出发的。这些书分属不同的类别，彼此之间也并无联系，但在不知不觉中，在经历了时光的发酵后，它们依据某种内在的逻辑线索勾连起来，一部书通向另一部书，构建生成了一个精神的有机体，影响着我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
这件事情最突出的作用，我想还是进一步培育了我的文学感受和梦想。文学作品的阅读占了最大的比重，它们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让我获得一种独特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周边的生活，并与某些书中的内容加以对比。在平静处看出某种波澜，在光亮里发现浅淡的阴影，在庸常中品味到一缕诗意，这样的感受带来的是一种深长的愉悦。我逐渐意识到，每一种感受或者领悟，总是能够获得印证。既然“日光底下无新事”，既然哲人说过“世界是一部大书”，那么世间的诸般形相，都可以在书里的某一页、某一行甚至某一个标点符号中，找到记录或者暗示。
譬如，住在这栋楼最西头单元里的一位年轻母亲，每天早晨领着一个女孩，匆匆走过我住的单元楼门口，去到东边的幼儿园，大约两年中都是如此。在旁边商店里偶然遇到几次，或者是她单独一人，或者带着女儿，不曾看到过第三个人。女儿长得很好看，母亲也是眉目端庄身材窈窕，但脸上从来没有笑容，这就让人觉得反常。曾经有什么故事发生在她的生命中？是关于轻信和失望，还是由于背叛甚至某种意外的灾祸？我曾经联想不已。这样的反应自然是个人化的、纤弱的、无足轻重的，有充分的理由被人嘲笑。后来某次外出培训，半个月后回来，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对母女，想来是搬走了。
有一次，到百万庄大街南边不远处一位朋友家聚会，认识了一位同龄人，在某政府部门工作，饭桌上他口才滔滔，为自己勾画种种仕途前景和实现途径，其雄心壮志令我自惭形秽。他的口音和经历，也让我联想到巴尔扎克笔下那个名叫拉斯蒂涅的外省青年。他供职的单位，工作内容与我所在报社的报道范围有一些交集。后来他数次主动电话联系我，要来家里坐坐，也来过一次，但估计是在聊天中意识到了我的迂腐无助于他实现远大目标，此后再无联系。这种消失，显然是他主动的选择。
更有一些感受缺乏具体的附着物。在周边的建筑和风景变得无比熟悉后，有一天我意识到，我行走时偶尔会张望那一个个狭窄的窗口，想象其中的人物和故事。某个房间里传出的钢琴声，随着某一扇玻璃窗推开而瞬间闪现出的一张俏丽面孔，会让我多年前经常体验的某种情绪，得到片刻的复苏。而从我四楼窗口的眺望，则更多具有主动的意味。探头出去，能够看到东边午区、巳区的一部分屋顶，连绵错落。目光掠过这些屋顶向前方伸延，直到被远处的高楼阻断。
在搬离这里几年后，我读到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作品，有一种深切的会心之感。我意识到，其实那段时间，我是最接近于他所描写的那种内心状态的。这样一些句子让我沉醉，目光久久不肯挪移开来——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若干人，是很多人，是丰富的自我，比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无限增值更为丰富。
一个人为了摆脱单调，必须使存在单调化。一个人必须使每一天都如此平常不觉，那么在最微小的事故中，才有欢娱可供探测。……我一直被这种单调佑护。一样的日子乏味雷同，我不可区分的今天和昨天，使我得以开心地享乐于迷人的时间飞逝，还有眼前人世间任意的流变，还有大街下面什么地方源源送来的笑浪，夜间办公室关闭时巨大的自由感，我余生岁月的无穷无尽。
我们周围的一切，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成为渗透我们血肉和生命的一切经验，就像巨大蜘蛛之神布下的网，在我们轻摇于风中的地方，轻轻地缚住我们，用柔弱的陷阱诱捕我们，以便我们慢慢地死去。一切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一切。
……
它们不正是我能够意识到但没有能力分析清楚尤其是无法清晰表达出来的东西吗？当时那些颇为飘忽的感受和意念，实际上有着自己的指向——试图窥测和捕捉生活的某种本质，那种平静掩盖下的悸动，狭小连接着的广阔，单纯后的复杂，清晰中的混沌，具象里的抽象……我沉溺于自己的思绪和梦幻中，时而慵倦烦闷，时而欢悦振奋。
生老病死，人生这一场戏剧中的不同章节，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轮番地上演。房屋本质上是一种生活的容器，彼此之间尽管有着外在形态上的差异，但其中展开的内容，却没有明显不同。“在这黑暗的或者光亮的洞穴里，生命在延长，生命在梦想，生命在受苦。”在《巴黎的忧郁》中，波德莱尔从阁楼上眺望高低远近的一个个窗口，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平淡庸常的生活中，最能掀起一些波澜的，无过于死亡了。与这里安宁静谧的环境相称，发生在小区里的死亡也是悄无声息的。譬如某一天你忽然意识到，那个经常遇到的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行走的老人已经好久不见了——这是生命消失的惯常方式。家人的悲伤哭泣，也总是在关闭着的房间内，好像死亡是一件私密的、羞于告人的事情。
一天深夜，岳父母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对门阿姨，神色惊慌。伯伯起来上厕所，心脏病发作倒地，昏迷不醒。赶紧拨打120，不得要领地忙乱一番，一直到望着急救车闪烁着蓝色顶灯疾驰而去。黎明时分传来了消息，伯伯未能抢救过来。不久后，阿姨从小带大的外孙女去远在英国的父母身边读书，她也搬到了百万庄中里我的住处南边的那一栋楼房，单独一人住，儿子每周来一次。我和妻子去看望过她，房间在一层，南窗外有个小小花园，树木藤蔓遮挡了光线，屋子里有些昏暗。她参加了社区的老年国画班，画了不少花鸟鱼虫，散乱地堆放在餐桌上。暮年岁月在缓缓流逝，就像日光在房间里慢慢移动。
几年后，姥姥以九十六岁高龄去世。在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衰弱以极其缓慢的步伐悄悄地逼近，直到有一天她无法下床。意识到她的日子不多了，家里人便时常坐在床头陪伴。头一天，姥姥招手把她带大的三姐妹叫到床边，挨个儿摸着每个人的手，说我喜欢你们。第二天，也是同样的时间，三姐妹正围坐在她身边聊天，忽然意识到什么，转眼看时，老人已经永远地睡过去了，神情平和安详。
我们离开百万庄几年后，岳父一家也搬到郊区，此后也就很少再来。但十年生活的经历执拗地存在于记忆中，时常会像阳光下的玻璃碎片一样地闪亮。有关这个地方的各种消息，也总是更能够让我留意。
妻子是家里的老小，上面有两个姐姐。三姐妹都有自己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和伙伴，因此涉及许多人。如今大多数人都已经退休，有了时间，联络也开始多起来，时常相聚，还建了微信群，主题便是怀旧，追忆这个大家共同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家人聚会时，听三姐妹说起各自的发小辈的命运遭际，仿佛看到了一出出浓缩了的人生悲喜剧——
某某终身未婚，如今也快七十了，一直与已过百岁的老母亲相依为伴。某某当年另寻新欢，现在身患重病孤身一人，儿女不怎么理他，十分凄凉。某某当上了副部级的领导。某某全家多年前就移民了。某某因经济犯罪关了几年，不久前刚出狱。某某最忧虑患重度自闭症的儿子，自己过世后他怎么办。还有某某死于疾病，某某车祸去世，某某得了抑郁症……
“从一粒沙看世界，从一朵花看天堂，把永恒纳进一个时辰，把无限握在自己手心。”威廉·布莱克这首名诗，早晚有一天会让你产生共鸣。生活的普遍性本质，都可以通过有限的现象获得体现，就仿佛一个小小的器官切片中，有着身体状况的丰富信息。
时光的不断伸延，让我关于这个地方的记忆，重重叠叠地增加，今天与昨天的穿插闪回，更使它们变得纷乱驳杂。
一些人不再需要回忆，他们也成为亲人记忆的一部分。三年前，岳父因病去世。他们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从武汉调到北京，推辞了单位分给的三居室，在两间房子里一住就是半个世纪。岳父最后的归宿是昌平南口的一处陵园，那个三人墓穴里，姥姥已经提前几年住进。他一生对自己的岳母至爱至孝，一如伺奉亲生母亲。
不久前，女儿的姨姥姥也在广州辞世。她的儿子——我妻子的表弟后来去广州创业和置业，数年后，她卖掉了回龙观的房子，搬去南方照看孙女。儿子给她买的墓地，在郊区的一座山坡上。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她抱怨母亲，不该在她小时候把她送人，脾气倔强的姥姥气呼呼地反驳：不送人你早就活不成了！那个时代生活的艰难贫穷难以想象。她退休后来京居住的几年，终于有时间与母亲厮守了。如今，母女两人却又是关山阻隔迢遥相望，如同生前的大部分时光。
我望着一张多年前的大合影。岳母的一个粤北韶关的表亲，全家来京旅游，岳父母招待了他们，并将在京的几个远近亲戚叫到家里聚会。照片上将近二十人挤在一起。姥姥当时还很壮实，岳父母更是神采奕奕。我头发乱蓬蓬的，女儿还没有出生。如今，这个合影中已经有多人辞别人世，几个抱在怀里的孩童也都已经为人父母了。
每个人的离去，都带走了一部分有关的记忆。早晚有一天，所有这些记忆，终将无所附着。
一切都在消亡，一切都是丧失，不曾改变的只有变化本身。但有一个地方作为固定的背景，这种意味就更容易得到凸显和认知。因此，物是人非便成为人们经常的感慨。
物是人非——这当然只是个修辞。实际上，物并非一成不变，它同样也在演化、衰老，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暮年。
我在百万庄住了十年，离开它至今又已经过了二十年。记得住在那里的后几年中，就已经在传说小区的房子老旧了，即将拆掉重建。的确，即使在二十多年前，也已经能够明显地看出它的老态。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首都第一住宅区”，百万庄小区有着令人艳羡的充足理由。除了少量三居室，大部分都是六十平方米的两居，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这在当时的住宅中还很罕见。房间里不仅都是统一装修好的，并且配好了家具、厨具、电灯和窗帘，可谓是拎包入主。建筑材料也十分讲究，用的是烧制良好的上等红砖，门窗木料都是东北的红杉木，经过高温处理，不变形不生虫。门把手、合页、水管、龙头、淋浴喷头以及马桶上的金属部件，都是苏联铸造的黄铜。甚至细节也十分讲究，譬如深红色的木楼门和楼梯间的外窗，采用同色系的中国传统回字形装饰，而白色的楼门挑梁、阳台栏板和楼梯间隔墙，则采用同色云纹装饰。
这样的比喻想来不会有人反对：当年的百万庄就仿佛一位风姿绰约的新嫁娘，容光焕发，楚楚动人。
当时虽然设计超前，但随着时光推移，一些当年不曾想到的不足之处也显现了：室内没有客厅，室外也没有规划停车的地方。另外就是岁月造成的磨蚀，市政设施老化，电线老旧，屋顶漏水，木质檐口掉皮。外来人口的租住及私搭乱建、迅速增多的私家车，侵占了原来的绿地和庭院。因为室内狭窄，一些旧家具随意堆放在室外。就连当年栽种的杨树，尽管长得比楼还高，有的也因树干中空而摇摇欲倒。因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传说要拆迁，公共设施只是很被动地维护，住户也是将就着住，不敢装修更新，舒适程度、生活质量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曾经风华绝代的丽人，已经步入迟暮之年，粗服蓬头，邋遢不堪。今天如果一个外人走进这里，他的目光中恐怕更多的是一种同情怜悯。
由于在中国建筑史和规划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百万庄小区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建筑规划学界的研究对象，曾经作为经典案例，被收入高等学校教材《城市规划原理》，并被若干建筑学方面的著作收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百万庄社区居民换了几茬，城市环境也发生了巨变，累积了丰富的社区记忆、历史遗存和建筑多样性，形成一种独特的社区生态。它让人想到一种经历丰富的人生。
这种浓重的历史感，是它的光荣，也是它的负担。在实用和美学之间，应该如何取舍？而且，在随处可见的破败芜杂的后面，它的美是否仍然完整自足？
对于后一点倒没有太多的分歧。整个小区的整体格局尚属完好，地基依然坚固，已经发生的变化，也都被限制在张开济当年设计的区块网格之中。这种规划结构，预设了对于变化的极大的容忍度，也因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耐住了岁月的消磨。后来的种种局部的变动，并没有影响整体的骨架。那种从容悠闲、波澜不惊的气度，仍然能够鲜明地感觉出来。在光怪陆离纷纭嘈杂的都市喧嚣中，在面貌雷同难分彼此的楼宇群落里，这种气质越来越成为空谷足音。
这些难以替代的品质，凸显出小区的重要和独特，也为在原地进行保护性改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和可能性。
我从报刊网络上了解到，一个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毕业的青年建筑师为主体的专业团队，从几年前就开始关注小区的前景。这些年轻人大多是80后，敏锐地认识到了它的文化价值和诗意蕴涵，希望能够将小区的“九区八卦阵”布局完整地保留下来，在不损伤其肌理的前提下，对各项设施进行升级更新，使之能够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并且拿出了详细完备的改造方案。其实不仅仅是他们和许多中老年建筑学家在努力，小区住户、文化学者、城市管理者等许多不同身份和行业的人，多少年来，也都在关注这个地方，形成了很多共识。而一年多前发布的一条消息，更是让人感到鼓舞：它被列入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确定的第二批二十世纪中国建筑遗产项目名录。
当然，所有这些信息，也只是允诺着某种可能性。它未来的命运如何，现在还不明朗。它将被彻底拆除，在旧址上建造全新的建筑，还是得以存续下去，见证传统风致与新时代脉动的交汇融合？
我当然希望是后者。将那些赘肉割掉，将那些黑斑祛除，让松弛的肌肤绷紧，让伛偻的躯体挺直。就像在童话中，落叶飞回树上，老媪变作少女，目光明亮，秀发飘洒，步态轻盈。
不久前的一天，并没有特别的理由，我忽然想到回百万庄看看。
西三环外我现在住的地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还是农村，妻子上中学时，曾经走很长时间的路来这里学农。我离开家门，步行近二十分钟，进入地铁6号线花园桥站乘车，在车公庄西站下车。两地之间的空间距离只有两站，但从搬离这里算起，时间上的跨度却是整整二十年。
出了地铁口，向东不远就是展览路大街，南行百米，就向右拐上了一条小路。当年住百万庄时，骑车或者坐公交车上下班，这是每天必经之路，离开后，这一带每年也总会来若干次，但都是开车走百万庄大街，很少再走这条路，最近的一次大概也是三年前了。小路前方不远，一个直角拐弯处，右边就是我最早住过的那一栋楼房，左边本来是一个由防空洞改建的收费低廉的地下小旅馆的入口，如今却是铁门密封紧闭。当年时常有旅客半夜投宿，敲门和大声喊叫的声音能把人吵醒。继续前行，小路左边那一道低矮的围墙里面，是一所小学校园，当年是几排火柴盒一样排列的平房，如今却是一幢体量巨大的十几层高楼了。
我拐进宿舍楼的前面。原先一墙之隔的幼儿园被拆除了，盖成了堂皇气派的楼房，门口有门卫。听说当年围绕是否拆除幼儿园有过不小的争论，但最终还是没能留住。论起百万庄小区保存最好的公共建筑，应当首推这所幼儿园，没有居民区里的种种私搭乱建，完整地保持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造时的格局，空间疏朗，设备完好，大树、灌木丛和草地高低错落井然有序。记得滑梯旁边挂着一张用粗大的绳子编织成的大网，孩子们可以攀着绳结爬上去玩耍，女儿刚进幼儿园时，有一次大着胆子爬上去了，却再也不敢下来，岳父去接她，只好找个凳子站上去把她抱了下来。
场景清晰如在眼前，但分明是二十多年前的时期了。有一首歌曲怅惘地唱道：时间都去哪儿了？
小路走到尽头，接续上一条名为百万庄北街的道路，便进入百万庄午区了。岳父母当年住的地方，也是我第一次来时进入的房子，就在十几米外，街的北边。从初次登门的胆怯忐忑，到成为家庭一分子后的坦然平静，再到今天与家庭几代成员之间牢固亲密的情感，这个过程也该是一部微型的情感发展史，无关宏旨，微渺无比，却关涉具体生命存在的感受和意义。
这条百万庄北街，将巳区和午区南北分隔开来。两侧都停满了车，将原先颇为宽敞的道路挤成狭窄的一条，映衬得房屋也好像比当年低矮了。我在南北两边的庭院中无目的地穿行，视野里的景观和当年没有明显不同，只是更为破旧。在好几处都看到服装上有电力公司标志的工人，好像是在更换电线线路，是又有临时险情需要解决，还是为即将到来的夏季用电负荷高峰作准备？
街的尽头就是展览路第一小学，妻子和女儿共同的母校。从校门向北，走过一段弧形的弯路，就是申区的范围了，平行的几排两层房屋，很像今天的连体别墅。这里明显地比别处要整齐幽静。当年我散步时，经常从它们之间穿行，如今这里却被铁栏杆整体围了起来，只在西边的街道上留了一个开口。
我走到了中里的楼房下，我在这里居住时后几年的住处。楼前花园的铁围栏已经除掉，毫无遮挡，可以随意进入，但花园里的树木却稀疏杂乱，不复当年蓬勃茂盛的模样。最令我惊讶的，是我原来居住的四楼房间朝北的窗户外面，垫在防护窗底部的几根铁栏上的，依然是原来的那几片瓷砖——一点没错，我记得它那粉红得有些特别的颜色。
从这里向东边走，当年的自行车棚还在。几十米后，眼前又是展览路一小门口南边的一段弧形道路，与刚才通向申区的那段路相对称。是下午快要放学的时间，路边聚集了不少等着接孩子的家长。二十年前我也经常站在这里，那一页早已翻过。我沿着南北方向的百万庄中街，一直走到百万庄大街上，街口的东北角，还是那个头发卷曲、长相有几分像西北少数民族的安徽籍师傅，修鞋、修拉锁、换锁芯、配门卡等等，一把遮阳伞下便是他的工作空间。多年过去，当年的小伙子也成了中年人。对面的顺天府超市，记得是我搬走之前不久开张的，也是地下防空洞改建而成，为周边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
沿着百万庄大街，向西，朝甘家口方向走去。因为是主街，便显得宽敞整洁了许多。这里是卯区，西斜的阳光泼洒在人行道灰色的方砖地面上。一位老人扶着助步车迎面走来，步履蹒跚，旁边跟着一个中年保姆。一只白猫飞快地跑过去，消失在一丛冬青后面。头顶上方吱呀的一声，循着声音的方向扭头望去，二楼的一扇窗户刚被推开，玻璃上一片阳光倏地闪亮。一个老妇人探头向下面看，满头白发，年龄和外婆当年仿佛。
再向前，就是热闹的甘家口大街了。十字路口，绿灯亮了，两边的人群匆匆相向而行。两辆送快递的小车眼看着就要相撞，戛然停住，发出嘶哑的刹车声音，但没有人多看一眼。
春末夏初，阳光明亮，树叶绿得闪光，清风拂面的感觉十分惬意，天地间喧响着一种欢快的声音。我忽然意识到，我此时站着的地方，正是当年的澡堂。三十多年前，也是这个时节，我从它的门口经过时，与几位刚刚沐浴完的少女擦身而过，鼻腔中霎时盈满了馥郁的气息。
一对年轻恋人迎面走来，步态矫健，笑声清朗。树叶细碎的光影，在他们的脸上肩上，跳荡晃动。一瞬间，曾经刻骨铭心的青春感受，久已消逝的美和梦想，从记忆的深处飞快地上升、浮现，就仿佛身旁正在开花的梧桐树的浓郁香味，骤然间充塞了全部感官。
我泪眼模糊。
大院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