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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丨尚言：我们呼啸而过，万物遭殃
尚言，1950年出生，北京五中初中67届学生。1968年11月山西忻县高城公社辛庄大队插队，1975年山西原平钢铁厂工作任原料车间主任。1988年返京工作，在北京市朝阳区先后担任过劳动局和财政局的局长，现已退休。
小时候的北京城
(东直门一带)
作者：尚言
年纪大了，尤其退休以后，闲来无事时脑子里总是在放电影，过去生活中已忘却的影子逐步清晰起来，我不时回忆起我小时候的北京城。但准确地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城的东北角。我1950年出生于此，人小力微，活动半径也只限于这里，即使被父母带着去过厂甸，去过东安市场，甚至其它许多地方，但印象模糊得很。倒是自己无拘无束的疯跑傻玩留下的记忆深刻。
大概是在1955年左右，我就被父母安排去幼儿园了，我家住在东直门里，但父母却把我安排在北新桥到交道口之间路南的同乐幼儿园，上下学要坐儿童三轮车，几个小孩挤在一起像个小囚笼,我性本顽劣，成天圈在幼儿园里甚感别扭，所以经常打架，招猫逗狗，没几天便被同乐幼儿园给开除了。
母亲无奈，只好把我送到住家附近的现在南馆公园里，一个由东正教徒办的，类似托儿所的幼儿园。现在的南馆公园和现在的俄罗斯大使馆在1950年代初是由一座大石桥联在一起的，老百姓就叫南馆和北馆，许多白俄居住于此，北馆西侧还有一个东正教堂。
南馆里树木苍郁，杂草遍地，人迹罕见，只在东墙边有几间房，便是我们的幼儿园。这里真是孩子们的乐园，这些老师阿姨由于都是东正教徒，在1950年代也属于自身难保，所以也疏于对我们的管理，整个南馆就成了我们的天下，爬树，摘枣，捉蜻蜓，上墙头，凡力所能及，凡能想象出来的都可一试身手。
没过几个月这个幼儿园忽然停办了，我们几乎所有的孩子全被转到位于北城墙下、北城墙豁口以东的胡家圈儿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当属国立，我的第一个老师姓朱，为印尼归侨，幼儿园也上课，无非是唱歌、手工、游戏等等，对于正规的课堂学了什么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反倒是每天朝九晚五的上下学，一路上其乐无穷。
现在看起来真是难以想象，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每天从位于东直门大街附近家中出发，一个人要走到位于北城墙下的幼儿园，那时的北京城人口号称100万，东直门地区更是人迹稀少，不仅行人稀少，即使胡同里也有大片的空地，我每天行走的路线就是沿扬威路(现在叫东直门北中街)一直向北，沿途约上几个同上幼儿园的小伙伴，或穿行南馆，或从俄罗斯大使馆门前再向西，再向北到幼儿园。
一路上兴高采烈，不觉辛苦，也不知害怕，那时大人们也叮嘱说有拍花子的专逮小孩，所以不要跟陌生人走，我却从未遇上一个。倒是有一天在南馆里北墙下看到一个吊死的老头把我们吓的够呛。现在想起来可能是1955年搞肃反运动，这个老头活不下去了，到南馆找棵树吊死了。
我们这几个孩子应是首先发现了现场，老头舌头吐了出来，死青死青的脸，我们转身就跑并一路狂叫，叫着叫着又掺杂了笑声，仍不改兴奋的心情并相约保守秘密，放学后又相约再去看一看时，南馆里恢复了静寂，那个吊死的老头已不见踪迹。
孩子的心性纯真，当时我们一致分析认为，这个老头是成心吓唬我们，见我们吓的大呼小叫跑远了，他肯定就回家了，并约定如果明天再吓唬我们，我们人手两个石子，打完就逃，结果虽然准备充分，第二天又去了那里，却再沒见到那个老头。
离开幼儿园后我到东直门小学读书，南馆仍是我们的乐园，尤其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成为我们熬过饥饿的一块宝地。困难时期我已上小学三年级并在学校吃午饭，我至今仍对那时我中午的饭印象深刻，非常小的、黑色的小陶罐里是我中午的米饭，我的定量是三年级之前一罐，四年级之后是一又四分之一罐。小孩子活动量大，常常饿得我眼睛发蓝，所以南馆成为我每天必去之地。枣下来吃枣，桑椹和榆钱下来也可果腹，即使什么都沒有了，还有一种结毛桃的桃树，但毛桃这种果实根本沒果肉，皮下就是核，但多吃也可抵抗饥饿。最惨的时候是什么也沒有了，饿急了也撸把树叶吃，小学三年级大病一场，到北新桥的第六医院就休克了，住了一晚，拉出的糞便中就有没消化的树叶，是不是由此而生病就不得而知了。
时过境迁，挨饿虽还有一些记忆，但留在脑海并时时回味的却更多是童年时的快乐。小时候城墙和城楼都在，因此爬城墙、上城楼其乐融融。东直门城楼高大巍峨，顺着城楼两侧的马道可直达城楼下，这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建筑，但因无人看管其中楼梯早已糟朽，要想上二层必须手脚并用的顺楼梯向上攀爬，登楼倚栏远眺城里城外景致尽收眼底。
城里是灰色的房项和纵横交错的胡同，几乎看不到高层建筑，甚至可以看到西边天际处的群山。城外是与城墙平行的铁道线，再外边就绕城而流的护城河(二环路就在护城河的位置)，河上正对着城楼是一座木桥，过了木桥就是另一大片的房屋，这也叫东直门外斜街，其居民大多是为来往商贾服务的住宿、仓储、茶馆、以至给牲口钉马掌的小买卖人，再往远处，便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了。
城楼之上从来都是寂静的空无一人，只有在傍晚时分在落日余辉中，铺天盖地的乌鸦大声聒叫着在城楼附近盘旋，准备回巢休息。那个时代的成年人成天忙来忙去，而游玩嬉戏只是孩子们的专利。
有时我们也爬上城墙，沿着城墙上向北或向南游荡，总希望在城墙之上能寻找到一些过去遗留下的东西，例如子弹壳、箭头等等，但我们满怀希望地寻找却从来都是一无所获。但是城墙上，垛口边长出一蓬蓬的酸枣树让我们欣喜，秋天时节，小心翼翼地从酸枣刺中摘下圆圆的、红红的酸枣放到嘴里慢慢地嚼着，酸甜可口，真是少年时的美味。
如果沿着城墙可一直走到北边的城墙上，城墙下有一条几乎从沒人走过的水泥小马路，马路对面便是当时苏联大使馆的院墙了，站在城墙上，苏联使馆近在咫尺，尽收眼底。当时的宣传是中国遭受自然灾害，但是苏联逼债，中国人有骨气，宁可饿肚子也要还债。所以我们幼小心灵是对苏修满腔仇恨，上城墙有一任务就是向其院中扔石头，但看似在脚下，但扔出的石子全落到小马路上，人小力微，奈何？
我刚上学之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活动半径也加大了。有一次独自一人沿城墙下的铁道一直向北走，走着走着才发现，北京城的东北角竟是两层，外城墙有棱有角,四四方方，而内城墙却是一个半圆的弧形，两层城墙之间是很大的一块空地,这可能就是瓮城了。铁道线穿瓮城而过，四处静悄悄的，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好像连风声鸟鸣都听不到，我忽然感到恐惧，拔腿就往回跑。
北京城东北角护城河外是一大片水塘，水塘中长满了芦苇和荷花，听老人们讲这里原是平地，后来建北京城时取土和烧砖，多少年过去便成了一大片水塘，人们管这里叫后坑，文雅点的叫莲花池。小学三四年级之后，南馆已容纳不下我们少年人无休无上的折腾的精力，后坑又成了我们游玩的天堂。
冬天时用木板钉个小木床，下边绑上两根8号铁絲(我们那时叫豆条)，放在冰面上,盘腿一坐，双手各拿一根家里捅火炉的通条，用力向冰面撑去，小木床飞速向前划去，真有风驰电掣之感。有时几个小木床同时在冰上划行，相互碰撞着，欢笑着，尖叫着，也不时被撞翻，当然也不免发生点流血事件。
那个时代几乎沒有独生子女，打打闹闹又是男孩子专利，小女孩是从来不允许进入我们队伍的，所以一个比一个皮实，谁要是流点血后再流泪，肯定会被群殴并开除。夏天时我们在芦苇中的小径上穿行，或拿个扎青蛙的扎枪(竹竿上绑一节磨出尖的8号铁絲)，或举着捕蜻蜓的网(从大竹扫帚上抽两根竹子，一头是把，另一头绑成圆型，中间用线手套拆出的线织成网)或扛着可连接在一起，可达七八米的竹竿用于粘知了。(用自行车内胎剪碎放到火上熬成胶，放到装鞋油的小圆铁盒中随身携带)
更有辛苦者，用废旧钢锯条磨成小刀，锋利无比去砍削芦苇(此工作量极废时，得在石头上先砍磨出小刀的弧型，再磨掉锯齿，磨出刀锋)，我们呼啸而过，万物遭殃，小孩心性那懂得许多，只知这是快乐无比，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细细算来，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人老了，既使想起少年时的无知和懵懂也只是微微地开心一笑。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开心就好，我快乐的童年。
写于2011年8月
外一篇
骆驼队穿越东直门
五十多年前的北京城人少车也少，尤其东直门地区更显的冷清，我刚记事时东直门是没有公共交通的，要想到城里其它地方得先走到北新桥，因为那里才有有轨电车，人们那时叫珰珰车。生活条件好一些的就只好坐三轮车，所以那时的我就很少往西走，活动的范围除了上幼儿园的路线，就在居家附近或东直门门脸一带成天瞎折腾。
东直门那时的进出只能走城门洞，那时年纪小，身体也矮，走过城门洞时觉得宽敞无比，即使有车经过，由于道路狭窄又坑洼不平，汽车的速度比三轮车也快不了多少，所以那时的人们沒有什么交通安全的概念，人车共行一条道，不是人躲车，而是车躲人，好在路上也没什么人，所以人车倒也相安无事。
过了城门洞和铁道就上了护城河上的木桥，以现在的标准，这个木桥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危桥，有时候桥面漏出缝隙，能从缝隙中看到桥下的河水。不过大家的公民意识都很强，谁看到桥面有了缝，都会捡个碎砖头给堵上，也不知“投诉”为何物。
过了桥就可看到牲口群了。那时东直门外还有骆驼队，我看到高大的骆驼一副目不斜视的样子，高昂着头，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摇荡着悦耳的驼铃，心中充满了敬畏之感。路两边是各式各样的商铺，我常常驻足在铁匠铺前，看着穿着围裙的铁匠将烧的通红的铁料钳出来，放到铁砧上锤打，听着风箱声和清脆有力的锤击声心中洋溢出羡慕之情。有时他们也兼做给牲口換马掌的生意，高大的马匹恐怕也习惯了这件事，驯服地将蹄子圈到木凳上，师傅们先去掉旧马掌，再用肩膀顶着刀子，铲掉马蹄上无用的老皮，再将新马掌在马蹄上比量一下略做修整，就用四方头的、手工打制的铁钉将马掌钉在马蹄上，整个过程娴熟而从容。
好像是1955年东直门内有了有轨电车，但只有两条线，印象中黄牌车到崇文门，兰牌车到西直门，车开起来比人步行也快不了多少。从此东直门告别了宁静，人也陆续多了起来，人们经常听到车驶过时的叮当的车铃声。
几乎在有轨电车开通后不久，又有了18路公交汽车，第一批18路公交汽车是美国生产的老道奇，车身还是漆成黄色，木头的推拉门，里边的坐椅是沿车身的两排长长的木条椅。我记得这个车的终点站是出城门到左家庄，也就是现在110总站的北面向西一点，让我感兴趣的是终点站附近还有一个国民党军遗留下来的水泥地堡，那头的终点站在小关，小关在那也不清楚，反正我沒去过。
好像在1958年，或是1959年，有轨电车的轨道拆掉了，改成了有线电车，车牌是6路(也就是现在的106路)到永定门，7路(现在的107路)到动物园。6路和7路开通以后人们欣喜异常，第一是车辆漂亮美观，而且车速快。第二是沒有了有轨电车开动时的噪声和叮当声。车票价格也还可以，分四分钱、七分、九分、一毛一几个档。
但高兴没几天，速度快的6路电车就冲向了在东直门站候车的人群，好像一下子就死了四个人。我第一次听说交通事故死了人，所以跑得飞快看热闹。我看到路边躺着一个骑车人，耳朵中流着血身体在抽搐。有人从车底下正往外拉死伤者，躺在外边的盖了张苇席，人们这才领略到速度和舒适也是需要成本的。
为了方便6路和7路电车在东直门掉头，先是在城门楼两侧各在城墙上开了两个豁口，又将木桥改建成水泥桥，总站也挪到了东直门外。那时的公交车非常准点，司机师傅时间拿捏得可称为神奇。1965年我在北新桥细管胡同5中上中学，中午放学铃声一响如果就开步走，到6路十二条车站正赶上1038号车进站，如果老师拖堂几分钟，赶到车站就只能坐1024号车了，几年下来天天如此，今天几乎难以想象了。
1959年前后东直门还开通了24路公交汽车，从东直门走北小街、南小街到北京站。24路汽车是用的产自捷克的斯克达，瘪鼻子汽油车，南北小街道路狹窄而24路汽车司机师傅技术高超，斯克达虽属破车但刹车很灵，车跑起来风驰电掣，车身乱抖响个不停四处漏风，但超6路和7路电车是家常便饭。尤其在困难时期国家缺汽油，24路车顶上都放了一个大汽袋，听说装的是煤气，用烧煤气代替烧汽油，24路车开的快，远远看去充满气的大袋子再瘪一些，飘飘呼呼，跟腾云驾雾似的一会儿就到了眼前。
除了往远处走要乘坐公交出行之外，人们常用的交通工具就自行车了。但1950年代人们普遍工资微薄，糊口尚可，做件新衣服都要高兴几天，何况买辆自行车实非易事，所以家中能有辆自行车几乎街坊四邻都知道。即使有辆自行车也是破破烂烂的万国牌，我小的时候国产自行车听说上海已有生产，但北京街头难见其踪影。我家倒也有一辆女车，听说是匈牙利的，不明真伪。但我早早地便可以偷偷把车推出来“练车”，但由于家里管的太严，明正言顺地骑车出去玩却从来没有过，我想小时的我楞头青是出名的，不仅是常常鼻青脸肿地回家，而且玩高兴了是逮什么丢什么，父母肯定不放心我骑车远行，一是毛手毛脚地把人撞了，或汽车撞了我，二是沒准一玩的高兴就把家仅有的这辆自行车给弄丢了。
由于有了公交车，而且年龄也大了几步，尤其上中学之后有了“公交月票”，两元钱，所以有时闲极无聊也会乘车外出四处游荡。北海和景山成了常去之所，有时也是没有目的地瞎撞。我记得有一次到动物园，但一个人也觉得进公园没什么意思，就在附近游走，那没人就往那去，误打误撞到了现在的五塔寺。那时的五塔寺荒凉破败，不仅人迹全无，荒草长的有半人高，平台之上摆放着铁锈斑斑的香炉什么的，但我却野趣盎然，四处细细走来，倦了，竟躺在台阶下，在春日暖阳中睡了一觉。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好笑，如果有人游历于此，见台阶上呼呼大睡一个孩子还不吓一跳。
有一首歌“童年”，我忘了是谁唱的，但真是写的太好了，真实。迷迷糊糊的童年，无忧无虑的童年。由于年岁太小，记忆也可能不太准确，就算写着玩吧。
写于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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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少达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