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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 周永威：放牛娃的冬天

周永威新三届 2019-06-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周永威 1947年生湖北咸宁人，1965年入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习；1968年底毕业到洪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分配到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从事教育工作，在大山里的讲台上授课40年直至退休。著有长篇回忆录《文革十年我造反》，长篇小说《生死劳改队》《小姨半个妻》等。

原题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作者：周永威

搞副业

大约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搞副业”这个涉及经济领域的词汇。农民在农业社长年累月的劳作，得到的是工分，不见现金的分配，手头自然分文没有。这穷巴巴的状况决不是短暂时光，而是日复一日，月月如此。

到了年底，是分配的时候了。令人大失所望的是：绝大多数的家庭非但进不了1分钱，反而得倒贴给农业社里十几、几十块甚至更多的钱，成了正而八经的“超支户”。

当然，乡里好多地方不需要钱，比如粮食，蔬菜，燃料，住房，交通——也无所谓交通，不就是走嘛——等等。可也有好多没钱就绝对弄不来的日常必需品：盐，火柴，香烟，学生的纸笔练习本，身上的棉布，干活的农具等等等等。

不错，窝里的鸡蛋可以换来前面的几宗，可后面的呢？鸡蛋就无能为力了。即使商家愿意，谁又有那么多的只卖两分钱一个的鸡蛋？！这种情况显然是全国性的。领导层通过调研，出台了“农业社办副业队”的举措。如是，我们民生社就有了副业队。他们砍树砍竹子卖，得的钱交给社里。照道理农民应该有点钱了，可不知为什么，一切跟原来一样。以后各方面的原因，副业队上上下下几次，终于彻底的消失。而我们这群小孩，却不失时机的参与进来，并且成了搞副业的主力军。

黄荆条是生长在我们那一带田边地头、荒郊野外、坡前林中的一种群生灌木。中指粗细，笔直笔直。因为韧性好，所以是编篓织篮的上好材料。每年秋冬两季，程益桥供销社大量收购。我们吃过早饭，拿起砍刀，结伴上山。合格的黄荆条不像柴草那样漫山遍野，需要寻寻觅觅，翻山越岭是常有的事。到时候了，或是肚子饿得撑不住了，便将砍好的黄荆条收拢打捆，再扛回家。在火塘边把烧好的红苕扒开，拍拍灰，连皮吃过，便又扛着黄荆条结队往程益桥走去。

在供销社的场院里，我们依次上磅。嗓子沙哑的营业员同志，一边报着斤两，一边在盖有红巴巴的白条上写上数字；然后他拿起大排笔蘸满盛在秤边桶里的红墨水，刷在磅好的黄荆条上，吩咐我们扛上堆码好。做完这一切，大家便拿着白条高高兴兴到门市去兑钱。一般是2~3毛，也有4~5毛的。有次我和姐姐总共卖了8毛钱，相当的努力了。母亲当即带着姐姐返回程益桥，用那8毛钱给她买了双袜子和块手巾什么的。

我们不光是砍黄荆条挣钱，还采摘山茶，剐剥藤皮。密林中有种特别的灌木，绿枝阔叶，所结果实“山椒子”异香扑鼻，一斤值好几块钱，大家便满山去找。我们还涉足中药材行业。一到季节，程益桥收什么，我们便挖什么，甚至到墙角落扒地别虫，到树丫上寻知了壳。以后渐渐明白遍山都是的卖不到钱，能卖到钱的又轻易碰不到，结果付出与收益相去太远。如是，我们便一个接一个地退出这曾经红红火火的中药材市场。

虽说我们孩子搞副业确实能解家庭一时燃眉之急，可其中也还是有不少安全风险隐患。有次我们一群去案山砍黄荆条穿过一片竹林，姐姐在前面，7岁的我随后跟着，时间似乎很紧，都脚步匆匆。突然，我看见一条满身绿色剧毒无比的“竹叶青”蛇顺着竹叶从我身旁滑过，彼此距离竟不足一掌宽，万幸的是双方没有肢体接触。倘若我一不留神手指碰到了它，那后果……以后只要一想起，就身上来汗，后怕得要死。

拣谷

到割谷的日子，天气才叫热。社员一般是早早起床，趁凉开工。早饭吃过，又匆匆拿起镰刀，一到田里，几乎再没有抬头的工夫。太阳越来越高了，知了在树梢热的一个劲乱叫。汗水早把衣服湿透，往往人们弯腰往前收割的同时，额头上的汗珠像屋檐边的雨水，不停地滴落下来。中午倘是天高云淡，没有“走暴”（下暴雨）的迹象，便有两个多小时的休息。此时王家堂屋成了男人的公共午休场所。不分老少，全都赤膊睡在地上，鼾声梦呓，闹成一片。

应该是3点左右，男女队长催工的喊声响起。泼辣的女队长有时会隔着几条田塍高声点着未到者的名字呵斥“你还在家里挨个么事？等你把吊盘硬，天都亮了呵！”不要多会，一溜人马向目的地进发。前面是打着绑腿腰缠汗巾肩扛冲担形象十分威猛的男人，冲担的一头挑着几十个连在一起的螺蛳形捆谷用的“草要”；再就是女人，他们多空着手，讲究点的戴着袖套；最后是队伍长长、叽叽喳喳个不停的几乎是全村的孩子们，最小的恐怕只有4岁。其中不少男孩脸颊、额头、脖子都长着小的如豌豆、大的像桃子、少则两三个多则五六个的疖子。这是夏秋两季乡村流行的一种疾病。可怜有的孩子因为疖子长得过多过大脸部都扭曲的不成样子。即便如此，也得去。拣谷对一家人来说，是重中之重。

到了田头，规定是大人先将一块田收完，小孩才可以下去开拣。这一条老老实实的执行了两天。然而第三天，有的沉不住气了，先试探着下田跟着收谷的屁股后面拣着，既而大着胆子一直尾随自始至终。其余正观望的扑腾腾纷纷下水。以往约定俗成的“前面收，后面拣”的习惯又得以恢复。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拣中带偷、偷中带抢，收获成倍增加。大人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少在收的过程中还故意大把大把的漏给后面跟着的侄儿侄女。最凶的时候，孩子们就像一群饥饿的狼崽包围着收谷的大人，明目张胆地从待捆的谷堆上，从待收的谷摊中大把大把的据为己有。

这种场面只有两三个人出面制止。队长总是那么一句干骂开头“你娘戳逼——”随着往孩子堆的方向赶两步。他明显只是做做样子。他家有3个孩子在里面。妇女队长没有生育，她的丈夫大李哥是出头最最顶真的。他铁青着脸，尖声吼着，发疯般大步追赶着满田的孩子。这边一群刚被赶上岸，那边一群又下了水。无奈没有人配合，他自个恼怒着在田里青筋直冒，四处奔突，而结果等于零。

其实，大李哥的恼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小孩拣谷，每天起码可得3斤，不少天是10斤，最多的可得30斤。我们姐弟仨，平均日获15斤是没问题的。有着更多孩子的家庭拣谷所得整个收获季节累加真是个了不起的数。1斤谷时值5分，与1个工分价值大致相当。也就是说，头等劳力像大李哥起早摸黑累死累活一日所得，兴许还不如小屁孩拣谷小半天。更重要的是，在那粮食紧缺时期，这额外所得带来的积极效应，是钱远远算不清楚的。因此，大李哥田头举动才那么激烈，搁谁都一样。

拾柴禾

拾柴砍柴，是农村小孩必不可少的劳作，那怕是娇贵的独生子女。我上山耙“旗毛”的时候，记得留的是锅铲头，不会超过4岁。

“旗毛”就是落地的松针，耙回家当引火材料是再好不过了。我们提着大号蓝子，年长些的挑着担子，人手一把耙子——也是竹子做的，上面有七八根顶部弯曲鱼钩一样的齿。屋里山、段家山都是松树，正当季的时候，上去就是满地暗红色的旗毛。好多地片除了暗红竟没有一丝其它的杂色，厚厚的，软软的，宛如一幅天然的毯子。在上面连连打滚，身上纤尘不染。

完全不需片刻工夫，大家先各自把旗毛耙成一堆一堆，然后就把旗毛将蓝子、箢笈塞得满满的。再就是疯哇闹哇，吃口袋里家中带来的零食，吃灌林中树上结的野果。玩够了，吃够了，我们便下山。队伍里，我提着一只蓝子，姐姐挑着一担箢笈。她个子不高，箢笈挨着地面，担子简直是拖着走的。不过她嘴里还是跟我们一样，伊伊呀呀地唱个不停。

到弟弟也能上山耙旗毛的时候，我和姐姐已经开始拣柴了。那是把散落在深林中的残干枯枝拾起来，拢到一处。这过程还是挺费时的，假如不巧碰上别人几天前才拣过的场子，那花的时间就更长了。不过由于我们一般都是十几个孩子集体行动，今天去那里明天去那里事前有安排，掌握大大小小柴场的相关信息渠道多多，因而上山扑空的机会很少。

柴拢成一堆，看去差不多了，我们随手砍下一支“要子”，“要子”是种生在林中、韧性极强细细长长的木本植物。把“要子”的细枝削净，握住还剩有些许叶子的末梢顺着一个方向慢慢扭转，做成一个扣眼，再横放在地上；然后将柴禾或几根或一把码在上面，码完便弯腰单膝跪在柴上，双手各执“要子”一端，穿过扣眼，像扎裤腰带似的着力拉紧，最后把多余的也顺着一个方向扭转，折进被绑得紧紧的柴禾中。“打捆”的整个工序就全部完成了。才入道的我，难以避免柴禾码的不齐，“要子”扎的不紧。有次还在回家的半路上，“要子”松脱，柴禾从肩上扑拉拉的散落下来，狼狈极了。

相对拾柴而言，砍柴的技术性、季节性、强制性都高多了。砍柴是一片片的砍，不能这里一根那里一根，只要不是大树，它要求砍过的地方像刚剃过的老人头一样，光溜溜的。这样的砍伐是在秋季，是为过冬准备的。每户起码得有一个蛮大的柴垛，勤快的，劳力足的还会码上两个垛。我们三姐弟都还帮不上忙的时候，是大屋刘的表兄来我们家一住半月无偿完成这一艰巨也说得上“光荣”的任务。到我们都上学了，秋天到来的日子，妈妈便不再为表兄们准备床铺，姐姐，我，弟弟一人拿着一把砍刀，加入到砍柴的队伍。没有比较充足的理由，不去是不行的。因为大人有大人的事，那垛柴，实实在在是包给我们仨了。

那一天我们8个小孩在段家山砍柴，休息的时候，我提出动议：从今天起，我们8个人砍的柴一起轮流往各家送，而不是以往习惯的各回各家的搞法。我的动议显然是受了互助组、合作社的启发，因为新鲜，大家一下子来了兴趣。还因为我个人的书读得好而长期形成在伙伴心目中的良好印象，因此事情很快就决定下来。为了避嫌，我分了一下顺序：今天是书林家，明天真子家，后天是我们家，老后天美子家……下山了，我们8担柴禾浩浩荡荡进了书林家的门，码成了好大的堆。大家都兴奋得脸通红。我更是周身涌动着成就感。

到了第5天，新鲜劲头半点都没剩了，兼之很多实际的问题不是我解决得了的——比如出勤，于是一切又回到了从前。十多年后，一次与发小笑谈此事，我才发现当年我们家吃了不小的亏：我们是姐弟仨，那应该往我们家送3天砍柴才算合理，可只送一天就转到美子家了。我那时不是2年级就是3年级，瞧这算术学的。

放牛娃

合作化中成立了农业社，社长副社长开始还挑挑拣拣，要这个不要那个，后来除了地主富农外，统统成了光荣的农业社社员。我们周铁李村所在农业社叫“民生”，周围好像还有一个叫“民主”，想必取名的干部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信徒，不然怎么会把这社名取得怪怪的？

由于母亲不会干农活，可也得挣工分，生产队就交给她一头牛喂养。每天5个工分——平时正劳力每天是9到10个工分。这样，我们姐弟仨就成了实实在在的放牛娃。

学习骑牛是这一行当的必修课。好在这中技术并不复杂，反正比骑自行车容易学多了。一脚踩在牛角上，趁它扬脑壳的时候，顺势爬上牛背。走平地可真是四平八稳，尽管屁股一挫一挫的。上坡紧紧抓住牛前面的毛，双脚死死夹着牛肚，人往前倾；下坡着力揪住牛的尾巴，身朝后仰。大约个把时辰，就能把一头牛搞定。

叫人烦恼的是清早起来放牛，因为要赶“露水草”。我往往睡眼忪惺一边穿衣服，一边走进牛棚将牛牵出，然后到田塍地边放牧。看着它伸出长长的舌头将一片又一片的青草呼叱呼叱地铰进嘴里，囫囵吞下，我感到也蛮开心的。

我们家那头牛颇有心计，吃着吃着趁你没注意，顺嘴把田里的青苗也薅进口中，结果会惹来队长或其他干部的追查，逼得我把牛绳放短些再短些。

也有好玩的时候。下午，全队的放牛娃会喊着应着一起去放牧。我们坐在牛背上，牵着牛绳，身体随着牛蹄的移动怡然自得地前后左右或仰或俯或扬或抑保持着平衡。十几头牛依次缓缓前行，牛铃悠悠地响，不会骑牛的梳着小辫穿着花格衫还没有发蒙的小囡牵着牛跟在队伍中间，构成一道挺耐看的风景。

我们往往把牛赶进一个茅草丛生的山窝，或者一块竹叶茂密的林地。牛群在里面惬意的享受着美餐；我们这群放牛娃要么在田塍边追逐嬉戏，要么进林找野果子，要么在田间地头挖野菜，要么从荷包里取出本小人书围观……寒冷的季节里，我们还会拾来干枝枯叶，燃起一堆火，然后兴高采烈地围着它，伸出冻红的双手，翻来覆去地烤着。

放牧中最叫人担心的是自家牛在林中走失。我就碰上这种倒霉事不下两次。我小小的个子，慌里慌张的钻进密林里，寻啊找啊，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不时停下来，屏住呼吸倾听周围有没有熟悉的牛铃声；没有，再接着找。

太阳下山了，天色渐渐阴暗下来，我吓得哭出了声。可怜的我一边呜呜的啼哭，一边继续的寻找，有时带着哭腔“哞——哞——”的呼唤着。终于，牛铃声“当，当，”在前面一蓬茅草中响起，我一下止住了哭泣。当时那种绝处逢生的心情，现在都还隐隐感觉得到。

公牛打架是最恐怖的了，尤其是一旦遭遇到外村的公牛，那别说是我们这一群小孩，就是大人也会惊慌失措。它们出角那么凶狠，完全不计后果。而且时间长，决不是一两个回合就能定得下胜负的。那怕一方服输，带着累累伤痕逃命，胜者依然穷追不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