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陈凯歌：下乡时我带了十管特大号牙膏十斤糖果

陈凯歌新三届 2019-08-2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陈凯歌，1952年8月12日出生于北京，其父为导演陈怀皑。北京四中毕业后曾下乡、从军，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先后执导电影《黄土地》《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风月》《荆轲刺秦王》《吕布与貂蝉》《和你在一起》《无极》《梅兰芳》《赵氏孤儿》《搜索》《道士下山》《妖猫传》等，为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之一。

陈凯歌讲述：

曾当知青下乡砍树

十年漂泊既艰难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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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央电视台《开讲啦》

原题

青山——回忆知青岁月

1969年春天，我离家远行。临别的时候，一位不走的朋友打开地图，手指在上面走了很久，终于抬起头，把帽子往下拉了拉，问：你肯定那儿还是中国吗？

这是一片青绿的大山，在云南省。云南在中国的西南，这片不平的绿色又在云南的西南。在那儿，常有老挝人或缅甸人走过来，寻找他们走失的牛群。从边界的零号界碑算起，离北京五千公里。西南部边境的外边，越南人正在和美国人打仗。

在我的行装中，有十袋特大号的牙膏，五公斤糖果和一木箱书。书，在我去当兵时全部遗失了；糖果后来在亚热带的草舍中迅速融化，引来了大群的蚂蚁。我把糖果连同蚂蚁一起放进杯子，冲进开水。我知道这涉嫌杀生，可我的健康需要喝这糖水。

牙膏却用得很慢。如果每天刷牙一次，一袋牙膏一个人可以用十个月。为了思乡的缘故，我一日刷牙三次，仿佛这样时间就可以过得快些。可我当初买这么多牙膏却是因为再也不想回家乡了。

多年后我认真地意识到，十袋牙膏就是十袋预购的沉甸甸的时间，仿佛预示着我的命运——包括当兵在内，我一共在云南呆了七年，如果保持每天刷牙一次的习惯，我应该把最后一袋牙膏带回北京，另一袋正好用到一半。这七年中间，我回过两次家。我暗自庆幸——有人比我呆得更久，只回过一次家或者没有回过家；还有的，回“老家”了……

识字的人，受了书的感动，无论中外，简朴地走到民间，特别是乡村，教书、疗病、传教、解难，尽力为大众做一点事，自古就有。孔夫子和耶稣都做过，后来者，更是绵绵不绝。他们中间，成功者得了荣誉，失败者得了敬意，贡献生命的，被称做圣人。他们的决定不得自任何人的命令，所以不是为别人才做；他们的行为又给别人以福泽，所以也不是为自己才做。这样的人，总是少数。

而在1960年代末期的中国，却有大批城市青少年在多数不自愿又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以军事动员的方式被送到偏远的乡间。而且，他们同乡村大众的关系被颠倒过来，用毛泽东的号召来概括，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发表于1968年12月。在此后十年的时间内，总数二千万以上的青少年从大小不同的城市走向农村，这场被官方正式称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是“文革”的创举之一。

对于这场运动，说痛苦，说悲壮，说忧伤，说升华，都有之，没有定论。因为牵扯的人数过多，空间过于广阔，产生了无数或悲或喜的故事，是免不了的。有多少个故事就有多少种看法。一般的看法是：这些年轻人多少受过教育，他们的知识背景和本身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热情的幻想和严峻的农村现实之间，产生冲突，造成了精神上极大的不平衡；加上生活中无数变数，包括体力上的磨砺，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最愤懑和最勤于思考的一代，他们有求变之心，也有应变之力，可以寄托未来的。表面上看，应该不错。

但是，事实上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和史诗出现——因为，这场运动虽有民族大迁徙那样的时空规模，却没有任何文化意图上的积极意义。不是进步——因为，他们用时间和血汗换来的经验，哪怕是最成功的，也无非是农业社会的。如果创意只能从自身经验中生发，而无外来的比较，那必定是非选择的和局限的。可能的事实是，人间的苦难只磨练出了一代更加坚忍的农民而已。历史总是有得有失，但是，更加需要剖开细看的，反而是所得。

最忙碌的地方是北京火车站。每天都有几千人从这儿离开，更多的人来送行。送行的人也许明天就走，走的人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于是都哭。大家抱在一起，围成一圈，唱俄国革命的旧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起军装，拿起武器……”“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往往哭得厉害的，是送行的人；走的，反倒笑了。对厌倦了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远方即自由。我曾当着朋友母亲的面，把两条香烟塞进车窗，他的母亲那一刻却没有显出对少年吸烟的一贯愤慨。

我走的时候，来送的有父亲和少数几个朋友。我的大多数朋友和同学都先我离开了北京，从军或者去了农村。另外一小部分留在了北京的工厂或矿山，是当时最幸运的。没有被分配的，家中大都有问题，不能当兵，也不能去工厂，农村也不太愿要。我就是其中一个。眼看朋友们纷纷离去，我心里就有一点慌，知道不能靠学校了，就和几个朋友商量了一下，决定去云南。我们直接找到来北京的接收人员，一说，竟然成了，因为我们几个都会打篮球。

决定之后，我才告诉母亲。她沉默了良久，才点点头。她的想法很实际：反正要走，不如去个稍好的地方，云南比北方暖和，去的地方是农场，领工资，而且可以吃到米。十七岁出门远行，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泪水。三十年前他独自离家时，比我大两岁。车轮转动的时候，他跟着列车小跑，直至站台的尽头。我刚刚跟他握过手，他的手比农民的还要粗糙，这是劳动改造的结果。

那天，他是得到特殊的批准才来到车站的。我站在车门口，向他最后挥了挥手。他站在站台外面的阳光中，渐渐变小；铁轨很亮，耀眼，通到很远。直到这时，我的泪才落下来，像刚刚滴进去的眼药水那样多，那样不真实。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而来的地方已不堪回首。我想忘掉的，在我还没离开的时候已经忘掉了我。在我迈出脚的同时，心里却一下子空了。

火车上的四千公里穿过了八个省、市。我头一次看到了黄河、长江、平原、高原和古旧的小镇。不白的帆驮起风，慢慢驶进苍茫；不毛的山坡上，突然闪过一方绿色，像一幅画挂在墙上；一个农民张着嘴，呆看着驶过的火车，身后的乱云红得像打翻的酒坊。当我走下列车，看到一个无人过问的小姑娘浑身泥污、头发蓬乱，站在一地的泥泞中放声大哭，我知道生活这才开始了。四天的火车之后，又是四天的汽车，山路绕来绕去，像一个曲折的故事。到达目的地景洪时天已经黑透了，天空中飞满了萤火虫，让我们以为这是个童话世界。这个错觉保持到了天亮以前。

我们的农场就在景洪。景洪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一县，县城又是州的首府。傣族是少数民族之一，住竹楼，种稻米，女人着彩裙，善歌舞。这里过去是王国，很少发生战争，是信奉佛教的和平的农业民族。一九四九年，国王一家去了北京，不再回来，此后汉人渐渐多了起来。傣族的男人们少小时，就必须出家为僧至少两年，披上橘红的袈裟，在寺庙中诵经礼佛。诵经就要识字，所以出家实际就是最初的启蒙教育。又都住在一起，在佛的光辉下集体认识了本民族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史诗，人人都腰挎长刀，却只是为了生产和防身。水，是这个民族性格的象征，他们的传统节日就叫“泼水节”。四月里的一天，头上簪着玉兰花的傣族姑娘盛装了，把满罐的清水泼到来客和家人的身上，祝福幸运吉祥，满街都可以看到浑身湿透、笑逐颜开的人群。男人们则在澜沧江中竞赛龙舟，放起叫做“高升”的礼炮。“文革”一来，佛教被禁止，“泼水节”也被作为迷信活动，取消了。

云南知青老照片

农场分成许多分场和生产队，只有创建很早的分场才有瓦房，其余都是草房，散布在几百平方公里的绿色中。农场的工人大都是本省或外省的移民，原来就都是农民，却被称为“老工人”。说是农场，却不种粮食，种橡胶树。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西双版纳地区，由西藏高原挡住了南来的次大陆季风，造成了常年温润的气候和丰沛的雨量，一年只分旱、雨两季，无霜，适合热带作物的生长，尤其是橡胶的理想家园。橡胶是中国紧缺的战略物资，早在五十年代政府就规划建立大规模的橡胶园，而在一九六九年初，中苏发生边界战争时，这项建设达到了高潮。但巴西三叶橡胶树的入侵，使千年的亚热带雨林身逢厄运，十年以后，傣族的绿色家园几乎被毁灭殆尽。

我和同来的朋友被分配到农场最边远的生产队。分场新建不久，北京的来信要二十天才能送到。如果要去景洪，除了走路，只有搭乘运货的拖拉机，清晨出发，下午可以到达，所以，谁要去景洪，是一件大事。除了《毛泽东选集》，我们从队上得到的第一件礼物就是一把锄头和一把砍刀。工作很简单，就是走上山去，把眼前看得见的一切都砍倒，不管是大树或弱草。锄头或砍刀的木柄，是直接从山上砍来的，最初是象牙白色，扎手，用得久了渐渐颜色变深，变成貂皮色，电慢慢变得光滑可爱，这时就快要断了。断了换上新的，从头再来。锄尖和刀刃也磨得小了，月牙一样细细地闪着光。劳作时手心上的皮肉先是翻开——有一次，一个下山的知识青年为过客指路，吓了行人一跳，以为他刚刚杀过人，所以满手的血——后来愈合了，变成厚厚的茧，黄色而透明，可以看到留在里面的刺，好像琥珀。不愈合的，流出血水，越是疼，越要撕掉那层皮，就像爱把指甲啃出血的孩子一样。这时候上山砍树，手心就会和木柄血淋淋地贴在一起。不久，我们就可以赤脚在山上行走，或者用手指拈起火塘中的炭点烟。

我们领到一张方方的纸片，上面画了格子，贴在一块小木板上，每天开饭的时候带到食堂，炊事员用圆珠笔画掉一格，表示这一餐你吃过了。饭在大锅中煮，先倒进玉米粒，等到煮开了花，再倒进一些大米，一起煮熟了。开始时还有人把玉米粒拣出来喂鸡，不久就饿慌了，反而偷鸡，夜里煮了吃。蔬菜很少，按说不应该；不会种，雨又下得太多，都烂在地里。没有肉。常常煮一锅盐水，撒一点切碎的韭菜，盛在碗里，有一滴油浮着，叫做“玻璃汤”。美食是把从北京带来的固体酱油拌在米饭里，还不满足，就加一点猪油。猪油是家里寄来的，凝在玻璃瓶中，上面封了锡纸，熬制的时候放一点盐，不容易坏。决定放猪油之前，要想好久。因为它的贵重。有一次，我和队里的一位老工人因为受到野蜂的袭击，反而发现了一块生蜜。蜜深藏林中，厚厚的一块金黄，我们脸还肿着，就决定把它吃掉。边吃边把蜂蜡吐出来。才吃到一半，我的头开始晕眩，觉得自己变成了浑身长满了蜂刺的一只蜜蜂。我飞进厨房中喝水，之后甜甜地发着高烧，呕吐了一夜。没吃完的一半称了称，足足有三公斤。从此，当我看到报纸上用“甜蜜的生活”这样的字眼形容我们的时代，就非常有同感。

云南山深林密，毒虫出没，是历来所称“瘴疠之地”。加上气候炎热，北来的人水土不服，常患各种热带疾病不说，全身往往出现斑疹，先是发红、搔痒，接着就开始溃烂。开始以为是蚊子咬的——因为没有电，油灯又太危险，晚上大家坐在蚊帐中，只好用嘴咬住手电筒，腾出双手来“啪啪”地拍打。因为成功率很低，而且房间相连，一幢草房中就彻底鼓掌，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好像在看什么好戏。终于有人悟出了其中的幽默，笑出声来，引得大家都笑，手电筒从嘴里掉在床上，“彭嘭”地响，暂时忘了蚊子——后来发现不对，不光是蚊子的错，就在全身的伤口上敷满浸了药膏的纱布，一时间，反倒真像是战场归来的英雄了。那时，大家喜欢打赤膊，穿短裤，伤好之后，一只只活像金钱豹。

云南橄榄坝农场知青在居所前的留影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竹子。尤其要盖房的时候，更要砍竹。砍竹要在雨季，旱季的竹子会被虫吃。竹子很难砍，因为是丛生，要砍就得一齐砍断，青青地扛下山来。削去竹枝以后，放在地上，用刀尖在竹身上纵着砍，最后一刀破开，再削去里面的竹节，就变成长方的一整片，竖起来就是墙，铺平了，就是床板。一节竹子，顶上打个洞，灌进米和水，再用芭蕉叶扎紧，丢进火塘，满室清香，也好吃。常年和刀打交道，免不了受伤，经常有人白着脸从山上跑下来，捂着的伤口渗出血来，用纸烟灰敷住，仍然渗出血来。我的手脚就有这么几条纪念，日后和姑娘们吹起人生，有了本钱。

夜里躺在黑暗中，看得见屋顶茅草缝隙中的大星，听着远处林子里麂子凄凄的叫声，偷偷掉过泪，梦中全是故人旧事，想想天还要亮，心就发慌。我学会了抽烟，能把烟蒂倒卷进嘴里，再把燃烧的烟丝吐到地上。扣除伙食费，一个月可以到手人民币二十元，够买五条不错但不容易买到的香烟。我回家探亲，母亲才摸到我的手就哭了。我再离开，朋友们把普希金的诗写在我的本子上：“不要说玫瑰已经凋谢，要指给我们看，百合花正在开放。”我收下，致谢，没好意思告诉他们，我的日子和玫瑰、百合都不相干。

在我们之后，陆续从上海、昆明和重庆来了更多的知识青年，其中大多数不过小学毕业，十五六岁，也算是有知识的人。每次来了新人，都要开欢迎会，说些“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话，照例赠送《毛选》、锄头和砍刀。他们的到来，使星期天场部卖米粉的地方更拥挤了些。在我们之前，队里已经来了一批知识青年，大约比我们早到几个月，一律是女生，来自北京同一座女校。一样上山，一样砍树，和男人没有什么不同，恨不得变成男人。美丽，仅仅因为年轻。

可她们到底还是女人，就给男人居多的生产队添了许多快乐，特别是单身男人，很有些想人非非，不吃饭的时候，也有口水在嘴里响。我和她们中间的几个，成了很好的朋友，因为家庭相似，都有问题，似乎因此就更有话说——薇，我却不认识。在我的印象中，她很沉默，有一双固执的眼睛，短发，算不上漂亮。只有一次政治学习的时候，我坐得离她很近，她的眼睛一动不动，满是对面青山的影子。

我到生产队以后几个月，她就疯了。和我一样，她也是十七岁。有人说，她不疯，因为在她的床下发现了一张被撕破了的毛主席像，上面涂满墨迹。检举她的，正是同住一室的同学。事情就是由这个发现引起的。说她疯了的是医生，他确信薇曾经在北京看过精神病大夫。而她本人对这件“重大的反革命案件”的态度，似乎使双方的看法都加强了。她平静地承认事情是她做下的，看不出惊慌或负罪。她说：我最爱的，是我爸爸。可是他被送到农村“五七”干校去劳动。

图片来源新剧网

双方继续争论：

——疯子不会说这么清醒的话。

——疯子才敢说这么不清醒的话。

都对。

——你认为她的话很清醒了？

……

——你没说同样的话，仅仅因为你不敢？说她疯不疯无所谓的是公安局。她被宣判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三年，监外执行，强制劳动。在这之后，反对的人也同意她确是疯了。而想把政治罪责归咎于生理疯狂的医生，改口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她就算是疯了。在一连串斗争会之后，她被迫迁入一个草棚单独居住。当地人对“反革命女学生”的好奇渐渐消退，她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又过于平凡，几乎没有人再留意她的存在。到她真疯的时候，人们反而记不得她是怎样、为什么才疯了的，好像她从来就是个疯子。

因为森林，我们初到的时候，这里几乎还是一块净土。旱季，特别是冬天，大雾起自午夜时分，仿佛周天彻地的幔帐，遮了山林的睡容。清晨起身，如在玻璃球中行走，树影依了远近，深浅不同，都还在梦里。樵夫的板斧，牧童的牛铃，湿湿地敲破广大的寂静，看是看不见的。假如此刻擦亮一根火柴，是蜡一样的小小一朵橘黄，定睛细看，有无数小小水珠抖动着跃过火焰，尖叫一声，又逍遥着去了。这时走上山去，在天地的一色中会欢欣到不知怎样安置自身才好，欢欣之余，又顿生幸福苦短的无奈。

往往，雾越大，天越晴得好，破雾的时候，几乎壮丽。先是觉得头顶一片暖意，像有一把金霜凌空撒下，接着，雾就融化了，快到人还没有醒过来，身已在灿烂中，世界新鲜得好像昨夜才刚刚铸好。夏季，多雨。有时还来不及从山上跑回队里，暴雨已过。站在高处一望，树都绿着，绿得各自不同，隆隆的残雷声中，天地间到处都是水珠滚落时的闪闪反射。

地面的水洼，无论大小，都聚满了大群蝴蝶，翅膀颤颤地扇动，不飞去；雨水聚成细细的泉，沿着藤蔓流下，汇成一个个小潭，一弯弯小小的虹把潭罩住，手伸进去，就变成七色的了。更不用说天空中的大虹。夜晚，残存阳光不知何处去，徘徊倘徉，花朵一样懒洋洋地开放在一切景物的边缘，伸手却什么也抓不住。这样的夜晚在山路上行走，虽然提着砍刀，也会被认为天使了。

在林中劳动是一件辛苦的事。即使不砍树，走路也要带着刀，砍开纠结的藤蔓，防备草丛中的毒蛇。竹根腐朽的地方往往藏着巨大的蚁窝，不小心踏上去，会招来蚁群的攻击。山蚁呈红褐色，体型很大，列队爬过朽木时景象壮观。最讨厌的是山蚂蟥，虽不如水蛭大，叮咬之后，血流不止，经常弄湿裤管。女人们尤其要穿上蚂蟥袜。砍树的时候要先看长势，才决定在哪里下刀。遇上黄梨等硬木，一刀砍下去，虎口震得生疼，而且要开很大的口子，树才倒下去。偶然碰到龙血树，不知轻重的生手会溅满一身鲜血般的汁液，树身又很软，犹如人的身体，寒毛会“嗖”地一下立起来。

但是，在我能够用手中的刀砍倒一棵一棵大树的时候，我肯定了自己。我不再恐惧。千百次运动后的手臂鼓胀起来，血液在脉管中畅快地奔流，一种不仅是物质的东西在我的身体内暗暗生长起来，渐渐有力量。同时，一些过去同我深深重合的影子渐渐离我而去。我坦然起来，感到一阵轻松，犹如感冒突然间全好了一样。人长大原来也只需要一个瞬间。我开始信任自己，那很像小时候打篮球，突然有一天能够摸到篮筐，却弄不清什么时候有了这能力。我不必再从别人的瞳孔中去证实自己的影子。劳动使我健康起来。

有许多次，我坐在林中砍倒的树身上，深深地吸一口烟。风从林子深处吹干了我头上的热汗。眼前视野开阔，远山一层淡似一层，在阳光和云的游戏中忽明忽暗。我和身边的一切没有区别，都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我知道我找到了一个友人，它很宽大，足以容纳许多生命。我并不对它娓娓谈情，只是倾听和注视。它也并不溺爱我，只是暗示。这是一个生和死并存的世界。死亡的迹象惊心动魄：一些巨大的古树已经腐朽，厚厚的腐叶层上每天铺满新的金黄；可同时地下窜出尖笋，枝头长满新芽。死，透露了自然的本意：生命重在过程，目的却仅在次要。新生令人想到无限；可它的蓬勃热烈又决没有哲学的酸腐。

阳光下，万物并荣，生而复死；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没有两棵树完全相同，自由就是它们自己。而在山下不远的人间，真理、道德、秩序却像鱼刺一样苍白、贫瘠、抽象而悖理，我每次在村后小河中洗脚，都会有成群的小鱼啄着我腿上的伤口，使我得了抚慰；我走上山去，用手指触动大株的含羞草，在叶片收拢的瞬间，意识到尊严；一片黄叶，在溪水的转弯处久久盘旋不去，让我懂得了命运。

若说人人都需要欣喜或忏悔的去处，山林就成了我的教堂。在阳光和绿叶之间，我头一次有时间回首，想起受难的父亲、病中的母亲和尚小的妹妹；想起我的同学和朋友；所恨和所爱，侮辱了我的和我侮辱了的一切，禁不住失声而泣。在大自然接纳了这一切之后，我觉得心慢慢沉下去，沉到它该在的地方，同时问：我是谁？我对我是谁感到满意吗？我慢慢知道这个问题的严肃，走下山去。

我几次碰到薇。她的衣服已经破烂到遮不住身体，被剪去的头发还没长齐，蓬乱着。她脸上污黑，对我痴笑。她从山上走下来，怀里抱着一段芭蕉树干。她不吃食堂的食物，住在风雨无遮的草棚中，守着仅有的一只木箱。夜里，她开始凄厉地嗥叫。

我相信，当年的知识青年都从大自然中得到过什么，特别是心灵方面。我们的所得，对今生的影响很难直接估量，许多人只是不自觉罢了。而自然付出的宽大和善意，所得的回报却是毁灭。在一九六九年开始的大规模垦殖中，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效益的行政命令，一道接着一道。随着大批知识青年的到来，“会战”一个又一个地展开。在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每天有数万人上山。这直接就是屠杀：刀锋过处，百年老树和新生的嫩草都被砍倒，远处回响着炸毁树根的爆破声。在硝烟中倾覆的蜂巢里，飞出失了家园的蜂群，疯狂地报复。

故事之一是：被蜂群追逐的一个知识青年，从山上逃到山下，又跳进河水，在探头呼吸时被活活叮死。事后，盖满了整条河面的蜂群顺水漂流，和牺牲者同归于尽，显示自然法则的多情与严酷。被砍光的山坡上，万木横陈，在近晚的血红天色中，现出战场阵亡者的悲壮与无奈，经过一个旱季，已经全无绿意，变成了一堆堆干柴，遍布了几百个山头。记得有一次，整个农场统一烧山，我们从山上下来，都聚集在分场的门口。那天庆祝“会战”的胜利，因而有酒。整个下午，高音喇叭都在广播放火的时间，大约下午六点钟，点火的命令下达了。我们喝了几口酒，都走出来看。小说家阿城事后在他的名篇《树王》中描绘了当时景象：

——太阳将要落山，大家都出来站在草房前。队长和几个老职工点了火把，沿山脚跑动着，隔一丈点一下。不一刻，山脚就连成一条火线，“劈劈啪啪”的声音传过来。忽然风起了，我扭头一望，太阳沉下山峰，只留亮亮的天际。风一起，山脚的火便振奋起来，急急地向山上跑，山下的火越大，山头便愈黑。树都静静地躺着，让人替它们着急。

火越来越大，开始有巨大的爆裂声，热气腾升上去，山颤动起来。烟开始逃离火，火星追着烟，上去十多丈，散散乱乱……火中一棵大树腾空而起，飞到半空，带起万千火星，折一个跟斗，又落下来，溅起无数火把。大一些的落下来，小一些的仍旧上升，百十丈处，翻腾良久，缓缓飘下。火已接近烧到山顶，七八里长的山顶一线，映得如同白昼……山顶，极小的一只麂子箭一般冲来冲去，刚刚腾跃起来，半空中划一道弧，刚一落地，又扭身箭一样地跑……麂子终于不动，慢慢跪了前腿，头垂下去。大家屏住气，最后看一眼那麂子，不料那生灵突然将身耸起，头昂得与脖子成一竖直线，又慢慢将前腿抬起，后腿支在地上，还没待大家明白，便箭一样向大火冲击，膛起一串火星，又高高地一跃，侧身掉进火里，不再出现。大火刹时封了山顶，两边的火撞在一起，腾起几百丈高，须仰视才见。那火的顶端，舔着通红的天底。我这才明白，我从未真正见过火。也未见过毁灭，更不知新生。

山上是彻底地沸腾了。数万棵大树在火焰中离开大地，升向天空。正以为它们要飞去，却又缓缓地飘下来，在空中互相撞击着，断裂开，于是再升起来，升得更高，再飘下来，再升上去，升上去，升上去。热气四面逼来，我的头发忽地一下立起，手却不敢扶它们，生怕它们脆而且碎掉，散到空中去。山如烫灼一样，发出各种怪叫，一个宇宙都惊慌起来。

大火熄灭之后的早晨，我走出草房，伸一个懒腰，臂却在半空中停住了。世界变得简简单单：天上空荡荡的，没有风，没有云，很蓝；山丘小了，夜一样一个连着一个，黑得几乎虚无，像是被覆盖了的尸体，隐隐约约，一直排到天边，偶尔有远树的残桩，在天地之交不动，如同平面的舞台布景。阳光很好，不再有雾，静得瘆人。

我们提着锄头走上坡，脚下的感觉像是踩在松脆的皮肤上，我们走得很小心，生怕比我们更轻的山会突然塌下去。我们用锄头开挖梯田，样子好像在找寻遗物；挖了许久才看见红土，红土还温热着，凝固的血一样“哗哗”地流下去，盖住了一部分黑色，留着另一部分。我们又在梯田的中央挖出一个个宽、高八十公分的正方坑，叫做“穴”，正好可以蹲下一个人；就像在切开的肌肉上又打了一个个洞。然后，从苗圃里移来尚无生意的橡胶树苗，植入穴中。远望，旧日的青山仿佛插满图针、解剖过的一具具尸体。

我们终于消灭了原始森林中千年的腐败，把大自然改造得同我们一样了。天地间不断循环的水分——曾经牵着森林，在昔日无霜无风的亚热带中翔舞，养育了无数生命，更包括人类——今日已不再润泽一切。自然生态平衡被粗暴地打破，生命的链被盲目地切断，终于招致报复。不久就传来霜冻和风灾的消息，在一些农场，被冻死冻伤的金鸡纳霜和橡胶树苗在狂风中倒伏了。

薇是彻底地疯了。她常常独自走上山去，回来以后就坐在草棚的地上，沐着一片枯涩的阳光，更显出脏来。她的身体靠在那只木箱上，吃着切成片的芭蕉树干。她仍然算是队里的职工，会计因为害怕走近她，就把她的工资扔在草棚的地上。钱被队里的孩子们拾去买糖。她的衣物被成人拿走穿在身上。人们起初被她深夜的嗥叫惊醒，走出去制止；还叫，就用绳子把她捆了，打过。之后，就由她去叫，渐渐不再愤怒，也不再走出来——习惯了。

在群山还是一片青绿的时候，北京又来了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知识青年。因为曾拉手风琴，就留在了分场部，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没有分配到队上。我和他经常走动，慢慢成了朋友。他的琴确实拉得好。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早晨，他都抱着琴，走到草房后的空地上去，他的头顶上就是晨光初照的森林，常有很白的云低低飞过，在我们眼前化了。他坐在一把木椅上，低着头，在琴声响起之前，像是睡着了，直到他的右手被阳光照亮，才开始在黑白之间飞奔起来，引得不知名的鸟在林中深啼。他拉《杜鹃波尔卡》、《云雀》和《在水波上》。听众中真正懂音乐的，是我的另外一位失恋了的朋友。

记得初来的时候，他常常和他的女友一起，在晚会上用小提琴演奏革命歌曲。他在掌声中鞠躬，脸在汽灯下笑着。后来，他的女友离开了他，而且去了省城昆明，和我们不是一回事了。他是上海人，家却在北京，也算北京人。因为有病，他就很瘦弱，脸细细白白，双手如绵，也很白，女孩子一样，却有一双愤愤的眼睛。他的病起初在肺，咳嗽，有时吐血，后来到了肾，加上手软，劳动时就很不行，队长就常提到他的“资产阶级”家庭，作为批评。

在他的女友走后，他经常一人在分场门前的土路上走来走去，时间总在黄昏。他走起来很快，不像散步，而且一定在同一地点转身往回走，就有人议论说，农场又多了个疯子。晴日的傍晚，万木梢头的光线像鸟翅渐渐收拢的时候，天上的云就愤怒起来，渐渐变成血色。在这样的时刻，他会突然停住脚，举起双臂，又放下；走几步，再把两臂平平伸展开，像一具钉在路面的十字架。之后接着又走，直到天黑才回来。我终于忍不住，问他想些什么。他看了看我说：他盼望会有一辆拖拉机开过来，从背后撞死他。我问他是不是因为失恋，他忍住咳嗽，指指胸口说，不完全是；他说他太丑了……人太丑了。

我突然明白，他所说的丑，乃是相对于自然。

——走出城市蛙鸣般的政治，自然界是太新鲜、太明亮了，囊括其中的生命形态洒脱奔放，同人间的秩序相较，对比又是太强烈了。每日感官所触，受到震撼与感动。久而久之，成了精神的庇护和寄托，仿佛无意中同肉体达成了默契，只说不出罢了。自然界的影响，使我们看到人事的荒谬，但我们仍是铁砂，终于无法彻底解脱。这时，思想就仿佛走上空中的绳索，又无退路，一不小心就会跌落下去。所以，我的多感的朋友，只有用在我看来如同哈姆雷特一样的身体语言，诉说他对生存的困惑了。事后我突然想到，薇的真正发疯，一定是在山林毁灭之后。我也意识到，她的疯狂道出了我们的处境：一边是暗示着生命初衷、不断更新却被毁灭了的自然，一边是她守着的木箱，里面装我们的真理、道德、文化，而在两者之间的她，就是我们——人类——的象征。

1972年，薇终于被送回北京治疗，我当时已经当兵，不在农场了。陪她回去的，是我当年心中所爱的姑娘。她从北京写信给我，提到薇，言语支吾。我回信追问，她才告诉我，检查和调查的结果是，薇在农场曾被强奸多次。我竖起耳朵，终于听懂了几年前午夜过后的嗥叫，想到强奸者就混在深夜跑出来怒喝的人群中，想到她被绳子捆住之后会发生的事，全身的寒毛一下子立起来，愣了很久。为了我在那些夜晚的冷漠和麻木，直到现在我仍然厌恶自己。很多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位美国友人站在户外看星，又清晰地听到了从记忆中传来的嗥叫声。我对友人说，活在地球上的，不过是我们在其他星球上的影子。她斜着看了我很久才说：你是说，所以我们才这样黑暗？

烧山以后的一天，我下山的时候在焦黑的山坡上看到一朵花，让我很诧异。花是黄色的，孤零零的，下面有叶，一瓣已经快要枯萎，其他的盛开着。我忽然想到什么，想了很久，却不知该给我想到的事物一个什么样的名称。不想的时候，突然明白，我曾想到的，是人性。此后的许多年里，我渐渐懂得，人性也是植物，需要在美好——诸如水和音乐——环护下，才有清香。我们当时的人性，是在泥污里再三被践踏，又被阳光晒枯了的一条裤腰带。又想到，那花的种子是风带来的。没有风，烧焦的坡上就什么也不长了。

1970年岁末，一位十六岁的上海知识青年砍倒了一棵大树，又被树压倒。树太大，倒下来的时候，天似乎缺了一块，就那么空着。抖动着的枝叶把他遮盖住，找不到了。——他被压在大树的副干下面，发现时全凭了他发自胸腔、猫一样的哮喘声。因为无法动用刀和锄，人们只好用双手刨开他身下的泥土，磨破的手指上沾满血和新鲜的泥。他死在去农场卫生所的路上。被砸碎了的身体没有出血，蜡一样的洁白。

事后，农场照例请死者的家属来一趟，表示歉意，虽然他的尸体在没有冬天的西双版纳已经被早早地埋葬了。来的是他的父亲，约莫五十岁，看上去更老一些，花白平头，微胖。他在上海的大工厂，好像是炼钢厂工作，是无产者。来了以后，不哭沉默，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儿子出事的地方。去的那天随行者很多，大都是知识青年。

那是山中的一片谷地，天空还缺着，砍倒的树静静的还在，只是枝叶都枯萎了。大家都不说话，父亲默然站了良久，祭奠工友似的，摘了帽子。他走过去，蹲下，用手摸了摸树身，扭头问：是他砍倒的吗？有人回答了：是。父亲说：噢，是他砍倒的。

他又转过头，手在草丛中摸，摸出来的，竟是一把砍刀，已经锈了。有人识得，说正是他儿子的，那天大家都慌，顾不上，忘了。父亲用眼睛把刀看了，在手上掂了掂，站起来，问：树还要砍吗？大家回答是，在一日就要砍一日，这就是生涯了。他屈着手指，指定了大家，又放下，说：那，以后小心了。

我记得，在场的，都哭了。

直到离开西双版纳，父亲没有再说别的，只带走了那把刀。他的安详，使我明白，他把死去的儿子看作劳动者和创造者，而非笼统的“政治牺牲品”，如后来人们所说的。他没有抱怨什么；悲伤，又满怀敬意和骄傲。我永远记得那个总是把砍刀扛在肩头，鹿一样在山上奔走攀援，能砍倒大树的瘦小孩子。他死在劳动中，所以几乎像战士。“文革”以后，当我看到那些充满怨言的“知青文学”时，我对自己说：嘿，他们把一个人第二次杀死了。在我渐渐懂得，艰难和困厄乃是普通中国人的正常生活之后，触动我的，反而更多的是力量。

和我两年中朝夕相处的农民们，并不相信需要等待的“天国”。他们宁愿种下同样需要等待的橡胶，用粗糙的手握住时光，磨短自己的生命。橡胶树长成之后，他们用胶刀割开树身，白色的乳胶在日出前一滴一滴流进胶碗；也许在橡胶树长成之前，他们已经死去，被埋葬，像山上的树一样。我们曾经自以为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结果什么也没做成。除了少数做过教师的，把一些汉字和数字教给了他们的孩子们，使他们在将来，可以做一些在山上放火以外的事情。我们在他们的生活中，始终是局外人。而我们从他们，至少学会了谋生的手段，安顿下来，在劳作中领悟到一点过去不懂的生存的真意。

回想那两年中发生的事情，真正能称为快乐的，很少。但我们却常常快乐着。竹子青青地就砍下来，做成水烟筒，枪似的端着到处走，竹筒的开口很大，吸的时候须侧着脸，像在倾听赞扬，然后把得意和烟一起吐出来。夜晚举行的“精神会餐”，大家围坐在油灯的灯影里，把各种吃过没吃过、听过没见过，或者干脆想象出来的食物讲得像鬼故事一样惊心动魄。一封家信会读到像绢一样软，青橄揽似的久久回味，要是收到包裹，那就是节日了。我也开始恋上一位姑娘，却总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只能心中暗暗欢喜着。——太多的期待，就像虽说破旧的衣服上却绣满了花。

队长姓刀，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有一张典型山地人的脸，笑或不笑都很突然，却没有做过警察。他的民族叫碧药，美丽动听，人数不多。也许因为日常生活同刀的关系太密切，取汉名时就指刀为姓，要不就是原名的直译，乍一听，怪吓人的。有一天，他刀一样地走过来，约我三天以后到他家吃饭，说是终于找到了原料，做得出真正的“民族风味”了。

我很兴奋，准时去了，而且事先摩拳擦掌地想象一番。他也才从山上回来，邀我在火塘边坐下，郑重地洗了手，又郑重地打开锅盖——锅却是空的。原来，他的娃娃们已经把“民族风味”吃光了。他撵着要打，被我拉住了。我看着空锅，突然笑起来；他起初红着脸，后来也笑起来，突然收住，接着又笑，笑得前仰后合，许久才停下来。

少数民族是最讲信誉的，临走，他保证再为我做一次，而且要在锅上装上一把锁。直到离开农场，我仍没有吃到“民族风味”，不知那究竟是什么，也许他再也没能找到原料。十七年以后他重提这件事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早已忘了的，他仍然记得。他邀我去他家，说现在什么也都有了。因为忙，我不能去，就说：下一次吧。他看着我，说：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1986年秋天，为了寻找影片《孩子王》的外景，我又回到了西双版纳。我就是这一次见到了刀队长，而且决意要去看看我的生产队。

沿途已不是旧日风光，公路两旁的山坡上长满了橡胶树。年老的，树身上有整齐的刀痕，挂着胶碗；年轻的，还没长成。正是落叶季节，梯田带上竟也有枫叶般的鲜红。但往日幽深的原始森林已永远不再了。分场的房舍似乎曾经新过，现在已经破旧了，门口已添了卖冷饮的小棚。“丰田”旅行车在这儿仍不多见，引来了围观的孩子。车子开到生产队的时候，我竟然心跳得很快。

队里的布局没有变，只是围着场院的变成了几排瓦房。据说是一场大火烧光了所有的草房之后，新盖的。墙上的白粉已经脱落，黑瓦上长了绿色的苔。那天是假日，院子里许多人，或坐或立，娃娃们永远跑来跑去。我发现，一些老人早已死去；当年和我们一同上山干活、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早已做了母亲，脸上也有了皱纹，渐渐老了；孩子和母亲长得很像，使我恍惚间觉得时光倒转了。

我被邀入厨房喝茶。厨房还是草舍，仍须低着头才能走入。里面很暗，地上散乱着大堆玉米，金黄或紫色的；老人们坐在地上，用手握着两根玉米，互相摩擦脱粒，一如当年。光线射进有缝的竹墙，割开淡蓝的烟气，把人映得像一尊尊佛。灶内火光熊熊，柴烧得旺，不时爆竹似地响一声；烟气上升，吹拂梁下结成穗的灰，空气辛辣而芬芳，茶很热，也很苦。一条狗走进来，大大地张了一下嘴又走出去。娃娃们聚在黑暗中，眼睛很亮地盯着我看。我突然觉得似乎从来不曾离开过这里。

我在下车之前对同行的人说，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谁。——十七年过去了，我又长了很长的胡子。我穿过场院，走到队后的小河边。河比记忆中的窄了些，对岸的苗圃中有一缕清烟。我走回来，终于忍不住，问：你们可记得我是谁？人们低下头，静了一会儿才说：你就是那个陈凯歌。当时，一树我在的时候还没有的红花在铅灰的天空下怒放，一个早已失去树身的树墩在娃娃们的屁股下磨得很亮。我知道，他们将留在这里，守着橡胶树。树死了，他们会种上新的；人死了，还会有新一代接上。“天国”仍然需要等待。

我在来美国之前整理旧物时，偶然翻到一本日记。写尽了悲喜的本子中夹着许多蝴蝶的标本，是农村生活的闲暇所得，因为不会处理，弄脏了本子。忽然我觉得这些残破的翅膀，包括那些污痕，恰似我在农村的生活，是可以横看、竖看的。用黑泽明的话说就是：我的青春无遗憾。

1971年，一名陌生的军人走进我正在午睡的草房。他问我：你就是会打篮球的那一个？我回答：我正是那一个。他又问：你愿意当兵吗？我说：我愿意。他说：好。明天一早就走。我说：好。明天一早就走。恰是那天下午，我所爱的姑娘从北京探亲回来，我庆幸终于能在行前见到她，但我们还是没有时间和机会单独在一起话别。第二天早上，她没有来送我，因为那会是一个困难的告别。我再见到她，时间已经又过去八年。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上千万的知识青年终于以各种方式陆续回到了城市。他们走了；又好像从来不曾离开似地回来了。他们站在熟悉的街头，做梦一样弄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再也没有想到，十年追寻的终点竟就是起点本身。他们一直走在上面的，是一个圆。当他们再次站在起点上时，鬓边已有华发。他们把过去留给了田野，而将来可能是另一个圆。他们想得到的，可能就和他们并肩站在也是终点的起点上，却隔着时间的界限。他们不知道能否再走完这个圆，也不知道在走完之前，那期望是否已经消失。

他们茫然若失，徒然意识到他们在农村的根已经长得多么粗壮，却不得不在城市喧嚣的暮色中再次成为局外人。在知识青年大撤退的时候，许多地方出现过相同的情形：为了减少旅途负担，他们在临行前把木制家具，特别是衣柜，抬到公路边低价出售或干脆弃置了。这些数目庞大的家具，五颜六色，成为知识青年生活最后的展览。

我的一位定居云南的朋友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他买了一个衣柜准备装上卡车时，却发现衣柜里蹲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手里拿着的纸上写着：我的妈妈爸爸回城了。我不能回，因为我没有城市户口。带着我，他们也不能回。我不哭，是个很乖的孩子——我的朋友是个心肠很硬的人，说到这儿，说不下去。当他抱起这个男孩，沿着长长地排列成两行的家具，仿佛参加一个葬礼一样走去的时候，果然不哭的孩子，伏在他的肩头，始终回望着他的父母离去的方向。

我的朋友和同学张晓翔，1970年死于黑龙江省嫩江平原的农场中。死的时候，正是北国的冬季。他与我别后，亦即他生命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去我以为他去了的河南，而去了更远的北方。为什么？我不知道。到我得知死讯，他坟前的青草已经荣枯五度了。我曾于无意间翻到一只当年写给他的旧信封，地址就是河南的那个，里面却没有信。我一直疑惑，为什么写了信封，信反倒没有写？可当时情形，是怎样也记不清了。后来细看信封才恍然若悟：那上面的日期是1971年——那时他已经不在人间。我点了一簇火，烧掉了那个信封，灰烬向上卷曲，像一个慢慢绽开的笑容。

他死于一种叫做“出血热”的地方病。据说确诊的病人，只须在尾骨处刺破，放出一股黑血，就可痊愈。而他被误诊为重感冒，在持续高烧之后，进入弥留。当时，有几位四中的同学围在身边。其中一位告诉我，晓翔临终前几月念念不忘的，竟是一份在“文革”中发行过、后来停刊的小报，叫做《解放全人类》。

借口“出血热”是传染病，他的尸体一度被农场的负责人弃于深雪，后来朋友们找到，殓入棺木，暂时放置在一个浅浅的坑中，因为即使用尖镐也刨不开深深的冻土。整个冬季，他的面容在松涛和大雪中栩栩如生，嘴微张着，显得有些焦虑，仿佛等待着春临大地时的复活。

安葬的日子是在暮春的一个下午，来的还是那几位同学。墓坑挖好的时候，天已黄昏，周围春深似海。纷披了新叶的白桦像一队远近走来的嫁娘。空中有成群锐叫的燕子，泥土中的热气醉了似的升起，远山淡淡地紫着，夕阳把山坡照斜了。朋友对我说，这时匆匆走来了一个姑娘，是知识青年模样，却没有人认得。她先是把一丛野花散入墓内，祭奠了，又取出一篇诔文，在棺木前念了，诉说晓翔的平生事和她的抱憾与怀念。诔文是韵文，听上去有些怪，要不就是她太平静，却仍有几滴清泪。事情做完，并不和谁打招呼，匆匆地又径直去了。

男人们先是惊奇，后来悲伤，扶着锄头呆立，终于没顾上招呼，也不知该从何问起，让她走远，消失在远烟暮色之中。更令他们诧异的是，晓翔生前从未提起有过什么女朋友。其后的每个清明，都有相同的野花在晓翔的墓前烂漫着，然后枯萎，如是者八年。也许到了第九年，她回城里去了。讲故事的朋友终于不认识她。

我问他为什么不问一问，他看着我有些诧异，短短地笑了一声，说：好比她投在墓里的野花，叫什么名，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是谁，当真那么要紧吗？我们——包括那女孩——和晓翔是同时代的人，要说我们和他的不同，那只是：我们失败；他死了。

由于那八年间墓前野花的盛开与枯萎，我起初感动于人性的美好在黑暗背景下放射出的固执光亮，此刻却忽然领悟到：那姑娘谁也不是，甚至可能从来不认识张晓翔，唯其如此，她投给晓翔的野花，无意中祭奠的，竟是一个时代。

一个诗人这样总结那个时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另一个则说：“我要用手指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我要用手掌托起那太阳的大海，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般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后者后来疯了。他出院以后在一家研究所找到一个看门的工作。用套在手腕上的橡皮筋套住一束束报纸，从小小的窗口伸出手去，交给经过黑暗门廊的过客。

选自陈凯歌著《少年凯歌》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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