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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 | 萧蔚:东八楼,我儿时的记忆

萧蔚 新三界 2020-02-26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萧蔚,北京出生 。高中毕业后到京郊插队一年半 。78级,1984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医学院口腔系,于北京同仁医院口任腔科医师五年 。1988年到澳大利亚学习、工作,定居悉尼。1990年开始写作。发表过小说、纪实小说、散文、随笔、编译文章。出版散文集《澳洲的树熊,澳洲的人》,与父亲合著散文集《雨中悉尼》。


原题

东八楼,我儿时的记忆





作者:萧蔚



 

那年回北京,我顺路探访了东八楼,那是爸爸机关家属宿舍大院中的一栋楼,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儿时居住的地方。那时,楼里住着十二户人家,凑巧聚集了一群“牛鬼蛇神”,这些人可怜的人们,共同上演了一出时代的悲剧。

 

我们家和当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某某之侄同住一个单元。徐家夫妇一个忠厚老实,一个大大咧咧,因为我们两家都是天津人,孩子们的年龄又相仿,因此关系比较亲近。我哥哥经常和徐家的儿子下围棋,我则和徐家的女儿一起玩娃娃家,一个当爸爸,一个当妈妈。


那时,徐家夫妇刚从美国回来参加建设,带有十足的洋气,就连他们家的玩具都是从国外寄来的洋玩艺儿,过娃娃家用的电烤箱、电炉子等实物都是许多年之后我来澳洲时才真正见到和使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我们两家一起在院子里开出一小片菜地,徐太太踩着双红色高跟鞋,昂首挺胸地到马路上拾马粪、浇菜园,十分招眼,出尽洋相。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徐家成为东八楼里第一个被“破四旧”,抄家的对象。红卫兵揪着徐家夫妇在东八楼前,各自站在一个小板凳上,审问开始:


坦白交代,徐某某和袁世凯是什么关系?

是结盟兄弟。


说,你知道不知道,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

他是个倒行逆施,妄想恢复帝制,做皇帝的坏东西。


那么徐某某为什么还和这种人结拜兄弟?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还小,再说他们结拜的时候,袁世凯还没有称帝。


楼前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起来。


徐家被抄了家,连电烤箱、电炉子、洋娃娃等玩具都给抄走,更不要说徐太太的那双红色高跟鞋。


抄家之后,大院里的孩子开始欺负徐家的儿子,按谐音,给他起了外号叫“希特勒”。他一出门,孩子们就跟在后面叫道:“希特勒,屁眼多”。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辱骂,回到家里哇哇大哭。一天,徐家的儿子放学上楼回家,后边尾随着几个孩子嘻笑叫骂,正逢我哥哥下楼,见状,把欺负他的那几个孩子一脚踹到楼下,没有想到,此举为我家种下祸根。


我们东八楼里真是“藏龙卧虎”,慈禧太后重臣李某某的嫡孙也住在这里。由于国人早已盖棺定论:“卖国贼秦桧,误国贼李某某”,李家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家徒四壁,声名狼藉。红卫兵来抄家时进门看看,见没有值得查抄的东西,甩下几句革命口号走人。


大概是因为家族的败落和这位满清大臣嫡孙本人的无能,他所娶的老婆是一个其丑无比,庸俗不堪的市井妇人,大家叫她“胖葫芦”。这个女人好串门,生性好东家长,西家短,两头传闲话,楼里和院里的是非不够她搬弄的,难免遭人之恨。


虽然李家躲过了红卫兵,可却没有躲过楼里十多个孩子。在那个混乱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年月里,孩子们和李家玩过不少的恶作剧:白天,拿个小镜子在太阳下对着李家的窗户晃,半夜三更,敲开李家门,再一溜烟逃跑,要不,就点着炮仗扔到李家的大门里…… 孩子们自然也把李家的独子当作“小卖国贼”来对待,模仿照片上李某某的样子,在他嘴周贴上一把白棉花当胡子,又用黑纸糊了一顶清朝官帽,再套上一件黑布大氅,大家玩“斗争卖国贼”。


“小卖国贼”只有六七岁,还不大懂事,看着孩子们哈哈大笑,也跟着傻笑,还不断地做怪样逗大家。他晃着大脑袋,拉着眼皮,嘴里念念有词:“准大清国再赔洋人四亿五千万两银子——”胖葫芦拉长耳朵听着,又气又急,脸憋得像个紫茄子,从屋里跑出来,一边骂着“你这个小兔崽子,还不快给我滚回家!”一边揪着儿子的衣领往回拉,从此,胖葫芦再也不让“小卖国贼”出来给大家当笑料。


文革初期有一年学校停课不上学,楼里的孩子们整天聚在一起玩。夏天,爬大树,摘桑叶养蚕宝宝;冬天,在院子里打雪仗,要不就藏猫猫,或在院子里跳跳绳……唯有刘右派家的两个孩子,不能加入大家的行列。


刘右派原来是设计院的工程师,只因为发表了几句保护北京旧城墙的言论,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发落当杂工。据说,他老婆刘疯子原来有一个非常体面的家庭,父亲曾是北京辅仁大学的教授,她自己原来是美国人办的八年制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内科医生,她理当是一位高尚人家的太太,然而这残酷的,“从天而降”的事实使她无法接受,于是患上精神分裂症。


刘疯子总是把头夹在两个肩膀之间,从不抬头看人,她上下楼时,一阵轻飘飘,不愿引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刘疯子在东八楼孩子们的心目之中如同阴间的鬼神,哪个孩子淘气不听话,大人们最后一招就是说“别闹了,要不然刘疯子该来了!”吓得孩子立即收声,等到夜晚做恶梦,乱叫嚷。


刘疯子怀孕时正赶上“反右”和患精神病,楼里人传说这种病可以遗传后代,因此,当女儿刚呱呱落地时,大家就自然地在背地里唤她“小疯子”。刘疯子的儿子长得极像爸爸刘右派,再加上那个年代,人们认为人的劣质秉性也可以遗传,于是他被称为“小右派”。


每当“小疯子”和“小右派”怯生生地过来要求加入我们玩耍的行列时,大家便像是躲避瘟疫一样,叫着“不加,加减,不乘除”(不多加人,也不减人之意),一哄而散,换个地方再接着玩。于是,他们俩只好趴在窗户上,幽灵一样,露个小脑袋看着我们玩。刘疯子家里肯定没有玩具,这两个孩子的童年就是这样,是在看着别的孩子玩耍中度过的。


三楼住着末代皇帝溥仪老师的嫡孙女,按说,她也是旧社会留下来的遗少,然而,她的运气极佳,总是祸从身边过,从不进家门。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这位溥仪老师的嫡孙女是个一心扑在学校里的小学教师,为市教育系统优秀人物,红卫兵没敢动她;二是这家有三个虎头虎脑的儿子,为楼里和大院小孩们的指挥和统帅人物,当然,谁也不会欺负这家人;三是他们有一个不但全权代理家政,而且管理楼里杂事的保姆。这可是位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当人说人话、当鬼说鬼话的人物,楼里人对她是既恨又怕。通常大家称呼保姆为“阿姨”,可唯独尊称她为“王大妈”。


王大妈比胖葫芦精明之处是会使阴招。比如,分配楼里人清扫院子时,她总是派给刘疯子家和徐家最难扫的地方,明明是欺负人,可她却装作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对他们说:据群众反映,这地方是你们家孩子经常玩耍弄脏的,所以就请你们几位多多代劳吧!然后再呵、呵、呵地干笑几声。不过,那年月,刘疯子家和徐家除了可以看到王大妈的笑脸,还真看不到别人的。诸如此类,王大妈说话办事精明得让你说不出,道不出,找不到什么毛病,干受一口窝囊气。


一九六八年,更加恐怖的年月到来,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如同连锁效应,大院里不断发生服安眠药、熏煤气、上吊、跳楼等自杀事件。


一天,大院里的积极分子提审楼里一个寄居在外甥家的孤老头,说他是反动教徒,证据是一件教袍。这个老头的确入过什么教,当他看到大院里有很多人受到审查,便偷偷地将自己的“赃物”——教袍,撕成一条一条,扔到垃圾箱里。没想到这事被王大妈发现,她将教袍又一条一条地捡回来,重新缝制好,交到大院居委员会手里。


王大妈立了功,可是那老头却丢了性命——他抵挡不住逼供,也无法澄清事实,又不愿意死在外甥家里,只好跳楼自杀。那天清晨,楼里人听到孤老头喊了声“我罪该万死!”然后就是重重的落地声。


那个年月,大家说你入过什么教就是“反动分子”,连你自己都觉得确实是有罪,没脸再活下去。这样的自杀称作“畏罪自杀”,家里人不敢收尸。鲜血四溅的孤老头只是招徕众多的苍蝇瞻仰遗容,向遗体告别,尸体在楼前摆到下午才被火葬场拉走焚烧。


孤老头是从三楼的女儿墙上跳下的,楼里的孩子们也跑到三楼的平台上体验自杀前的心态。夕阳斜下时,女儿墙上小孩子们的身影在院子当中晃动,楼里的大人透过窗户,看得清清楚楚。谁不明白,哪个孩子稍有失足,就会同那孤老头一样,摔个粉身碎骨!各家的大人从楼里跑出来,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我姥姥更是急得团团转,那天我遭到了姥姥前所未有的严厉训斥。


终于,“清理阶级队伍”也清到我爸爸头上,机关来人抄了我家。我爸爸是被他的同学揭发检举出来的。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假期他曾经在国民党机关里帮忙抄写文件,打工挣饭钱,于是,他被当作“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揪了出来。


那天我放学回家的时候正赶上抄家,看到东八楼前站满看热闹的人,以为是别人家出事,同往常一样,也挤在人群里踮着脚尖看热闹。奇怪的是大家都扭过头来异样地看着我,可谁也不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刘疯子悄悄走过来,好心地对我说:先别回家了,他们正在抄你们家呢!真的,我看到机关里的人整箱整箱地把我家的东西往外搬,最后由两个工人带走了我爸爸。


回到家里,一片狼籍,连我睡觉的小床都给翻个底朝天,我哇地一声哭起来,屋里空荡荡,居然还响起回音。后来听妈妈说,他们花很多时间寻找和国民党有关的证据,实在找不到,就拿走了家中的细软、爸爸妈妈的书籍和日记本。


如同是一种默契,第二天早晨我出家门,见到楼里的小朋友,大家像陌生人一样,没有人愿意理睬我。那些经常到我家来向爸爸请教技术问题的叔叔阿姨也是怪模怪样,他们缩着脖子,扭着身子,将视线越过肩膀头,咧一下嘴,勉强地和我点一下头。


真的,风水轮流转——这回该我家倒霉了!以前,我从来都不和小疯子、小右派讲话,还有,徐家被抄以后,我也不再愿意和徐家的女儿玩娃娃家,他们家搬走前,我竟连声“再见”都没有和她说一句,有谁愿意和坏人、坏孩子同流合污呢?可是,就是在一夜之间,我居然也变成一个“小反动派”。

 

学校里的同学大多也是机关大院里的孩子,他们都知道我家被抄,谁都不愿意和我讲话,学校同桌的女孩,把课桌拉得好远,说是要和我“划清界限”。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身后边尾随着那几个曾经被我哥哥从楼上踢到楼下的孩子,报复的时机到了,他们叫着“打倒小国民党反动派”。


我哭着向姥姥诉说这一切,姥姥搂着我疼爱地说:“骡子大马大值钱,人大了不值钱!别怕那些孩子,谁都不知道谁会有倒霉的那一天。


爸爸托付机关里的同事带来便条,说是要接受“隔离审查”,很长时间不能回家。机关停发爸爸的工资,存款也被抄走,全家只靠妈妈一个人的收入维持生活,姥姥不得不用白面、大米等细粮换回价钱便宜的玉米面等粗粮。看着家里生活拮据,我拿出自己过去积攒下来的、侥幸没有被抄走的十几元崭新的纸币,交给姥姥买菜用。姥姥的眼圈红了,说我一下变成一个懂事的大姑娘。


冬天来了,桑树的叶子被西北风吹光了,再也没有小孩有心思去养蚕宝宝。大院里堆满的积雪开始溶化,再也没有人打雪仗和堆雪人。大孩子都到农村插队去,树倒猢狲散,东八楼昔日热闹的景象不复存在。剩下的小孩子谁都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户又要变成大坏蛋。我默默地呆在家里,听着收音机和姥姥讲故事,拉着心爱的手风琴,孤独地度过了剩余的童年……

 

时移俗易,时变境迁,大家终于熬过那些可怕的日子。东八楼的孩子们长大以后都很有出息,刘疯子的女儿现在是教授级内科医生,儿子在设计院任高级工程师。徐家儿女移居美国,一个搞科研,一个开中医门诊。听说“小卖国贼”念的是政治经济学,当然,现在他走的是治国,而不是祖爷爷的卖国之路。


我哥哥成为一名有实力和资本的企业家,聊起当年把院子里小孩从楼上踹到楼下的事时他说:真的不知道,我当时哪来那么大力气和胆量?给人家孩子踢伤残了怎么办?我,则来到澳大利亚定居,小时候的经历,使我对权势和地位漠然置之,只要有真本事。



人去楼还在,如今,老住户全部搬走,粉刷一新的东八楼给我一种“此东八楼不是彼东八楼”的感觉,我记忆中的“东八楼”早已经成为这出悲剧中的一个标志,成为我所经历的那个特殊年代的缩写符号。


吟咏着古人崔颢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我告别东八楼,但愿这段记忆中的故事永远随历史而去,不再复返!


延伸阅读

萧蔚:我的祖爷爷闯关东,滚雪球般的老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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