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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黄为忻:从上海到云南,一次改变一生的远行

黄为忻 新三届 2019-06-06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1969年在云南

        

黄为忻,银行家及金融学者,荷兰ERASMUS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大MA,日本国际大学MA,九十年代初起二十多年,在荷兰任职于荷兰银行(ex-Foritsbank), Rabo bank, 任新兴市场主管,贸易和大宗商品金融主管。最近著作有:Institutional Banking for Emerging Markets ( John Wily &Sons  2007), Principles and Practiceof Commodity Finance ( Euromoney 2015). 译作全球银行学,为国内许多院校使用。兼任韦伯斯特大学金融学教授,莱顿大学亚太经济研究中心、马斯特里赫管理学院等特聘教授。

原题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我在打听着一个叫“临沧” 的地方。

 

在云南,那里是目前飞机可以达到的最远的一个城市。我要从那里再乘车去猛库那赛。那一带,西汉时被称为“哀牢”。

 

询问过许多人,要想知道更多的信息。得到的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你为什么要去那里?“

 

云南,彩云之南,无疑是一个旅游胜地。打开许多旅游网站,你可以看到关于西双版纳,丽江,大理,香格里拉等介绍和广告,铺天盖地。但没有临沧,没有猛库,没有那赛。

 

是的,那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要去那里?

 

人生有些日子是要被永远记住的,因为它的特殊。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就是这样的日子。那一天,我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乘火车出发,换汽车,换马车,四月一日,经临沧,猛库,到那赛——这个我至今梦牵魂绕的地方,开始了我的人生大学,或称之为“插队落户”。

 

一年多的生活在人生的长河中,无论如何是短短的一瞬间,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么难忘,以至于重访旧地成为我离开这世界前要实现的遗愿清单上的一项。

 

我想,我们感怀故乡,从来不仅仅是因为那是出生的地方。我们感怀的,是在故乡里流淌的童年和青春。而正是在那个叫猛库,那赛的地方,曾经流淌过我的青春。

 

随着时间的过去,出生的故乡也许再也不适合我了。就算老了,我恐怕也不会回去定居。我和这个城市相遇,然后分开,带着一些恨,也带着一些爱。然后和它各自成长。这,就是整个故事。

 

远行

 

那些年,城市里的大街上常有插队落户宣传车呼啸而过,很有些像今天台湾日本竞选时的宣传车,高音喇叭,伴随着鼓乐声,听起来分外凄凉,像是出殡。

 

城市青年奔赴穷乡僻壤,抵抗无疑是难免的。那些日日夜夜里,学生们东躲西藏,想一阵风过,还可以留在城市里。

 

有一天晚上,我站在街角,忽然听到广播里传来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以及最高领袖的最高指示:“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心里一紧,随冬夜的寒风往家赶。像许多人一样,我在那一刻明白,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是我的宿命。

 

差不多没有什么抵抗,我就报了名。我选择了云南,那个葫芦丝声响起的地方。是的,我能够留在上海吗?留在上海我又能做什么?

 

初作决定时还有些浪漫,脑海里浮现的是高尔基的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但细细一想,海角天涯,独对油灯,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这是怎么一种情景啊。

 

在准备远行的日子里,母亲教我如何煮饭,烧菜,如何缝被子。当看到她转身悄悄抹去眼角的泪花,我心中的悲凉是无名的。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我也无法选择什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远行的人可以特许买到一些生活用品,例如蚊帐,例如毯子。行李托运是慷慨的。我思忖带什么书走:一本英语《灵格风》课本,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让它们陪伴我度过那莫名的岁月。还有一本英语简写本的基度山恩仇记《炼狱》,主人公挖地不止,终见阳光,让我折服。这些书本跟我辗转许多地方。后来的人生证明,这些书是我最好的朋友。

 

出发

 

三月四日是一个很快的日子。我终于要对这个城市说,我要走了。

 

那一天,当时称为“上海北站”的火车站,似乎比平时拥挤及热闹。大喇叭里播送的是“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歌。那一首歌,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和其他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其中的一些人,后来早早离开人世。在天堂里听到这个旋律,会有怎么样的感慨呢?

 

在火车站台上,送行的人们在交谈着,好像平时送别友人一般。直到悍厉的汽笛“呜”的一声响起,那铮铮的铁轮冒着热风开始滚动,顷刻间,车上和车下送行的人一下子明白过来,这一次非同寻常的远行已经不可抗拒的到来了。

 

对一些人,这是与这个城市的生离死别。

 

那一刹那到来时,送行的哭嚎声撕裂般响起。最难忘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几十年了,在我印象里还异常明晰:她无望地追奔着驶去的列车,好像要把列车拉回来,风,吹起她的白发,不知列车上远行的是她孙子还是孙女。她哭倒在站台上,被两个年轻的拉住。直到今天,脑海里她撕心裂肝的样子,如电影中插入的黑白片段,愈发鲜明。我想起古诗描述:“车辚辚,马啸啸,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阑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

 

不知火车司机是心生悲情还是故意,或许他也有亲人在车上,那绿皮列车是缓缓地,缓缓地驶出这个城市。不过,它毕竟没有停住脚步,把年轻无奈的生命带向那未知的远方......

 

驶出上海后,列车上寂静下来。欢送时的高谈阔论,一概以沉思代之。一站又一站的火车停留,那些没有到过的城市,平时会使年轻人雀跃,现如今,列车上乘客心思都不在那里,因为这次,这次是一次改变一生的远行。

 

入夜,躺下来的我,耳边是火车的隆隆声。我知道我离出生的城市越来越远了。我怎么都睡不着。倒不是离开故乡的惆怅,也不是或者还没有对未来的“策划”。空白,默默的空白是当时最好的描述。

 

火车上有时会传来年轻孩子入睡时候的梦呓。护送我们的工宣队员在火车车厢间缓步巡视,在检查着,是否每个人都乖乖地盖了被子。有时,会给调皮的孩子把踢开的被子拉上,多么温暖,多么和蔼可亲。可几天之后,也是这些和蔼可亲的工宣队员,在一个叫 “读书铺”的地方,会对这些孩子中的几个扇耳光。我诧异了:第一次看到人生中有这么快的变脸。

 

到达

 

我们是三月四日离开上海,到达最终的生产队是四月一日。前后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这,当然是路途崎岖,交通不便。当时火车能够到达的是广通,铁路尽处是公路,在广通,我们转换汽车。汽车开到没有公路的地方就换马车。直到山脚底下,只有随马驮着行李,徒步爬上山顶上的村寨。

 

后来想起来,这一段路慢慢地走,也许是故意:让你慢慢地一路走来,接受最终目的地的贫瘠。这,应该叫“地差” --从现代文明到刀耕火种的“地差”。

 

是的,尽管我们有了许许多多最坏的打算,当我们的生产队长,以后日子的养育和照看我们的人,来到山脚下,出现在我们面前,微笑着欢迎我们,我们还是诧异和吃惊了。在城市青年的眼光里,用“衣衫褴褛”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黑裤黑衫,用稻草搓起的裤腰带上,别着一杆烟斗。双脚赤露,沾满一路走来的山泥。其实,我们自己后来很快就明白了,山路崎岖,对山里人来说,穿鞋是怎样一种奢侈。

 

他握紧我们的手,眼睛里闪烁着山里人的善良,以及对我们的好奇,好像我们来自两个星球。但他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

 

我们的到来,是山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云南临沧县志:“四月一日,上海知青二百九十九人到达临沧。”

 

在初到目的地的时候,大家一起在公社办“学习班”。学习最高领袖的语录,我们惊讶的是,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些最常念的语录,被“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等代替。无论文化革命的文斗武斗,这段语录,我们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也记不清小小红宝书上哪里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心里嘀咕,那一定不是好兆头。

 

果然没有多久,我们很快领悟了,这人世间,没有比吃饱更幸福的事情了。

 

公社坐落在一条街上。名字是“猛库”。知青开玩笑说,“猛库,猛苦,猛地苦起来”。虽然小,那时的地图上,却已经可以找到这个名字。现在,更是因为稀世珍宝“冰茶”的产地而名声远扬。那时候,这一条街上,每五天有一次赶集,赶集,倒是一景:汉族,拉牯族,傣族,佤族,各地各民族,五光十色,都会赶来,是以货换货,以钱换货的好时节。当时,还流通全国粮票,知青常在赶集时用来换取生活品。

 

街上还有几处我们难以忘怀的地方。一是邮电局,据说现在还在那里。当时,那里可以领到远方家里寄来的,带着温情,象征着希望的邮包和信件。二是茶叶初制所。我们从山上下来,可以在这里歇脚,并喝到免费放着供试喝的,先苦后甜的大叶茶。一说这是普洱茶的原版。我却联想不起来这两者茶味的相似之处。十年后我去昆明,特意买了猛库的普洱茶,却再没有当年那种香味和回甜了。

 

公社的食堂当年曾是我们幸福的源泉,只要象征性地付一份饭费,你可以吃到你倒下为止。当然要去公社有事办才是吃饭的理由。在公社食堂吃饭,与后来星级宾馆的自助餐,大可一比。虽然你几乎没有多少菜可以选择,而且,黑头苍蝇,像轰炸机那样嗡嗡地盘旋,不召即来,挥之不去,而且,厕所就在几尺之遥。可是,这些都顾不得了,“吃饱”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几回回,我们在山上实在太饿,分配的粮食不足以糊口,我们会徒步行走几十里的山路,到公社食堂去吃“自助餐”,连夜再摸黑赶回山上去。确实,有几次我们吃得太饱,真的不能迈步,要消化许久,才可以上路。

 

我后来完全明白哲学家所说,幸福有无数种定义,其实只是一种情景与另一种情景的对比!我的狼吞虎咽,就是那时养成的,陪伴我至今。后来在银行任职,经过多次礼仪培训,收敛不少,至少没有吸溜吸溜的发出声音,但有时用餐,每每看到食物没有吃完,就想要吃光盘 – 那就是因为我那时饿过而养成的惯性!

 

务农

 

四月一日,响着铃铛的马帮驮着我们的行李,一行五人,终于到达了山上的那赛,安顿下来。这里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最终归宿。

 

我们到达时,专门给我们用作厨房的房子还没有盖好。所谓房子,无非是在木夹板中剁红泥,夯实在了再把木板撤去,倒也冬暖夏凉,避风避雨是没有问题,据说还可以防地震。我们自己住的是一间类似竹楼的房子,下面住牛,上面住人,和平共处。本来是作仓库用,特意让出来,加一个新建的厨房,给我们五个人住。返工归来,躺在床上,有时,可以听到下面牛的呼呼喘息声,我们高兴时会引吭高歌,也是牛歌唱晚,人兽同声。

 

在山里,村民聚处一起,称为寨子。我们住的是高处,老乡称“上寨”。沿着石级路,通向一口水井,是我们饮水,烧饭,洗衣的水源。我们住的房间,打开窗户,可以眺望远山。有一次雨后初晴,放工归来,豁然听到铃铛时。我打开窗户,看到一队过路的马帮,驮着盐巴和其他东西,拾级而上。马帮的铃铛和马蹄击打石板声音,打碎了山村的静穆,远山衬托着如血的夕阳,雨后山里格外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脑海里不由自主浮起泰戈尔的诗句:“静静地坐吧,我的心,不要扬起你的尘土。让世界自己寻路向你走来”,心中会涌起莫名的感动,对生命,对自然。

 

因为好像有无数的时日在前面,年轻的生命是丰沛的,可以化解许多苦难。因为与大自然贴近,又让年轻的生命注入欣喜。

 

我们很快就开始了早出晚归的务农生活。 


常常是生产队长带着我们,穿过林间小道,去一个个山头。在参天的森林中行走,闻着林间散发的松脂气味与青草的幽香,而在一个山头上可以对着另一个山头吆喝:“啊,老李......”似乎物理书上从没有描述和解释过,声音为什么可以传得这么远。那真是WIFI。

 

云南的山地多有梯田,我们的劳作也在那里展开。满身溅满泥巴已早就顾不得了。连满腿爬的蚂蝗也不再去拍打,因为,我们明显赶不上其他农民的速度。

 

山里的人是淳朴的,看到这一般情景,就常常把我们和妇女归在一队。但很快,我们必须承担男劳力的活计。在林间搬运砍伐下来的树木,是一个大活。常常有七八个劳力,一起吆喝着前进。“一,二,三,走几步啊...”用这种吆喝来协调八个汉子的脚步。这时节,如有一个人偷懒,不仅给别人带来额外的负担,而且,因为重量的倾斜,在悬崖边上,还有生命的危险。

 

最重的活,就是直接当牛使:因为山区的贫乏,春耕农忙时,梯田的地,让现有的牛来耕,往往不够使。于是,年轻的劳力就直接来背犁了。我们知青受到照顾,两个人当一头牛。我后来看到一幅油画,叫“背纤”,画的是长江上背纤的纤夫。那一幅画,使我想起当年的“背犁”。

 

体力上的付出,在当年好像并不是十分困难。从远处看,苦难还有些诗意。只是歇工回来,怎么一个“饿”字了得。常常打开箱子,看到带来的肥皂,书籍,恨不得都变成米饭,民以食为天啊。

 

其实,“米饭”绝对是奢侈。“菜,瓜”与饭混合是常态。在第一年里,我们还有政府提供的三十斤米。羡慕死山里的村民。在城市里,这三十斤可以维持,但重体力,不见油,就不行了。吃饱,就是一个挑战。于是,我们经常向往山脚下的公社食堂。

 

有一次,我们去山脚挑粮,到山脚猛库,在公社食堂饱吃一顿。一下子不能行走,到天黑时才能起步。天色已晚,行到中间,已是明色当空。林间行走,正好借助月光。明月夜,短松岗,我们五人约定,如有虎豹来袭,一定要一齐用扁担搏斗,以求自救。其实都是一厢情愿和天真。不说是虎豹,就是野猪来袭,不是血肉之躯可以抵挡,都会作鸟兽散,各自逃命。虎豹野狼其实不是经常出没,蛇倒是见得更多。有一种叫“七步倒”的蛇,如果遭遇,被咬一口,很快就死亡,村民都屡屡警告过我们。

 

那天的林间夜行,并没有发生意外。我们接近目的地时,已经后半夜了。看到夜空下山路上,黑嶅嶅的山寨周围,蹦跳着闪烁的松脂火把,是队长让山寨里的人都出来,点着火把,到处找我们呢!我们心里升起一丝丝温暖!队长看到我们归来,松了一口气,警告我们夜行山路的危险,还讲了有几个老乡林中命丧黄泉的故事。那些故事,队长讲得绘声绘色。

 

那一夜,明月当头,山里的夜空,无数的星星闪烁着明亮的眼睛,有好多年,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好月色,这样的好星星!

 

农闲

 

山村入夜,会变得寂静。寨子里偶尔会听到几声狗叫,或者大木门重重的开和关的声音,是谁家的主妇迎接着夜归人。

 

因为没有电灯,歇工之后,忙完家务,山里人就无事可做,围在家家都有,用三角铁架支起,燃烧柴火的“火塘” 边,抽着呼呼作响的水烟,天南地北的聊天。说天南地北,其实也不对,因为许多人一辈子都在寨子里,连县城里都没有去过。有当过兵的,外面归来的人,就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他们常常会来我们这里串门子。他们会叙述着他们的所见所闻,有许多与我们的所知有交集,他们会畅怀大笑。火塘里温暖透亮的炉火,映衬着他们的脸庞,透着红光。

 

有一次,大队会计来我们这里做客,还给我们看过一把三寸左右的匕首。那匕首看起来很普通,但至少刺死过三个土匪。亲眼见到杀过人的匕首,对我们是第一次。

 

在那寂静遥远的小山村里,这些都是我们美丽的时光,像深山夜空里闪闪发光的星星。

 

但山村的夜晚,并不总是“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那般平静安宁。常常第二天早上起来,某某家的猪被豹子吃掉。更有时候,民兵队长会来急急地敲门,问我们有没有见过一个越狱的逃犯,要我们务必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还有些时候,山里的夜空会窜起雪亮的信号弹。队长对我们说,那是国民党(不像是今天和民进党竞选的那个)匪帮残部空投“有毒”奶粉及传单,要我们千万不要靠近,由民兵包围空投的山间,把它们销毁。

 

我们没有看到过空投的奶粉,于是也就没有看到“有毒”奶粉的销毁。

 

物资生活是匮乏的。整天不穿鞋,只有下了工之后,洗过脚,才把鞋子穿上。带来的牙刷用得差不多了,剪去一层再用。米饭从来不是干的。有时下工回来饿得不行,连现煮都等不及,于是想出法子来,把米淘好放在热水瓶里。早上出去,晚上收工,就是现成的粥了,美哉!

 

茶叶是当地生产的。那年月,我们喝的是一种“烤茶”,很香很浓的。是茶叶放在茶杯子里,茶杯放在火塘里。等茶叶变得火烫,然后用水浇下去,直到听得哧哧响起,茶就可以喝了。那滋味,先是苦,然后返甜。

 

香烟那时是奢侈品。村民多抽一种水烟。把烟叶放在烟筒嘴口,吸的时候,通过烟筒的水管,那烟筒,看起来是图画里的鸦片烟枪。

 

山民们告诉我们,当地以前还真的种过鸦片。一大片一大片的。还挑着粪水上肥呢。是后来禁种了。但他们都语焉不详,因为看到了我们的诧异:我们来到了曾经种过鸦片的地方!!

 

想象当中,当满山遍野的罂粟花一齐盛开时,这小山村一定会比莫奈的“罂粟花”里画的更漂亮!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我们的生活。有刮风下雨,便是我们的假日。假日常常是写信度过的。或者躺在床上冥想。有时大雨滂沱,我们干脆跑到雨中,让雨淋个透。年轻的生命浸淫在大自然中,也有无比的欢愉。

 

没有书可以读,除了自己带的。村里识字的人也不多,连纸片也很难找到。这倒也有好处,我带来的几本书都会反反复复的阅读,去打发那无边的寂寞。人在书的诱惑里倘佯,与粗砾的生活渐渐远离,归复到被书激发的梦想中,会为之沉醉。我后来赖以谋生的两项专技,外语和经济学,都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我带的那本灵格风课本有五十课,我每天背诵一课,周而复始,让我牢牢地记住了许多口语常用句子。我深信外语是通向外面世界的一个窗户。

 

经济学则完全是偶然。我在一次上街的时候,街上人家晒玉米的篾盘上,放着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概准备包玉米用。看到我有兴趣,主人就示意我拿去,送给了我。我兴奋无比,回去就读,还做了笔记。商品,商品的价值,劳动的剩余价值等,也是在那时候植入我的脑海中,成为我以后上大学前的第一课。有时我会遐想:如果当时送给我的是“解剖学概论”,或者,“中医入门”,我会不会以后学医呢?我不知道。

 

毕竟是年轻,日复一日的生活,没有能阻隔我们对山外面的世界的好奇。每几天一次的赶街,是我们心向往之。但除非请假,没有理由是不可以去那里的,尽管来回有三十多里山路,要赤脚行走。

 

所谓“赶集”,无非在小镇的一条街上,以物换物。大多是食品,鸡蛋,玉米等。鱼是没有的,但有鸡。在这里,第一次看到“鸡蛋串着卖”,和书上介绍的云南一样。

 

赶集,我们常去的当然是离我们最近的猛库。但不久,我们就想去更远的地方。正好到了雨季,我们需要斗笠避雨,而当地猛库供销社商店没有斗笠。我和另一个同伴就决定去一个叫博尚的地方。

 

我们早早出发。因为有很长的路,又从来没有去过。

 

想到要穿过人迹稀少的森林,我们就格外激动。那时候,翻山越林的路,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走得渴了,喝一口泉水。走得饿了,就敲敲老乡的门,用全国粮票,换一些填饥的东西,无非是瓜菜饭,烤玉米等。虽然素不相识,但民风淳朴,他们都倾囊相待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我们对这种“游走”生活很满意。

 

一连几个小时在不见人烟的山里行走,也有令人担心的时刻。在森林里,很长时候都不见亮光,你就会紧张起来,怕迷了路,走不出去。有时候,行走在山路上,身前身后,一条大蛇夺路窜行,让你浑身汗毛竖起,却不敢喊叫。或者,会突然看到老鹰拍打翅膀,在你头上呼哨而过,地上留下一具腐烂的尸体。旁边一丛山梅,红,却凄惨。这时候,你会觉得生命在意外面前的脆弱。年轻的生命会直面人生最沉重的生和死的命题。

 

柳暗花明的是看到一只蹦跳的山羊,我们的心就会放下来,因为,有羊,人就不远了。当又见到冉冉升起的炊烟时,我们就会欣喜无比,赶快安顿下来。走下去也许又有几十里不见人烟了。

 

那一次,我们就这样找到了目的地,买到了斗笠。我们找到当地知青,在那里歇了一个晚上。这样可以白天赶路回去。等到返回村寨,还在兴奋之中,村里的放牛娃急匆匆的来告诉我们,今晚要开会,“批斗”我们,可能要绑起来。

 

我们完全意外,不知道错在何处。但见平时的左邻右舍,见了我们不说话了。我甚至想象自己被捆绑上台的情景。

 

夜幕降临,晚饭后就集结到生产队的会议室,那其实是一个堆放木头的地方,黑黑的,只有松火明脂的亮闪。

 

没有人捆绑我,但队长确实一脸严肃,宣布今天开会没有其他事,就是要帮助两个知青,因为他们出走外地。然后就开始朗读最高领袖的语录,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我马上明白了问题所在。便领读“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也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队长没有料到这样一招,竟憨憨地笑了起来,说 “散会”。后来才知道,在边疆,出村要村长批,出公社,要公社批,出县,要县里批。

 

我们到达云南时,曾经在湍急的澜沧江上(游泳是枉费心机)看到边卡哨所,严格把关,检查通行证。后来在知青中流传甚广的一个故事,讲的一个知青后来要回上海,没有通行证,想搭乘油罐车,人躲在空油罐里,可以蒙混过关。到了澜沧江哨口,司机不得不把油罐的盖关起来,这样可以防止被发现。谁知那一天哨所怎么耽搁了一下,过得关时,打开盖子,那知青已闷死在油罐里,他到底没能回家,命丧黄泉。

 

还有知青千方百计地过了澜沧江,到逃票搭火车时,遇到列车员例行检查车票,逃到厕所里。又怕列车员再追到厕所查被发现,就翻出厕所窗口。哪知道火车急急地行驶,他再也翻不回厕所,碾死在滚滚火车轮下。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这块土地上。

 

思念

 

四十多年时间飞一样地过去了。

 

插队落户的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但年代的久远反而让渐显渐映的场景刻骨铭心。

 

在早春的梯田里拉犁,在盛夏的雨中用巴蕉叶挡雨,在斑斓的秋山中采食野桃,在冬日的夜晚小学操场上等待”跑片未到”的电影, 走几十里雪路去抬木头或去赶集, 春夏秋冬,那些情景永远储藏进记忆中。

 

好多年以后,我出差去了一次缅甸,这个毗邻云南的国家。那一次,我踏上缅甸的土地,闻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气味,对云南的思念突然向我袭来。

 

这么多年了,不知村里的泉井还在吗?那口井给了全寨子的人清冽的泉水,我们用来烧饭,洗衣。忘不了的还有那井边的欢歌笑语!

 

不知寨里的小操场还在吗?那操场上来来往往,已经有多少代山里的孩子在这里成长。从这里走出去的那些孩子,也许在南方哪个城市打工,也许有几个成了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佬。每天升起国旗的时候,孩子们又有新的一天的功课在等着他们,他们要在这里扬起生命的风帆。

 

我们的小屋一定不在了。这么多风风雨雨,这么多变迁!但愿用作我们小屋围栏的石头还留下几许,他们见证过我们甜酸苦辣的蹉跎岁月。

 

那遥远的小山村啊!

 

那火塘,那背篓,那砍刀,还有那不召即来,挥之不去的苍蝇,那山里的晨雾,月夜的篝火,还有那先苦后甜的猛库茶!

 

像有首歌唱的: 我一定会回来,越过那一片大海。那年我离开,像一片云彩,单单的漂向天外,风拉着我的衣带,像阿妈慈母情怀......傻傻的执着未来,痴迷在天外的色彩 ......

 

听说有一个上海知青,离开云南后在商界打拼。四十多年后,固然肥马轻裘,衣食不愁。不过,眼见满头青丝变白发,觉得人世间总还有些牵挂。自己还可以走动,忽然想起是时候应该去那遥远的小山村看一看了。于是把妻子儿子安顿去美国玩,特意选定四月一日,当年到达的日子,只身打探,一路摸到自己的小山村来。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本来看看转转,照几张照片,留个念想,也就满足了。毕竟这么多年,谁知道有多少当时的人还在人世呢。没想到的是,一进村,居然有人叫出他的名字。消息传开去,村里的人涌来,邀他留宿在村里。那天晚上,村里的人,认识他的,还有父母认识他的,还有不认识他的,每家出一道菜,欢迎他的到来。不再是松脂火把,不再是火塘篝火,因为寨里有电灯了。

 

虽然在商场上灯红酒绿,见过无数山珍海味,却没有料想到这样的场面,恍如前世今生。那知青,当年是个小青年,如今俨然是个老长辈。当酒杯频频举起,话说当年时,老知青禁不住老泪纵横,竟失声大哭起来。不知流泪是为那无情流逝的青春韶华,为自己和山里人的命运跌宕起伏,还是为那些当年一起砍柴喂马,而今却天人永隔的伙伴,感叹生死难猜。或则,流泪为的是,在这穷乡僻壤里,在暮色青春中,最终找到的天地间的真情大爱?

 

我有时会有奇怪的念想,默默地问自己,当年那些命丧在这片土地上知青的梦魂,会游荡在那如今已然五光十色的大上海,还是在彩云之南,那葫芦声响起的地方?

 

谁能告诉我呢?

 

有些心绪,有些旅程,有些时刻,有些幸福,只有花知晓。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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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六千长沙知青大逃亡始末

叶志杰:我可能是全国年龄最小的知青

女知青春节回家探亲记

常露莎:知青年代的“春运”往事

两个女知青的艰难回京之旅

李泽骏:从延安到北京奔波跋涉的探亲之旅

孙维真:春节前我被派回南京城里"偷粪"

龚凤乾:和林格尔,我心中永远的第二故乡

石明诚:上海知青在延边的历史记忆

石伟波:一波三折的招工返城

王虹:插队的日子

梅长钊:苍凉的归途

揭秘上山下乡时期知青的三种婚姻恋情

孙春龙: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潘婧:一个白洋淀女知青的心路历程

唐燕:下乡插队时,我们不懂爱情

我的疯娘痴父:一个时代的爱情绝唱

嫁给深山农民女知青:"我没后悔过!”

张立生:“难以克隆”的知青婚礼

孙立哲:生命烈焰,在压力中爆发

陶海粟:知青“青春无悔”辩

冯骥才:那些上山下乡的女知青

梅长钊:30年后我回乡下设宴感谢乡亲们

陈凯歌:下乡时我带了十管特大号牙膏

明瑞玮:社员忆苦思甜不忘“三年困难时期”

朱志宏:我在木瓜会种瓜看瓜偷瓜

曹建国:沉重的道别

于慈江:读食指的诗《相信未来》

陶海粟:北京知青重返延川回馈父老乡亲

刘晓阳:上山下乡,我有自愿

李向前: 他们的名字叫"六九届"

赵凡:终结上山下乡运动的关键人物

邓贤:知青大返城,竟因为一个女知青的惨死

叶辛: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落幕

陶海粟:习近平在陕北的七年知青岁月

陶海粟与习近平的一幅合影及其他

习近平忆延安插队:它教了我做什么

青年王岐山的陕北插队岁月

李克强与他人生途中的七个引路人

程虹:遇到李克强之前的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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