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丨马笑冬，"潘晓来信"大讨论的责任编辑走了

作者档案

王奔，经济学博士，国际金融专业，长期从事国际金融政策、经济发展政策、金融市场等方面的研究。近期致力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工作。 上过山，下过乡，边境线上扛过枪。华东师大工农兵学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当过记者、编辑、助理研究员，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坐过冷板凳。赴美从硕士读起，拿到博士学位后，教美国本科大孩子，做博士后研究，转赴香港再做博士后研究，终于堕入商海，当起了商业性研究部的管理者。在香港上世纪末的金融大搏斗中，参与摇旗呐喊，终获惨胜。后直接从事金融市场业务，先后打理过证券公司，协助国内两家民企在香港和美国成功上市。收山之笔是距京不远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

原题

送 别 笑 冬

作者：王奔

2019年11月17日，是笑冬69岁的生日。每年这个日子我都要给笑冬过生日。今年我带了一个小巧而精致的蛋糕，到爱晚护养院为她庆生。护养院的刘俊玲大夫、护理部张主任和护士长等一起，给她唱生日歌，还给她嘴里抹了一点点奶油，看到她的嘴巴搭了几下，还有味觉。刘大夫和张主任告诉我，最近三四个月，笑冬的情况比较稳定，一直没有输液，癫痫的发作也减少了。

前一次，今年6月，与笑冬的小哥哥乐辰、小嫂子露莎一起看望笑冬，与刘大夫交谈时，还说过，希望笑冬至少还能坚持一年，能够撑到70周岁，也算是个古来稀的寿数。

11月27日，怀着再撑一年有望的念想离京返沪。29日夜11点40分，电话铃响，是爱晚的张主任。前天，张主任也来过电话，询问笑冬有没有办过残疾人证件，说民政部门统计需要。所以没有多想。张主任告，笑冬刚刚去世了。什么？！怀疑听错了，再问，还是这句话。一切戛然而止！

童年马笑冬

笑冬确诊患阿尔茨海默症已有十五年又两个月了。幼时，因岳母马何文到人民大学调干生上学，笑冬是由岳父宋克仁带大，父女感情深厚。2004年夏，笑冬趁暑假赴京探望父亲。岳父觉得有异，说服了笑冬到北京第六人民医院做一次精神科的检查。由于主检大夫是熟人，检查较仔细，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出诊断书：老年痴呆症早期。

笑冬根本不信，认为不可能，一定是误诊。开始我也半信半疑，希望是误诊。痴呆症的症状是慢慢地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忘性越来越大，明白事越来越少。终于我看到，笑冬不会用英文打字了，英文的26个字母都分不清了；不会上网了，我还把上网的步骤一步一步地写在纸上，贴在她电脑的边上，还是不行；她曾经发表过的一篇论文，有一家杂志要她再修改一下准备刊用，但修改的结果是完全乱了，已不是一篇论文了，有的段落重复了十几遍。面对这些，我才不得不信，那不是误诊。

我请秀花再来我家帮忙。秀花是我老家乡下的一位表嫂，我们的儿子牛牛从小就是秀花带大的，笑冬与秀花的关系很好。笑冬也渐渐明白，自己确实有病了，同意看病。上海龙华医院看中医，上海精神研究所看精神科大夫，针灸，同时看三种医生。持续了将近一年，未见丝毫疗效。

马笑冬与父母、哥哥全家福。马笑冬母亲曾任北京女十中党支部书记，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

笑冬产生了厌烦，终于拒绝看病。又开始转用我舅舅推荐的偏方。我舅舅年轻时严重神经衰弱，偏方吃猪脑子治好了他的严重失眠症。秀花与市场内猪肉摊主约好，每天留两个猪脑。秀花怕笑冬不爱吃，还添加了一些调料。又吃了差不多一年，未见什么效果，加上不会好吃，就又停了下来。

笑冬以前不仅自己做各种衣服，还能折纸，用胶泥捏出各种活灵活现的人物，所以买了两大桶橡皮泥，希望能通过手工劳作，刺激她的大脑皮层，恢复一些记忆，但捏出来的东西，完全不成型了。最后只是偶尔看一下医生，但基本是抗拒的态度。

笑冬的病情一年重于一年，秀花尽心地照顾着笑冬，但笑冬与秀花的矛盾也日甚一日。原因很简单，秀花要对笑冬负责，就要定时地要求笑冬上厕所，吃饭喝水，等等。笑冬觉得约束了自己，慢慢有了对抗心理，后来发展到要给笑冬更换尿不湿的时候，总要拉拉扯扯才能换好。等换好了，笑冬又说，还是秀花对我好之类的话。但秀花对每天这样拉拉扯扯渐感体力不够了，也确实，秀花都已经70出头了。必须想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16岁的马笑冬借来军装留下纪念

笑冬的大哥宋铭枢一早就对我说过，笑冬这样的病，你自己是弄不了的，应该找一家养老院，人家有专业的护理人员。那就在上海找找看吧。上海嘉定有一家银龄养老院，当时是最大的一家，报纸上吹成一朵花。请我在嘉定工作的老朋友翁永宁去打听一下，得到的答复是，笑冬这样的情况是符合他们的要求的，但申请的人很多，需要排队。问需要排多长时间，答复是十年左右。这不是开玩笑，当时上海养老院仅有几家，就是这么个情况。

于是转移视线，到北京去看看。参观了昌平的太阳城，觉得不错。还和笑冬的老朋友叶维丽和刘伯红一起，看了各处的三五家，觉得还是太阳城好些。但没想到，这个想法不仅没有得到支持，还有一些误会出现。在上海家又坚持了一段时间，秀花的困难也越来越明显。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翁永宁和另一个老朋友胡布布告诉，曾经也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插队的顾媛夫妇退休后开办了一家养老院，说起来和笑冬同在一个旗里，可以问一下。打听下来，顾媛很热情。为保险起见，趁顾媛夫妇到苏州之际，找了一辆车，拉上笑冬，还有秀花、翁永宁、胡布布等一起，到苏州顾媛住地，请他们看一下是否能接受笑冬入院。顾媛的爱人武学斌院长（我们习惯称他武大夫）很认真地对笑冬做了检查，然后说，没有问题，可以入住。一个不知如何解决的大问题终于有了结论。

马笑冬（左）和云南兵团战友合影

2009年8月，我们的儿子牛牛到人民大学做交换学生一学期，趁便，我们两人一起送笑冬到北京顾媛夫妇开办的北京大兴区爱晚老年护养院，结束了在上海家的五年养病。我们对顾媛讲，如何护理，如何治疗，你们是专业人员，完全听从你们的安排。

爱晚对笑冬的护理也在不断调试， 开始是一人一间，后来变成三人一间，顾媛说，老年痴呆病人，虽然互相之间不能正常交流，但他们自己以为还在和别人交流，总比一个人闷在那里强。可能是北方伙食更对笑冬的胃口，笑冬的状态好像比在上海家里还好一些，病情也保持了一段时间，未见明显恶化。武大夫对我说，他也在试着用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看看是否有效，希望至少能减缓病情的发展。

笑冬的各个不同时期的同学、战友、同事、朋友，知道之后，经常来看望她。还有一个内蒙古的知青团体，带着节目到爱晚护养院，为笑冬专场演出一次。向我打听情况的就更多了。许多要我带他们看望笑冬的，我都劝说他们不要去了。据说网上还有许多帖子，介绍笑冬的情况。

这种病是很残忍的。两年之后，笑冬不能自己行走了，要坐轮椅了。又过了一年左右，笑冬轮椅也坐不住了，只能偶尔坐轮椅转转，经常是躺在床上。那时，去看她，还会对你笑笑，语言能力已经没有了，不能交流。护工说，我去了，笑冬有兴奋感。后来，很少有笑容了。但还会朝你看一会儿。后来，只有你叫她，才会转过头来看一下，用眼睛找你。再后来，对声音的反应也很少了。要用手拍拍她的脸，才会看你一眼。牛牛去看她，开始时也盯着牛牛看，后来没有了特别关注。

云南兵团宣传队，笑冬饰《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

医生说，小脑萎缩到一定程度后，出现了癫痫症状。这对身体伤害很大，弄不好甚至会把舌头咬断。2016年初左右，笑冬失去了自主进食能力，只好鼻饲。第一年，鼻饲进去的营养，比她自己进食的多，所以人还胖了一些，脸色也红润一些。但人是只能全天躺在床上，对光线，对声音，慢慢失去了感觉，几乎整天昏睡。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四年左右。时好时坏。好与坏，看药费的账单就知道了。好的时候，几百元就够了。差的时候，一个月的药费，主要是消炎药，就要五六千元。而差的时候，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谁都明白，这种趋势难以改变。所以，我们对医生说，假如发生严重病变，可以抢救，但不做开创性的抢救。所以，按照我们过去的约定，2014年我和牛牛一起到协和医科大学为笑冬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所以，我委托了我的表妹鲁小明，万一我不在北京时出现特别情况，请她帮我紧急处理。我把笑冬为我买的一套睡衣，基本没怎么穿过，交给鲁小明，作为笑冬最后穿的衣服。但鲁小明说那是旧衣服，不好，她给笑冬买了一套新的衣服和布鞋。

就是在这种既抱有一线希望，又知道大势已去的心理状态中，接到了11月29日夜张主任的电话。急急忙忙中，首先请我的插队朋友小周帮我买30日早6点的高铁票。几分钟过去了，说，没有票。再买8点的。下了单，付了钱，但没有出票。也不知道是买好了没有。不管了，天亮一早就往虹桥站赶，8点票买好了，就坐8点的车。没买好，就乘别的。

马笑冬在云南兵团炊事班

那时已是夜里12点多了，给鲁小明打电话有点太晚了，就发了个微信，问休息了没有。没几分钟，回了微信，问什么事。告诉她情况，请她给张主任电话。她和张主任约好，一早将笑冬最后的衣服闪递到爱晚护养院。再给牛牛微信，告知情况。给笑冬的小哥哥乐辰和小嫂露莎微信，通报情况。一切忙完，已是半夜2点多了。把闹钟定在5点。刚有点迷糊，一个激灵，想起一件事，清醒过来。一夜基本无眠。

早6点出发，到虹桥站的车上，接到小周的电话，告，出票了。在火车上，到了8点半，给笑冬的大哥打了电话，告知情况。她大哥很震惊，连同大嫂李悉民，马上把三个女儿，朝辉、朝霞、朝芳，都叫来了，决定全家都去爱晚护养院，送笑冬最后一程。我又电话告知张主任，我12点半能到北京南站，下午1点半前能到爱晚护养院。

在火车上，笑冬和我的好朋友林春来微信询问情况，即告，忙乱中把11点半，写成111点半。在美国波士顿的叶维丽得知了消息，告诉了刘伯红。刘伯红给鲁小明电话，询问情况。我再给刘伯红电话，告知情况。消息真的走得比人快。

到爱晚护养院的地铁上，看到昨夜的冬雪在郊外的田野上留下了，素白，皎洁。大哥一家已到，吃饭去了。我到刘大夫处，早已退休的老会计李会计也专门过来，送送笑冬。要开死亡证明，填表。刘大夫帮我要了车。大门外，见到已退休的武大夫来了。武大夫说他开车送我，刘大夫把已经到了的车退了。一阵忙乱。武大夫送我到了西红门医院。周六，许多办公室都锁了，打扫卫生的也说，没有人了。有点傻眼。忽见一个门上贴了个条，说有事可打电话，留了个号。打过去，说明意图，说马上过来。几分钟后，一位年轻女士上来，一打开门就说，电脑慢，要等一会儿。还是填表，签字，核对证件，核对文件，复印证件，足足搞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算开出死亡证明。自己拿了证明到医院收费处盖章。这才算完成第一步。

《中国青年》编辑马笑冬采访中国远洋科考船

回到爱晚护养院。刘大夫见到死亡证明，打电话给协和医科大。协和的人与我核对遗体捐献书的信息，然后提出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事项。几经说明和解释，协和方答应一切由他们去协调。这才有空我们和大哥一家，还有武大夫、刘大夫、李会计等，围着笑冬，举办了一个简易的告别仪式。

望着蜷缩着的笑冬，她以往的一个个片段，东一闪西一闪地在我脑子里出现。

婴幼儿时，父母问，你是想姓宋呢还是姓马？宋字发音难过马字，小孩自然就学语般地说了几遍马，于是从此从母而姓；及长，该取名了，她爸爸说，冻死迎风站，就叫笑冬吧；三年大困难时期，正值发育长身体，饿，中午就把晚上的定量也吃了，晚上父母下班回家，问吃过晚饭没有？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吃过了，问吃什么了？说，吃了两瓣大蒜，不辣，父亲听了，潸然泪下；初中时，文艺体育样样上劲，跳舞，游泳，体操还得过国家证书；文革初，突然通知父母，改名了，叫电锋，问为什么，说，电比雷快；母亲在一家中学任党支部书记，很快受到冲击，被批斗，剃阴阳头，这对笑冬是极大打击，以至于几十年后，一提起这一段，提到母亲，她就会流泪，语不成声；到云南兵团，在炊事班里，几个月不知肉之滋味，还要从远处挑粮食挑菜，劳动强度极大，常有要累倒的感觉，但一直咬牙挺着；文艺宣传队到各处演出，无意中听到有人议论，说这种演出还不是混吃混喝，气得罢食，谁劝说也不复食；大学后期，周总理去世，北京清明节事件，都活跃于广场，拍了大量的照片；缘于此，大学毕业后执意到黑龙江农村插队；文革结束回北京，由《中国青年》杂志老编委和林春推荐，到那里当了编辑，参与策划、组织了“潘晓讨论”；参加了中日青年大联欢，还邀请了几位松下政经塾的学生到家聊天，那个欢声笑语，两三层楼外都能听到；到西藏、新疆等地采访，参加中国远洋科考船采访；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记者；到美国，英文从零开始，边打工边学习，终于拿到社会学博士；回国，到复旦大学任副教授，还到其他学校讲课，到上海广播电台主持妇女问题的节目；回国后的第一篇论文被上海社科院评为优秀论文，获奖上海市志书一套；为做社会调查，春节期间到安徽的霍山县农村，那是安徽最贫穷最边远的地方，把回来过节的我一个人扔在上海；又到陕西安塞县调查，还想写一篇论文，题目都起好了，叫愚昧对贫穷的复制……

笑冬在云南兵团的老朋友黎晶发来电邮，张保平打来电话。她在北京女八中的同学，云南兵团的战友，迅速在网上表达了哀悼。在爱晚护养院，笑冬也挺特别，从武院长、孔院长到几任大夫、护士长，好几个护理过她的护工，都对笑冬特别关爱，她能在爱晚住了十年多，最后四五年常年卧床而不得褥疮，很说明问题。

笑冬与我的朋友关系也很好，我的插队朋友聚会，笑冬都愿意挤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聊。我的大学同学平新乔说，笑冬对他就像自己的亲弟弟一样，这是他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朋友；大学同学郭子意甚至提出，当年他们有约要看看大草原，现在笑冬病了，他要请人抬笑冬到草原上看看。笑冬这辈子好友遍天下！

协和的车按时到达。我随车送笑冬到协和。可能是到了下班时间吧，整个大楼里出奇地安静。笑冬的遗体被推进一间小房间，淡绿色的墙，奶白色的灯光，在静谧得像太空一般的地方，向笑冬作最后的告别。

填表，签字。获发遗体捐献证明，还有一个水晶纪念牌。接待人员介绍，以后，笑冬的骨灰就葬在北京东郊的长青园，树葬或草葬。长青园！怎么这么巧，今年夏天我们刚刚把她父母的骨灰安葬在那里，也是树葬！同在一个青草大地的怀抱里！那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面刻着遗体捐献者的名字，笑冬的名字明年三四月会刻上。

2019年12月4日

马笑冬到爱晚护养院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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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马笑冬，你曾经是那样美丽

（节选）

作者：冯敬兰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叶维丽, 马笑冬

我第一次知道马笑冬这个名字，是在十几年前。我的好友、初中同桌叶维丽从美国回来探亲，带回一摞活页本给我看，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关于个人成长史的三人谈。三位都是文革中的在校生，叶是师大女附中66届初中生，马笑冬、林春二位是女八中67届初中生。三位父母同是抗战时期加入中共的老干部，三位都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文字资料是叶维丽根据三人多次聚谈的录音整理的，看上去真费了不少精力。

后来听说林春移居英国，如今已是学术成就斐然的社会学家。马笑冬1999年回国，定居在丈夫的家乡上海，被复旦大学聘为社会学副教授。叶维丽至今仍在美国教书，并根据当年与马笑冬的交谈内容写成《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一书，由新华出版社2008年出版发行，副标题是出版社另加的。

近年我多次听到叶维丽提起马笑冬的情况：她的抑郁症相当严重。她已经痴呆了。她不认识我了。她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弯得像虾米……叶回国探亲，忘不了她的这个好友，几次去上海看望马，眼见着马的健康情况急转而下，她的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没想到从美国留学回来，定居上海的马笑冬，竟然住进了我的校友夫妇开办的护养院。

马笑冬初中同班同学拿着书给她看，里面有她的青春往事

马笑冬的初中同班同学、好友佟芮，拿着书给她看，里面有她的青春往事。

虽然事先已经了解到马笑冬的情况，可是当我们见到她时，我仍旧很震惊，很痛惜，很心酸。我知道我的三个同行朋友也是一样的感受。

这就是当年参与了著名的“潘晓事件”全国大讨论的美丽女孩吗？

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杂志，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1980年第五期发表了“潘晓”来信，引发了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全国大讨论。马笑冬正是“信”的执笔人。

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第五期发表“潘晓”来信，引发了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全国大讨论

马笑冬在《动荡的青春》一书里说，在《中国青年》杂志工作的9年，是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她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我在《中国青年》做的最有社会影响的一件事，就是参与发起了关于人生价值的大讨论，一般被称作‘潘晓讨论’，它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史上的一件大事。”“我是这个讨论的责任编辑。‘潘晓讨论’和‘文革’后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密切关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积极的推进者。”

做社会的良心，反映青年的心声是复刊后的《中国青年》的宗旨。从读者来信中，他们发现青年人又许多苦闷，于是就派采编人员到学校、工厂和街道，召开座谈会。马笑冬记得，在一次会上，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哭了，大家说出了许多心里话。他们最大的苦闷是社会上宣传的价值观念距离现实生活太远，宣传说要忘我和大公无私，但人人都为自己着想；宣传说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而现实生活却日复一日地平淡无味。

马笑冬是“潘晓来信”执笔人之一，也是这次大讨论的责任编辑之一

马笑冬联系的青年叫黄晓菊，她初中毕业进了工厂，一度对生活非常失望，喊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句话后来成为大讨论的标题。黄晓菊今天已是成功商人。

另一位女编辑联系的青年叫潘祎，他的文章也有动人的情节。最后，编辑部决定由写得一手秀丽好字、文章也同样漂亮的马笑冬，综合黄、潘等的文章原意，重新结构了一篇文章。她保留了黄晓菊的一段原话：“任何人，无论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当年的青年黄晓菊有这样的思辨力，也是那一代的集体缩影。马笑冬把改编后的文章给黄晓菊看，她说：“你真下了功夫。”文章在1980年5月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读者来信铺天盖地。一共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参与讨论。在国际上也有重大反响。但是，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也遇到层层阻力。在1983年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中，“潘晓讨论”被冠以提倡自由化，杂志社社长和编辑部主任都被调离。

马笑冬1988年赴美留学，在美国东北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99年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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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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