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 | 周永威：1958，我把青山烧成灰 | 自由微信

昔年 | 周永威：1958，我把青山烧成灰

周永威新三届 2019-06-2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周永威 1947年生湖北咸宁人，1965年入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习；68年底毕业到部队洪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70年分配到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从事教育工作，在大山里的讲台上授课40年直至退休。著有长篇回忆录《文革十年我造反》，长篇小说《生死劳改队》《小姨半个妻》等。

原题

难忘的1958

作者: 周永威

在古田小学读书刚一年，乡教学点进行调整，我们迁到了新屋金小学。到又一次调整重回乌龙观小学的时候，已经是1958年了。

开学时间不长，全民大办钢铁的暴风骤雨以势不可挡的气势席卷而来。那天下午，操场上几个老师手忙脚乱地用砖呀、泥巴呀搭建高炉。他们谁都没见过真正的高炉，于是就依葫芦画瓢按乡里铁匠铺的炉子10倍的尺寸搭建。可风箱别说按10倍的尺寸建造，就是按原样弄一个，也不可能的，干脆省了。

快放学的时候，“高炉”还真的树了起来。老师看去脸上都十分的兴奋。接着点火——跟庄户人家在火塘里起火作饭的搞法完全一样：用旧报纸引燃细柴，加粗柴，跟着上炭了——是木炭，不是焦炭。几莆扇扇过，炉中火熊熊烧了起来，火苗竟串的老高。校长不知从哪儿搞来的矿石，一箢箕放了进去。其他的老师用的用铁钎，拿的拿挖锄，煞有介事的一顿通呀戳呀，结果却烟飞火熄。炉子还是炉子，矿石还是矿石。于是再点火，再通再戳，可无论怎么折腾，也没有炼出那怕一小杯钢水。

第二天，学校动员我们这些高年级学生积极投入到大办钢铁运动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最听不得“祖国、党、革命、荣誉”诸如此类的词语。一听到脚就蹦，心就跳，血就周身奔涌不止，恨不得当时就赴汤蹈火表诚意、献忠心。

我们的任务是烧炭，为大办钢铁提供燃料。没有技术资料，没有安全措施——校长老师们会上提都未提，他们自己也完全是门外汉。反正一个字：“干”。

大家在田塍上一字排开。首先是挖窑。我们都见过烧石灰，心想与烧炭应该是一回事，第一步得把窑建起来。我真的干得好起劲好起劲——这活不光是满足了我们特别是男孩那好动好玩的欲望，我确实还想烧出好炭来为大办钢铁、为革命出把力。

用挖锄，用小铲，闷头花了半天功夫，把窑修起来了。它的直径有家用炒菜锅那么大，深近两尺。窑门是最不好修的了，既要结实，位置也得把握不上不下正合适。一个尾烟囱两个耳烟囱掏起来也是十分的费力。然而，困难终究“被我一个又一个的克服了”。接着是装窑。把要烧的柴棒一根挨一根的在窑池里码好。柴棒是另一批同学早就准备好了的，通通是从山里砍来胳膊粗细上下匀称两尺左右的栗、枫柴。窑装好，土培完，一切就绪，该起火了。

我激动地把旗毛引燃，投进窑中，加入细柴，在我凑近嘴巴一个劲的往里送风的技术支持下，火着了。看着几个烟囱同时冒出股股浓烟，想着这来之不易的阶段性胜利，心里头的那个乐呀，甭提了。

炭窑一旦升火，就象烧石灰、烧砖瓦一样，中间是不能熄的，烧饭其实也这样。于是，我趁着兴头，鼓足干劲，一把一把的往窑里添柴。天黑了，夜深了，半夜了，下半夜了，天亮了，我竟然不感觉疲倦，不感觉困顿，第一次在外面过夜，面对黑黢黢的森林黑黢黢的原野也不感觉害怕。

到第二天中午，窑里的柴棒已烧的通红透亮，门风一进便呼啦啦作响，烟也成了百色。显然，离大功告成只一步之遥。我兴冲冲把窑门封好，除留下顶烟囱，其余3个也全部封死。按大人们的说法，一天后，就可以出窑起炭了。等呀想呀，终于到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我，还有周围几个窑的同学，合力将窑顶的盖土刨开，意想不到的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截截紧挨着的挂着白霜的黑木炭，而是半窑的跟死人脸色一样的灰烬！失败了。彻底的失败了。

令人鼓舞的是，小小年纪的我，在挫折面前没有丝毫的退缩，而是那里跌倒就在那里爬起来。我把作业面清理干净，重新装窑，跟着点火。到停火闭窑的时候，我在一些同学的指导下培完土后往窑顶洒上两遍水。出窑了，我们看到了什么？依然是半窑的灰烬！其它大大小小上十座都这样！为什么没有烧成炭？说实在话，我到今天都没有弄明白。

全民大办钢铁的兴头在各级报刋鼓吹下越烧越旺。连我们村里的小脚女人、孤寡病残都动员起来了。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家里能找到的含铜含铁的东西通通找出来，送到供销社去卖。都恍如喝了迷幻药一般，憋足了劲搜遍家里的各个角落，大小箱柜。先是用不着的，后来就是正在使用的家什，也风风火火的拿蓝子提着用双手捧着往供销社送去。

我母亲不光把废铜废铁最先寻出来，跟着把箱柜的锁叶也一片片的费力撬起，最后竟觉得这些不过瘾，把土改分的胜利果实——铜火锅从碗柜的顶层搬下，一股脑的放在小箩筐里用根扁担撅到程益桥卖了。

三妈家里有个铜火盆，也是土改分的。平时不擦都是光亮光亮的，一到冷天烤炭火的时候，那边边上擦拭的都照得见人影。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贝。就是拿去当废铜卖，十几大块钱也是决对没问题的。那日几个女人在凉亭家长里短的聊着就聊到热点上来。谁家卖了什么谁谁家还有什么没有卖。于是纷纷蛊惑三妈把铜火盆卖了。“又得了钱，又支援了国家。”

三妈可能先就有些犹豫，经这么七说八说，主意就定了下来，兴冲冲回家取货。一支烟的功夫，那边突然传来呼天抢地的哭喊声，以及双脚拍击楼板“啪啪”的响声。原来，她家的铜火盆被人早一步偷着拿去卖了。这样的事情村里极少发生。兴许小偷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反正迟早得卖，你卖我卖还不是卖？你“支援”我“支援”还不是“支援”？

那一天的下午放学，听完值日老师的训话后，各路正分头出发。校长突然急匆匆走上土台，宣布一个重要通知：四五年级学生立即准备去龙家窑背木炭送往聂家畈，那里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钢铁基地。来回60里，并且是山路，夜路，对我们这些11岁左右的孩子们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挑战。任务太急，饭没吃，大家便抖空书包上路。赶到龙家窑，天已黑尽，人已筋疲力竭。不过这里的炭到真是顶级产品。粗大粗大，崩干崩干。过长，朝中间一着力，“咔嚓”一声玻璃般的断成两截。

我在书包里装上4筒，10斤的样子，便挤进前往聂家畈的队伍中。这一路实在是苦死了我们。又饿，又累，又困。只有3支用竹扫帚做的火把在前、后、中间照应着，不知摔了多少交。人多半竟象是在梦中高一脚低一脚的跟着感觉走。好在老师不时高声喊着“跟上，跟上”，把人从半睡的迷糊状态中惊醒。一直到凌晨3点，才到达目的地。好大的一片高炉群啊。在棺材般大小、由两三人来回拉动的风箱鼓吹下，炉中的火焰高高腾起，一处一处好几十处，蔚为壮观。

在指定地方把炭卸下，在炉火的照耀下，我注意到两个年级近百人翻山越岭摸黑几十里送来的炭堆起来只有一个坟包大小，根本不够一个高炉烧支把烟的工夫。也没有精神去问个为什么，踉踉跄跄跟着老师去食堂吃了个冷苕，又跟着进了个狗窝一样的窑洞，身体刚挨着稻草，就死死地睡了过去。醒来已日上三杆，老师显然也疲惫不堪，草草收拾队伍，话懒得说一句，歌也懒得唱半声，直接踏上了回归的路程。

“人民公社好”五个字一见报，全国各地便紧锣密鼓风风火火的闹作一团。“人民公社好”的宣传就象一阵阵的狂风，刮过长城内外，刮过大江南北，960万平方公里的边边角角，也全都鼓噪喧啸起来。

学校自然是宣传的主力军。为了形式生动，在挨村游行的同时，进行划旱船的表演。这当然是个不错的主意。说干就干，旱船一个通宵就由几个老师满怀热情的赶做出来。船前围条白汗巾、拿根长竿子左边划划、右边划划的艄工很快就定了人选；船后戴顶烂草帽、摇把破蒲扇这里拍拍那里拍拍的小丑也没费什么力气就定下我的同桌。可船里面的花姑娘找谁呢？一时难倒了组织者。其时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在学生里面特别是女生里面影响依然是蛮大的，谁也不愿意做那个表演时常遭小丑骚扰的船娘。

正为难之际，班主任来了灵感。他拿来一条斩新的花毛巾将我的头盖住，又叫来一个穿着新花衣服的女孩，“把你衣服给他试试？”女孩看了我的头巾，旁边的旱船，周围看热闹的同学老师，立刻明白过来，光荣的不得了，几下脱掉上衣，我刚穿上身，还没整理停当，便响起一片叫好声——也难怪，我小时候模样长的确实有点甜，人见人爱，扮个小姑娘不需要化太多的妆。春节时看过划旱船，船娘走的“碎步”我无师自通。

上船一试，两个来回，便搏得满堂彩。事情不消再议就定了下来。跟着几天挨村挨庄的宣传，那真是一个高潮连着一个高潮。所到之处，男女老少围着彩船争相一睹我的“芳容”，调皮的男孩甚至想伸手掀开我头上的花毛巾。我呢？又开心，又自豪，还有点点的骄傲。那感觉，以后的几十年，还极少再现。

我们的“汀泗人民公社”在大跃进的呐喊声浪中就如同孕妇腹中的婴儿打了超强催生剂一样就要诞生了。乌龙观小学接到了在公社成立大会上进行文艺表演的任务。毫无疑义，这任务是带有极强政治性的，是十分艰巨的，同时也是相当光荣的——虽说同场还有其他团队，可决不是所有学校都有这个资格。由于是广场表演，搞什么节目使校领导大伤脑筋。划旱船虽说是强项，可想得到的是到时会有好多好多支船队，要想出奇制胜，就得创新。最后少先队辅导员提出“团体打花棍表演”的动议，得到全票通过。

“打花棍”不属于我们当地的民间艺术，很不好玩，特没意思。道具就是根1米长的两头挖空嵌进几枚铜钱打起来哗哗作响的竹棍。我怀疑是豫皖地区穷苦农民荒年出门讨饭时用的打狗棍。动作也简单，不时在膀上敲一下，在胯上敲一下，这边一下，那边一下，纵使天然的整齐划一，也毫无艺术可言。全班都参加，我夹在其中，多大的能耐都没机会施展。辅导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辅导我们边敲边走队形，依次排出“人民公社好”5个字。半个月的反复演练，主题为“人民公社好”的“团体花棍”好歹通过了学校以及相关单位领导的最后审查。

那天一早，我和姐姐手持花棍跟着父亲去汀泗桥参加公社成立大会。时值初秋，天高云淡。20里的大道上，几十、上百、成千的队伍一拨挨一拨的从各路涌了进来。一组又一组的锣鼓敲着，一节又一节的龙灯举着，一条又一条的彩船扛着，一阵又一阵的“啊呵呵——”喊着，搞得你不兴奋都不行。到了会场，人山人海。果然满场都是划旱船的，玩龙灯的，耍蚌壳的。

好不容易我们找到自己的队伍。辅导员嘶着嗓子集合起花棍队，又带着我们在主席台最左边的一个不起眼的空地上排好了队形，便“哗哗”的将花棍打将起来。尽管我们都很顶真，并且按要求都穿着白衬衣，那5个字走的也蛮到位，可围观的就是不多，稀稀拉拉几十个人，这其中包括我的父亲。搞完了，别说是掌声，就是从他们脸上看到点点欣喜的表情，都不可能。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

可硬要较起真来，我们的辅导员，我们的“团体花棍”，都应该给以较高的评价。今日的张艺谋，号称国际知名导演，奥运会开幕式上，动用成千上万演员，费两年工夫，花近亿资金，在鸟巢摆出了一个“和”字；可我们的辅导员，只花了买花棍的两块钱，就在“汀泗人民公社”的成立大会上，摆出了“人民公社好”五个字。自然，两者的艺术水平，演出效果，天壤之别。然而我们辅导员和张艺谋总体的思路和导向，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公共食堂也热热闹闹的搞了起来。最初，当我们这些“人来疯”的孩子拿着碗筷、跟着大人从四面走进设在王家大屋的食堂吃饭时，别提是多么的新鲜多么的开心了。就是大人们也是嘻嘻哈哈，落座前你让我我让你客气的不行。上下堂屋摆起12桌，全村除去外出炼钢铁的，修水库的，食堂工作人员外，刚好坐满。整个形式，还有那喜洋洋、闹哄哄的氛围，就象村里天天有人结婚，夜夜有人产子。可是没过多久，公共食堂的种种弊端，就日益显露出来。

菜肴的单一很快就引起大家的抱怨。自家弄饭，桌上再怎么，一个酸豆角，一个蒸鸡蛋，一个烧冬瓜，也有三四个碗；不时添上田头沟里搞来的小鱼小虾，那就算是见荤了。可食堂的桌面上，不是白菜萝卜，就是冬瓜南瓜，竟没有第三碗。瞧那趋势，还没有这个发展的可能。也确实，谁会去鼓动全体社员或组织小分队沟边打鱼凼里摸虾？照道理派些老弱病残大缸大缸的做些咸菜泡菜，调调口味，居然没人动这念头。好像大跃进跟它们是完全不相容的。

大家都得进王家大屋就餐，这就给那些7老80的尤其是新屋李的婆婆爷爷带来极大的不便。每到钟声响起，他们一手拿着碗筷，一手杵着拐杖，颤崴崴的走过几条田塍，踏上几级台阶。遇上风雨天，那他们吃一餐饭，就无异于遭场大罪，别提享受二字了。大力倡导农村公共食堂的领导人认为，这个新生事物节约了大量的劳动力。

其实他只要稍稍深入了解一下情况，就会发现事实正好相反。各家做饭，一般都是出工之前，收工以后，或迟或早，无关大碍；家有老人的，烧火弄饭更是他们力所能及、心甘情愿之事。也就是说，农村各户自己生火，不存在浪费劳动力的问题。而公共食堂，大灶大火，大甄大屉，老人根本无能为力，非得七八个棒劳力才拿得下来，几乎占了留守人员的1/2到1/3。以为到公共食堂进餐，社员不用动手，张口就行，吃完就上工。怎么就不想想，食堂的饭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

1958年的新生事物，可决不止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几件，那真是雨后蘑菇，层出不穷。亩产上万上十万的报道铺天盖地，这卫星那卫星各领域各战线各单位互不相让、接二连三的猛放。敬老院办起来了，托儿所办起来了，学前班也办起来了，吃饭更是走到那儿吃到那儿……全国从上到下感觉到：共产主义就在门口了，一只脚已经跨进来了。

这种一点就着的火爆氛围，以至有个公社的大队长硬是按捺不住，激动地操起门边的大铜锣，沿着各村猛敲：“共产主义来啦！共产主义来啦！”喜得男女老少一个劲朝供销社疯跑，见什么抢什么，“各取所需”。有个敬业的老师不为所动，等到下课铃响，才匆匆赶去。供销社早就空空如也。老师拣起地上踩成半截半截的粉笔，不无遗憾地捧回学校。这大队长的故事自然是个笑话，不过这笑话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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